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与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

目前概念史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从空间来说，如英国、德国、荷兰、美国、土耳其等国家的学者对概念史的研究十分踊跃，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与此同时，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还组织了国际概念史研究会，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组织课题研究，开办概念史讲习班，甚至进行跨国度的联合研究。即使在亚洲地区，韩国和日本的学者也展开了概念史研究，2008年在首尔还召开了国际概念史学术讨论会。与开展概念史研究的其他国家，即使与我们相邻的日本和韩国相比较，中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正由于此，现在非常有必要展开对概念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为什么国内没有对西方早已存在的概念史理论和方法引起重视，原因有很多，一是概念史首先是西方学者在思想史研究中所创立起来的，而国内做西方思想史研究的人非常少，又没有及时地跟踪到这一理论和方法。二是在历史学领域，我们对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太关注，也没有及时地进行消化吸收。例如，概念史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哲学和解释学，而国内的历史学研究者对这些学科非常陌生，反倒是研究德国解释学的一些哲学界的学者注意到了概念史问题。三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未能思考、总结与提炼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还没有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总结与提升。这还是由于研究的深度和视野的宽度不够，或者说还没有形成独特的理论学派的“野心”，当然也与缺乏学术争鸣的氛围等有关。

那么，要研究概念史，首先要对什么是概念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定义性的解释，但在“概念形成”这一条目中指出：概念是以自身为依据而形成的。《辞海》对概念的解释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跳出这样的哲学意义的解释之外，结合概念史来看，概念是与词汇密切相连的，但概念不等于词汇，同样，也并不是每个词汇都是概念。前几年，国内学界曾经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1]，由此也使得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对关键词的研究。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的关键词就是指“概念”。就词汇和概念的关系来说，概念是以词汇为基础，但它不再是词汇本身，每一个概念一定是与某个词汇相联系，但并不能够说某一个词汇就是一个概念。只有当一个词汇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了下来之后，便成为大家所接受与认可的“概念”。因此，概念是具有实体性意义的聚集，这种意义是历史过程中的人们的认知、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和凝聚，并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时代》一书中曾经追溯了从1789—1848年期间出现的一些新词汇，例如工业、工业家、工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贵族、铁路、自由、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社会科学家、工程师和无产阶级等政治和经济词汇，由于这些新出现的词汇很快就被赋予了意义，或者说这些词汇出现的时候已经被赋予了其意义，因此，也就成为反映这个社会的基本概念。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些通用和被我们所共同接受的概念，也就没有了社会。同样，也就没有了人们进行社会行动或者实践的场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并不是仅仅由经济、政治等实体性内容所构成的，而是由一系列概念所组成的。特别是社会活动的展开更是以概念为基础。但是，应当记住的是，看起来某个概念一直在被人们使用，或者在同一个时期被不同的人们所使用，但其含义却并非如此固定，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概念既然成为历史的载体，那么对概念内含的考察自然也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因此，斯金纳说：“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如果我们希望去写作这一类型历史的话，我们就必须特别关注于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如霍布斯所说的我们的人工世界，即政治和道德世界的概念。”^[2]这样，英国学者斯金纳和德国学者考斯莱克开创出了概念史研究，为历史研究和书写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表明“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转换。正像波科克所说，政治思想史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3]。由此，在思想史研究中，对核心概念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借用一位芬兰学者的话说，思想史研究要“从观念史转向概念史”^[4]。

通过学界多年共同的努力，对概念史研究的对象也日趋达成一致，那就是，概念史研究范式的要旨就是借助于语言学理论，通过语义学的分析来研究影响社会和政治进程的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翻译）、扩散，从而揭示概念是社会和政治生活运行的核心^[5]。即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实际上，重点是要研究在不同的时期，概念的定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一种占据主导性定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概念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的；同时，又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概念的转换，甚至消失，最终被新的概念所取代。

