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的殖民扩张，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出悲喜剧。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非欧民族的文化，在这场文化的冲突中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和双向互动过程。东方民族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在400年中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而深刻的转变过程，由一开始的拒绝、反抗，到后来的接受甚至崇尚，再到20世纪的本质认识和深层批判。东方民族在拒绝同化、为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利进行殊死抗争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现代民族文化，而西方民族在这个血与火的殖民征服过程中，一方面使无数的东方文化惨遭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也接触到了东方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东方文化的许多成分，改造了西方文化自身，并且在东方民族不屈的反抗中逐渐认识到东方民族和他们的文明的深刻底蕴和长久的生命力。这种文化的双向传播和融合，尽管是借助了战争和殖民的血腥手段，但却极大地丰富并充实了现代世界文化的内涵。也许，这就是文明与文化发展的辩证法。
现代批判意识的开始 作为最早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西方社会，也最早感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文化危机，因此也最早在文学领域发起了对现代世界的反思与批判。从19世纪80年代起，西方文化界就出现了一种描写现代文明衰亡的文学形式。尼采、斯宾格勒等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尼采（1844—1900）不仅否定基督教的最高价值，而且也断然否定近代欧洲理性主义世界观的价值。尼采认为，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大力标榜的理性，实际上并不能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也不能给人设立目标。人只能通过两种方式得到解脱。19世纪80年代西方艺术的颓废、悲观和虚无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时髦，而是现代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理想的必然结果。尼采认为，自然科学造成了它自己内部的崩溃，塑造了它自己的敌人——反科学。现代教育和科学活动侵蚀和毒害了生命因素，使原本鲜活的生命受到了非人化的机械论、非人格化、劳动分工这种伪科学的损坏。人类失去了目标，文化沦为手段，生命失去了价值，因此必须建立具有权力意志的新型人格理论，用超越自身、超越基督教伦理所塑造的怯懦、颓废、虚伪的人格的“超人”，克服启蒙运动以来沾沾自喜的“进步主义”带来的文化庸俗化，重估一切价值，重估一切旧有的真理，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自身。
如果说，尼采在19世纪的文化界还形影孤单的话，那么，在20世纪，他却受到了思想界普遍的青睐。从放浪形骸的现代派诗人和艺术家，到举止严肃的理论家和思想家，都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步尼采后尘大声断言“西方没落”的斯宾格勒，就毫不掩饰尼采对他思想的影响，明确表示尼采“给了我怀疑的能力”。因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而蜚声西方文坛的丹尼斯·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开篇，就引用了尼采的语言。可以说，尼采的思想，开启了西方文化领域现代性批判的先导，对20世纪西方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现代西方文学 20世纪初，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青年作家登上了文坛。他们用悲苦和伤感的笔调，描写亲历战争、目睹死亡、在残酷的厮杀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被驱逐出生活常规的一代青年。这是一些既痛恨战争，又精神空虚，对人生和社会的失望使他们行为放荡，失去了人生目标，在迷惘与徘徊中痛苦挣扎，被人称为“迷惘的一代”。描写“迷惘的一代”最著名的是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海明威是美国伊利诺伊州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前线当救护车司机时受伤住院。战后，海明威回到故乡。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像梦寐一样深刻萦绕着他，使他感到彷徨和苦闷。1921年，海明威应聘担任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驻欧洲记者。他以巴黎为基地，走访欧洲国家，结识了旅欧美国女作家格·斯坦和意象派诗人埃·庞德，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26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小说描写了战后一群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失意和精神空虚，反映了“迷惘一代”的全部特征，也体现了海明威个人的生活经历。1929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战争，小说弥漫了浓厚的反战情绪。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发表，描绘了西班牙内战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战争的残酷无情，表现了主人公“为世界上所有穷人而战”的崇高境界。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老人与海》，并因此而获得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他用简洁流畅、不动声色的笔调，描写人物在某种情感支配下的本能和下意识的活动，让读者从这种直接经验中去体会隐藏在语言之后的思想感情，造成一种意在言外、余音萦绕的艺术效果。这种笔法是对欧洲文坛上矫揉造作文风的一种纠正和对抗，对西方世界现代文学造成了极大影响。
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另一有影响的流派是现代主义文学。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三人常被人们并称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三大奠基人。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是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始祖。他的《追忆似水年华》被舆论界誉为20世纪上半叶最值得称道的长篇小说，是现代文学界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追忆似水年华》总共7卷，22部，200余万字，堪称现代派文学的鸿篇巨制。它打破传统小说固有的模式，以时间和空间上的大幅度跳跃的笔法，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法国上流社会的风情，以流动不居的意识描写，传达人的内心情感世界，《追忆似水年华》被看成是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乔伊斯是位爱尔兰作家，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以爱尔兰历史为背景，通过都柏林三个居民一天中的经历，展示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造成的人的内心世界的混乱，精神的空虚和人格的分裂，被誉为 20世纪最伟大的意识流作品之一。
卡夫卡最负盛名的作品是《变形记》。一个小职员在早上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这种荒诞离奇的故事，刻画现代人内心世界的变态与孤独，小人物精神的委琐、孤独与变态，愤世嫉俗，揭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隔阂。卡夫卡被看作现代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
战后风靡西方文坛的还有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战争中臻于成熟，在战后风行世界。存在主义小说以法国作家萨特、加缪和波伏瓦为代表。存在主义文学往往以尖锐、辛辣和细腻的笔法，揭露现实和世界，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分裂，揭示人在物质世界的精神空虚。在文学手法上，存在主义小说主张“作者、主人公和读者的三位一体”，把文学的直觉变成小说的结构，通过朴直无华的语言传达作者的意识和情感。
保罗·萨特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也是一位存在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哲理小说《恶心》，考察了世界与人们对它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差异。小说采取日记的方式，通过书中主人公洛根丁生活琐事杂乱无章的记录，揭示语言与实在之间的不协调性。洛根丁的“恶心”，不是生理现象，而是一种奇特的、无法医治的精神现象，是一种令人烦躁不安的刺激因素，是因无力“将事物塞进语言”而产生的绝望所引起的烦恼。《恶心》一书突出地揭露了西方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互不信赖的荒谬关系。存在主义文学的著名代表还有加缪。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位理想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抵抗组织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他的小说《堕落》、《鼠疫》、《反抗的人》，讨论了人类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悲惨困境和命运负责的问题。萨特的伴侣西蒙·德·波伏瓦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著名代表，她的小说《第二性》，谴责了中产阶级的男性不仅把工人作为自己牟利的对象，甚至把自己的女眷也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她的另一部小说《名士风流》与《第二性》，都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创造了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西欧的现代主义反传统绘画 在绘画领域，对西方古典主义传统的第一次大胆反叛，是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印象派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成为强弩之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动摇了人们关于固定的空间与连续的时间的全部概念，科学的进展改变着生活的表面形态，人们意识到潜在的欲望和恐惧在人生中占据的地位，艺术创作开始摆脱了传统的程式和对称和谐观念，传统具象艺术的一统天下被打破。艺术家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表现“他们的所见”，而期望用色彩、构图、语言、音符、韵律以及抽象、变形和夸张，探索隐藏在物体背后的东西。荒诞派、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和野兽派、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艺术流派纷纷涌现。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多元、跌宕、开放的时代。
现代派艺术以野兽派为开端。1905年，一群青年画家在巴黎举办画展。其作品强烈的色彩，粗犷的笔触，震惊了画坛，人们把这种不拘形式、不守规矩、公然蔑视实际形状、崇尚原始色彩的画家，比作野兽或野蛮人，野兽派因此而得名。马蒂斯是野兽派的主将，他的画受到凡·高风格和非洲原始艺术的影响，不加调和的色彩主宰了整个画面，在强烈的对比中澎湃的激情得到肆无忌惮地宣泄。他因此被称为“色彩大师”和“野兽派之王”。马蒂斯雕塑打破了传统主义的量块感，注重线条和色彩的韵律和动感，体现了20世纪之初人本主义的时代精神。雕塑作品《蜿蜒》（又名《蛇形人》），达到了马蒂斯雕塑艺术的最高峰，开辟了现代雕塑强调主观感受的可塑空间，体现了对韵律的追求和对体块的大胆反叛。
立体主义从对自然对象中抽取纯粹的形态，结实内在的结构，发展起了几何化、内向化、抽象化的艺术方向。立体主义的奠基人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巴勃罗·毕加索出生在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的一个名门世家，父亲鲁伊斯是位画师。少年的毕加索在父亲严格的教导下，奠定了坚实的学院派技巧。19岁时，毕加索来到巴黎。塞纳河边的市井生活和法国印象派的艺术风格，并没有满足他艺术创作的冲动，在野兽派的影响下，他开始热衷研究原始艺术，特别着迷于用最简单的要素、从最能表现物体独特形式的角度去构筑人的面孔或物体的形象。1907年，26岁的毕加索创作了“第一幅立体主义的作品”《亚威农的少女》，该画突破传统的人体结构，从怪诞的变形中迸发出一种创造、革新和野性的力量，标志着立体主义画派的诞生。毕加索最著名的作品可能要数《格尔尼卡》。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人的一个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一夜之间把它夷平，毕加索用《格尔尼卡》这幅画发泄出他内心的愤怒，画面通过畸形的动物肢体、奇怪的几何图形对战争和法西斯暴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立体主义的另一位大师是乔治·勃拉克，他曾和毕加索一起发掘立体主义的潜在力量，发展出分析立体主义和综合立体主义风格以及剪纸拼贴的方法，对后来的超现实主义发生影响。
