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中的法国

在英国，辉格党人，尤其是改革派和激进派，起先对法国革命持欢迎态度，但很快就对其猛烈的攻势产生了反感。十八世纪，伦敦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但在威尔克斯时代的动荡和乔治·戈登勋爵领导的骚乱中，法律始终凌驾于民众之上。如果改革派发动的社会势力摆脱一切束缚，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此时的法国给出了令人恐惧的答案。大多数英国人都知难而退了，只有福克斯在下议院非常乐观地宣扬法国革命。为此，他受到了昔日盟友伯克的猛烈抨击，在反对派中也失去了很多亲信。热爱自由的年轻人非常赞同1789年的法国革命。华兹华斯写道：“生活在那个黎明的时代是一大幸福。”在新浪漫主义运动中著述颇丰的其他诗人和作家也同意他的观点。然而几年后，他们大多数人的幻想都破灭了。一些思想进步的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像如今的许多人一样，拥护外国的革命思想。在团体举行的会议上，他们为7月14日和法国宪法举杯庆祝。但他们只是保守的英国社会中的小发酵剂。激进的工人阶级更危险，他们如雨后春笋在许多城镇涌现出来，基本上都是由中产阶级领导。他们与巴黎的雅各宾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派代表去往国民议会和后来的制宪议会。这些鼓动者在英国社会中虽只占少数，但影响力却很大，最终政府对其采取了激烈的镇压行动。

以上就是当时英国的状况，那时世界革命的观点在巴黎盛行。1792年，法国的政治犯无故遭到新统治者的残忍屠杀，这进一步动摇了英国许多想发动革命的人。1793年1月，对法国国王执行死刑是蔑视权威的最高形式的表现。丹东在一次著名演讲中总结了自己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各国国王联合起来威胁我们，我们将国王的头砍下来扔到他们脚下，将其作为一个赌注。”马拉呼喊道：“我们必须建立自由的专制主义，来粉碎国王的专制独裁。”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不仅威胁到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还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的政府。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时刻做好作战准备。一位吉伦特派的大臣坦诚地说：“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有三十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必须使他们能前进多远就前进多远，否则他们会返回来割断我们的喉咙。”

1792年，皮特在预算演说中宣布，他相信欧洲在未来十五年会处在和平时期。他采取的是不干涉政策。只有当发生比屠杀贵族或在制宪会议上发表演讲更重要，抑或比世界革命所带来的威胁更具体的事情发生时，他才会考虑参战。引爆战争的火星来自荷兰，这在英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十一月，法国政府命令，奥地利人撤退到哪个国家，法国军队就要追到哪个国家。这显然威胁到了荷兰的中立。接着法国政府又发布了第二项声明，宣布开通斯凯尔特河从安特卫普到海滨之间的河道，可以自由航行。一个星期后，法国军舰炮轰了安特卫普的堡垒，11月28日，这座城市落入法国手中。十八世纪国际政治局面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12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勋爵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书信中，阐明了英国政府的立场。从此他的这番话就被公认为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

英国决不允许法国随心所欲地，或以自称的正当权利为借口，废除通过庄严条约建立并经过各国一致同意的政治制度。英国政府秉持着一百多年来一直遵守的原则，对于法国将直接或间接统治低地国家，或者成为欧洲权利与自由的主宰者的行为，英国决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法国诚心想要与英国保持友好与和平，它就必须宣布放弃侵略扩张的政策，固守本国领土，不欺凌别国政府，不扰乱他国安宁，不侵犯他们的权利。

1793年1月31日，受到丹东富有挑战性演说的煽动，法国制宪会议宣布将奥地利的荷兰地区划分给法兰西共和国。第二天，法国对英国和荷兰宣战，坚信英国即将爆发国内革命。皮特别无选择。法国占领了佛兰德海岸，尤其是斯凯尔特河的河口，这威胁到了英国的安全。与欧洲进行贸易将会是十分危险的，英吉利海峡也不再安全。要不是巴黎的故意挑衅，皮特暂时不会干涉这些事情。但现在，尼德兰南部已经落入了法国之手，世界革命一触即发，危险即将来临且难以避免。

三月，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皮特怀着沉重的心情首次提议筹集作战资金，并总结了引发冲突的原因。