就历史研究来说，概念史研究使历史研究不再是以人物、事件甚至历史时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聚焦在概念上，将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单元来进行研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概念史实现了历史研究对象的一次大转移，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应当看到，概念是由词汇所组成，但在概念史研究中，对概念的演变不再进行词源学（onomasiology）的研究，考察某个词汇的变迁，而是更多地运用语义学（semasiology）作为重要的工具来研究一个特定概念的不同含义，特别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里所呈现的不同定义。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史家援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分析工具，对概念演进进行谱系性的考察，从而发现概念内涵的断裂和延续是如何发生的。与此同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思想史家不仅仅局限在对概念的静态考察，还关注概念如何被使用的动态问题，也就是说，要考察概念如何被使用的历史，概念被用来作为论辩的历史。这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他自己就曾经明确地说过，为了要理解概念，不仅必然要把握用来表达其意义的词汇的意义，而且也要了解利用这一词汇将所能从事活动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所承继的思想范式已经标志着思想的长期连续性，但他仍然固执地相信，概念的历史并非如此，它们仅仅将是只有在论辩中被使用的历史。没有概念的历史，只有在论辩中使用概念的历史。由此，斯金纳的这一研究方法揭开了概念史研究的另外一个纬度，从考察概念使用的不同方式入手来理解概念的含义。

而这样的一种考察，直接导致了认识论上的重要变革，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含义一直在变化，其使用概念的方式也与其密切相关。一个概念在社会中通行与被接受，并占据主导性地位完全是历史演变和相互博弈的结果。这样，在历史的过程中，概念从来就表现为一种竞争性概念。例如在欧洲近代，特别在18世纪时，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并随着书籍和其他媒介的出现和传播，概念的内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折性的急剧变化。虽然原先的一些概念还在使用，但向两个方向发生了变化。一是原有的概念被增添了新的含义，其意义指向上则更为抽象，如“liberty”代替了原先的“liberties”，或者被加上了“lisms”；二是对概念含义的竞争性解释更为明显和激烈，如“国家”就有马基雅维里和圭亚恰迪尼的“国家理性”，让·博丹和格老修斯的“国家主权”，英国革命中思想家菲尔默、霍布斯、洛克对国家合法性和国王与国家之间分离的理解，法国启蒙思想家对政治性民族国家等。在概念含义的不同界定和争夺中，不同的个体、群体和派别界定着概念的不同含义，不仅使得概念成为竞争性的，反过来也表明，概念变成了不同派别使用的武器，体现了不同派别的意图，并且成为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实践。就像“国家”概念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变成了实践，在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又塑造和建构着“国家”这一概念。再例如对什么是所有权，洛克认为劳动创造了财产权；狄德罗说，所有权是一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能够享受其合法所得财富的权利；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则说，财产权就是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盗窃。在历史的进程中，当某一种概念的含义从竞争性后来变成为主导性和唯一性，那是因为体制和社会力量的变化导致某一种曾经处于竞争性概念内涵的定义此时上升为主导性的地位。而随着支持其定义的物质性力量愈发强大，这一主导性的定义则越巩固。同时，概念定义又反过来建构着具体的物质世界，而人们接受为主导性的观念，又使得支持这一概念定义内涵的物质性力量更为强大和稳固，于是形成了多重的支持性的力量，从物质到人们的观念。因此，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主旨和功能是要追溯概念含义的起源和演变，从而判断不同的概念定义曾经在历史中有过怎样的竞争性博弈，只是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经过历史性的选择，有的流传下来，有的则一直被尘封在历史之中。

由此，通过概念史的研究让人们有了更为宽广的视野，获得了一种解放，如一些学者所说，“概念史的构建对于揭示很久以来指引着我们的政治和文化对话的单维话语具有解放之效。例如，爱国主义这一概念，人们现今常被告知，要成为爱国者或显示爱国精神，就得不加批判地支持政府，不管它的领导人是谁，不管领导人制定何种政策……然而，概念史告诉我们，现时代的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概念史证明，曾经有个时期，成为爱国者或显示爱国精神，意味着敢于在原则性上和政府对抗”^[6]。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概念史的意义不在于恢复过去，而是记住过去，追溯如何演进到现今的路径。诸如多斯·帕索斯、普鲁斯特、奥威尔、昆德拉这样与众不同的小说家已经证明的那样，铭记历史能使得人们对当前有着更为清晰和更为批判性的视野。这样，人们无须惊讶，现代国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试图通过重写历史，或者完全清除记忆的方式来控制过去，也许这一方式不会成功。一旦公民迷失于当下，与历史切断联系，那么这类公民更易受到操纵，也更为顺从。因此，如果我们在当下迷失，便会对我们前行的脚步少了选择。概念史通过挖掘和寻回失却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摆脱现今褊狭的、日益危险而又徒劳无益的政治局限^[7]。

