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典范的改变始终是同时代变化相适应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典范危机”(paradigm crisis)，就需要新的“典范”与之适应，历史之所以不断地要被重写，就是因为时代在不断变化。历史问题虽“盖棺”，但“论”永不会“定”，每一代人都需要用于己、于时代最有意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认知历史。
自从19世纪中叶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典范就已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其研究典范就经历了多次转向，但不管如何变化，还是有没有改变的东西——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基本方法没有受到挑战，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诸如社会、性别、妇女等新主题——实证主义和理性分析依然是史家的最后立场。但从20世纪60年代后，一切都不再一样了，揭竿而起的后现代主义对史家只有用实证和理性分析才是历史认识之路的立场开始了质疑。当然，这个质疑并不只限于历史研究领域，它几乎已经扩展到所有的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这即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
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发展也告诉人们，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可以如镜子一样映照出人想要表达的意旨。语言一样有其结构，是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外的实体，人不仅用语言来表述自身，其自身思维亦由语言决定。从此角度出发，一些人认识到:历史研究就是一种徘徊在语言和过去之间的一种智力活动。有人甚至认为:过去(the past)是“语言的囚室”(prison house of language)[1]，或强调“历史书写是互为文本的语言学上的建构”[2]。这些观点虽有些极端，也自有其深刻性在，表明语言不是中立的，它们不仅承载意义，还承载目的，这也是哲学家重视语言及由语言所连缀而成的叙述之原因。进而言之，人们不仅应该重视历史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也要重视其所采用的叙述形式，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之言:“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理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任何真理存在。如果真理在我们面前以说话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讲话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3]形式并不仅仅被内容所决定，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如同语言可以决定人的思想一样，形式亦可决定内容。而由词语组合起来的叙述就是语言的再现形式，这就决定它不但不可能如实地再现历史事实，而且还参与了对其所意指之事物的建构。语言及历史著作所采用的形式既然如此富有多歧性，而使用何种语言与叙述形式又取决于人本身。作为一个历史性和现实性交汇的产物，人自身之主观性与历史性自是毋庸置疑。
受此“后现代转向”及“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也由现代主义史学逐渐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转移。相比于文学、艺术等学科对“后现代转向”的反应，宣称要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己任的历史学的这个“转向”有些姗姗来迟，这可能是因为“历史学科本身不容置疑地是‘现代性’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它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这种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并服从于自由的价值评判，特别是与自由相联系”，但“随着‘后现代性’本身的演化，它对于历史学家对他们学科的真理提出了新的挑战”。[4]对于这个挑战，比较早的反应要从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算起了。[5]但这只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实际上，怀特该书的思想开始只是在文学批评界受到重视，在史学界引起的反响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被重新认识，认为它是“在过去30年里历史方法学上最激进的发展”[6]。不过，事实上，直到现在，该书中的许多思想即便是海登·怀特也认为已经过时了，但许多人还是不能接受和领会此书中的思想，此书仍然是一本“为未来的书”[7]，其还是被作为“历史的语言学转向标记”。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书写与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一文则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相联系起来讨论的文章[8]，其后《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 Historical Review)、《历史作坊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过去和现在》(Past ＆Present)、《社会史》(Social History)等国际权威历史学期刊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刊登探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门文章，研究专著的情况亦大致类似。