抽象主义绘画的奠基人是康定斯基。瓦西里·康定斯基是俄国人，最初接受的是律师教育，年过三十以后才来到德国从事艺术，成为1911年形成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群“青骑士”的一员。康定斯基善于从具象提取抽象，注重点、线、面的结合，强调纯色的心理效果。他的画抛弃了具体的形象，通过色彩、线条构成一种心灵性的艺术，与读者进行心灵与心灵的交流。即兴画《海战》典型地表现了他的风格。画面上没有海，也没有战舰，但是通过在其间跳跃沸腾的色彩和抽象的线条，使读者感受到海战的激越、混乱、勇气和喧嚣。康定斯基对音乐情有独钟，他在纯理论的意义上把绘画与音乐融为一体，进行色彩音乐的创作。《哥萨克人》和《粉色的音调》就是他这类作品的代表。另一位抽象主义绘画的杰出代表是荷兰画家皮特·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一样，蒙德里安热衷探索基本颜色之间的关系，通过直线和原色达到一种神圣的简洁，从净化中探索隐藏在不断变化的主观性外形背后的永恒不变的实在。他宣称“所有艺术的重要任务都是打破毫无生气的格局，建立充满活力的平衡”。《红、黄、蓝的菱形画》最完美地表现了他的这种追求。蒙德里安的作品不仅影响了西方现代绘画和雕塑，而且影响了现代西方的建筑风格。有人说，他对20世纪现代艺术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毕加索、马蒂斯和勃拉克。
达达主义1916年诞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它是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发起的一场文学和艺术运动。这些年轻人惊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暴，用荒诞、怪异、随意等非理性形式表现一种玩世不恭，发泄出内心对现实、权威以及艺术规矩的愤慨和蔑视，其名称“达达”是从德语字典中随便找出来的，意思是小孩玩的竹马，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幻灭感觉和“游戏人生”的态度。但是，达达主义并非没对历史产生影响，其代表是法国画家马赛尔·杜桑。
超现实主义绘画是在达达主义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1924年，以作家安德烈·勃勒东起草的宣言为标志而诞生。“超现实主义”一词强调远离或超越现实，通过潜意识的梦境和自由组合，把达达主义的非理性与所谓的纯粹观念结合起来，在作品中表现梦幻世界的诗般感受，其作品往往充满诗意，有很强的感染力。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的大师是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2）。达利最典型的风格就是用一丝不苟的现实笔法描绘根本不存在的非现实，通过和照片一样真实的现实世界不连贯片段的组合，造成惊人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意象”，似乎在那迷狂的画面之中蕴涵着什么道理和暗示，让人感到惊恐和不安。他因此也被称为意象派。
美利坚民族的文学艺术 殖民地时期，北美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谈不上有什么独创，不过是步欧洲文化的后尘。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和合众国的建立，激发了美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也激发了美国文化上的自主意识。摆脱欧洲影响，创作出卓越的民族文化的雄心壮志在好几代人胸中激荡。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国文化在缓慢而痛苦的探索和磨砺中逐渐成熟起来。
新兴民族独特的文化，在美国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印证。独立战争后美国出现的诗歌、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都从美国边疆异常的条件对美国政治实践、宗教生活以及思想观念的重要影响中寻找创作的源泉。外来影响和本地创造以美国独特的方式相结合，产生了特色鲜明的美国文学风格。1809年，华盛顿·欧文（1783—1859）出版了《纽约外史》一书，这是一部关于纽约荷兰政权的演义。该书坚实的文学基础和幽默的情趣，使欧文成为得到国际承认的第一位美国作家。然而，欧文最伟大的文学成就，是他开创了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先河。其代表作品就是1819—1820年发表的《见闻札记》。这是一部讽刺与异想、事实与虚构交织的短篇作品集，其中的《睡谷的传说》、《瑞普·凡·温克尔》等，被认为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以后，欧文又发表了《草原游记》、《阿斯托里亚》等反映美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由于欧文在短篇领域里的奋力开拓和杰出成就，才使他获得了“美国文学之父”的美称。
另一位享有盛誉的美国文学家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库柏是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一生写了30多部小说，著名的有《拓荒者》、《最后的莫希干人》、《大草原》等。他全力开拓完全属于美国的题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融的笔法，描写美国的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的斗争，记录了美国西部开发的真实历程。库柏的书，不仅不遗余力地描写了充满浪漫气息的草原，激动人心边疆生活，讴歌了拓荒者与荒原野兽之间动人心弦的斗争，揭露了唯利是图的北佬，操纵民主的政客，无视法律的恶霸，表现出与欧洲风格迥然不同的美国情调，而且也揭露了西部开拓中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大草原》一书中，库柏通过书中的一位捕兽者“皮袜子”之口，谴责了这些移民任意砍烧树木，杀戮野兽，“啊！上帝！只有上帝才知道，美丽的荒野遭到了多么严重的破坏”。
由欧文和库柏作品开拓的美国民族文学，到惠特曼那里达到了一个高峰。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出生于长岛的一个木匠家庭，只上过5年小学，11岁就离开学校，先后当过办公室的听差、印刷所学徒、乡村教师、报社编辑和记者。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也丰富了他的阅历，磨砺了他的思想。1855年，惠特曼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草叶集》，敦促美国公民要心胸开阔，成为身心同时发达的新民族。该诗集大胆突破了传统诗歌对韵律的规定，狂放而热情的诗句，震惊了美国诗坛，反对者指责他“亵渎神圣”，赞赏者称赞他“站在一个伟大事业的起点上”。以后，惠特曼又先后发表了抒情诗集《桴鼓集》和杂文集《民主的远景》。和库柏一样，惠特曼对美国的西进也抱有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欢呼美国的建立，歌颂美国民主政治创造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他经历了内战，目睹了战争的野蛮，也看到了内战之后格兰特政府的腐败，因而对美国日益滋长的享乐主义极为担忧，在《民主的远景》中，流露出美国社会正在成为一个毫无生气、庸俗、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的思想。惠特曼用超越传统的诗歌形式，表现美国社会和生活的本质，是美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也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他有大批的崇拜者，也有大批的批评者。
马克·吐温（1835—1910）是另一位记录美国拓展历史、反映美国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杰出作家。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兰霍恩·克来门斯）出生在密苏里一个寂静的小乡村，在那里度过童年时代后，他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活。曾在中西部和东部的一些城市做过排字工人，在密西西比河上做过领航员，穿越大平原到内华达去淘金，并为弗吉尼亚市的一家报纸做通讯员。他的作品既取材于个人不平凡的经历，也是对当时美国社会沸腾喧嚣生活的写照。《镀金时代》反映了内战以后美国商业和政治生活的精神特点，《艰难岁月》和《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带有采矿和轮船时代的浓郁色彩和粗犷气势，《汤姆索耶历险记》取自他童年在密苏里乡村的生活经历。而另一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则采用自述文体，通过一个善良机智的顽童哈克之口，谴责传统道德的荒谬和正人君子的虚伪，塑造了黑奴吉姆的高尚形象。书中令人难忘的人物、粗鲁幽默的言辞、对密西西比河神秘寂静之美的描述，构成了不可抗拒的文学吸引力，被人们公认为马克·吐温最伟大的作品，以至于海明威说，“全部美国文学来自一本马克·吐温的叫做《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书”。
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清教文学家是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霍桑最杰出的成就是他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三部小说《红字》、《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福谷传奇》，三部作品都表现了清教徒的罪孽、忏悔和报应的主题。霍桑的作品反映了清教思想在早期英国殖民地的影响，反映了对清教主义统治的不满和批判。他的作品在写作技巧上独树一帜，他对心理活动的精细描写，对情节气氛的恰当烘托，对象征手法的大胆运用，都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小说家。
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大特色。黑人作家用他们的笔，反抗美国深重的种族压迫。1940年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发表了《土生子》一书。在书中，赖特通过辩护律师之口，说出了黑人青年比格·托马斯成为杀人犯的社会原因：“他们被排除在我们的社会之外，未被吸收消化，却渴望满足各种冲动——同我们自己相类似的冲动，然而又得不到正常渠道使这种冲动在社会上表达出来，结果是每次日出日落都使他犯下颠覆活动的罪行。他的身体每一个动作都是无意识的反抗”。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是黑人反抗文学的又一力作。小说题目就一语中的，揭示了黑人在美国社会的地位，白人似乎根本就看不见黑人的存在。小说大胆触及了现代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讨好白人慈善家的黑人大学校长，热衷搞迷信活动的骗子，在城市黑人社区生活表层下面潜伏着的可怕暴力，在幻想破灭中发出内心深处对人类自由的极度渴望：“生活是度过的，而不是受控制的，人性是在面临某种失败时仍然坚持不懈而赢得的”。
与欧洲绘画艺术相比，殖民地时期北美的绘画艺术就像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儿童，跟在欧洲的后面。年轻的画家都渴望到欧洲去深造，去呼吸文明的空气。独立后，美国的艺术教育发展起来，1805年宾夕法尼亚创办了艺术学院，开始向年轻的画家提供比较高深的艺术教育，艺术作品也开始向人们展现美国特有的壮丽景观。19世纪30年代的风景画家们，如费城的托马斯·道蒂和俄亥俄州的托马斯·科尔等人的作品，描绘了一望无垠的莽莽荒原、覆盖着茂密森林的高耸山峰，从未受过文明破坏的原始溪岸，一尘不染的蔚蓝天空。这些激动人心的绘画场面，表达了美国人对祖国的热爱和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的浪漫主义情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成长起一代大胆反叛欧洲绘画传统、有意识地创造独立的美国风格，并且在世界绘画史上为美国争得一席之地的新艺术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有爱德华·霍珀（1882—1967）和乔治亚·奥基芙（1887—1960）。
爱德华·霍珀是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现代画家。霍珀的作品带有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他用一种静止、哀婉的真实，描绘现实的世界，作品中弥漫着忧伤和绝望的情调，几乎画中的每一位人物都极其孤独。《科德角的夜晚》是一幅田园风光画，夫妻两人在家门口享受着傍晚的阳光。这样的题材本来应该充满了温馨欢悦，但是霍珀却让它散发一种淡淡的忧伤。画中的夫妻冷漠、消极，既没有亲昵也没有交流，紧闭的家门和昏暗的树林更让人感到这对夫妻内心的悲哀，那种无动于衷的面部表情，是1929年大萧条时代人们普遍的绝望心态的真实体现。
佐治亚·奥基芙是位天才的女画家，其代表作品是一些放大了的植物和花卉的特写，那种类似摄影照片一样写实细腻的画面，给人一种魔幻的感觉，让人联想起性和感官。人们对奥基芙作品的评价存在争议，她可能不是伟大的艺术家，但却是任何一本绘画史都不能漠视的艺术家，她的那种把完全的真实变化为神秘的非真实的能力让人望尘莫及，那种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持续地影响着20世纪的现代艺术。
拉丁美洲文学 拉美文学是当今世界文坛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拉美文学是挣脱欧洲文学模式的束缚、吸收印第安文学和黑人文学传统、融入拉美独特的社会生活经历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20世纪，拉美文学以其现代主义诗歌散文、大地小说和先锋派小说的杰出成就，彪炳世界文坛。
拉美独立前的整个殖民时期，文学基本上是以欧洲文学流派的风格为模式的。随着拉美民族意识的增长，摆脱欧洲模式的影响、追求具有民族风格、反映民族生活的文学形式，就成为拉美文学家的奋斗目标。拉美民族文学的奠基者，19世纪的文学家、诗人安德烈斯·贝略就大声疾呼“抛弃古老腐朽的欧洲”，把创作的题材转向描述美洲大陆壮丽的河山和波澜壮阔的拉美独立运动，描写独立运动中的英雄人物。贝略诗歌的鲜明民族情感和高度文学成就，使他在拉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集《与诗谈论》被看作拉美文学的独立宣言。此外，贝略的《西班牙美洲人用西班牙语语法》一书，在美洲流行的西班牙语的基础上，对古老的西班牙语作了重大的修改，摒弃了一些在美洲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拉丁语语法，吸收了美洲印第安语和黑人语言的成分，开创了美洲西班牙语的纪元，为拉美民族的西班牙语文学创作奠定了语言学的基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是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发展时期。拉美现代主义文学是摆脱模仿欧洲文学模式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诗歌散文形式。现代主义散文的先驱是何塞·马蒂（1853—1895）。何塞·马蒂是古巴独立革命的元老，他在革命生涯中，写了大量的散文、书信、日记、报道和文学评论。他的作品文笔优美，气势磅礴，充满了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激情，开创了拉美现代主义散文的一代新风。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是鲁文·达里奥（1867—1916）。鲁文·达里奥是尼加拉瓜诗人，他的诗集《蓝》，被看作现代主义文学鼎盛的标志。