同样，在概念史的研究中，概念含义的界定和使用，以及由此所展开的行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透过概念，不仅看到的是其含义的历史变化，也是不同派别的实践性行动。于是，概念史对于历史解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就得到了体现，实现了对历史的多元解释。在这样丰富而多样性的解释中，获得了思想观念和实践行动的统一。因此，概念史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也是对思想和社会史的研究，从思想观念入手理解社会，而在社会的研究中知晓社会的实践进程不是自然地进行，而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下实践建构的产物。正像德国概念史创始人考斯莱特所说，概念既是社会的显示器，又是社会的推进器^[8]。没有了对“概念工具”的掌握，我们就无法组织和把握社会经验和社会现实，“社会史”也就是无法写就的。因为任何社会现实或社会现象，要想进入人们的意识，也即进入人们的反思层面，都必须经由“语言”所形成的概念这个中介。

正是从“语言”这一维度来思考，概念史研究赋予了概念内涵的时间性和多样性，确立起了自身行动的合法性，当然也同时限制了人的某种行动。正如斯金纳所说，“恢复用来描述和评价行为人行为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同时标示了对行为人行为本身的一种限制”^[9]。更重要的是，在对“语言”的分析中，理解了概念内涵的变化与功能。如詹姆斯·法尔所说：“既然概念是语言的构成物，概念史就总是语言的（甚至词的）历史。”^[10]因此，“构建概念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详细地阐明概念变化过程是怎样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发生的，亦是追溯了连接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与语言的线索。”^[11]“既然持有某个概念就意味着在某种环境下能够以某些方式行事；那么，改变概念，无论是通过修改现存的概念，或创造新的概念，以及摧毁旧有的概念，就是改变行为本身。”^[12]

对概念的历史研究，不单单是考察一个概念，还要研究在同时代其他与此相近或相邻的一些概念，如国家，我们不仅需要研究“state”，还需要辨别“realm”“nation”“body politic”“common-weale”这些概念的含义，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主权（sovereignty）、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等；不仅在英语世界里考察国家，还需要在不同空间里来考察这些概念，如意大利的“国家”概念（lo stato）、法国的（l'etat）、德国的（der staat）。所有这些就一起构成了概念群，形成一种概念结构，一种概念的谱系。由此，才可以理解有些研究者借助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谱系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的研究。事实上，在历史的演进中，概念的含义一般都是在多种概念的集合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这样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不仅有敏锐的视野，而且也要对材料的来源作出进一步的拓宽。例如对各个时期所编纂的辞典、百科全书、年鉴、宗教手册和一些宣传册等给予重视，正是在这些材料中可以发现那个时代对概念含义的界定和后来的演进。