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书写就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之言:“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或至少是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对发展或进步的强调，换言之，在于它看待过去的‘线性’观点。”[9]这种观点相信理性和人类会不断取得进步，相信历史发展就是要寻找其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经由启蒙运动的影响，这种理念逐渐被建构成以欧洲为中心的(Eurocentrism)历史分期和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narrative有时亦被译为“叙事”)，以此来范围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大概最能体现这种分期与叙述了，也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认知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之最重要文本。按照这种启蒙历史思想，只有欧洲才具备特有的大写历史暨进步观念，非西方地区的历史走向也应该按照或模仿欧洲的发展路径。在这样的叙述指向下，“历史似乎首先变成现代性甚至是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和传播者——这种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过去通常被叫做启蒙计划，启蒙计划为科学、理性、民族国家、世俗进步这些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而庆祝。在很多方式上，历史本身成为一种科学和一种现代主义者的计划，记录并赞扬西方进步的这些贡献，并使这些东西适应于其自身的真理品质、社会效用、批判的及公正的质询。同时，部分作为这些品质的后果，历史成为了启蒙运动和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标尺”。[10]而停滞、落后的种族则成为没有历史的族类，他们不仅没有能力表达自己，也没有权力表达自己。通过大写历史叙述，西方为征服世界提供了学术、思想上的合法性依据，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了自由、进步的象征，而非欧洲地区的族类则成为落后、停滞的蛮族或“无道”、“无教化”的国家，西欧(包括后来的美国)掌握了文化霸权，可以“自认是唯一的文明地区”[11]，最有资格成为“人类的主人”，其他地方都在历史之外，其他族类都是低等种族，历史终于被建构成“白人的神话”。
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使这些观念开始遭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则尤为致命。后现代主义者反对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宏大叙述”，认为它把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心化、理想化和普遍化，认为每个地区都应该达到这一标准，从而忽略了各个地方性社会及其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这反映了西方的霸权和欧美中心主义的成见。在当今的后现代情景里，没有什么是永远正确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永存不变，大叙述已经成为“既陈之刍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需要做的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祛除或揭露那些看似崇高与不可侵犯的神话。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各个地区都可以有自己的时间观念和历史叙述方式，各个地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与生活方式，并非一定要遵循西方的发展道路与历史演化模式。20世纪的历史事实表明:启蒙理性和技术至上观念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自然环境的恶化、能源危机、核武器威胁等，伴随启蒙理性的宏大叙述则掩盖了西方及世界发展中存在着的这些问题和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人类的前途并不乐观。故此，进步主义史观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新的后现代主义史观早就应该取而代之。因为，后现代主义可以提供给我们以面向未来、解放性的、民主的思考方式，以及这个思考方式所依赖的全部思想资源。[12]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些观念，显示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思想学术界的巨大变化，实际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日益中产阶级化以及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使以往那种精英主义的宏大表达不再具有社会基础——不再为过去本身来研究过去，也不再将焦点集中于精英或胜利者，而是将目光投向中产阶级大众自己的过去、投向历史上普通大众的生活、思想。
