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

第三章　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农村电影事业最紧迫的问题其实不在村,而在县。县是一个瓶颈,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县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则各家省级政府陆续投入,本意是要惠及亿万农村居民的巨额资金,将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次调查的重庆市辖区内的县级电影公司,大多组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公司无一例外地都是国有国营的事业单位。这些公司成立之初,乘着那一轮中国电影发展的高潮,一般都取得了骄人的经营业绩;同时,也为那一轮中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部分县级电影公司的历年报表看,1984年前后,经营情况较好的县份,电影观众年总人次可以达到三千万以上,人均年观影达到60场。应该说,那时的县级电影公司是不存在生存问题的。然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到80年代后期,县级电影公司的困境很快就凸现出来了。那时,县级电影公司除了靠出租门面、经营录像和歌舞厅外,还有就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靠着以各种名目向农民摊派费用,从而维持农村地区的放映,且这一部分收入在公司经营中占据不小的份额。而随着1993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1994年5月4日《关于解决农村电影放映收费问题的通知》的颁发,那种靠向村民摊派放映费用以获取收益的做法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由此,人们想到了改制。所谓改制,就是将过去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县级电影公司,改制成为纯粹的市场主体,希冀以此来解脱当前的困境。

重庆市辖区内各县级电影发行公司的改制是从新千年前后陆续启动的。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调查的二十来个区县中,已经完成改制的有巴南、黔江、永川、南川、合川五个区,铜梁、武隆、梁平、荣昌四个县;正在酝酿改制的有万州区,以及大足、綦江二县。改制的初衷,无疑都是希望通过体制改革,焕发企业内部的活力,使之创造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然而事实却是,上述县级公司在改制的过程中引发出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改制本身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公司所在地区改制后的电影发行放映局面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陷入停顿或半停顿。梁平、武隆、黔江三地较早完成电影公司改制,老的公司解体了,新的公司至今没有组建起来,这样一来,如惠民工程之类具体电影业务的实施就成了问题。在梁平县,就只能交由当地文化馆代行发行职责;而在武隆县和黔江区,则干脆由区县文广新局的相关业务科室来从事直接面向农村电影放映员发行拷贝的工作。如此尴尬的局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上述区县的电影公司改制,其经济社会效益可想而知,更严重的后果是削减,甚至取消了所在地区广大群众的电影文化权利。

相反的案例同样不是个别。在区县电影公司中,江津、涪陵、忠县、潼南等区县,是业内公认的经营效益显著的典型。以2005年经营收入为例,涪陵区电影公司完成收入236万元,其中发行放映收入为83万元,其他多种经营收入为153万元,位居重庆市区县电影经营收入的首位;江津区电影公司年完成收入196万元,其中发行放映收入71万元;地处三峡库区的忠县电影公司虽未能加入院线,却也完成收入近200万元;地处偏远的潼南县电影公司,也能实现财务收支平衡。有意思的是,以上四家公司至今均未启动改制程序。

江津区公司近年的历程最为有趣。2002年,当时的江津市(后撤市改区)编制委员会发文,要求电影公司由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单位,但公司内部上下齐心,一方面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使改制程序一直未能启动;另一方面努力开拓电影市场,把辖区内城乡电影的发行放映经营搞得红红火火。当惠民工程启动的时候,这里由于机构、人员、运行秩序都是现成的,立马组织实施,使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的电影文化权益很快得到了落实。更重要的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由于当前我国电影承载着更多的主流价值观,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有目共睹,由此,江津区的电影事业成为了当地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于是,到2006年,区编委再次发文,恢复江津区电影公司为自收自支的科级事业单位,并重新核定事业编制为50名。

从以上实例不难看出,凡是完成了县级电影公司改制的区县,电影事业的发展并不好,广大群众的电影文化权利反而得不到保障;相反,能够继续维持原有电影公司体制的区县,尽管经营状况参差不齐,但至少尚能发挥为区域内广大群众,尤其是为农村居民提供电影文化消费的功能。

我国自秦朝立郡县以来,虽历二千二百多年的沧海桑田,朝代更替无数,至上世纪,连国体政体也几经天翻地覆的变迁,然而,县作为一级基本的政权机构和经济文化单元的治理格局,却始终未发生过根本的变化。其中的道理,该由历史学、政治学去探究。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出一个显在的结论,即中国的发展也好,改革也好,都不能无视县的存在。以电影事业来说,80年代中期之所以能创造那样巨高的全国票房,不能说与当时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县级电影公司无关。而后来电影事业的整体衰败,也与我国县级财政出现困难,不能在关键时刻帮扶县级的电影事业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至今仍有9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县及其以下的行政区域内,如果这90%左右的人口都能成为我国电影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则我们的年票房总收入岂止区区三十几亿的小数?