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在战争中痛苦地呻吟，但拉美各国却远离战火，其民族经济在战争的缝隙中发展起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文化上的独立意识大大增强。在文学上，如何摆脱欧洲文学的束缚，寻找表现拉丁美洲民族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文学表现形式，就成为拉美文学家探索的主要目标。拉美现实主义小说，就是这种民族文学道路探索的成果，是拉美文坛上绽开的民族文学奇葩。
拉美现实主义小说的鼎盛时期是在19世纪20—40年代。这一时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有三种类型：反映独立运动的具有英雄主义气概的革命小说；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大地小说；以及表现印第安人生活的土著小说。
革命小说的代表作有阿苏埃拉的《在底层的人们》，洛佩斯·依弗恩特斯的长篇小说《印第安人》，阿古斯丁·亚涅斯的《洪水到来之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独立运动中的英雄群体，反映下层人民的呼声。
大地小说以运用拉美民间语言、描写拉美独特的自然景色、反映人与自然间的斗争见长。大地小说的三大代表作是哥伦比亚作家何塞·里维拉的《旋涡》，委内瑞拉作家罗慕洛·加列格斯的《唐娜·巴巴拉》，阿根廷诗人、小说家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勃拉》。这三部小说，被看作拉美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里维拉的《旋涡》，以拉丁民族的炽热情感，描写了燃烧的南方土地和拉美人民的火热生活。作者运用印第安神话的艺术手法，描绘了拉美原始的莽莽森林和辽阔的潘帕斯大草原，描写了热带居民独特风情和习俗，展现了拉丁美洲社会生活的丰富画卷。
土著小说侧重表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生活。代表作有玻利维亚作家阿尔西德斯·阿尔歌达斯的《青铜色的种族》，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利亚的《广漠的世界》等。土著小说注重把印第安人的民间文学传统与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相结合，反映印第安人的痛苦生活，带有浓郁的印第安土著民族的乡土气息。
如果说19世纪20—40年代拉美现实主义小说的杰出成就为它在世界文坛上争得了一席之地，那么，40年代以来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则把拉美文学推向了世界文学的前沿水平。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是当代拉美的一种文学流派，它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将神话、梦幻、荒诞等非现实主义的描写与拉美现代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等现代派文学手法，表达现实生活中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是欧洲文学传统与印第安文化精华结合而产生的拉丁美洲特有的文学形式。魔幻小说早期的代表作有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危地马拉文学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得罗·帕拉莫》。
60年代以后，魔幻小说进入创作高潮时期。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踢石戏》，墨西哥作家富恩斯特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扇子》，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大批杰出作品问世，震惊了世界文坛，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拉美魔幻小说，称为“爆炸文学”。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书。该书以神秘、隐喻、象征和脱俗的手法，描写了拉美革命军上校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的经历，反映了加勒比海沿岸小城马康多百年的变迁。作者用魔幻般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哥伦比亚农村的现实。《百年孤独》由于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和创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代表着20世纪拉美爆炸文学的最高成就。70年代以后，拉美一些国家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作家受到军事独裁政府的压制，爆炸文学宣告结束。拉美文学创作进入“爆炸后的新一代”，继续以其标新立异的风格彪炳世界文坛。
拉丁美洲的绘画造型艺术 现代拉美民族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为拉美的造型艺术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创作空间。流行的欧洲艺术流派、古老的印第安原始艺术和来自非洲黑人的传统绘画雕刻，成为拉美画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多种艺术风格的碰撞和结合，使拉美造型艺术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活独特的魅力。
现代拉美绘画艺术史上，最负盛誉的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受1910—1920年的墨西哥革命的影响，画家们以高昂的情绪和创作热情，绘制了大量反映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内容的巨型壁画。这些壁画作品将古代玛雅壁画传统和西欧绘画的技巧风格糅合，主题鲜明、场景宏伟、色彩浓烈、笔触自由，感情奔放，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引起了世界美术界的瞩目，被称为“墨西哥文艺复兴运动”，在世界艺术史上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墨西哥壁画运动的杰出代表是“壁画三杰”，奥罗斯科（1883—1949），迪埃格·里维拉（1886—1957），西盖罗斯（1898—1974）。
奥罗斯科出生于贫苦的印第安家庭，从小就受到印第安民间艺术的熏陶，长大以后学习了欧洲绘画的技法。他把欧洲现代版画的表现手法和印第安民间艺术相结合，创作了一系列的反映拉丁美洲人民革命和生活的作品。其中，《工人阶级》一画，描绘了革命前墨西哥矿工的苦难生活，《社会斗争》表现了墨西哥独立之父伊达尔戈神父挥动红旗鼓舞人民争取独立的宏伟场面。他的画线条粗犷，情感浓郁，风格独特，很有感染力。
迪埃格·里维拉早年曾师从墨西哥著名版画家何塞·波萨达学习版画，后来又留学欧洲，受印象派绘画理论和技法的影响。回国后致力于探讨用民族壁画的形式表现墨西哥的历史和生活。他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是现存于墨西哥城国民宫的大型历史壁画。画面生动地表现了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的繁华风貌，西班牙人残酷的殖民征服，印第安人的反抗和斗争，以及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墨西哥历史的真实写照。
西盖罗斯是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画风是内容含蓄，构图复杂，具有象征意义。他的著名壁画《战士今日的风貌》，用粗线条大轮廓描绘了一个没有五官的石头巨人，巨人钢铁般双手向前伸出，隐喻着拉丁美洲人民身上蕴涵着的岩浆奔腾般的激情。《新民主》一画，用一位砸碎枷锁的妇女形象隐喻祖国母亲，表达了人民战胜法西斯的思想。
壁画在拉美其他国家也很发达。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墙壁上的一幅壁画，就是巴西画家坎迪多·波蒂纳里（1903—1962）创作的。总的来说，拉美现代壁画家们，勇于面对社会现实，以极大的同情心和创作欲，表现了被压迫的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的作品传达了一种时代气息。
坚定地把民族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努力发掘印第安民族艺术传统，反映本土的现实生活，拉美现代油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危地马拉抽象派画家梅里达曾参与欧洲立体派艺术革新运动，回美洲后，他以古代玛雅绘画中的几何图案和动物形象作为表现手法，创作了大量以玛雅人关于宇宙起源的神秘看法和传说为内容的抽象画。他的画，表现出印第安传统和现代派绘画风格的完美结合，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危地马拉现代艺术之父。厄瓜多尔画家金格曼，继承了古印第安人绘画色彩浓艳、线条刚劲的传统，又接受了立体派和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他的作品《挑夫》，把衣着鲜艳的印第安人置于灰色阴暗的背景之中，用鲜明的色彩反差，表达印第安人忧郁外表下面蕴藏着的强烈的情感风暴。除金格曼外，厄瓜多尔还有一大批用现代派艺术手法描绘安第斯高原印第安人现代生活和传统艺术题材的现代画家。
在雕塑艺术方面，拉美艺术家注意把古印第安人雕刻中线条雄健、神态逼真的传统与西方雕塑传统相结合，赋予作品强烈的民族感和时代感。屹立在墨西哥城的独立之父伊达尔戈神父像，坐落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城的玻利瓦尔骑马像，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广场的圣马丁铜像等，都表现了拉美人民不畏强暴与殖民主义拼死斗争、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民族气节。
拉美现代音乐和舞蹈 拉丁美洲现代音乐是在西班牙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外来音乐，特别是黑人音乐的某些成分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风格的音乐。
西班牙音乐是随着天主教传播而逐步在拉丁美洲传播开的。1524年，墨西哥建立了殖民地的第一所音乐学校，1526年，建立了第一所舞蹈学校，1556年又出版了第一部乐谱书《弥撒规程》。到16世纪末，在西班牙美洲已经形成了墨西哥、利马、加拉加斯、哈瓦那基多等重要的音乐中心。在殖民地长期的传唱过程中，西班牙民间音乐不断地受到土著印第安人音乐和非洲黑人音乐旋律的影响，形成了拉美独特的音乐风格。到17世纪，拉美的土生白人就已经有了不同于西班牙本土音乐的民族音乐，形成了自己的演唱艺术。如墨西哥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科里多，就是从西班牙中世纪的押韵诗歌罗曼塞和安达卢西亚的科里多演变而来的，由一位或几位歌手，用吉他或其他乐器伴奏，在街头为行人演唱。歌词大都是歌手自编自唱，许多情况下是自行发挥。科里多现已成为墨西哥民族音乐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拉美的民间舞蹈，也有许多是在西班牙舞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如墨西哥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哈贝拉舞。这种舞蹈动作欢快，节奏性强，包括跺脚、踢踏、旋转等幅度很大的舞蹈动作，与西班牙的霍达舞很相似。在智利广泛流行的奎卡舞，也源自西班牙舞。而古巴的伦巴舞、哈瓦涅拉舞，则是在黑人舞蹈的基础上形成的。早期的伦巴由非洲黑人奴隶传入，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在城市流行的交际舞，20世纪又传入欧洲和北美各国，吸收了爵士乐的成分，成为风靡世界的交际舞。巴西的桑巴舞，也是一种黑人舞蹈，经过改造，成为巴西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还有阿根廷的探戈舞，是在古巴的哈瓦涅拉舞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初，探戈形成自己的风格，先在拉美广泛流行，后来又传入欧美，成为世界最流行的舞蹈之一。
现代非洲文学 20世纪以来，随着非洲黑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非洲认同感的发展，非洲产生了一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黑人文学家，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发掘黑人文化传统，寻找黑人文化特性，表现黑人文化的精神。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吹绽了非洲黑人文学的两朵绚丽的鲜花：东非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和西非的“非洲特性”文学流派。
20世纪初，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火热生活，给东非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使斯瓦希里语小说的创作日趋繁荣。30年代末，斯瓦希里语文坛上出现了一颗耀眼的巨星，这就是坦噶尼喀的著名作家夏班·罗伯特。
夏班·罗伯特（1902—1962）是位杰出的诗人和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一生坚持反对侵略、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西化，坚持用民族语言斯瓦希里语进行文学创作。早期作品《非洲人在歌唱》揭露和抨击了殖民统治的黑暗，预示了非洲独立和解放的前景。独立以后，夏班·罗伯特内心激动，创作了一部长达三千节、一万二千行的长诗《独立战争史诗》，热情讴歌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首长诗不仅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而且富有浓郁的非洲色彩，其新颖的构思、活泼的形式、雄壮的气势和丰富的内涵，把斯瓦希里语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夏班·罗伯特也因此被人们称作“东非的莎士比亚”、“无可争议的斯瓦希里语桂冠诗人”。
继承和发扬夏班·罗伯特等老一辈斯瓦希里语文学家反映民族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文学传统，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斯瓦希里语作家，创作了一批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伊布拉黑姆·侯赛因的剧作《时代的变迁》，批判了青年人中盲目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倾向，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冲突和差异。桑给巴尔作家穆罕默德·苏来曼·马哈穆德的中篇小说《渴》，通过女主人公巴哈蒂的爱情悲剧，揭露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表现了人们对非洲传统美德的赞赏和怀念。该书1970年出版后，获得斯瓦希里语文学创作一等奖，被看作是现代斯瓦希里语小说的杰出代表。
