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文化

公元330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皇帝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建立新都。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为首都的部分称为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公元330年—610年是拜占庭历史的早期阶段，以君士坦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的改革为代表，虽然没有重振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但拜占庭国家成功实现了向中古社会的转型。610年，希拉克略一世登上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标志着拜占庭中期历史的开始，以军区制为中心的改革，使国力强盛并走向对外扩张。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帝国势力达到鼎盛。但发展过程中暴露的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使马其顿王朝的统治在1056年被科穆宁王朝取代，标志着拜占庭中期历史的完结。晚期拜占庭急剧衰落，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最终灭亡。

拜占庭帝国处于欧亚非三洲的交界地带，是联结东西方的桥梁。根植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的拜占庭文化，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罗马和古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传统，以及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多元因子，相互交叉融合，最终汇成了贯通古今、融汇东西的文化体系。

一、文学和史学

拜占庭继承了古希腊热爱文史研究的传统，拥有庞大的作者群体，重视文史创作活动，逐渐形成了拜占庭独特的风格。拜占庭的早期历史上，语言的使用并不统一。4世纪建国初期，用于写作的希腊语就与居民日常使用的口语有明显区别，直到12世纪前后，才逐步流行标准的希腊语。拜占庭希腊语是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之间的桥梁，为现代希腊语的语法简化和单重音体系改革奠定了基础。

拜占庭文学和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4—7世纪是拜占庭文学和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实现了古代文学向拜占庭文学的转变。这个阶段，古代文史学逐渐衰落，新的文史学形式和标准逐渐形成，奠定了拜占庭文史学的基础。基督教思想观念、宗教的抽象审美标准取代了古代文史学的相关内容，甚至写作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古代世俗文史学对拜占庭基督教作家的影响在拜占庭最初支持所有文化知识的政策下表现仍然明显，接受了基督教的文史学家并没有刻意排斥世俗文化，而是逐渐将教会文学和古代世俗文学相结合，最成功的代表是尤西比乌斯（公元260年—340年），他在撰写教会历史和君士坦丁大帝的传记中，充分展示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基督教文风，创造了新的写作风格，代表作品有《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5世纪的左西莫斯和6世纪的普罗柯比也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新旧两种文学创作的结合，他们在历史编纂中保持了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文风，同时开创了教会史和传记文学的形式。6—7世纪，希利尔的《东方圣徒传》和利奥条斯的《亚历山大主教传》将传记写作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作品受到普遍好评。安娜的《阿莱克修斯一世传》和约翰六世的《自传》是皇帝传记的代表作。此外，埃及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修斯（公元295年—373年）在神学论文、颂诗和其他宗教写作中大放异彩，为以后基督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基本样式和蓝本。基督教赞美诗歌的发展在罗曼努斯（？—555年）创作的上千首诗歌中达到顶点，他的创作大量运用古代诗歌的韵律知识和格式，开创了基督教赞美诗写作的新纪元。

7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拜占庭文史学的发展几乎处于中断状态，既没有名贯青史的作家，也缺少不朽的作品。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一是当时的拜占庭帝国面临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丧失了欧、亚、非的大片版图，和平环境的缺失使拜占庭文学难以发展；二是8世纪开始的“破坏圣像运动”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阻扼了拜占庭文学的前行。马克西姆（公元580年—662年）和大马士革人约翰（公元675年—749年）代表了这一时期拜占庭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前者在反对当局宗教理论的斗争中，创作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后者在云游东地中海各地时，运用丰富的古典哲学知识，全面阐述了基督教理论。

9世纪至1204年是拜占庭文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从弗条斯为代表的拜占庭知识界以极大的热情发动了文学复兴运动。弗条斯（公元827年—891年）一生著作颇丰，特别致力于古典文学教育活动。在他担任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期间，积极从事古希腊文史学的教学，编纂了包括古代文献常用词汇的《词典》。在他写给国内外各方人士的信件里，以鲜明的态度反映了传播古代知识的热情以及在融合教俗知识上所做的努力，他的作品《书目》概括介绍了他的时代以前的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著作，吸纳了大量古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推动了衰落数百年的拜占庭文史学的重新崛起。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国势强盛，文史学的发展也进入了黄金时期，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学者型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不仅热心提倡文化，赞助文化活动，而且搜集古典著作，亲自参加写作，编纂百科全书。他为祖父瓦西里一世写的传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主持编写的《帝国行政》一书，叙述了拜占庭的地理环境、内政外交和民族关系等问题。泼塞留斯是当时文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他撰写的历史、哲学、神学和诗歌等反映了当世文学写作的最高水平。11世纪的著名学者康斯坦斯·塞勒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受到东西方学者的普遍尊敬。他的《边防战士迪吉尼斯》是一部民间叙事诗，歌颂了边防战士反对阿拉伯入侵和镇压边境匪徒的英勇斗争，在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中可以看到这部叙事诗的痕迹。