不错,当前电影产业的确面临着诸多文化产业的强力竞争。但是,从我们的调查看,农村居民对于电影的热情、健康的电影内容对于抚慰身处社会底层的他们内心各种伤痛的效能,以及电影放映作为一种村社仪式的附加功能,都是我们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难以想象的。除了适合他们口味的故事片(如《太行山上》、《暖春》、《举起手来》等)以外,有关农技推广的科教片市场更是大得不可计算。然而,这一切都得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要有一个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可控的、高效率的中间链环——县级电影公司来运作影片节目的承上启下和市场动态的下情上达。这个链环一旦断裂,身处断环两边的人们,都只能眼望着巨大的电影市场和华美的电影广告干着急。

面对铁的事实,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本世纪初叶启动的这一轮县级电影公司的改革并不成功,直白点说,应该是失败的。导致这一失败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们以为是,在改革之初,人们对于县级电影公司社会经济功能的定位,以及由此而设定的改革目标和改革路径,都严重脱离了现实的中国国情。

一方面,全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县及以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派发到他们手中的改革发展红利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县一级政府为了改变经济上的落后面貌,有着巨大的GDP冲动。这种冲动往往会表现为不顾经济发展的平衡和社会文化的和谐,以牺牲环境资源和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为代价,去单方面博取GDP的增幅。表现在电影事业方面,则多视电影,以及其他门类的文化建设为可有可无,更由于电影业在现阶段无力为GDP增长做出显著贡献,人们更视县级电影公司为包袱,弃之若敝屣。而当年县级电影公司所占据的口岸大多在城镇的中心区,其地租价格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攀升,于是,政府自然就会想到通过改制,将其所据的黄金地块置换出来,转手卖给开发商,一来政府增加了收益,二来也盘活了土地。至于改制以后的电影公司怎么办,则不愿多予考虑,由其自负盈亏,任其自生自灭。

人们显然严重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政府,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统管人,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到对人民其他权益的保障。现实是,生活在县及其以下行政区域的多数人民群众本来就有被剥夺,被抛离出了发展快车的感觉,其内心的怨愤可想而知,如果政府不在积极改善其经济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保障他们那些不需要太多投入就能够保障的权益,如文化权益,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将受损。人们应该认识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就承载着传播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功能,且这种功能至今也不曾稍有消减;还应该认识到,电影从生产,到发行,再到放映,必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缺少任何一环都不行。

目前,我国多数县级电影公司职工大多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过来的,其适应市场的能力有所欠缺,如果将他们强行驱赶到市场上,他们则很难适应,甚至可能连生计都难以维持。同时,由于居住在县及以下行政区域内的人民群众普遍购买能力有限,要想让“看不见的手”在短期内培育出健康的电影市场来,是很不现实的。商人无利不起早。冀望私营企业到那里去为社会提供电影文化服务,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鉴于此,政府就不应该缺位,而应该及时伸出“看得见的手”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如今,多家省级政府都决定为农村居民看电影买单,但是,如果没有县一级的专业发行机构来具体运作落实,则省级财政划拨出来的巨额资金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既然政府开始为农村电影买单,说明在将农村电影视为公共服务产品这一问题上,社会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那么,何不把好事做到底,由各级公共财政共同把县级电影公司这个关键的链环重新焊接起来,使之形成完整而稳固的产业链条,从而充分发挥其效能呢?

调查期间,有县级电影公司的同志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一个六七十万人口的县,其县级电影公司定员20人左右就能够应付全县的电影发行工作。以现阶段国内物价水平测算,如果中央财政能够每县每年划拨20万,省级财政再配套20万,总共40万,就足够维持其正常运行了;如果经营得好,其发行收入还可以支撑事业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改善职工待遇。以全国近两千个县计,中央财政只需每年支付不到4个亿。以重庆市为例,全市主城区以外总共30来个区县,每年只需在3300万的基础上,再增加600万左右就够了。总之,对于现今从中央到地方各省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来说,办成这件事情并不太难。

据我们了解,本文所列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重庆市,而毋宁说这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使上海周边那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县份也不例外。因此,如何正确定位当下我国县级电影发行公司的本质属性,从而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对于我国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乃至对于我国电影产业兴废存亡,都是一个不能不予以正视的重大课题。

通过调查,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县级电影公司的改革不能等同于所有制的变更;二、县级电影公司所有制的变更并不必然带来电影生产力的释放;三、在目前情况下,原国有县级电影公司通过改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激发员工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劳动热情,同样可以创造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四、依循上述的改革路径,远比盲目地强行变更所有制的成本要小得多,且对于我国电影事业的整体震荡也要小得多。而一旦我国县级以下的电影市场能够重新启动,则其可能创造的社会经济效益将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