20世纪30年代，正当斯瓦希里语文学进入创作高峰之时，以“黑人诗神”桑格尔为领袖，在世界文坛上刮起了“黑人特性”的旋风，把黑人诗歌的影响推向了世界。
列奥波尔德·桑格尔出生于塞内加尔的乔阿卡，30年代留学法国，在那里结识了来自海外属地马提尼克岛的黑人学者埃梅·塞泽尔和来自圭亚那的达马斯，三人一起创办了《黑人大学生》杂志，创造了法语新词汇“黑人特性”（negritude），以它为旗帜，掀起了一场确认黑人文化价值、争取黑人文化生存权利、弘扬博奥深邃的非洲文明的政治文化运动。与白人种族优越论针锋相对，桑格尔对黑色极尽赞美，把黑色看作是生命和活力的象征：
赤裸的女人，
黑肤色的女人，
你那充满生机和魅力的肤色，
覆盖着全身……
赤裸的女人，
黑肤色的女人
像熟透饱满的果实
像醉人心田的黑色美酒……
这些燃烧着炽热情感的诗句，像火焰般在他的诗行中跳动，令欧美文学界感受到强烈的震动与冲击。
如果说，桑格尔早期的诗作在讴歌黑人民族及其文化的同时表现出种族主义偏颇的话，那么，40年代以后，桑格尔的思想变得成熟起来，对前一时期的黑人特性运动进行了理性反思和批判，表现出让非洲文明走向世界，用现代文明改造非洲的广阔胸襟：
五大洲的人民同她站在一起，
看，这千千万万个人的潮流中，
攒动着我的人民的头颅，
请允许他们伸出炽热的双手，
结成兄弟般友谊的纽带，
紧紧地拥抱大地。
桑格尔以他的诗歌扩大了黑人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沟通了非洲与世界人民之间的感情，填平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鸿沟。1984年，桑格尔成为法兰西学院第一位黑人作家。
约鲁巴族文学家索卡因，是一位堪与桑格尔齐名的非洲文学家。他把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创作出融非洲传统和现代文明于一体的现代非洲文学之圭臬。索卡因出生在尼日利亚的奥贡州，早年就学于伊巴丹大学，后来去英国的利兹大学留学，研究西方戏剧理论。1960年，在尼日利亚独立前夕，索卡因回到祖国，任伊巴丹戏剧学院讲师，致力于研究如何把传统的非洲戏剧与现代西方的艺术手法熔于一炉、创作出表现非洲民族精神的现代作品。为此，他深入生活，到豪萨族、伊博族、约鲁巴族进行采访和采风，积累了大量民间传说、神话、诗歌、音乐舞蹈和宗教仪式的素材，在此基础上，他创作出一生最负盛名的剧作《森林舞蹈》。森林之神把两个罪人引诱到森林，逼迫他们认罪悔过，却发现这两个人过去的罪状在今天已成为好事，于是决定把他们变成英雄。结果却又发现他们变成了暴力的牺牲品。《森林舞蹈》写出后，在拉各斯和伊巴丹连续上演了一百多场，场场座无虚席。热情的非洲观众在欣赏该剧生动的情节、优美的民族舞蹈、浓郁的非洲风格的同时，也感悟到剧作反对侵略反对暴力的深邃思想和丰富内涵。该剧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20多个国家上演，受到一致的好评。除了《森林舞蹈》之外，索卡因还创作了《强种》、《黑非洲诗集》、《监狱笔记》、《灯光熄灭之前》、《不正常的季节》等22部剧作、诗作和小说，他被公认为现代非洲最有影响的黑人作家，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现代非洲的民族教育和历史研究 独立之前，殖民者在非洲实施的是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无论在学校的创办、课程的设置、教学的内容上，都带有殖民主义的特征，是以培养殖民统治所需要的人才为目的的。独立后，非洲各国都对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内容广泛的改革。颁布了教育法令，实行统一的教育制度，建立起了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还有职业教育和大学后研究生教育等。教育面向大众，面向国家经济建设，为培养大批适应经济建设和从事民族文化的人才服务。在教育内容上，也提出了“课程非洲化”的问题，增加了非洲历史文化、非洲语言文学、非洲音乐舞蹈、非洲传统艺术以及非洲地理环境、非洲自然资源等人文、自然科学的课程。
为了清除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痕迹，培养非洲民族的自豪感，独立后的非洲各国特别注重对非洲历史和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和教学。正如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所说，“在非洲内部，新独立的国家特别迫切地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历史遗产”。各国的大学都建立了历史系，设立了非洲史和非洲专题史课程。在大学之外还建立了历史学会，创办了历史刊物。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非洲的历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历史学家以大量的史实，批驳了“非洲无历史”、“非洲无文化”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观点，抛弃了旧史学的“欧洲中心论”，写出了大量非洲人自己的非洲历史著作。
现代非洲的艺术 现代非洲的艺术，是在传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非洲造型艺术中，最负盛名的是非洲雕刻艺术，它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独立后，非洲各国的艺术家们，努力发掘传统雕刻艺术的精华，把传统手法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给古老的雕刻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现代非洲雕刻种类繁多，题材丰富，或木雕、象牙雕、或青铜雕刻，或人物、或面具、或动物，艺术家把丰富的想象、狂放的思维和大胆的手法，融合在一个作品之中，创造出了摄人魂魄的美感神韵，表现出自然质朴的审美情趣，形成了浓郁而独特的非洲风格。其抽象而夸张的造型，流畅而豪放的线条，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非洲的音乐和舞蹈同样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瑰宝。非洲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在非洲，音乐和舞蹈不仅是娱乐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非洲每个部落都有自己部落的音乐和舞蹈。人们在劳动之余，在喜庆日子和宗教仪式上，都要唱歌跳舞，歌舞是非洲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他们的民族特性之中。
作为一种跳跃和律动的艺术，非洲黑人的音乐和舞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强烈奔放的情感，激越明快的节奏，是非洲音乐舞蹈的一大特色。16世纪以后，伴随着奴隶贸易的悲惨旅程，非洲黑人的音乐和舞蹈，也越过大西洋，成为美洲种植园中黑奴生活的情感宣泄。现代拉丁美洲的许多流行舞蹈，都是在非洲舞蹈的基础上形成的。轻快、抒情的《伦巴舞》、奔放热烈的《桑巴舞》，充分展现了非洲黑人舞蹈的豪放风格和明快旋律。黑人音乐的铿锵节奏，更对现代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由此而传播到全世界，对世界范围的现代音乐都有影响。
现代印度文化的两重性 印度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哈拉巴文化算起，印度本土文化已经有了近5000年的历史。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与伊斯兰世界发生接触，吸收了伊斯兰文化的许多成分。16、17世纪以后，印度文化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印度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印度文化传统并有因外来文化的渗透而绝迹，它的根深深扎入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在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之中、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不断地汲取营养，改造和丰富自己的内涵，从而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现代印度文化中，有许多西方文化的因素。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印度传统社会，给印度人带来了一种政治语言的统一，这就为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社会背景。首先，英语给印度人提供了一种沟通思想、互相交流的工具，促使原来为语言相隔的不同地区的印度人之间逐渐形成了民族认同意识和反对外族统治的共识。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上的统一和地区性的忠诚，不存在全印度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但是，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却唤醒了印度这个古老民族，调动了原来的地区性忠诚向统一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方向的流动。
此外，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文学和政治思想中自由主义这个主要部分引进了印度。自由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成为印度人反对殖民者的武器。印度的民族主义领袖们，不仅利用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还利用西方的政治技术，把报纸、演说、传单集会、请愿等西方政治手段，都用于民族主义运动。正如尼赫鲁所说：“西方文化对印度的冲击，是一个能动的社会和一种现代意识对墨守中世纪思维习惯的静止的社会的冲击，英国人正当世界掀起一阵新冲击浪潮时来到我国，他们代表着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强大历史力量。”
强调普遍的人权和义务，强调个人作为人的权利和作为整体一员的社会责任的观念，这些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渗透到印度的现代文化之中。一个多世纪的英国统治通过行政、立法、贸易、交通网络的建立和工业化城市化等多种渠道，影响了印度的生活，迫使印度人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的形势，从而引起了连续的社会变化，使印度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现代印度文化，既不同于英国的文化，也不同于印度的传统文化，而是与两者都不相同、融东西方成分于一体的新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人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成分，再造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将自己的传统传播到西方，影响了西方文化的发展。现代印度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和印度传统文化的结合。
印度教的改革 印度教是一个古老的宗教，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烦琐的仪式和繁杂的清规戒律。其中的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19世纪以来，经过梵社、圣社和新毗湿奴运动等改革，印度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加了许多现代的内容，成为现代印度社会的第一大宗教。
印度教的改革是由罗姆·摩罕·罗易首先发起的。他认为，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一切的重要地位，印度社会要进步要复兴，就必须对传统的宗教进行改革，使之适应时代变化。罗易说，“我很遗憾，印度教徒所坚持的宗教制度是不利于促进他们的政治利益的。把人们分割成无数集团的种姓区分完全剥夺了他们的爱国情感，数不尽的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使他们失去从事任何艰巨任务的可能性。我认为，至少为了他们的政治进步和社会幸福，他们的宗教必须进行某些变革”。为此，他和朋友一道于1828年创办了印度第一个宗教改革团体——梵天斋会，后改名为梵社。梵社运动的宗旨是“教导并实行一神崇拜”，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罗易把理性原则引进印度教，主张用理性检验宗教权威，剔除其中迷信的成分。罗易反对传统印度教的造业观点，反对盲目地遵从印度教的各种清规戒律，主张积极的人生态度。他提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通过内心崇拜和自我克制而证悟神，达到与神的冥合。真正的敬神是在现世积极行动，为社会服务，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罗易还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引入宗教，使之变成印度教懂得伦理方面的新信条。经他改造的印度教既保持了古代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积极因素，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并曲折地反映了印度社会要求民族统一的主张。罗易以后，梵社领导由德瓦卡纳特·泰戈尔接任。以后，德瓦卡纳特的儿子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又继任为梵社领导。德本德拉纳特制定了梵社的约规，创办了刊物，并派人四处宣传梵社的宗教改革主张，使其影响大为增长，在孟加拉、旁遮普、马德拉斯等地都建立了分社，梵社成员迅速增多，其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教徒的接受，日益接近了印度教的主流。