有许多动机促使我们参战。我听说过许多为了荣誉而战的战争，人们认为这样的战争作战严谨，战略正确。在如今的形势下，任何能增强人民斗志或鼓舞人民士气的动机都促使我们参加战争。法国蔑视我方严守的中立立场，他们违背自己的庄严誓言，企图干涉我国的内政，怂恿我国的国民反对政府，恶意中伤我们所感激、尊敬和爱戴的君主，他们还使王室脱离于人民群众，说它受众多动机的影响并代表其他利益集团。法国总是对我们进行如此放肆的挑衅，而且还日渐嚣张，难道我们不应该进行一场发扬民族精神，维护英国尊严的荣誉之战吗？我听说过许多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安全而进行的战争。在那些战争中，欧洲曾受到过法国军队和其侵略扩张野心的威胁吗？我听说过许多保卫新教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是所有宗教的公敌，如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他们企图通过武力将他们公开承认的异教思想传播到每个地方。我听说过许多捍卫合法继承权的战争，但如今我们是为了捍卫世袭君主制而战。我们的敌人是那些企图破坏我国政体的人。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我的内心受到了鼓舞和慰藉，并支撑着我去完成背负在我肩上的艰巨使命。回顾战前我国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我们应该明白现今秩序的重要性。对于那些自己无法获得幸福，便让我们也得不到幸福的人所做的充满嫉妒的恶劣行径，我们要坚决抵制。我们应该牢记，在当前的危机中，繁荣的景象促使我们努力奋斗，并提供给我们应付这场危机所需要的手段。在如今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奋斗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因此，我将要提出一些建议，并且相信会得到你们的支持。

英国将进行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必须要作好主要的战争准备。可由于缺少装备、领导人和士兵，英国军队的战斗力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低下。陆军和海军的状况和指挥情况都不容乐观，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完成某件事情，那就太不可思议了。皮特本身对战斗或战略一窍不通，于是指挥军事行动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亨利·邓达斯的身上，他是一个地道的商人。根据十八世纪的传统观念，他提倡发动殖民地和贸易战争，它将受到商人阶层的欢迎，产生一些商业利益。多年来，英国将资源浪费在人员不足、计划不周的远征西印度群岛的活动上。为这些错误的活动招募人员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英国拥有一支精锐的部队，哪怕规模很小，这场战争对它来说就不会那么困难，它就能与从莱茵河出发的盟军会合，从法国海滨一路打到巴黎，推翻引起冲突的政府。然而，皮特仅仅只能派出五千人的军队去援助盟友荷兰，保卫他们的边境不受侵犯。这支部队有损英国军队的声誉，他们在攻打敦刻尔克的时候不幸失败了。1795年，英国军队撤退到了位于德意志边境的埃姆斯河口，然后便回了国。伦敦对法国的保皇派寄予了很大希望，保皇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即通过法国内战扼杀革命。1793年，他们占领了土伦，要不是邓达斯将全部军力派遣到了西印度群岛，这个重要的进攻基地就能够保住了。

在土伦还发生了一些事情。法军中一名来自科西嘉贵族家庭的年轻中尉，精通火炮和其他军事技术，碰巧请假到杜戈米埃将军的营地去了，杜戈米埃将军是雅各宾党军队攻打土伦的指挥官。这名中尉沿着炮群巡视了一番，指出它们的射程连目标距离的一半都达不到。这一误差得到了调整，内行的中尉在能力低下的司令部开始有了发言权。不久，从巴黎传来了命令，规定采用传统方式围攻城市，然而军队缺乏大量必需的物资。谁都不敢违抗可怕的救国委员会的命令，它当时主管着法国的大小事务。在一场露天军事会议上，那位内行的中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些命令是愚蠢的，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其实有一种办法可以攻下土伦，他用手指着地图上位于海角，控制着海港入口的埃居莱特要塞，说道：“这里就是攻下土伦的突破口。”所有人都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服从他。他组织军队并带领他们进攻埃居莱特要塞。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他们拿下了这个要塞。由数千名保皇派镇守的广阔的土伦正面防线依然完好无损，围攻者的薄弱战线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但是，在埃居莱特要塞失守的第二天早晨，英国的舰队开始离开海港。那位中尉不仅明白了占领要塞的军事意义，还知道了保皇派守卫土伦所依靠的精神和政治力量。英国舰队一离开，一切反抗势力就都消失了。人们惊慌失措地逃上了还未离开的船。土伦城投降了，上千名手无寸铁的俘虏遭到了残忍的报复，他们本可以成为反革命的先锋的。当巴黎的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兄弟以及救国委员会知道这一切后，他们都想要进一步了解那位能力超群且显然十分友好的中尉。他的名字叫拿破仑·波拿巴，是他攻下了土伦。