就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的一般表现而言，最明显的是它对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质疑，后现代理论家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理性”和“进步”的现代性观念，挑战了常规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在历史学的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尤其暗示了对这些常规确定性诸如‘事实’、‘客观性’和‘真实’——这些过去被历史学所书写和阅读的术语的一个挑战。”[13]后现代主义一般都否认历史著作或历史学家所谈到或所研究出来的乃是过去曾真正发生之事，认为这些无非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一种诠释，而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历史真实。在他们看来，历史必须被作为一种纯粹的脑力活动来表现，历史研究的焦点“不再是关注过去本身，而是集中于在当下与过去、我们当下言及过去时所用之语言与过去本身间的不连续性”。[14]从根本上说:他们认为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是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15]因为过去已经永远消失，永不再现，我们不可能再有直接的身临其境的机会，我们对过去之了解所凭借的只能是关于过去的记载和过去本身的一些遗存。但需要明了的是，许多关于过去的信息从来就没有被记录下来，即便就被记录下来的那部分而言，这些记载和遗存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与人们有意无意的毁灭、破坏，与实际的历史过去相比，无疑是九牛一毛、百不存一了。依靠这些“断简残篇”——“史料”，对过去的历史作管中窥豹或叶落知秋式的认知及推测或许可以，但企图依靠这些“断简残篇”来再现过去的历史真实，实在是大海捞针、“知其不可而为之”了!至于经常被宣称出来的“历史真实”，实际不过是当下的多种权力、利益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实在不过是史家自身或宰制者所认为的“真实”罢了，更确切地说这种“历史真实”不过是史家在既存史料基础上的想像性重构和解释而已。因此，历史(历史著作)不可避免地是个人的建构，是作为一个叙述者的史家的个人观点之呈现。过去和历史(历史著作)是不同的东西，历史是对过去(the past)的叙述或记载，绝对不等于过去(the past)本身。我们所认知到的历史只是史学家书写历史的结果，我们在书写历史之时，实际是在“发明”过去。
同样，史料虽然可以限制史学家的绝对自由，但却无法真正阻止史学家对过去的无尽解释，“况且过去不是一种记载，而是一种转瞬即消逝的事件形势等，没有任何一个史家可以掌握过去的所有事实。同样也没有任何记载可以再现过去真实的景况”。[16]逻辑上，所有的记录都是有疑问的和相对的，只能反映个别情况的。在此意义上说，一手材料(primary documents)和二手材料(secondary documents)与过去历史真实的关联度并不大。这两种材料除在时间意义上外，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因而没有必要去崇拜“档案”(the document)等所谓一手材料这类证据，因其仅使我们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对过去的诠释(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st)，是一种文本(text)，并不能使我们返回过去或者解决材料本身出现的问题。当史家研究历史时，不是在研究过去，实际上是在研究“文本”，“文本性是每个人的历史的操作条件;要想像某种非文本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7]因之，过去并不成其为过去，它是以文本的形式被史学家制造和表述的，然后被读者消费的。
在实际中，史学家的主观性及历史性无处不在，因此，我们所知的过去总是映照着我们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当下处境的产物，已知的过去(history)也是我们自己的建构，过去不过是正在变化中的现在，过去是服从于我们对之的解释的，并没有什么固定意义，过去所具有的任何意义都是被人强加于其身的。“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自己赋予过去对我们有何意味的，相应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立场——通过以前解释性工作的沉淀，通过来自我们当前与以往方法实践的阅读习惯和分类/概念，以及我们当前和以往的意识形态渴望——去要求依靠所存留的痕迹之上所建构的过去，在文本意义上总是可以被理解和应用，而且这样逐步形成的被建构起来的过去很少会让我们失望，在它无止境的效用性和杂乱性中，这样的过去可以为任何想其有用的人利用——马克思主义者、辉格党人、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古董研究者、后现代主义者——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之。根本没有独立于史家文本痕迹外的充分意义的存在，意义总是被史家所建构的，作为历史化文本的被建构起来的过去，在终极意义上除了屈服于外界所加之于其身的、欲其有的目的外别无选择。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总是能‘发现’这些起源、根源、目的、轨迹、训诫、证据和我们一直所寻找的价值。”[18]我们不可能写出没有任何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敢于承认这种立场以及我们的书写是否被其左右，企图靠“悠然神会”(empathy或者to see the past from its point of view)方法进入古人的境界，融会古人的观点，以真正了解历史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所受到的学校教育、理想主义心态和意识形态构成了移情，而且这三个外在的压力是并不容易被捏合在一起的”[19]。史家自身的价值、立场、意识形态见解、认识论上的成见，不同的工作程序、不同的史料选择、不同的历史书写形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因素、个人体验和利益冲突等，都会被投射到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中，虽然可能存在一些方法可以发现过去发生了什么，但却没有什么方法并借此方法可以最终说明事实(facts)果否真实。故此，保持客观性和不偏不依的立场只是妄想，移情作用也是有缺陷的。难怪，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公然宣称:“历史一直是某些人的历史，而这些人不能成为过去本身，因为过去不具有自我，因此，把特定的历史论述等同于历史本身，不只是意识形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派胡言!”[20]