由竞争性概念出发，概念史的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丰富和多样，但问题在于，这样多样化的竞争性，是否会导致概念的碎片化。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就曾经用碎片化（fragment）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样的情形。这就牵涉到概念史研究中的一般和特殊，或者说有着普世性的概念含义吗？在我看来，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从碎片化这一角度来说，不同含义的竞争和对立，的确会带来碎片化，但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概念的内涵一定会胜出，取得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这样，这一种概念的含义就会在不断被接受的过程中进行着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同样，当另外一种概念的含义取得主导性地位时，就有对原有概念的其他不同的含义进行整合的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从碎片化走向整体性、从多样走向单一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某一种概念含义主导性地位的确立和适应新的社会体制范式的过程。至于说这一概念的内涵是普世性的还是特殊性的，是一元的还是多样的，是本质性的还是修辞性的，这的确是颇为复杂的关系。因为这不仅仅牵涉到含义本身，更重要的还在于支持这一含义的体制性力量和对此的社会认同。例如在19世纪英帝国的社会体制下，就连最为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都认为英国是文明的民族，而东方民族则成为野蛮的民族。而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背景的转换要求必须对“文明”和“野蛮”原先曾经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含义进行重新反思，以界定与重构其新的含义，和对概念的再概念化。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概念”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时间性和多重性日益受到思想史家们的重视，由此逐渐开辟了概念史研究，并成为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论支撑的专门领域。目前，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努力，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发展得较为系统和成熟，并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一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主要从概念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概念史。斯金纳自己也一直说，他主要关注的是概念变迁与修辞的关系。他承认，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其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他的方法与考斯莱克和他的同事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斯金纳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他通过对一系列概念的研究实践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这样的研究中，他不仅仅只是重新恢复这些概念的含义和意义，而且还去研究这些有争议的概念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其主导性地位。

另外一种概念史研究的路径是将概念的变迁与社会的变化集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以德国的历史学家考斯莱克为代表。由于受到德国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影响，其概念史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社会转型和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正如斯金纳所说，这种概念变化的方式就是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的社会始终是变化不定的。这样，当一个社会最终改变了其基本价值或者实践的时候，也就同时改变了它的规范性词语。因此，要在社会变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概念的变化，在长时段中把握概念的命运，即概念的兴起和衰亡。

在欧洲学术界，以考斯莱克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提出“概念史”研究，将此视为是对思想观念史研究的一种推进，并取得了同样令人瞩目的成绩。德语世界中“概念史”的领导者是莱因哈德·考斯莱克（1923—2006），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和开拓者，他与奥托·布鲁纳（Otto Brunner）、魏赫纳·孔茨（Werner Conze）一道主编了一套概念史词典——《历史中的基本概念》，从1972年至1997年，该词典已经出版了9卷。同时，在德国，“概念史”研究的队伍日渐壮大，时至今日，由考斯莱克的弟子、德国吉森大学的拉尔夫·莱切哈德（Rolf Reichardt）所领衔的第二代学人已经开始挑大梁，在继承考斯莱克所开创的“概念史”事业的同时，又有所开拓创新，强化了与“心态史”和“新社会文化史”的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继续推动着“概念史”向前发展，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所主编的多卷本的《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自1985年以来，该《手册》至少出版了15卷。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概念史的研究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试图在范围和广度上成就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著述^[13]。

而在法国，概念史研究虽然没有像在英国和德国那样兴盛，但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以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为代表的“政治概念史”研究。罗桑瓦龙认为，“政治概念史”的目的在于理解政治合法性的形成和演变，而这种合法性是建立在对于诸表象体系的描述的基础之上^[14]。罗桑瓦龙的个人研究亦主要集中于此：对法国普选史中的某些概念和观念进行梳理，譬如对人民主权概念的考察等。另外一种特色则与昆廷·斯金纳的研究方法比较相像，即借助于语言学理论，侧重于对概念用法的研究，如雅克·纪约莫提出“概念用法的语言史”（une histoire linguistique des usages conceptuels），并要求关注语言性事件。研究者们进行了实践。如纪约莫在对西耶斯的研究中，对“民族”概念的演变，以及从1773年至共和三年在西耶斯思想中发挥作用的“民族—个人—社会”框架进行了论述^[15]。除了个人研究外，也存在着一些集体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法语社会政治用法辞典（1770—1815）》［Dictionnaire des usages socio-politiques du franais（1770-1815）］。这一辞典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由“18世纪与大革命团队”发起。团队解散后，辞典则主要由Raymonde Monnier与Marie-France Piguet负责主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不仅仅限于“词汇统计学”，而更多借鉴了“概念用法的语言史”以及剑桥学派和德国概念史的方法。辞典自1985年至今已出版了8册。各分册并无固定的连续性，每册概念类型、数目亦不相同。与德国学者所编撰的《法国基本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手册（1680— 1820）》［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1680-1820）］相比，辞典并未涵盖如此庞大的内容，而且也未能遵循统一的体例，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法国概念史方面以辞典形式出现的最重要的著作^[16]。