同时，法国的恐怖统治达到了高潮，在巴黎的政治风暴中，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送命。每天都会有四五十多个男人和女人被送上断头台。力求自保的政治家和民众联合起来反对罗伯斯庇尔。1794年7月27日，由于革命党人决定废除恺撒和格里戈里教皇制定的历法，采用新的历法，所以那天也是共和二年热月九日。那天，在激烈的动乱中，罗伯斯庇尔被拉下了台，并送上了他把其他人送上的断头台。因土伦一役而声名鹊起的中尉受到了牵连。他与罗伯斯庇尔兄弟有联系，曾是他们的“军师”。他差一点就落得了和他们一样的下场。但是，法国的极端恐怖统治已经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处死而消失了，不久以后上台的督政府需要他。1795年，建立深得民心的政府这一激烈运动导致了巴黎富裕阶级的武装暴乱。在这一危急关头，督政府的一名官员巴拉斯想到了攻下土伦城的那个中尉。波拿巴被任命为军事指挥官，他在议会周围安放大炮，驱散了声称要根据公共意志举行自由平等选举的群众。葡月十三日（公历十月四日）的这场炮轰对波拿马来说是向前跨越的第二步。次日，他宣称将带领法国军队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交战。他的队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他就用荣誉和战利品来鼓舞士气。1796年，波拿巴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了一片风景优美、土地肥沃且尚未遭到破坏的地区。虽然他的军队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取得了一系列危险的小规模战役的胜利，将奥地利军队攻打得溃不成军，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大面积地区。这些胜利使他在战场上无人能敌，并成为了法国革命的一把利剑，但他决意要利用和它来摧毁法国革命。这是他的第三个阶段。如今他下一步的计划是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征服东方。他将入侵埃及作为计划的第一步，然后夺取君士坦丁堡，接着占领全亚洲。

英国政府被迫采取了几代人都不曾知道的镇压措施。宣扬共和制的演说者都被关进了监狱，《人身保护法》也停止实施。著名的作家因叛国罪受审，但陪审团不肯宣告其有罪。新的《惩治叛逆条例》规定，哪怕只是对政体稍加批评，也会招致危险。自1782年以来一直由独立于威斯敏斯特的新教议会所统治的爱尔兰即将发生叛乱，皮特认为，只有对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做出让步，这场叛乱才有可能避免。亨利·格拉顿是一位雄辩的爱尔兰领袖，他曾竭尽全力为爱尔兰争取了更大的自由，此时他要求天主教徒不仅应该拥有选举权，还应该有权参加议会和参与政府决策。天主教徒虽然得到了选举权，但仍未获得议会席位。

没有胜利来照亮这段黑暗的岁月。1794年，装备简陋、军官不足的法国英吉利海峡舰队被豪将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三年后，在圣文森特角附近，杰维斯和纳尔逊重创了西班牙舰队，当时西班牙已经与法国结盟。但海军的船只情况受到了忽视，停泊在斯皮特黑德的军舰拒绝出海。这一行为蔓延到了诺尔河。实际上，伦敦已经被英国舰队封锁了几个星期，而一支法国舰队在公海向爱尔兰驶去，结果一无所获。士兵们都非常忠诚，在国王生日那天，他们发射的礼炮震耳欲聋，大炮的火力非常猛，希尔内斯的防御工事都被炸毁了。英国政府所做的一些微小的让步满足了反叛者的要求，他们在坎伯唐附近战胜了荷兰军队，重获了荣誉。荷兰当时是法国的卫星国。同时，英国银行暂停了现金支付的服务。