总而言之，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里，“历史就是由认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所构成。认识论说明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过去与历史(历史书写)之间的断裂是本体论形式的，也就是说，在终极上是没有任何认识论的办法可以弥补的，史学家虽然已经设计了各种严格的工作方法以求减少作为解释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力，又努力多方面推广这些严格的方法，预想如果每个人都遵照这些方法，那么这么一组关键领域的技巧、概念、管理和程序将会使历史研究走向客观性。可是方法论有多种，所谓的这些关键概念也是近来的和片面的建构，我认为我们所见到的差别就摆在那里，因为历史在根本上是存在争论的话语、是充满挑战的地带——其中，民族、阶级和群体，为了抚慰他们自身，都会以己度人地对过去做出各种阐释。在这些压力之外没有任何权威性的历史书写存在，只有当具有支配性的声音能通过公开的权力运用或暗地里的强制手段使其他人噤声时，暂时的(对历史的)共识才能达成。最终，历史就是理论，理论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重要的物质利益。意识形态渗入历史的各个角落，包括被社会特意指定用来研究历史的若干主要机构，尤其是大学制造历史的日常实践中”。[21]说到底，历史不过是又一种“表述”罢了，这就是其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要去追问:“究竟是谁的历史被述说?用谁的名义?基于什么目的?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没有被讲述和重述以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历史学不再像以往那样，相反，是各种被人们遗忘的、被隐藏的、看不见的、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被改变的或者被抹去的历史。它拒绝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看成是在一个明显可以为我们所知的、而且已经预先设定好的、直接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形式。它是关于偶然性的历史，它是关于权力的历史。”[22]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构造就是许多权力关系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历史一直在被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地位而书写，而不是如其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为了追求过去的真实性及保持客观。更有人言:“诸如此类(后现代主义式)的祛魅能使历史学家得到‘救赎’(‘free up’)，使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用无数的表述、情节和组合方式来叙述具有相等合法性的故事。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anyway we like’)地阐释过去。”[23]
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咄咄逼人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史家正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对客观性的信仰和用科学方法认识过去的追求。时至今日，也许只有很少的史家还相信历史学家书写的是过去的真实。如此这般，历史研究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因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这些激烈的主张，致使“不只是传统主义式的历史学，已面临致命的危险，连历史‘本身’也处于生死存亡关头”。[24]甚至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史家甚至是大多数从事实际研究的史家都已经放弃了追求关于过去的可靠的、客观的知识的可能性。”[25]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学专业，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陷入一个自我定位危机，历史究竟是什么?如何去做历史?追求过去之历史真相是否还有可能?史家对客观性之矜持是否已成明日黄花?如果材料不能反映现实，而只能反映其他文本，那么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是否就合而为一?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已经难以为继、山穷水尽?是否真如个别史家所言:“不再有真理，也不再有不公平。……总之，不管是道德上的或是政治上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26]在这后现代气氛弥漫的情况下，是到了史学家该负起责任解释他们工作何谓、为何及何为的时候了，史学家不管是主动，抑或是被动，都必须重新审视此类问题，而不能故步自封、视而不见，或“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上，史家大抵存在两种立场:一种是彻底的予以反对，“维护传统价值观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抵抗在同时进行”[27]，如艾尔顿、扎各闰(Perez Zagorin)、温德舒特尔斯(Keith Windschuttles)等人;另外一种则是比较折中的看法，承认后现代带来的积极因素，但否定其某些极端立场，这些人有马威克(Arthur Marwick)、伊凡斯(Richard J.Evans)等人。下面聊举几例说明之。
