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虏伯火炮和克虏伯炮书的翻译

克虏伯火炮是普鲁士克虏伯钢铁公司生产的近代新式火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大量输入中国；有关克虏伯火炮的书籍也在中国做了大量的翻译。这些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近代中国西方科技输入史上的重要一页。

克虏伯公司成立于1811年，以“钢铁大王”闻名世界的克虏伯家族实际上是不择手段的军火商。他们生产的火炮不论敌方、己方都一律出售，因而有“死亡商人”之称。由于该公司生产的钢铁质量远远胜过其他厂商，用此钢铁制成的火炮相当坚固耐用，因此对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吸引力。⁽¹⁾在普鲁士军政局出版的炮书中，也称“克虏伯厂所制来复炮，为布国（即普鲁士王国）第一利器”。⁽²⁾世界各国的军火购买者经常云集德国的埃森克虏伯工厂，以求购买这种出色的大炮。

1866年，近代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外交使团来到了普鲁士王国的克虏伯公司，出使大臣斌椿在他的《乘槎笔记》中这样写道：克虏伯公司所铸“钢炮，极大者重二万斤，价五万两。次者价五六千两。各国多在局定铸，各炉均用火轮法大锤，重万斤，一击，其声震地。炮子重百斤，形长首尖，内实火药。敌船仓铁厚七八寸者，子能洞之”。⁽³⁾随同前往的同文馆毕业生张德彝在其笔记中对该公司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有英人姓克名鲁卜者，好客广交，四海游士多访之。四十年前，彼业屦人也，贫乏不能自存，移居此地。因多产煤钢，乃以制炮为业，陆续聚有万人，汔可小康。此时竟成巨富，财敌两国，所造火器，可供四国之用。如布鲁斯、俄罗斯、荷兰、日本之炮，皆取给于此。”⁽⁴⁾该笔记还谈及使节一行访问了克虏伯“楼房峻丽、亭榭倩幽”的私人寓所，并由其妻子陪同，参观了方圆70余里、工匠23000余人的兵工厂，出席了“灯烛炜煌，觥筹交错”的宴会。

1876年，为庆祝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在独立纪念地费城所主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克虏伯公司专门展出了该厂生产的钢炮。同年游历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李圭在其游记中记载了这次空前盛大博览会机器院中的克虏伯钢炮，把它们描绘成“光致夺目，精巧绝伦”。⁽⁵⁾光绪三年（1877）九月，郭嵩焘以公使身份出访克虏伯炮局，奉李鸿章之命前来购买枪炮的李凤苞也一同前往。第二年六月，在被誉为“大炮王”克虏伯·阿尔法来德（今译阿尔福列特，1812—1887）的邀请下，郭嵩焘再赴统一后的德意志王国埃森参观炮厂，考察了转炉炼钢、坩埚炼钢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出钢亦少，而钢质尤良”；并详细了解了该厂的历史、工厂的规模、工厂管理的情况、救火设施和工人待遇等。⁽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认识到了西方枪炮的威力，注重输入“洋枪”、“洋炮”。而近代中国的新式火器逐渐取代冷兵器和旧式火器的过程，是与克虏伯公司大量向中国出卖火炮联系在一起的。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十日，李鸿章曾与周盛传谈购置克虏伯火炮守卫天津的问题；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李鸿章又奏请购克虏伯炮装备海军。⁽⁷⁾光绪四年（1878）九月，一位名叫们士皓孙的德国人来见郭嵩焘，声称克虏伯公司以与中国贸易为最著，并企图不通过“托派利洋行”这一中间人，而直接与中国进行军火交易，要求郭嵩焘为他写一封推荐信给中国沿海诸府大员，“以为征信”。⁽⁸⁾