对印度教改革作出重大贡献的另一宗教团体是圣社，其创始人是婆罗门僧人达雅南达·萨拉丝瓦蒂（1824—1883）。与梵社相比，圣社更立足于印度文化传统。达雅南达从未接受过英语教育，他的思想主要来自印度教经典，而不是来自西方文化。达雅南达早年是个苦行僧，在印度各地漫游，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印度教改革家，对印度教的弊端具有深刻的洞察。1872年，他接受当时梵社领导盖舒布的建议，放弃苦行僧的生活方式，穿戴普通城里人的衣服，用地方语言代替梵语传教布道。1875年，他出版了《真理之光》一书，成立了“圣社”。圣社不仅清除了当时印度教中的多神论，偶像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烦琐仪式，而且对种姓制度进行坚决的批判。达雅南达公开表示，按照出身划分种姓不符合吠陀思想，吠陀中根本没有提到不可接触制的存在。他谴责对低级种姓的虐待和歧视，否认婆罗门的居间作用，强调人人都可以直接敬神，都有研究吠陀的权利，并且在低级种姓中广泛发展会员。达雅南达还提出了“回到吠陀去”，“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等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圣社的宗教改革主张，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成为印度宗教改革团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
梵社和圣社都反对种姓制度，反对陈腐的社会陋习，主张改善妇女地位，提倡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并脚踏实地地进行了大量社会改造工作。创办女校，成立“寡妇再嫁协会”，接受妇女参加梵社，允许男女社员一起参加宗教活动。梵社、圣社的宗教改革主张，奠定了现代印度教改革的基础。古老的印度教在这些改革中剔除了许多野蛮、落后的习俗和内容，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现代印度文化中依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依然对现代印度的社会生活发生重要影响。
印度现代文学 印度种族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的语言的复杂性，而语言的复杂性对它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代印度文学的成就是在许多语言领域里产生的。
一方面接受强调民主和自我表现的西方思想，另一方面对英国统治现实的强烈不满，这两种情感之间的冲突，激发了印度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这种内在的情感冲突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促使印度的作家们在本民族的遗产中探寻自尊和自豪的本源。现代印度第一部有影响的本土戏剧是迪纳本图·米特拉（1829—1874）的处女作《靛蓝园之镜》（于1860年发表）就是这种作品的代表。该剧揭露了英国靛蓝种植园主的暴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文学上和政治上都引起了轰动。用英文发表剧本的传教士朗牧师，受到了英国当局的处罚，被投入监狱。从20世纪初开始，印度的文学日益带有政治抱负的色彩。泰米尔语诗人和孟加拉语诗人迦吉·伊斯拉姆的歌曲和诗篇，都热情洋溢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色彩和风格成为印度现代文学的主调。现代印度文学也把它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底层，抨击传统社会的社会不公，种姓制度和妇女处境。乔蒂巴·戈文德·普莱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反对婆罗门的专横，在社会上很有影响。
现代印度文学之花最先绽放于孟加拉语文学园地。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文学家泰戈尔，就是用孟加拉语从事创作的。泰戈尔通过自己对时代脉搏的创造性反应，给印度文学注入了现代精神，从而使印度文学真正成熟起来。泰戈尔认为，印度人不应该忘却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不能用借来的西方“羽毛”装饰自己。一味地抄袭模仿西方，就意味着印度民族的慢性自杀。只有创造性地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印度民族的传统，才能创造出印度文化的明媚春天。在泰戈尔的诗歌中，古典的奥义书和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诗句，中世纪毗湿奴派的抒情风格、印度民间习俗的乡土活力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水乳交融，奠定了现代印度文学风格的基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是中世纪毗湿奴抒情传统的最后作品，泰戈尔以优美的抒情格调和秀丽的诗句，通过与神的对话，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炽烈情感，而长篇小说《戈拉》描写了印度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正统派新数印度教徒和梵教徒在印度民族独立主义上的斗争是对印度文化复兴的现代情感冲突的最好解释。此外，他的《民族主义》一书，则反映了东方民族意识的觉醒。泰戈尔有生之年还访问过中国和苏联，写下了赞美中国文化、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迫使中国人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间进行艰难而痛苦的比较和抉择。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漫长、艰难而又惨烈悲壮的民族振兴之路。中华民族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一概排拒到有选择地接受，从盲目地抵制到自觉地批判和吸收，在这个过程中改造和重建了现代中国文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绵延两千年的帝制皇权，却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深层的文化结构。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只停留在社会上层，相对仍然在广大乡村社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和以宗法制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不过是死水微澜。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之后的军阀混战，使初露曙光的中国重新陷入黑暗之中。严峻的现实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从中得出要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必须首先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建立适应社会变革的新价值体系的结论。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揭开了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巨擘，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向传统文化发起冲击。他们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实质核心是科学与民主，民主不仅是一种政体，而且还是一种国民精神，一种自觉与行动，一种合乎理性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在历史上曾起过维持统一和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在近代却成为中国继续前进的障碍。作为儒学核心的礼教纲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和行为规范，使人失去主体意识，盲目地对君上尽忠尽孝，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要素，是造成近代中国积弱不振的思想渊薮。要改变中国的羸弱面貌，就要破除纲常名教对人性的束缚，改造儒道传统造成的抱残守缺、苟且因循、迷信愚昧、麻木僵化的国民性，提高人的素质，确立独立自主之人格，塑造革新进取适应世界之变化的新国民。
在1916年为《新青年》撰写的文章中，陈独秀率先向传统的纲常名教发起攻击：“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陈独秀还发表了《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一系列的文章，宣告与旧礼教彻底决裂。在1919年1月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进一步把崇尚民主与科学和批判旧文化旧传统联系在一起。“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还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号召推倒阿谀铺张、陈腐迂晦的旧文学，建设平易、明了、通俗的新文学，用以传播新思想，创建新文化。
1918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白话小说，把文学革命倡导的白话文形式与民主革命的内容完美结合，以犀利的文字、痛数旧礼教的罪恶，深刻揭露礼教“吃人”的本质，在社会产生强烈的震撼。
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改造过程，为五四运动以后现代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奠定了基础。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人们的议题已经不再停留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上，而是深入社会改造的层面。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工读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19年9月1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途径的道路。
传统的承袭与改造——新儒学的复兴 清末西学对中学的冲击，刺激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传统封闭状态走出来，开眼看世界，用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改造中国社会，同时也引起了另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忧虑，奋起研究国学，弘扬国粹，借以回应西学的冲击。新儒学的宗旨在于通过发掘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积极精神，寻找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新儒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向西方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以传统文化为本位，融通中西文化。他们反对“全盘西化”，探求东方类型的现代化之路，具有明显的由思想到政治，由文化到现实的倾向。
但是，清末新儒学的返本开新缺乏现实的社会基础，新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坚持都过于褊狭，表现出一种对西方文化强烈的排斥性，没有站在中国文化的多元整体格局思考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没有看到现实社会的大氛围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缺乏与现实力量和特定生产关系的结合，难以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运动，也不符合现代历史发展趋势。
如果说，五四时期新儒学的产生，反映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距与对立的话，那么，20世纪40年代，在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儒学和传统文化对于塑造国民新文化的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无论在重庆还是延安，文化界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运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反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东亚工业文明的迅速崛起，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当代儒学研究出现热潮，这既是东西方文化撞击与选择的结果，也是与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和批判相联系的。人们在意识到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非普遍性的同时，认识到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其中蕴涵的人生意义。意识到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都具有区域或民族的特征。人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对于调节价值系统和教育机制、对于发展人类文明、维护世界和平所具有的其他文化所无与伦比的巨大价值和积极意义。