著名英国史家艾尔顿(G.R.Elton)一贯的反对后现代主义，以现代主义史学的捍卫者自居。他在所著的《返回本初》(Return to Essentials)[28]一书里认为:后现代理论的根源来自日耳曼哲学和法国精神，是“一种危险的鸡尾酒。因为前者令人费解而貌似聪颖，后者证明了在法国荒谬的事物总是听起来比较悦耳”。而这与职业化的历史研究是相悖的:也就是说，自从有计划的、彻底的建基于材料基础上的历史研究职业化以降，它已经多次摧毁了这些服务于特殊利益的解释，尤其是这些民族国家自我炫耀和自我吹嘘的解释。因而，艾尔顿呼吁年轻的历史学家应当抵御“来自德里达和傅柯(Michel Foucault)前额的致癌物质”，他还把怀特的理念看成“是无意义的冗语”，又认为只有史家才有资格去谈历史:真正的历史工作“不得不被依赖于那种只有职业态度和训练所能提供的内部理解(inside understanding)上”。关于客观性之类的概念，只有在史家实际的研究经历中才能被判断其实践效用。现在，并没有史家无知到想把历史弄得如科学一样——其研究结果可以被验证、被证明，是不可更改之真理。历史不应该仅被作为一种思想训练:它有自己的行规、自己独立的功能，以及对人类思想与社会生活的贡献。过去留给我们的材料是我们认识和书写历史的凭借和证据，这些东西必须在当时它被产生的语境中解读，研究者也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及考证能力，才能更好去解读史料。“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伟大的史家(或许是比较少的一些)不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展开调查的方式，但这样的研究是无意义的，除非调查者能证明他直接地知道这些被过去留下的我们赖以工作的材料确实有意义。”“穷根溯源还是必要的战斗号召。对史家而言，过去的实在——没有错，真相——存在于不同的素材里、由导致其产生的过去所制造，并被当作证据留存下来。历史的证据不是史家制造的。”艾尔顿还对后现代主义者进行了人身攻击，认为他们是“冒失的理论家”、“不确定的、相对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的预言者”，把后现代史学理论看作是“威胁的”、“破坏的”、“荒谬的”、“无意义的”、“完全的相对主义”，是“顽固的异端”。后现代主义这个“轻浮的虚无主义病毒”正在传染给许多年轻的历史学者，与斯通一样，艾尔顿认为“要与想把历史研究服从于文学批评指令的那些人战斗，某种程度上，我们历史学家正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斗”。并认为:“与过去留下的遗存进行真实的和有益的接触，应该可以治疗人们的那些哲学妄想。”但艾尔顿基于他现代主义的立场对后现代主义所做出的批判很缺乏说服力，因其赖以立论的理性、实证等基础以及想要捍卫的现代性原则，在今日的后现代世界已经是大成问题的了。不过，艾尔顿也承认他所依据的仍是他四十五年前所接受的历史书写学观点，而这在某些人眼里可能早已成为过去时了;同时他也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多和大众接近，而非“躲进小楼成一统”。
澳大利亚学者温德舒特尔斯(Keith Windschuttles)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把历史写作引入了死胡同，并导向终结”[29]。他在其《历史之被谋杀: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是怎么样正在消解我们的过去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一书里很传统地认为:历史研究是对真实(persue the truth)的寻求和关于过去知识的建构，且以事实性信息为中心，尽管这可能是个困难的任务，但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主旨并不在于寻求真实的工作可能是任何东西，但决不会是历史的工作。[30]他认为文学批评与社会理论包括语言学、阐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时髦理论，都对历史这门学科的规范和严格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伤害，这些理论是以牺牲“事实”(facts)和歪曲历史实际来迎合理论为代价。因此他要保护“传统的历史学实践”(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history)，以免其受到“潜在的致命攻击”(a potentially mortal attack)，“如果历史学家继续允许他们自己堕入(后现代主义)这个理论上的误区(this theoretical abyss)，他们将会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科灭绝”。他认为，“历史学科确实在面临被驱入绝境(hunted to extinction)的危险中”。但在该书中，温舒特尔斯并没有说出真实的历史事实到底由何构成。事实上，该书倒是显示了他的右翼主张和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且由于他对欧洲史及傅柯了解不多，以致在论述中常有漏失，因此温氏该书并不很具有说服力。
另一个稍激烈的批评者扎各闰(Perez Zagorin)教授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探索历史上的怀疑论与泛政治化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是与史学家看待自己研究工作的方式不相调和的，不能给作为获得知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以“同情之了解”。[31]在反驳詹京斯对他的批评时干脆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它对历史的理解根本贡献不出任何东西”。同时扎各闰还担心因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再对证据持有批判和尊敬的态度，从而导致其会服务于一个压迫性的政治权威或教条，历史会由此走上以史论作政论的歧途，并成为政治谎言和神话的背书者，失去其存在之合法性。[32]因此，扎各闰认为历史或者说历史学，是一门非常雄辩的独立的实证学科，而且其还蕴藏着已经产生许多杰作的悠久传统，有其巨大的生命力与光辉的前景，没有必要被外来的哲学及理论新进来越俎代庖、发踪指示。如果哲学想同历史保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它就必须按照史家的思考方法和方式来行事，哲学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史学深化它对自己学科和其所依靠之前提的理解，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看人挑担不吃力，对历史研究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英国著名学者劳伦斯·斯通则“疑惑历史可能正朝向一个变得会灭绝的学科的路上走”[33]，因而，“我们应该与来自极端相对主义者——从怀特到德里达——的攻击，进行战斗;(历史学)这项专业知识是在19世纪晚期，从研究证据的过程中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为保持这一专门知识而战”。[34]