为了使中国政府在生产火炮方面依赖克虏伯公司，光绪六年（1880）八月，他们让著名工程师徐建寅去克虏伯公司检验装箱的炮弹和为中国所造的20尊大炮，但又不让他参观工厂生产过程，声称制造技术“系本厂自造，但是秘法，不能往观”，⁽⁹⁾使徐建寅大失所望。从光绪十五年（1889）一月二十一日和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的两份奏折中的统计来看，近几个月时间花在购买克虏伯炮上的费用竟高达187496银两。⁽¹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鸿章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以安置枪炮厂》奏折中称克虏伯“独创秘诀，欧洲他国各厂皆不及知，中国试办伊始，岂能仿造”，⁽¹¹⁾对中国兵工厂仿制克虏伯火炮持消极态度。因而，虽然克虏伯火炮输入较早，但直到1905年上海兵工厂才制成克式75毫米14倍后装管退山炮，1913年才制成75毫米29倍管退野炮，这与克虏伯公司的技术封锁和李鸿章等人的消极买炮的政策不无关系。

克虏伯公司在火炮制造技术方面对中国技术人员实行封锁，但在介绍如何操作和使用火炮技术方面，确实是相当热心的。他们不仅主动提供“制炮之图式”，⁽¹²⁾并在1870年专门派一位名叫派利的去法国晋见中国出使大臣崇厚，准备介绍一位通英、法、日耳曼语的翻译何植桂为清政府“译该局造枪炮各书送呈中华”。⁽¹³⁾经中外译者的努力，这一时期有一大批克虏伯炮书被译成了中文。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902年增版）收录的25部关于枪炮火药制造使用的译著中，克虏伯炮书中译本竟占9部之多。其中以金楷理和李凤苞两人⁽¹⁴⁾合译的为最多，如《克虏伯炮弹》（Krupp's Guns Shots and Shells by the Firm of Friedrich Krupp）2卷（1872年）、《克虏伯炮操法》（Krupp's Guns, Drill by the Firm of Friedrich Krupp）4卷（1872年）、《克虏伯炮说》（Krupp's Guns, Description by the Firm of Friedrich Krupp）4卷（1874年）、《克虏伯炮准心法》（Calculation of the Trajectory of Projectiles by the Prussian Government）2卷（1875年）、《克虏伯炮弹造法》（Krupp's Guns, Prismatic Powder by the Firm of Friedrich Krupp）4卷等，均由上海江南制造局刊行。

《克虏伯炮操法》4卷主要记述火炮的操作技术。卷一置定独炮，程序分为分派执事、预备用炮、按令装放、出令定炮、推炮向前、拖炮向后、赶快装放、停止开放、用洋钱管弹、越隔飞击、更换弹子、回出药弹、换补炮兵、交互演习、操炮已毕；卷二曳动独炮，程序分为预备用炮、扣连时走位、回阵时放下架尾和扣上架尾，前进时扣上架尾和放下架尾；卷三讲解骑兵用炮，程序分为炮兵乘马、放下及扣上时立位、回阵时扣上和放下架尾、前进时扣上和放下架尾；卷四论炮队成行，程序为相距部位、分设管带、预备用炮、详细听令、按令装放、赶快装放、同时装放等。《东西学书录》认为此书“甚精善，然在教演着神明其用耳”。⁽¹⁵⁾《克虏伯炮说》分4卷：一先事筹备，二临时致用，三炮门炮弹，四炮表用法。先事筹备分炮兵分掌和弹药要旨两部分；临时致用分用开花弹及火弹、用垂线及象限仪、用洋钱管弹、回出弹药等；炮门炮弹分圆劈炮门、开花炮弹等。有称此书“为练兵家所必读”。⁽¹⁶⁾《东西学书录》也认为“此书所说在当时诚为精密”。⁽¹⁷⁾

“炮之利用在乎命中，在乎攻坚，然非详考炮弹之准点，则虽有炮表可查，亦难以命中，非详考炮弹之能事，则虽造弹如法，亦难以攻坚。”⁽¹⁸⁾译《克虏伯炮准心法》之目的即是让中国炮手掌握“命中”、“攻坚”的关键。该书分上下卷：卷上分察炮体、考弹药、辨地段、审气候、度远近、择位置、明用法、校炮准八部分；卷下论抛物线和力的强弱。