公元1204年以后是拜占庭文史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学在民族复兴的强烈欲望中显示出最后的活力，作家、学者无一例外地通过文学创作表达重振国威的急切心情。尼西亚学者布雷米狄斯的政论散文《皇帝的形象》，反映了知识界普遍存在的通过理想皇帝重振河山的愿望。在不可能找回失落的世界的形势下，拜占庭文学家们将其再现古代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对古代光荣的无限留恋转移到意大利，直接促进了那里古代文化艺术思潮的复兴。

二、艺术

艺术是拜占庭文化的精华部分，主要包括镶嵌画、壁画、建筑以及金属加工和纺织等。被现代学者誉为“欧洲的明珠”和“中古时代的巴黎”的君士坦丁堡汇集了各种艺术杰作，是拜占庭艺术的综合装饰之地。

镶嵌画是最具拜占庭特点的艺术形式。这种绘画由于采用天然彩色石料，所以绚丽多彩的色泽可以永久保持，使后世得以在许多拜占庭遗迹中欣赏到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在世界现有的古代镶嵌画中，因拜占庭的作品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而被许多人误读为镶嵌画是拜占庭人的发明。事实上，镶嵌画真正的发源地是古典时代的希腊，镶嵌画装饰的地板在许多遗址中都可以见到。罗马时代，镶嵌画也被广泛应用在公众聚会的广场和集市的地面上。拜占庭艺术家秉承古代艺术传统，不仅在水平的地面上继续装饰镶嵌画，而且在垂直的墙壁上也加以使用。意大利拉文纳城圣维塔利教堂保存着世界最完好的拜占庭镶嵌画，教堂中心大厅两侧墙壁装饰的大幅镶嵌画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皇后塞奥多拉及诸多朝臣宫女的肖像，在灯光的照耀下，至今仍然五颜六色，大放异彩。

拜占庭绘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壁画和插图。绘画艺术虽然不及镶嵌画富有特色，但是，由于使用的材料比镶嵌画廉价，对技术的要求相对简单，因此，使用更加广泛。拜占庭艺术品中保留最多的是以圣像为内容的壁画，甚至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堂中，也可以发现拜占庭各个时代的壁画，大到数十平方米，小到几平方厘米不等。除了装饰教堂墙面的壁画外，拜店庭绘画艺术中还存有大量版画和书中的插图，主题和素材大多涉及宗教故事，圣像仍是其中的主要形式。版画大多描绘圣母和圣子的神圣，反映圣经故事和圣徒事迹，绘画方法比较简便，通过线条和色彩表现主题，强调传神而不重视象形，注重寓意而不要求真实。拜占庭版画对意大利艺术影响深刻，特别对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具有直接影响，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献插图也是拜占庭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涉及内容广泛，直现生活的画面等因素而始终得以发展。插图绘画的内容和形式与文字一致，创作的目的也是对文字作以形象的补充说明。同壁画一样，拜占庭的插图绘画也主要反映宗教内容，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大量描述基督教圣经故事和圣徒事迹的插画，其中不乏反映拜占庭人生活场景的作品。

拜占庭建筑艺术的精巧细腻与古典建筑的质朴宏大形成鲜明对比，构成独具特色的拜占庭风格。在欧、亚地区广泛分布的拜占庭建筑，无论设计布局和建筑材料的使用，还是建筑物的内外装修，都个性鲜明，别具风格。拜占庭建筑师改变了古代的建筑模式，即不是在长方形大厅内靠两排圆柱支撑屋顶，而是利用圆屋顶覆盖建筑物的中部，在结构和形式上尽善尽美，金碧辉煌。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教堂堪称中古世界的一大奇观，也是其他民族刻意模仿的榜样。巴尔干半岛、意大利、俄罗斯、中欧，甚至在英、法等西欧国家，迄今仍保留多座拜占庭式教堂。

拜占庭人注重微观艺术，突出表现在金银宝石的加工以及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流散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拜占庭工艺品，包括精美的金银杯盘、镶嵌珠宝的大教长教冠、编金线织金缕的巨型挂毯、精细的象牙和紫檀木雕刻，以及典雅的大理石花雕柱头等，巧夺天工。拜占庭的丝织品在内容上一般依据用途确定图案，以动植物和几何图形为主，很少出现基督和圣徒的图像。独树一帜的纺织水平，即使在丝织业随着帝国的衰落而逐步萎缩期间，技术和工艺也远在其他地中海和欧洲国家之上。