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马威克(Arthur Marwick)也对怀特等人把历史看作是文学分支，以及历史叙述与小说的叙述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在运用语言方面与史家是不同的方式。我们希望有创造力的作家利用语言的模糊和共鸣，甚至可能直接地表达无意识的组织，而非在用词上总是合乎逻辑。相反，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表达出他们的发现。”[35]马威克虽然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在语言作用方面的某些关键见解，但他坚持认为:“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语言并不控制我们，而是我们控制语言——只要我们愿意花费艰苦卓绝和长时间的努力。”[36]马威克强调:历史不是文学，历史学家甚至不应该梦想自己会成为“创造力的奇才”(creative genius)。一些读者可能如他们读小说一样在阅读历史著作，但史家的基本义务非常地不同于这些小说家——史家要尽可能以精密和完善的证实的方式来为人们认识关于过去的世界做出贡献。而“精密”、“完善的论证”和“义务”，这些的确不是适合于小说家的词汇。马威克还有点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你在运用语言时是足够细心与认真的话，你就能确切地、不多也不少地说出你的意图:你将不会‘超过’你的‘目的’。”[37]这种自负见解自然与他对“语言学转向”的了解不多所致。不过，马威克也承认，到现在，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整个历史学专业已经稳步地变得更具有反思性，更多的注意力已经被花到方法论和原始材料的性质探讨方面来了，史家与理论家不再是“瞎子与聋子的对话”，因之，一些史学家很自然地去热情讨论、研究后现代主义书写方法所提供的观点或视角。但如果被后现代主义者完全说服，“所有的年轻人都是易于接受后现代的，而一旦他们被后现代理论说服，最好建议他们放弃历史研究”，因为在此情况下，历史研究就不再需要艰苦的工作，而且可以作为怀特和詹京斯等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箭垛”的历史这门学科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历史”，这些理论家也将无从施展其绝技。
又一更著名的、更有代表性的批评者是英国的德国史研究专家伊凡斯(Richard J.Evans)教授，伊凡斯是一位对理论具有浓厚兴趣的史家，主张史家不应该将理论只留给理论家来做，理论与实际的历史研究并非全然无关，实证的史家依赖“常识”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也应该涉入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一些没有这类实证经验的理论家无法做出的贡献，并表明其主张——解释他们所为的工作为何、如何以及为什么。他在其《为史学辩护》(In Defence of History)一书里认为:历史的文化与科学基础已经动摇，史学学科正遭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的挑战，真的是一场严肃的挑战。历史学城下的某些知识上的蛮夷确实抱持明显的敌意，在那儿四下游荡”[38]。在这种挑战下，历史学科正处于危机中，历史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不同的意义界限被消除了，史家成了与文学作者之类一样的人了，历史与虚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与历史理论之间的此疆彼界也消失了。伊凡斯认为:“如果一部文本的作者之意图与该文本的意涵是不相关联的——如果意涵是由读者、诠释者放进文本之中的——又如果过去就像任何其他的文本一样，也是一部文本，那么，历史学家便可以在每次阅读或撰写过去时，实际地再造过去。过去便无力再限制研究者只在事实的范围内从事研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现在变得无所不能了。”[39]因而，伊凡斯教授不断重复“历史是客观的”这个信仰，乐观地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既值得追求而且也可以得到，提倡“回到学术的谦恭”(a return of scholarly humility)和价值中立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历史学——“我会虚心地面对过去，并且说，尽管这世上存有上述那类的说法，但是，过去的确发生，而且，如果我们非常小心、谨慎而又能自我批判，我们真的可以了解它是如何进行的，也可以获致一些有关它的实际意涵的，站得住脚的结论。”[40]伊凡斯还认为:虽然所有的历史都有一个当下的——不管是道德、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和动力，但将所有当下的历史书写和研究的主要目的看成是为史家自身或者他们所代表之群体谋取权力，这样的观点太难让人苟同。然而，伊凡斯教授没有意识到:他从经验论出发为历史所做的辩护，仍然在传统兰克史学典范的窠臼中;可能又由于他对后现代主义所知有限，导致其错误地分析了后现代批评的关键部分，且还没有很好地讨论后现代关于权力和叙述的取径。[41]
中国台湾史家杜维运亦认为:后现代主义逆流进入史学之中，以勇锐之气，剽悍之情，毫无同情的攻击历史，必欲置历史于死地而后已。然其所发议论，大半为吊诡之论，似是而非，荒诞不经，真知历史者必知其非。[42]
上述史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或不无过激之处，但他们的确也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症结所在。但理论层面的标榜并不能代替经验层面的实践，材料和史家自身的局限并不能构成史学不存在的理由;历史书写中的文学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可以等同于文学，也不意味着史家就可以对过去随意想像与组合。站在从事史学实际研究的史家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历史学的一些批判远不能让人满意。