除了这两大学派之外，在荷兰，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如已经开始启动关于“祖国”“自由”和“文明”这三个核心概念的跨国比较研究，特别是在图像的概念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的学术成果。

就概念史研究而言，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研究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打开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通过聚焦于一些核心性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的进程。如同斯金纳在“概念史”研究中所揭示的，不仅强调考察“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还为我们显示了“概念”内含的多样性的形成，通过“语言”的中介那些相同的概念会被不同地重新定义，有时候有些概念被废弃了，有时候却成为主导。因此，他对概念史的考察就在于不是仅仅要探讨概念所具有的含义，而是探讨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在某些时候被人们所认知、接受从而成为主导，上升为占据或者控制人们观念的统治地位，说到底这也是人们的自我选择的过程。因此，概念史的研究使得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挖掘出不同的定义，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留给他们去反刍”^[17]。

值得重视的是，斯金纳不仅展开了对“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而且对支撑概念合法性的基础的原因也进行了研究。为此，他引入了语言理论，探讨“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的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因为思想家们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其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表达本身，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在用这样的修辞方式来为某种概念存在的合法性作辩护，或者解构某种合法性。因此，学者们一致认同，在概念史研究中，运用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一种必需。例如，我们使用语义学来研究表达一个特定含义的不同概念，用符号学来研究一个特定的概念所包含的不同意义。由于语言学日益成为历史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历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或者“思想史研究的修辞学转向”等提法。从这一视角出发，就要求我们关注语言学等相关学科，吸纳这方面的知识，实现研究模式的转换。

但应该看到，无论是从语义学出发，还是从语境研究、话语分析和语言范式等维度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都只是在借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概念史发展成为带有浓厚语言学色彩的分析范式，而只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深化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在探寻历史的选择机制，或者说重新思考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与接受概念的这一含义，并将之变成为主导性的唯一接受。这样的接受，是利益性的，还是修辞性的？是来自社会的包括既定的语言模式的强制，还是某种实体性的政治权力的压迫？是集体的无意识选择，还是出于自我的认同？在方法论上，它又可以与阅读史、传播史结合在一起，具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但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探寻将直指社会建构的基础，并且，这样的研究也不再仅仅是历史性的，而是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概念历史的多样性面前，我们也需要时常叩问自己：我们将选择什么？我们将运用什么语言来进行表达？我们将界定和重构起什么样的概念含义？说到底，概念史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主体性的自我该进行怎样的选择？人们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中该怎样去行动？扮演着什么样的实践性的角色？

无论是从修辞的方式入手，还是从社会的视角，或者图像史的角度，毫无疑问，研究者常常会着力解释欧洲在现代性成长进程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因为在历史进程中来看，欧洲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制度安排和经济成就等实体性的内容上，而且还显现在围绕这些实体性内容而编织起的一系列概念上。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欧洲的现代化进程，理解欧洲现代化进程中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我们就需要抽取出与此紧密相连的这些概念来进行研究，从概念历史变迁的视角入手，来考察这些概念内含本身的变化，以及在不同的语境下如何使用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又如何成为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何能够按照这些概念的含义建构起自身，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国家或者社会。对此，目前学界已经从梳理和研究一些基本概念入手来进行展开。回顾“剑桥学派”对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也体现了目前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取向，就是从思想史，特别是概念史的维度来反思现代性的成长以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欧洲现代性的成长中，市场一直是其重要的基础，现代社会也就意味着在经济层面上构建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成为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那么如何理解市场，是否如一些思想家所说的这是一种自然和自发而形成的秩序，市场的运行会自动带来公正。这些问题长久以来伴随着欧洲现代社会的成长，在学术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也都始终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历史语境中的市场》一书将“市场”置于思想史的维度中来考察，“设法解答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及相伴随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各种规章和协调是如何被设想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社会凝聚力和道德规范的思想史如何影响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对市场的理解的？外生于市场的甚或批判市场的思想和实践是以什么方式影响现代资本主义演进的？这本论文集转换视角，不考虑制度前提或制度信任的问题，而是考虑思想、语言及孕育其中的非主流观点，以此来推进有关市场所受影响的争论”^[18]。一旦引入这样的思想史研究维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市场”概念的历史性以及空间上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特性，而由此所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要远比人们想象得复杂。更需要提出的是，此书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助于帮助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重新理解“市场”的内涵。同样，在学术上，对“市场”概念的思想史研究也成为概念史和社会经济史相结合的典型个案。