现代中国的文化主流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五四运动推动的新文化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促使中国文化由过去儒道释文化为主体的多元结构，改变成为中西混合的以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为基本结构的中国现代文化。这三种文化的撞击与冲突、融合与演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冲击，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文化正是受到西方坚船利炮的文化冲击，才有了对本土的专横体制反叛的自觉，才有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反思和批判，才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化的重构和新生。正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性批判中，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批判与扬弃中，中国才找到了现代化的自主之路，才意识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才重新认识了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所蕴涵的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示范，使代表中国社会先进力量的工人阶级走上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舞台。中国的现代文化发展也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战后日本文化的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军国主义文化甚嚣尘上。残酷镇压一切民主、进步文化，剥夺国民的一切文化自由，使日本文坛陷入一片沉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接受了联合国监督下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日本现代文化也因此得到重新定向，日本文化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根据1945年9月2日在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订的协议，美军占领了日本，成立了“盟国驻日占领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对日本进行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教育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民主改革，破除了旧的天皇神权体制、旧的武士道军国主义传统和天皇专制主义观念，按照西方的方式，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和机构，灌输并培育起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使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民主改革首先在清除了旧的传统文化对人的限制。废除了旧宪法，否定了天皇的神格和主权。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为“人”而非“神”，除去了笼罩在“天皇”头上的神圣光环。同年11月，日本颁布新宪法，宣布“全体国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用民主和人民主权取代了天皇神权，宪法还按照西方民主原则，确立了集会、结社、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法律原则，按照西方议会民主的模式，建立起国会，内阁、法院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并且规定了地方自治的条款。民主宪法的颁布，促进了日本国民观念的根本改变，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真正进入了日本社会，并且开始深入人心。
民主改革推行了非军事化的各项措施，从体制、人员和思想上清除了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传统，废除了封建制度和世袭贵族的统治，剔除了传统教育中的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思想内容。禁止向学生传授天皇崇拜。战后，盟军总部发布的“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第一号文书”就明令“杜绝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止传播流布，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国家神道制度，尽早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把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并且从教育领域清除，所有神社成为一般的民间宗教组织。与政治分离后的神道，逐渐地退回到社会伦理和习俗领域，恢复了崇尚自然的精神，成为日本社会民俗传统的一个内容。
在经济方面，战后日本实行了农地改革，消灭了带有浓厚封建参与的寄生地主制，解散了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财阀，确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颁布了废除垄断、禁止经济力量过分集中等法律法规，建立起资本与经营相对分离的新的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的民主化。在教育和社会立法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新式科研机构，组织了工会，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等等。这些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动摇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使现代日本文化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起来。
民族性格与文化的历史反思 民主改革之后，摆脱了旧传统的日本人，开始以新的观念反思战争和历史，重新认识日本和世界。鼓吹天皇万世一系和日本至上、为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张目的天皇史观遭到深刻的批判。进步的历史学家不仅用西方历史学的方法探讨现代日本发展道路的历史根源，而且开始深入社会文化的底层，从传统文化和普通人的生活中剖析日本的民族性，寻找日本历史的内在个性，逐渐抛弃了用西方历史发展模式解释日本历史的方法，对日本历史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其中石母正田、丸山真男、色川大吉、安丸良夫等进步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这种历史文化的重新定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石母正田是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早在战争后期，他就写了《中世纪的形成》一书，对构成日本封建秩序基础的武士阶级的成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试图从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寻找日本在亚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战后初期，他又发表了《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一书，强调从世世代代呼吸着民族传说、从民族文化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现现代历史的深层根源。丸山真男的《德川时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一书，对德川时期的儒学思想中出现的对正统“宋明理学”的诘难与批判、强调实证经验等近代理性主义思维方法的萌芽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从日本封建主义末期社会思想的变化中发掘出日本走向现代社会的潜在因素。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思想与行为》，对现代日本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所发生的畸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把“个人主义的责任道德”作为一把标尺，探讨了天皇制度的本质，分析了日本社会生活中的军国主义土壤，提出天皇崇拜是造成日本政治和社会中缺乏个人主义责任道德的最深层的原因，是导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道路的渊薮。而色川大吉的《明治时期思想史》和《明治文化》，深刻分析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社会基础。色川大吉提出，现代日本的精神结构有两极，一极是“下层的思想”，另一极则是“上层的思想”。两极的形成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特征是大众民主，其中的“豪农民主”是对自上而下的政府现代化路线的反映。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其成员分裂为两个集团，上层人物参加了新统治阶级的活动，成为日本现代化道路的领导人；而下层民众则在政府的通货收缩政策带来的萧条中成为丧失土地的穷人。精神结构的两极存在，对日本后来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安丸良夫的《日本现代化和普通人民的思想》一书，运用马克斯·韦伯的方法，探讨了德川末期日本的农民及其思想，提出消除作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社会基础的农村中的传统因素，对于日本民主的未来极为重要。
对日本历史内在个性的研究，开拓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和思路，使他们从国际格局中而不是从孤立地位上看待日本，注重研究日本的文化结构同东方文化特别是东亚文化结构的深层联系。日本历史学家山内靖指出，“如果重新发现个性的结果是强调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那将使我们一无所获。因为，只有考虑到这种个性在作为世界历史一部分的日本历史中的作用及其在日益重要的世界网络中的意义，这种个性才会有意义”。越来越多的日本历史学家开始对“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历史道路进行反思，意识到现代日本虽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仍然是东亚世界的一部分，随着东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抽掉东亚这个背景，直接把日本同西方联系起来，就无法揭示日本现代化的独特过程，无法解释西方文化的外部因素转化为社会改革的内部力量、影响日本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日本史学的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代日本调整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的意愿。
现代日本的文学艺术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现代日本文学最初也是从现代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走在现代文学运动前面的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1899—1972）出生于大阪，幼时失去父母，在祖父身边长大。童年的孤独经历养成了他多愁善感的性格。大学毕业后，川端康成进入文坛，与横光利一等人创办了《文艺时代》，该刊物可以说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开端。在创刊词中，他们宣布，刊物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既有文坛的活动，进行文艺革命”，“从根本上革新人生中的文学和艺术观念”。
20—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猖獗，文学作品中的战争色彩日益浓厚，川端康成拒绝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从一种独特的立场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发掘日本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点上，寻找文艺创作的源泉。1926年发表的《伊豆歌女》，一举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战后，川端康成又发表了《古都》、《雪国》、《千纸鹤》等作品，这些作品将日本传统文化的东方美感与西方现代艺术手法融为一体，对构架东西方文化的精神桥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川端康成因此获得了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亚洲文学家。
战后日本的文学和艺术，也是在清理军国主义法西斯文化、批判绝对主义天皇制、反思日本文学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批判潮流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近代文学派。近代文学派以一些战前与无产阶级文学和进步运动有联系的作家为主。在战争期间，他们遭受到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压迫，内心孤独而悲愤，隐藏着对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反抗精神。战后，他们很快形成了共同的批判意识，在批判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同时，进行深刻的自我审视和批判，反思日本文学屈从于绝对主义天皇政治，丧失了培养理性和人性的功能。近代文学派的作品，强调从主体和意识的角度，深刻理解被战争和绝对主义权力所剥夺的人的价值和自我的价值，呼吁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性的回归，强调确立自我，从人性和文化的深处，寻找战争的根源，追究战争责任。由他们主办的《近代文学》，成为战后日本文化反思的主要论坛，不仅在文化领域而且在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战后，发源于欧美的存在主义哲学风行日本，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关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探索，为心存战争阴影、绝望孤独地忍受战后沉重负担的日本人广泛接受，日本文学界出现了存在主义文学热潮。战后初期的存在主义文学把反省人性与反思战争结合起来，从自我内部追究战争的根源和责任，在否定的基础上重建“自我”，寻找回在战争中失去的“人的自由”。存在主义文学的鼻祖椎名麟三的作品《深夜的酒宴》《永久的序章》，埴谷雄高的《死灵》和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等作品，都表现了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这种倾向。
50—6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摆脱了战后初期的混乱贫困，经济迅速发展，存在主义文学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扭曲，表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社会里人性的扭曲和失落，人与自然、与社会的疏离。这一时期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是安部公房。安部公房的《赤茧》《砂女》、《箱男》等作品，把人设定在一个物体之内，通过人在异奇幻想场景中产生的奇异意识，揭示人所生存的外部现实与人的内在意识的双重异化。他笔下的“箱人”、“茧人”等形象，反映出卡夫卡作品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日本存在主义文学又出现了新生代。大江健三郎就是新生代的杰出代表。其作品在接受存在主义影响的同时，根植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强调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