首先，后现代史学理论很有些悬鹄过高。它攻击“宏大叙事”，但其自身也陷入这个矛盾中。比如:它认为当今世界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今天我们都生活于全面后现代性的情境。我们对此毫无选择，因为后现代性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赞同或否定的一种‘意识形态’或立场，后现代性正是我们的处境:它是我们的命运。”[43]又认为:在我们自己身处的后现代里，现代主义的解释如今是过于天真的:现代主义者的历史端点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看到“何谓历史”的现代主义版本的结局了。[44]这些无视当今世界正存在巨大差异的笼统判断和自满声明无疑是有待于商榷的，恰是“宏大叙述”的表现。不过，这也正说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判断其实正是一种新的宏大叙述，正落入其所批判的窠臼。之所以后现代主义穿新鞋走了老路，也正表明宏大叙述实际是不可或缺，排斥一切宏大叙述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宏大叙述或元叙述，我们才能对事务进行归纳概括，才能把世间发生的故事讲得更好、更完善、更容易让读者明白与把握，“历史学家即使对已有的社会理论和宏大叙述持有怀疑态度，他们仍必须设法发展新的和更好的社会理论或新的与更好的元叙事”。[45]同时，宏大叙述还有利于学者在全球层面对现代性及启蒙观念进行批判的分析与比较，更好明白本土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得失。
其次，后现代史学理论不认为历史著作能反映过去的真实，那么这就是说历史中的“真实”是历史著作不能体现的，(这也是最为后现代史学的批评者所诟病或者误解的，根本上，后现代史学的大师如怀特等人并不否定过去的事件、人物、机构、社会进程等是客观存在的，曾经发生过的，而且是如其本来那样发生过的，相反怀特等“后”主义者还是坚持这些立场的——“的确有一个实际的世界存在‘在那里’，而且在那里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也就是，确实有一个过去存在那里。”但“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才能接近那种存在，因此，只能把那种真实的过去看成是一种‘解读’”。[46]怀特也认为: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是据信真正发生过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47]“你肯定无法避免真理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一方面，历史以虚构反衬来定义自身及其本质;另一方面，它排斥哲学。在许多方面，史学实践就像从它做什么中获得定义一样，也可从它不做什么中获得定义。因此，真理问题不可回避。”[48]“历史学家认识到他们叙事中的虚构成分，这并不等于把历史编纂学贬低到意识形态或宣传的地位上。事实上，这种认识可以帮助历史学家避免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先决条件的俘虏。……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历史叙事都带有虚构成分，我们就可以把历史编纂学的教学提到更高的自我意识的程度。”[49]但关于当时史家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真实”，后现代论述却认为史著是能够再现的，这不是又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吗?
再次，其另一较大的失策之处就是:“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褊狭。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50]另外，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虽然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历史(history)就是过去(past)等(其实类似观点早就有人提出，只是没有如此偏激)，但这并不能否定史家对客观性、对真实性追求的合理性，因为史家所研究的历史仍是一个真实的、客观的而非想像的过去，史家不能因为历史的真实仰不可及就停止对此目标的追求——“历史学家总是要检查造假和作伪，因而是满怀着求真的意念在操作，不管通向真相的道路可能是何等地复杂而又不完整。”[51]进而言之，人类既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必然有了解事物真相的需求，这也要求史家努力寻求客观的阐释作为认识真相与事实的助力。追求客观性仍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与社会及读者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有关过去的真理是确实存在的——即便不是绝对的、惟一的，却是值得去奋斗、去追求的。如果失去了客观性与真实性，甚至连历史学家都不再尊重这类价值标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标准可言?肯定会变得谎言弥漫，虚假横行。
既然人们都有了解真相的追求和兴趣，读者自然不会希望历史学家给他们提供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只是一种文学上的想像而非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如何看待过去以及有什么样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下人们的体验与想像。发生在过去之事会影响于当今，也会影响到发生在将来之事，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过去的产儿，过去构成我们存在之一部分，所以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究竟如何对于社会非常重要。因而就不难理解历史作品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般读者之间受到欢迎的现象——对历史感兴趣的不断增多的读者想要的当然不只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形而上批判，他们所需要的仍是去得知事实真相，去从历史中得到意义和慰藉。