在欧洲一些学者看来，从市场出发，自然也涉及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形成市场特性的要素，又是市场安排和运行的制度性保证。其重要的基本问题就是要去解答：“商业统治是否比美德统治更有利于发展与保护自由呢？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何种自由？商业、美德与自由是如何与政府形式，包括最重要的，即最清晰地设置了财富-美德二分法的共和主义形式产生联系的？”^[19]由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共和主义”，直到今天这样的研究热潮仍方兴未艾。在复兴共和主义研究的一批学者中，应当首推“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展开了对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挖掘了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这些研究成果相继反映在他的一些著作中^[20]。而斯金纳对共和主义的研究不仅在学理上拓展和丰富了关于“自由”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共和转向”^[21]，不断深化了人们对共和主义类型、内容和内在价值的理解^[22]。

在概念史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发现，在单一的概念空间范围内来进行研究过于狭隘和偏窄，正如斯金纳在进行概念史研究时所说：我将考察范围限定于一特定语言社群里，即英语世界中的论辩，这种方式不免稍嫌视野狭隘，对此我也有点自责^[23]。正因为此，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开始提出思想史的“空间转向”。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展开研究，例如在某个国家这一“空间”所形成的“概念”，其内涵如何流动到另外一个“空间”，在这一流动过程中，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又被再概念化的。同样，在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下，当我们把欧洲思想史或者西方思想史看作一个整体性的思想单元时，其内部之间的差异性也愈发受到关注，如探讨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对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学术传统和学术进路。例如由达里奥·卡斯蒂廖内和依安·汉普歇尔-蒙克所主编的《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就是在“民族国家”的空间和特性下来理解欧洲思想史研究的各种学术谱系^[24]，而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学术界研究范式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和动力，反思和重构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取向和学术特性。

思想史研究“空间转向”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思想史向“国际史”方向拓展，或者进行思想史和全球史的结合，目前这一取向已经十分鲜明。面对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如果说过往的思想史研究多聚焦于单一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这一地理空间的话，那么如今，当思想史遇上了全球化，思想史家必须要思考思想史研究如何应对这一空间的变化，并探求空间要素、空间视域与思想史研究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全球化的空间扩展促成了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同样，关于概念的空间流转和再概念化也涉及空间问题。举例来说，当我们将英国或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与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概念的时候，今天中国的经验告诉人们，以“农民工”的特质来对原有的“工人”或者“工人阶级”进行再定义和再概念化将是概念史研究中需要重视的内容^[25]。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将概念放在不同的新型空间中，运用不同空间所形成的经验和资源来处理和理解概念范畴将会扩展出思想史研究的新边界。换句话说，只有将概念看成“流动的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来理解，实现“空间转向”，思想史研究才会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升。在这一方面，国外同行已作出了领先一步的表率，例如对“帝国”的思想史讨论，特别是对“文明”和“野蛮”的讨论^[26]。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新的“全球史”学术取向，也有学者提出用思想史的“国际转向”来定义。例如，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史学者大卫·阿蒂米奇就是这一提法的首创者。他在《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一文中写道，要超越或者高于民族和民族国家所界定的个别历史，而朝向历史书写中一种名为“国际转向”（international turn）的方向发展。由此，国际转向借由关注比国家更大的地区而对于空间概念产生兴趣。如此大范围的地区不受国家政治疆界的束缚，借由跨国管道与流通来联系，因此，现在的空间可能是思想史的最后疆界^[27]。当然也有些学者仍然坚持使用“全球思想史”这一概念^[28]。在我看来，使用何种称谓来表述并非问题之关键，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范式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在不断拓展自己的新“边疆”。