在欧洲大陆上，法国战无不胜。波拿巴占领意大利北部地区后，准备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攻打奥地利。1797年4月，他与奥地利签署了累欧本停战协定，几个月后签订《坎坡福米奥和约》。比利时附属于法国，威尼斯共和国拥有可追溯到黑暗时代的悠久历史，却成为了奥地利的一个省。米兰、皮埃蒙特和意大利北部的小公国合并成了新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法国主导着整个西欧，在地中海确立了稳固的地位，它与奥地利达成秘密协议，以防范德国的进攻，因此法国只需考虑下一步要征服哪个地区。头脑清醒的人可能会说从爱尔兰出发去征服英国。波拿巴却认为他的命运在于更大的战场。1798年春天，他率领舰队向埃及航行，纳尔逊紧跟其后。

八月一日下午，纳尔逊舰队的一艘侦察船报告称，一些法国军舰停靠在亚历山大东边的阿布基尔湾。在将近两英里长的岸边，十三艘法国军舰停靠在浅水区，船头朝西，旁边是危险的浅滩。法军司令布律埃斯坚信，没有一个英军司令会冒险将军舰驶到浅滩和法国军队之间。但纳尔逊了解他的船长们。当夜幕渐渐降临时，“歌利亚号”和“热情号”悄悄地朝法国军舰那边的海岸驶去，并在太阳落山的前几分钟采取了行动。五艘英国军舰相继驶到敌军所在的海岸边，纳尔逊则在“先锋号”上指挥其余的军舰驶到法国船队的右侧。

法军的许多水手都在岸上，他们的船板上堆满了工具。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清理朝向海岸那边的炮门。暮色迅速降临，法国船队陷入一片混乱。英国舰队将四盏风灯平行地悬挂在船头，无情地对敌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将法国军舰一艘一艘地击毁。晚上十点，布律埃斯的旗舰“东方号”爆炸了，在此之前已有五艘军舰宣告投降。其他军舰有的锚链被炮弹炸断，有的拼命地想要避开正熊熊燃烧的“东方号”，无助地在海面上漂荡着。次日清晨，其中的三艘船靠岸投降，另一艘被军官烧毁了。在护送拿破仑的军队去往埃及的庞大舰队中，只剩下两艘战列舰和两艘护卫舰了。

纳尔逊的胜利切断了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使他征服广阔东方地区的希望破灭了。拿破仑在叙利亚进攻土耳其，却在阿克遭遇挫败，阿克是由西德尼· 史密斯爵士和一支英国水兵防守。1799年，拿破仑丢下军队逃回法国，英国舰队再一次成为了地中海的霸主。这是一个转折点。1800年，英军在对马耳他进行长期的围攻后，终于占领这一地区，确立了英国在地中海强大的海军基地，英国舰队再也不需要像战争初期那样回国过冬了。

但英国政府依然想不出合适的军事计划，来应对采用欧洲战略的地区。他们的资源十分匮乏，盟友也都不可靠。英国派遣军队远征欧洲大陆的周边地区，突袭了布列塔尼和西班牙，后来又袭击了意大利南部。这些突袭使敌人的地方指挥官十分困扰，但对战争的局势却影响甚微。与此同时，拿破仑重获了侵意法军的领导权。1800年6月，他在皮埃蒙特的马伦戈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法国再次称霸欧洲。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所作的主要贡献，就是其舰队超强的警惕性和向盟国提供的财政资助，拿破仑取笑英国是“店小二之国”是有一定依据的。英军除了采用骚扰战略之外，还将取得辉煌的胜利，然而这一时机却还未到来。拉尔夫·阿伯克龙比将军失望地说：“英国的战争中隐藏着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曾遇到的风险。”但很快他就证明了这一论断不成立，因为他率军在埃及登陆，并迫使法国投降。1801年，他在亚历山大大获全胜，虽然身负重伤，却为英国带来了黎明的曙光。法国人被赶出了东方地区。