三、教育和学校

拜占庭的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得到古典希腊罗马教育传统的熏陶，重视对经典文本的准确记忆，而且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强调根据基督教思想原则对古代文明遗产的深刻理解。7世纪以前，这两个文化因素的结合不仅反映了拜占庭教育的特点，而且决定了拜占庭教育的方法和内容。7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的发展，拜占庭教育一度被教会垄断，世俗教育大部分由私人教师和父母在家中进行，直到“破坏圣像运动”之后，才重新获得同步发展的机会。

对古希腊罗马教育传统的继承，决定了拜占庭完善的教育制度及文化的高度发展。在拜占庭帝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每个人的愿望，缺乏教养被公认为是不幸和缺点，几乎每个家庭的父母都认为不对子女进行适当的教育是愚蠢行为，甚至被视为犯罪，只要家庭条件许可，每个孩子都会被送去读书。社会舆论对没有经过教育的人进行辛辣的嘲讽，连那些行伍出身而未受到良好教育的皇帝和高级官吏也会受到奚落。拜占庭社会各阶层均崇尚教育，但受教育的程度会因社会地位及财富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学生能受到什么样的教育，首先取决于老师的能力与偏好，王公贵族的子弟几乎都有师从名家的经历。4—5世纪，最著名的学者阿森尼乌斯受皇帝塞奥多西一世之聘教授两位皇子；8世纪，学界顶尖人物泼塞留斯是皇帝米哈伊尔七世的教师；9世纪，大学者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弗条斯曾担任皇帝巴西尔一世子女的宫廷教习。社会中下层子弟虽然不能像上层那样在家中受到良好教育，但也享有学校教育的机会。

拜占庭的小学教育相当普及。儿童从6～8岁开始进入当地的初级学校学习语言，以掌握古代语言的发音和拼写方法。10～12岁时开始中学阶段的学习，内容以语法为主。语法学习不仅使学生的希腊语知识进一步规范，还能够使用标准的希腊语演讲、读书和写作，特别是用古希腊语思维，以便日后正确理解古代文献。14岁左右开始语言课的学习，学生阅读、写作、分析词法和句法，翻译和注释古典文学。早期拜占庭教育和学术界尚古之风极盛，普遍存在抵制民间语言、恢复古代语言的倾向，因此，语言课的教材主要是古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如《荷马史诗》等，此外，还包括基督教经典作品和圣徒传记，如《圣经·新约》等。语言课除了读书，还要学习演讲术、初级语言逻辑、修辞和韵律学等内容。中学教育之后，一部分学生进入修道院寻求“神圣的灵感”，另一部分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在初级语言、逻辑和哲学教育的基础之上，接受高级修辞学和哲学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的学习，其中后四项被拜占庭人称为“四艺”。

拜占庭的学校分为教会、国立和私立三大类，它们在教育事业中各自占据着重要地位。教会学校由教会和修道院主办，培养神职人员的后备力量。拜占庭修道院的办学方式和西欧完全不同，因其专门为立志终身为僧的学员而设，所以，教学内容非常单一，只学习语言、圣经和圣徒传记。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是拜占庭教育的主要基地，对所有人开放，教授由国家任命并发放薪俸。7世纪以前，国立大学的课程不受任何限制，非基督教的知识也可以传授，拉丁语教授大多来自北非和罗马，医学和自然科学教授主要来自亚历山大，哲学教授来自雅典。查士丁尼一世时期，为了加强教育控制，对全国学校进行整顿，取消了除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贝利图斯以外的法律学校，关闭了雅典学院，停发了诸多国文学校教师的薪俸，这样，基础教育的责任就落在了私塾和部分普通学校身上。7世纪以后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在私塾中完成基础教育，然后进入修道院接受高等教育。查士丁尼以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支持教育，例如君士坦丁九世鉴于司法水平低下，在1045年建立新的法律学校，还任命大法官约翰为该校首席法学教授，著名学者泼塞留斯担任哲学教授。科穆宁王朝的创立者阿莱克修斯一世除了大力支持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以外，还创造性地开办孤儿学校，帮助无人照料的孤儿接受教育。

拜占庭政府高度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建国初期，政府即拨专款搜集和整理古代图书，在各大中城市建立国家图书馆，古希腊时代的许多作品就在此时得到系统的整理。查士丁尼时代的思想专制政策一度摧毁了许多图书馆，其中亚历山大和雅典图书馆的藏书受到毁灭性破坏。但是民间藏书并未受到打击，仍然十分丰富。著名的贫民诗人普鲁德罗穆斯（公元1100年—1170年）广泛借阅民间图书，自学掌握古代语法和修辞，并通过研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成为知识渊博的诗人。由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教会图书馆发展迅速，几乎所有教堂和修道院均设图书馆，成为后来培养大学者的重要场所。拉丁帝国时期，文化上相对落后的西欧骑士在争夺封建领地的战争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拜占庭学校和图书馆造成破坏，他们为求取暖而焚烧古书，情形类似于4—5世纪时日耳曼人在罗马焚烧刻写罗马法条文的木板取暖。在民族复兴的政治运动中，拜占庭知识界掀起复兴希腊文化的热潮，分散在各地的文人学者纷纷集中到反对拉丁人统治的政治中心尼西亚帝国，并在拉斯卡利斯王朝的支持下，开展抢救古代图书文物的各种活动，为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著名的学者布雷米狄斯（公元1197年—1269年）是尼西亚帝国时期拜占庭文化的领头羊，他培养出包括皇帝塞奥多利在内的许多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化界受到广泛的尊敬。