实际上，目前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正在向民族国家化和全球化两种方向发展，前一种是在国家成长的维度下来展开，而后一种则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思想的跨国接受与流变。而这一转向，相比于历史学内部的其他学科而言，对于思想史研究所遇到的困难也许更大。因为如果人们接受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看作一种思想观念性的“话语表达”的话，那么，如何将全球化与民族化进行协调，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找到融通的方式将会异常困难。正如《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开篇所说，政治社会既塑造了自身的历史，也书写了自身的历史。在现代世界中，政治社会与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活动的各共同体之间的相契，赋予民族语境以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它决定了政治思想的角色以及对于它（政治思想史）的理解。因此，在这里，最紧要的问题不在于迥然有别的民族传统对于政治思想史可能有什么贡献，而在于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共享的政治思想叙述和诠释，这种共享的叙述和诠释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被视为同一种政治话语^[29]。这也就是说，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从历史书写的视角来看，如何在全球化中定位民族性，以及民族性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将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和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有关，在对现代性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也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研究现代社会的形成。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易斯撰写的《自由的法则：自由主义与现代城市》一书，并未聚焦于纯粹的思想文本，而是从城市空间的安排入手，着重探讨19世纪英国的城市政府——例如伦敦、曼彻斯特——如何接受自由的规则并进行自由主义式的治理，从而塑造了自由的城市空间。他以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图书馆来考察城市图书馆“公共性”的形成。总之，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施政实践，城市才被建构为自由的公共空间，并进而形成自由的城市。与此同时，这些自由的空间也在规训着人们的行为。这一研究给予人们的启示就在于，不再纯粹研究思想或观念本身，而是要去研究这些思想观念如何成为政府以及这类公共部门的认同，成为社会运转的基础和建构起社会空间等实体性内容。这一研究方法更多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借用一句流行的术语，可称之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30]。

早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对既有的一些思想史研究范式也产生了极大冲击，甚至思想史这一学科本身的存在都受到了影响。由此，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才提出这一问题？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同样，历史学家达恩顿也感叹地表达道：在过去很多年间，思想史已经渐失昔日的风采，开始变得落魄了。这主要体现在，原先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重视经典思想家的著作，现在开始转向研究普通民众的心智情感；同时文本的构成发生了转换，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甚至“思想史研究”这一称谓也变成了社会文化史研究。面对这一冲击，一些学者提问道，也正如拉卡普拉等学者所说，在批判理论、解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中，什么研究内容是切题的？同时，在思想史内部，社会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导向看来已经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思想史特有的问题和方法吗？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关系需要开始重新加以思考吗？^[31]面对历史学科内部的竞争，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并未放弃，而是选择了坚守和创造。经过20年后的发展，时至今日，学者们又惊异地发现，原先辉煌的新文化史研究风头渐失，思想史重新恢复它固有的迷人的魅力，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目前在历史学专业各分支学科中，思想史又占据主导，几乎达到了自鸣得意的状态^[32]。有些学者将“语言转向”之后的思想史研究称为“新思想史”（new intellectual history）。和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相比，这一“新思想史”不仅推进了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而且也提升了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使其“从杂物室提升到了绘画室”^[33]。

目前，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正在深化对具体内容的研究，同时也在伴随着这些研究的同时而展开了对思想史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和讨论，这些新的学术动态自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介绍三本思想史研究的新书，也可以说是在三个不同的维度上对思想史理论和方法的反思。一是2003年围绕“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出版25年举行了研讨会，其实这不仅是在讨论这本经典性的学术著作，而是在重新反思“剑桥学派”的研究范式。会后并出版了名为《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二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出版的《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阿米蒂奇原在剑桥大学工作，也是“剑桥学派”的传人，本书不仅从国际性视角研究了霍布斯、洛克等思想，也明确提出了“思想史的国际转向”这一具有理论方法论标志的话语。第三本则是2014年新近出版的汇聚了众多学者文章的论文集，涉及观念史、语境主义、概念史、思想史的国际转向和全球思想史等内容，这本书可以看作学者们对思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集体性反思，为未来的思想史研究指明了前行的方向^[34]。