鉴于“制炮之良，尤在制弹之精”，⁽¹⁹⁾《克虏伯炮弹造法》和《克虏伯炮弹》二书的翻译，显然旨在引进克虏伯公司的炮弹制造技术。《克虏伯炮弹》一书后还附有《饼药造法》，介绍炮弹火药的制造技术，在上篇“试药说”中，分别介绍了比利时、美国、俄国、英国和普鲁士的各种饼药制造法。以后天津学堂曾刊行过德国瑞乃尔译编的《克虏伯电光瞄准器具图说》、《克虏卜新式陆路炮图说》、《克虏卜量药涨力器具图说》。⁽²⁰⁾其中《克虏伯电光瞄准器具图说》把克虏伯炮黑夜交战时使用的电光瞄准器具介绍给中国；《克虏卜新式陆路炮图说》一书分别介绍了该炮的炮身、炮门、炮车、子药、引信等内容；《克虏卜量药涨力器具图说》介绍了罗满德器具、铜柱器的用法。《东西学书录》称“泰西火器愈出愈精，读此及电光瞄准，益叹功用之微妙”。⁽²¹⁾大量克虏伯火炮及其附件、炮弹的解剖图与使用法译著的传入，为中国制炮技术人员学习西方先进的造炮、造弹技术提供了便利。

火器大量用于战场，引起了战斗方式乃至军事思想的变革；火炮的输入亦对社会提出新的要求，如需要训练与该项技术有关的操作和制造人员，为构成新的技术体系准备条件等。

克虏伯火炮的输入和克虏伯炮书的翻译在近代中国西方科技输入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在中国从旧式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向近代火器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把全新的近代火炮使用和生产技术引进中国，使中国加速了摆脱旧技术过程的作用。

由于西方文化是同火炮一起打进中国大门的，因此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所经历的从坚船利炮、应用技术、自然科学理论到社会科学的逐步深化的过程中，这批克虏伯炮书的译本就成为早期认识西方军事技术的重要代表。1889年格致书院春季考课中，超等第一名孙维新、第二名车善呈在回答“泰西格致之学语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中，都把《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准心法》、《克虏伯炮弹造法》诸书，作为分析兵学和火器制造技术译著的重要代表。⁽²²⁾

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武器制造技术的发展会对社会生产及科技发展产生巨大的刺激和激励作用，同时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战争中的火器和火炮的运用，曾经促进了对于弹道学的数学研究，著名科学家伽利略的研究工作，也曾利用过铸造和军火生产的实践经验。技术的发展会为科学理论甚至哲学反思提供材料，从这种意义上看，把“技术视为思想史重要组成部分”，⁽²³⁾应当说是富有见地的。

附记：原文载《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11卷第3期，第31—34页。

————————————————————

(1) ［日］　中山秀太郎《技术史入门》，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85年，第130页。

(2) 《克虏伯炮弹造法》卷上，布国军政局原书，金楷理、李凤苞合译，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

(3) 斌椿《乘槎笔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44页。

(4) 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5)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34页。

(6)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348、562、639—642页。

(7) 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0、384页。

(8)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745页。

(9) 徐建寅《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7页。

(10)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87、91、106页。

(11)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73—474页。

(12) 张德彝《航海述奇》，第119页。

(13)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14) 金楷理（Carl T. Kreyer），美国人。1866年来华，1870年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后来随驻俄公使许景澄赴俄，任中国驻俄使馆参赞。曾翻译过《临阵管见》、《光学》等克虏伯炮书共15种之多。李凤苞（1834—1887），江苏崇明人，字丹崖。精通历算、测绘，历办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曾与传教士合译过《攻守炮法》、《平圆地球图》等克虏伯炮书共15种之多。

(15) 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902年上海石印本。

(16)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

(17) 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902年上海石印本。

(18) 布国军政局原书，金楷理、李凤苞合译《克虏伯炮准心法》，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

(19) 布国军政局原书，金楷理、李凤苞合译《克虏伯炮弹造法》卷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

(20) 瑞乃尔（Theodore H. Schnell，？—1897），德国人。1870年被克虏伯厂派赴中国推销军火，不久被李鸿章聘为陆军教官，甲午中日战争时曾由天津调往威海卫协助北洋水师作战。曾译《管炮法程》、《克虏伯海岸炮管理法》等炮书多种。

(21) 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902年上海石印本。

(22) 《格致书院课艺》乙丑年课卷，光绪丁酉上海书局石印本。

(23) ［德］　F·拉普：《技术哲学》，载《科学与哲学》1985年第2期，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