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化的反应 从18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大举进入伊斯兰世界之后，伊斯兰社会长达数世纪之久的政治与文化优势变得支离破碎，随着殖民制度的建立和欧洲殖民者的长期统治，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向伊斯兰世界逐渐渗透，对伊斯兰传统的文化结构产生强烈的冲击。
面对西方文化对伊斯兰世界政治和宗教的双重挑战，伊斯兰世界的反应有几种，一种是采取拒绝、对抗和仇视的态度，不与西方殖民者合作，不与西式的学校、机关和公司发生任何来往，继续实行传统的教育，固守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另一种则是上层统治者的亲西方态度，希望依托西方实现技术、军事和政治的现代化，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现代军队和官僚队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它们模仿西方发展模式对伊斯兰传统社会进行改良，推动社会的世俗化，实行政教分离，把宗教限制在个人生活领域，同时转向西方寻求公共生活发展的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方模式的政治、军事、行政、教育、经济、司法和社会改革。引进欧洲的教师与学校，派遣留学生去欧洲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设立翻译局和印刷所翻译出西方的著作。19世纪以来，在埃及、伊朗、土耳其，都发生了由社会上层统治者发动的面向西方的社会改革运动。如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和土耳其的坦其马特运动等。
但是，这些由上层阶级发动的西化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加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与人民分享权利。统治者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军事、官僚机构和技术的变革，而不是民众的政治参与。结果，这些由上层发动的西化运动，不仅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反而造成了传统伊斯兰社会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最集中地体现在教育和司法领域。传统的宗教学校和现代世俗学校并存，两者各有自己的课程、教师和学生，培养出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两类人物：一类是少数接受过现代教育，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另一类是占据多数的保持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下层民众。在现代化进程中，新的知识精英们逐渐取得了政府、教育和司法界的重要职权，原先在这些领域里具有重要地位和权力的宗教领袖的权威和权利日益削弱，传统的伊斯兰基础和穆斯林社会的合法性逐渐蜕变，世俗化日益加强。这种社会分化，为后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埋下了伏笔。
伊斯兰现代主义 也称作伊斯兰改良主义。它试图弥合伊斯兰传统主义者与世俗改革者之间的鸿沟，主张有选择地将伊斯兰思想和现代西方思想进行调和，希望通过重新整理伊斯兰遗产对西方的政治、文化和科学的挑战作出反应。
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胜利，伊斯兰世界的一系列国家先后独立，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大体上看，这些国家基本上可以按照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化的三种态度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伊斯兰教式的，典型代表是沙特阿拉伯，其制度是建立在伊斯兰教传统上的君主制度，把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之上；另一种是世俗性的，以土耳其为代表，把宗教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生活的范围，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现代国家；第三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在遵循一条世俗性发展道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政府和法律体系的同时，照顾到人口大多数是穆斯林的事实，在宪法中注入伊斯兰的条款，诸如要求国家元首必须是穆斯林，承认伊斯兰教是立法的渊源之一，注意培育民族特性等，这种国家类型的代表是埃及。
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之于阿富汗尼、阿布杜等人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的深远影响。不同的是，后来的现代主义者，表现出更加世俗化的倾向和对西方发展模式的依赖。其主张典型地体现在阿布杜的学生、现代埃及著名教育家塔哈·侯赛因身上。
塔哈·侯赛因的生活和教养反映出埃及社会教育的分化和认同的差异。他自幼双目失明，童年时代在家乡的宗教学校读书，接受过伊斯兰的传统教育，后来到开罗的爱兹哈尔大学和国立开罗大学接受高等教育，1915—1919年留学法国，在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1952年任埃及的教育部长。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和教育家。他的《埃及文化的未来》一书，确切地描绘了20世纪初处在十字路口的穆斯林文化和新兴穆斯林社会精英的西化倾向。塔哈·侯赛因强调，无论是埃及还是伊斯兰教的根源，都与西方文明难舍难分。埃及与西方有着共同的宗教（一个神）和地理起源（一个海），同样，伊斯兰教的要素和起源也是基督教的要素和起源。在地中海周围成长起来的人们并无知识和文化的差异。侯赛因认为，世俗主义在很久以前就是埃及传统的一部分：“最初，穆斯林就认识到；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即政治制度与宗教是不同的东西，宪法和国家高于一切，它们是立足于实际基础之上的”。
伊斯兰现代主义及其实践为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根植于伊斯兰的理论基础，在传统宗教领袖对西方的排拒倾向和世俗主义者的全盘西化倾向之间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实实在在地影响了穆斯林社会的发展及其对西方的态度，它不仅唤醒了穆斯林对过去拥有的力量和光荣的意识，而且对伊斯兰教进行了重新解释，树立了认识伊斯兰的现代思想意识，显示出伊斯兰与现代社会政治改革的适应性。通过教学、出版和设立教育、社会机构等途径，伊斯兰现代主义价值观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现代穆斯林文化主体思想的一部分。
伊斯兰社会主义 伊斯兰社会主义是现代伊斯兰国家在保持传统文化基础上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实践。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叙利亚理论家米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赫丁·比塔尔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的。阿弗拉克和比塔尔二人曾在法国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思潮。他们认为，仅仅依靠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还不能使阿拉伯世界摆脱殖民主义压迫，实现独立和繁荣，必须借助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目标。1944年，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发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挑战》一书，提出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概念，并在以后的著作中对它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的三位一体。正如阿弗拉克所说，“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当作躯体，而社会主义的灵魂则是伊斯兰教”。伊斯兰社会主义对外坚持反帝反殖的立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内主张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国家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和工业化。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实践，以阿弗拉克、比塔尔两人领导的叙利亚、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和埃及的阿布杜勒·纳赛尔（1918—1970）领导的社会主义最为典型。
1947年，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在大马士革创建了“阿拉伯复兴党”，确立了“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1953年与“叙利亚阿拉伯社会”合并后，改称叙利亚复兴社会党。1963年，复兴社会党发动“白色革命”，成为叙利亚执政党。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经济上推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1966年，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内部分裂，阿弗拉克和比塔尔流亡伊拉克，组建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于1968年夺取政权，遂开始了与叙利亚基本一致的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的实践。
在埃及，1952年7月革命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后，基于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纳赛尔提出了根除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度，结束外国垄断资本对埃及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建立强大的民族军队，树立社会正义，健全国家的民主生活等六项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后，纳赛尔进一步提出埃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1957年，纳赛尔宣布在全国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民主合作制度”，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和合作社运动，逐渐消灭了农村的大土地占有制。1961年，在六项原则的基础上，埃及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发动了以大型企业国有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1962年，纳赛尔发表著作《独立的第二天》，其中表示，社会主义将引导不发达的埃及走向繁荣富强。1964年埃及通过的“临时宪法宣言”正式宣布社会主义是埃及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
伊斯兰社会主义是伊斯兰世界宗教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世界性影响相结合的一个历史产物。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思想体系，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却有现实的实践基础。伊斯兰社会主义并不是孤立的。在中东，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都曾实行过伊斯兰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虽然遭受挫折，但并非没有意义。它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思潮之间既有张力，也有和谐和互补。它是新兴民族国家拒绝西方经验的普遍模式，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有益尝试。给世界历史留下了很多具有启发、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起源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复兴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有两件，一是1967年阿以战争的失败，二是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进行的石油禁运。
1967年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在阿以之间的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占领了戈兰高地、西奈、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这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自尊心、认同感和自信心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战争促使伊斯兰世界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沉痛反思，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和阿拉伯世界发展的方向及发展的成就提出质疑。一些穆斯林认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是依赖西方发展模式造成的，正是对西方的盲目模仿和不加鉴别的西方化，导致了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和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危机。更有一些人认为，所谓的现代化不过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由精英强行推行的面向西方的西方化和世俗化双重进程，使这种殖民主义的遗产得以延续和长存。