【注释】

[1]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版。

[2]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Volume　1：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75．

[3]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4]同上。

[5]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Volume　1：Regarding Method，p．180．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概念史研究的介绍详见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特伦斯·鲍尔、詹姆斯·法尔、拉塞尔·L·汉森编，朱进东译：《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7]同上书，第5页。此处译文根据英文原版作了修改。详见Terence Ball，James Farr and Russell L．Hanson（eds．），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8]详见周保巍：《概念史——研究对象的辨析》，载《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9]特伦斯·鲍尔、詹姆斯·法尔、拉塞尔·L·汉森编，朱进东译：《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10]同上书，第34页。

[11]同上书，第4页。

[12]同上书，第2页。这里的译文根据原文作了些修改。

[13]详见周保巍翻译的《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张智翻译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Pierre Rosanvallon，Pour une histoire conceptuelle du politique，Le Seuil，2003．

[15]Jacques Guilhaumou，Sieyès et l'ordre de la langue．L'invention de la politique moderne，Kimé，Paris，2002．

[16]详见周保巍翻译的《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张智翻译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7]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17-118．

[18]马克·贝维尔、弗兰克·特伦特曼主编，杨芳、卢少鹏译：《历史语境中的市场——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19]戴维·伍顿编，盛文沁、左敏译：《共和主义、自由与商业社会：1649—1776》，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4页。

[20]Quentin Skinner，Republicanism：A Shared European Herit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Milton and Republica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他自己也撰写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1]Philip Pettit，Republicanism：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1997，p．4．

[22]西方学术界已出版较多学术价值很高的共和主义研究著作，如John Maynor，Republicanism in the Modern World，Polity，2003；Maurizio Viroli，Republicanism，Hill and Wang，2001；Claude Nicolet，I'idee Republicaine en France（1789-1924），ditions Gallimard，1994。

[23]昆丁·史金纳著，萧高彦编：《政治价值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5页。

[24]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周保巍译：《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5]在这一研究领域，例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史研究所的马塞勒·冯·德·林顿（Marcel von de Linden）教授就提出“全球劳工史”（global labour history）这一研究主题，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对“劳工”这一概念进行比较性研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史范畴，但也可以看成为是概念史研究的内容。

[26]Uday Singh Mehta，Liberalism and Empire：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Michael Levin，J．S．Mill O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Routledge Press，2004；David Armitage，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Stephen Howe（ed．），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Routledge Press，2009；Sankar Muthu（ed．），Empire a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27]陈正国主编：《思想史》（第一辑），台湾，2013年9月，第221页。

[28]例如学者史茹提·卡皮拉（Shruti Kapila）提出“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概念，载Darrin M．McMahon and Samuel Moyn（eds．），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9]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周保巍译：《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3页。

[30]Patrick Joyce，The Rule of Freedom：Liberalism and the Modern City，Verso，2003．类似对“公共空间”的研究还有如詹姆斯·冯·豪恩·迈尔顿：《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公共性的兴起》（James Van Horn Melton，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在这一研究中，除了关注“公共空间”这一主题外，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主题就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社交性”（sociability）问题。从学术上来讲，这些主题都值得我们重视。

[31]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斯蒂文·L·卡普兰主编，王加丰等译：《现代欧洲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32]Darrin M．McMahon and Samuel Moyn（eds．），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33]Elizabeth A．Clark，History，Theory，Text：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06．

[34]Annabel Bretty，James Tully，Holly Hamilton-Bleakley（eds．），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该书中译本为胡传胜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David Armitage，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Darrin M．McMahon and Samuel Moyn（eds．），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