四、自然科学

拜占庭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他们具有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和机构，也有几乎与现代社会同步的历法和精密的天文仪器等。这些成就不仅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后世自然科学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

奠基于古典希腊基础之上的拜占庭医学，不仅为专业医生所掌握，而且被所有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了解。拜占庭人认为，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是人类体质病理分类的基础，疾病均出自干、湿、热、冷四气失调，健康皆赖于这四种体液的适当比例和四气的平衡，这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如出一辙。拜占庭的医学著作，如皇帝朱利安的私人医生欧利巴修斯的《诊断》，保罗的《妇学》《毒物学》和《处方》，8世纪西蒙的《食谱》和《保健手册》等，也都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为指导。拜占庭人注重养生和预防，广为流传的饮食历书将一年分为干、湿、热、凉四个阶段，并详细罗列了各阶段宜食和忌食的名单。他们认为，疾病是人体各种因素和状态失调的结果，因此治病的关键在于调理，最好办法是休息、发温和发汗，养生重于治病。拜占庭人非常推崇一些民间土方，例如用胡椒调理肝脾，用青草祛除口臭，一年在春夏秋季三次放血，使用按摩和推拿治疗扭伤，用烧灼方法止血等。中国古代史书中还记载拜占庭外科医生“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拜占庭国家非常重视医院的建设，不仅在军队中设立军事医护团，而且大的慈善机构和修道院也附设医院或高级医生团。医疗保健是教会的责任，修士会经营的医院遍及全国，最著名的潘托克拉特修道院医院，到12世纪时已拥有50个床位，分属外科、内科和妇科，配有10名男医生和1名女医生，还有男女助手和草药师等。

生活于4世纪下半期的拜占庭天文学家塞奥（？—380年）是地中海地区最负盛名的学者，他不仅注释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而且对这部古典天文学的集大成著作的后半部进行了补充。他在仔细研究托勒密理论的基础上，准确计算出364年内两度发生的日食和月食。为了计算天体运动，塞奥整理注释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著作，使这些极富价值的作品得以保存，并成为后来伊斯兰学者转译为阿拉伯文的几何学文本的主要依据。4世纪以后，拜占庭人翻译注释了许多古代天文学作品，影响最大的是罗马帝国晚期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帕珀斯的《天文学大全注释》。拜占庭天文学家正确说明了日环食现象，并基本正确地解释了闪电雷鸣与暴风雨的关系。但是，对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常常将这些现象视为上天的警告和对人类罪孽的惩罚。拜占庭人根据太阴运行图和月亮周期表，制定了太阳历和太阳历相结合的532年大历法周期。他们根据日晷记录分割白昼，还依据星表记录分割夜晚，将每昼夜划分为几个时辰，太阳升起时为第一个时辰。

由于拜占庭人重视观测，所以天文观测工具发展迅速，诸如子午环、回归线仪、浑天仪、地座仪和星位仪等古代天文书籍中记载的工具都被智慧的拜占庭人复制。这些工具帮助拜占庭人绘制出许多星图，并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数百年间的多种基督教节日。

拜占庭帝国的历法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历法的基础上，结合基督教神学思想，形成的特点突出的独立历法体系。拜占庭人将每年分为4季，每季分为3个月，一般每月分为4周，每周分为7日，每天分为12个时辰，每周日为第一天，称周一为第二日，依此类推。早期拜占庭以儒略历为计时依据，实行“税收纪年法”。所谓“税收纪年法”指国家向民众征收捐税的时间，最初由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确定。他为了保持国家税收数量的相对稳定，规定每5年调整一次税收量，以收获季节的9月为岁首。后来，拜占庭第一位皇帝君士坦丁一度将5年调整为15年，因此，计算某个税收年的具体年份就相当于绝对年代。与税收纪年法同时被使用的还有“执政官”“名祖”等多种纪年方法。帝国境内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重要的文化中心和地方政治中心，还存在一些地方性纪年法，如在叙利亚流行的“安条克纪年法”。上述纪年方法在拜占庭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9—10世纪，才出现类似中国古代史书中通用的干支纪年和皇帝年号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