事实上，大力鼓吹后现代理论的这些学者多不是从事实际史学研究的史学家，而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并深知其中甘苦的史家，并没有多少完全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更少人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史学实践中。相对来说，大多数职业史学家还是抵制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主张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实践的影响并不像看上去所认为的那样大。即使就后现代主义最为盛行的美国而言，“按照含糊的说法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髦学说，在历史学家中间还没有形成像在文学和文化理论家或者社会人类学家中间那样广泛的潮流”。[52]从此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并未对历史构成多大威胁，仅是进一步提醒了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其工作性质——历史何谓以及何谓客观性等问题。事实上，历史学的根本仍是不变的，历史著作的完成仍要依靠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仍然需要研究者运用理性在史料中进行广泛而又艰苦的爬梳整理。史学家永远都不应该放弃这一信念:“历史学家必须遵循合理的方法来获得对过去的真知灼见。”[53]后现代理论家所认为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之时，这未免是一个一厢情愿或者说是武断的结论。即便是后现代论者的英国史学家乔伊斯也承认:“显而易见，历史学科的大部分分枝都还具有坚固性，难以渗透，仍在很多方面采取不同的形式敌视后现代主义。我们很容易夸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在文化史中的影响。”[54]在当下，就算是接受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史学家，他们也不曾完全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路向从事“制造历史”的工作。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否认，后现代主义还是有着巨大的影响的，在历史学的实践中，新文化史的兴起尤其反映了这些影响。
从这样一些角度来讲，后现代主义已经初步获得了胜利，至少是正在逐步地扩张其军。如某些学者所言:最能生动地阐明我们时代的许多关键性的新事物和新发展的，还得数后现代理论。[55]现代性的史学研究典范确实有其自负和缺陷之处，后现代主义的确能为当前处于困境中的历史学提供一些出路，尽管为之所付出的代价不菲。为了更好地研究过去，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或刻舟求剑，历史研究实践需要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也应该了解和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积极作用，如伊凡斯所说:“认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特定适用性，是我们要驾驭它，让它一些较具正面价值的想法得以裨益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所要学会踏出的第一步。”[56]后现代理论应用于下层研究、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诸如性别史、疾病史、环境史、疯癫史、同性恋史、阅读史、身体史等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可为明证。但无保留地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考，就可能会导致完全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就会变为不可知论者，进而甚至否认纳粹大屠杀及死亡集中营存在之真实性，这样的代价未免太高了。历史研究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很难不走上曲学阿世、借古讽今、以史论作政论的歧途，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其实，不管是现代史学者或是后现代史学论者，我们依然是现代思想家的衣钵传人，依然受惠于现代性的“财产”。连海登·怀特也坦承:“我整个学识的形成，我自己的成长都是在现代主义之内发生的。”[57]因之，后现代主义应该教导我们更具有反思性与批判性，而不是要唾弃或是拒绝启蒙运动的遗产，更不是要全盘否定现代性。刚柔相济才能游刃有余，琴瑟协调方能奏出美妙华章，完全的“断裂”和决绝是不可能的，后现代并没有颠覆掉所有我们珍视的信念、价值和实践，它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现代性。落实到历史学上，后现代与现代的不同诠释法可能互相不和，但却不会互不相容。毕竟，历史学的多元实践最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过去及理解现在，一家独尊不利于思想的发展和创新，现代、后现代相互的碰撞与包容才更有利于迸发智慧的光芒。
现代性的研究典范固然有其缺失之处，后现代的许多批判同样失之偏颇。现代或后现代研究取向不一定就是研究历史的唯一好方法，“作为治史的一种取向，‘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58]。这也是现代和后现代历史学可以并存而且可以互补长短、相得益彰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在。
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学的批判上，否定的过多，激起的反应也不一。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后现代冲击所导致的争议已然盘旋在历史学家的脑海中，这种影响且已体现在历史学家的思考和工作中。最明显的就是史家对精英史学、宏大叙述的抵制，以及对线性进化论史学的遗弃，不再把追求过去历史之真相作为终极诉求。更具有建设性的，也是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上留下的最成功的烙印，则是历史学家愈来愈注意书写历史中的小人物及历史上的“他者”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简称NCH)的兴起与流行正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所造成的这些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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