1800年，英国与爱尔兰签署的《合并法案》掌控了英国的政治局势。前几年发生的令人惊慌的事情使皮特下定决心，要彻底结束这个岛动荡不安的局面。处于危机之中的英国政府先前对爱尔兰做出了让步，这大大刺激了他们的野心。同时，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新教徒在北爱尔兰建立了奥兰治协会，以保卫他们的宗教。在爱尔兰南部，由沃尔夫·托恩领导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走投无路，只得投靠法国。叛乱、法国的入侵以及残酷的内战使爱尔兰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寄托在都柏林独立议会的希望逐渐破灭，即使以十八世纪的标准来评判，这个机构也是极其腐败的。皮特认为，两个王国的完全合并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既然英国与苏格兰已经成功合并了，那为什么不与爱尔兰也合并起来呢？但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将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从非法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对于君主如今近乎疯狂的信用观念，皮特表示困惑不解。肆无忌惮的幕后势力和内阁中虚伪狡诈的议员迫使乔治三世履行自己的加冕誓言。皮特致力于为天主教争取自由，但并没有得到国王的书面批准。1801年3月14日，当乔治三世否决皮特的提案时，他知道自己不得不辞职了。天主教的解放因此又推迟了近三十年。同时，由于爱尔兰议会的大力支持和对反对派的收买贿赂，《合并法案》最终得以通过。格拉顿发表了从政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讲以反对合并，但还是无济于事。英国议会吸收了许多爱尔兰议员，这将在之后的十九世纪引起不少麻烦。

皮特感到心力交瘁，并因组织英军抗战这一违背他意愿的任务而不知所措。后来的历史学家谴责他无力指导大规模的战争，且不认可他的财政措施。在财政方面，比起增加赋税他更倾向于借贷，因此增加了后代的压力，这一措施已有前车之鉴。皮特选择大量借债，毫无计划地熬过一年又一年，直到战争结束，他勉强度日，期望着美好的未来。但如果说皮特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陆军大臣，他的继位者们也没比他强多少。

的确，威廉·皮特有许多缺点，但与同时代的人比起来还算是出类拔萃。因此，他当然会比其他人更有自信。他坚韧不拔，有勇有谋，且从不畏惧他人的批评。他以恰当的言辞和杰出的雄辩才能反驳自己的对手：

他（福克斯先生）认为我不能用一句话阐述战争的目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用一句话加以概述，但我能用一个词告诉他，战争的目的是“安全”，即通过对抗威胁着全世界的最大危险，以获得安全。这种安全意味着对抗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危险，对抗不管从程度还是范围上都不可比拟地危险，对抗威胁着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危险，对抗所有欧洲国家都曾抵制过的危险。但在抵制这些危险时，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还要成功，因为它们都不如英国那样团结一致且饱含活力。

由国王的朋友和皮特自己党派中的叛徒组成的联盟接替了皮特的职位，他们冒充为全国联合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犯了一次又一次错误。他们的领导人是和蔼可亲的前下议院议长亨利·阿丁顿，人们都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位政客。托利党中备受信任且年轻有为的乔治·坎宁开玩笑地用打油诗对他加以评价：

伦敦大于帕丁顿，皮特胜过阿丁顿。

战时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反对派辉格党仅仅因为缺乏统治经验，而被认为是不合适的。1800年，战争由对抗世界革命转变为对抗世界霸权，辉格党因此沦落到了无能为力的境地。在波拿巴上台前，他们始终都在向革命者争取和平和获得谅解，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来对付拿破仑的战略和军事行动。认为只有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想法显然对皮特的行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像坎宁和卡斯尔雷勋爵这样的年轻人，在皮特手下任职时曾受到过训练，并始终对他们的领导人忠心耿耿。坎宁写道：“我不知道皮特是否会拯救我们，但他确实是唯一可能拯救我们的人。”

1802年3月，阿丁顿政府与拿破仑达成协议，签订了《亚眠和约》，因此休战了一段时间。皮特不顾自己众多追随者的反对，大力支持政府议和。大量英国游客涌至法国，其中也包括福克斯，他们都渴望一睹革命的盛况，想亲自去看看可怕的第一执政官。但旅游季非常短暂，次年五月，战争再次爆发，并且英国又一次在战争中失策，政府完全没有利用喘息的时间来巩固国防。拿破仑将他的军队聚集在布伦，决心入侵英国。彼时皮特正隐居在肯特郡的沃尔默，之前多年来承受的压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未老先衰。他过着孤独而又悠闲的生活，鲜少有朋友前来问候。他唯一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就是下台后的这段短暂时期，当时他作为辛克港的总督，负责组织当地的民兵对抗法国的侵略。前任首相骑着骏马，带领一群穿着各色衣服的农民在南方海滨训练的场景在英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在仅仅二十英里开外的英吉利海峡彼岸，拿破仑的大军早已伺机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