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怀疑、对西方幻想的破灭，促使伊斯兰世界的人们重新从内部寻找能够取代世俗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出路，而伊斯兰教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种要求，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宗教认同感、兄弟情谊和文化价值。在历史上，伊斯兰教曾经起到调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认同、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实现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它同样可以再次动员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认同，无论是穷人还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可以从伊斯兰教中得到某种快意和安全感。
伊斯兰复兴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认为当代伊斯兰世界之处于衰落状态，是由于背离了伊斯兰的正道，只有重新确立伊斯兰的认同、价值和权利的地位，实现个人和社会生活向伊斯兰的回归，才能振兴伊斯兰世界，改变伊斯兰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重建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极端的派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典型代表是伊朗的霍梅尼革命。一般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没有采取霍梅尼那样激进的形式。它们谴责社会的西方化和世俗化，但并不排斥现代化。复兴运动的许多领袖都认为，伊斯兰教并不排斥科学技术和社会变革。相反，伊斯兰有着悠久的复兴与改革传统。但是，变革的步伐、方向和程度必须服从伊斯兰的信仰和价值观。事实上，许多复兴运动的领导者都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参与民主进程。在社会中担当要职，并熟练地利用先进的技术宣传他们的主张。
从本质上说，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在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幻想破灭后伊斯兰世界转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柱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沦丧等社会弊端的一种矫枉过正。无论是伊朗的霍梅尼革命，还是伊斯兰世界其他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有批判现存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意义，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实的产物。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尽管已经被许多西方人忘却或忽略，但却深深地埋藏在殖民地人民的记忆之中。对西方数世纪之久的霸权的记忆，伴之以对西方的现实依附，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和愤恨。遇到特定的条件就会爆发。不从历史着眼，不认识殖民主义统治在殖民地人民心理上造成的阴影的持久存在和深远影响，就不能正确理解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什么会有那样强烈地反西方倾向，有那么广泛的社会基础，就不会理解作为历史和文化现象的当代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不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世界不合理的秩序，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民族主义。
现代伊斯兰世界的文学 20世纪，穆斯林历史的两大主题是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为摆脱殖民统治而进行的独立斗争，以及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如何处理伊斯兰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些时代主题在阿拉伯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当代穆斯林文学家将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学技巧相结合，创作出大批有影响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其杰出代表有陶非克·哈基姆、纳吉布·迈哈福兹。
陶非克·哈基姆（1898—1987）一生写过近百部剧作和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剧作《山鲁佐德》，该剧描写的内容，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舞台上久演不衰。他的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被美国大学选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他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纳吉布·迈哈福兹（1912—）出生于开罗，是埃及文学家，发表了数十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以开罗的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在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交汇处普通人的生活，其写实主义的笔法和现实批判态度，饮誉世界文坛，有“埃及的狄更斯”、“阿拉伯小说之王”的美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和中文，在世界上广为流传，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胡同里的故事》因涉及亚当、夏娃、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以及一位当代科学家而受到宗教界的反对，但却受到世俗读者的普遍欢迎。
伊斯兰现代艺术 由于伊斯兰教传统反对偶像，传统的伊斯兰视觉艺术主要表现是图案设计和建筑装饰上，并在这两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传统的艺术如彩色镶嵌（马赛克）、花边图案、书法、建筑和地毯编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深入，伊斯兰世界逐渐突破了偶像禁令，造型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1908年埃及开办了美术学校，伊拉克也在1939年建立了巴格达美术专科学校。现代艺术也发展起来。在埃及，现代艺术开始的标志是1928年由马哈茂德·穆赫塔尔创作的雕塑《埃及的复兴》。一位埃及妇女手扶着一只踌躇满志正要向前腾跃的人面巨狮，寓意着获得独立的埃及人民振兴民族、重建辉煌的决心。马哈茂德·穆赫塔尔曾留学巴黎，他的作品把欧洲雕塑的手法与古代埃及的艺术风格和伊斯兰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现代埃及艺术特色。
在伊拉克，现代艺术也蓬勃兴起。20世纪20年代，有一大批留学欧洲的艺术家，这些人回国后，对伊拉克的艺术起到推动作用。其中最出色的当属贾瓦德·萨里木。萨里木的父亲酷爱绘画，母亲也擅长雕刻。家庭的影响使他很小就着迷于艺术创作。长大后先后到巴黎、伦敦、罗马进行深造。回国后担任巴格达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主任。萨里木既注意学习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又不断地从两河流域古老的艺术中汲取创作灵感，创造出大批具有现代伊拉克民族特点的艺术作品。组画《巴格达》和雕塑《自由碑》代表了他的艺术成就。《自由碑》是高8米，宽50米，碑上有14组画面，表达了人类向往自由、崇尚真理和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
在建筑艺术方面，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建筑风格和形式趋于多样化。既有传统伊斯兰风格的圆顶清真寺建筑，又有纯粹现代风格的建筑，还有将伊斯兰传统和现代风格融为一体的很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如阿曼的布斯坦宫和觉醒塔，开罗的国际会议中心等。丰富多彩的建筑，显示出伊斯兰世界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在融入现代一体化的世界。
进入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徘徊不定的情感煎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后来的历史，而且也历练了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家，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深邃而宽广，成为俄罗斯文化勃兴的深厚历史渊源。正是在这种文化积淀之上，19世纪俄罗斯文坛才会那样群星璀璨、巨匠辈出。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大量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涌现，他们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笔，对社会现实彻底的批判，对人性弱点深刻的挖掘，震惊了世界文坛。
植根本土的俄罗斯文学勃兴 植根于俄罗斯社会思想的深处，吸吮俄罗斯民族生活的乳汁，与整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杰出文学艺术家们，把俄罗斯民族的种种现实与理想、肉体与灵魂、堕落与追求、麻木与空灵以诗歌、绘画、小说的形式真实而概括地再现出来。普希金（1799—1837）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歌，表达了先进青年追求自由的思想。以普加乔夫起义为题材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以“小人物”命运为题材的《驿站长》等，表现了对人民命运的深刻同情。莱蒙托夫（1814—1841）的《诗人之死》《当代英雄》表达了贵族革命失败后先进知识分子的苦闷、悲愤情绪，塑造出由对现实不满而发出反抗的叛逆性格，描绘了与社会传统脱节的贵族青年“多余人”的形象。果戈理的《死魂灵》，无情鞭挞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腐朽和反动，屠格涅夫的《罗亭》《前夜》《父与子》描写了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冈察洛夫在《奥勃洛莫夫》中刻画的“奥勃洛莫夫性格”已成为消极懒散、不劳而获、不求进取的代名词。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 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坛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赫尔岑（1812—1870）的《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等作品，站在农民立场上，提出了用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萨尔蒂克夫·谢德林的《戈罗夫略夫一家》，通过对贵族家庭琐事的记录，剖析了整个地主阶级的空虚灵魂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探讨俄国的出路，塑造了新型革命家的形象，成为几代青年的教科书。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小说，描述了资本主义在城市造成的种种危机，城市贫民的悲惨命运，以及人们在金钱势力支配下复杂而又痛苦的感受，表达了对生活毫无保障的下层人民真挚同情，对道德高尚的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以及对通往理想境界道路的痛苦求索。托尔斯泰（1828—1910）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长篇，通过对历史事件、家庭关系、贵族与农民关系的描写，全方位地展示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契诃夫（1860—1904）形象鲜明、文笔精练、思想深刻，以小见大的短篇小说《苦恼》《万卡》《变色龙》等，表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揭露了专制警察制度下忠实奴仆的愚蠢与专横，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小天地里的庸人空虚堕落的心灵。他们的作品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俄罗斯的绘画艺术 与整个俄罗斯思想脉搏一起跳动，19世纪俄罗斯的绘画也告别纯粹的西方学院派艺术风格，同以神话和圣经题材为中心的绘画传统决裂，探索反映民族精神与生活的艺术道路。瓦·格·彼罗夫的《警察局长调查》《复活节乡村佩带十字架的行列》《农村宣传》等作品，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现实，揭露了专制主义统治的无孔不入和官吏僧侣的贪婪腐败。1870年，进步画家成立了“巡回展览协会”，走出学院深入生活，创作出一系列极富思想性的艺术杰作。
伊·列宾（1844—1930）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库尔斯刻省的宗教行列》等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艰苦的劳动；《拒绝忏悔》《宣传者被捕》《意外归来》，刻画了为真理和人民利益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形象，表达了对他们的崇敬与同情；《伊凡雷帝》描绘了沙皇伊凡的残忍和失子后的绝望心情；而《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则歌颂了哥萨克的勇敢豪迈和对自由的酷爱。列宾以其杰出的绘画成就而被誉为“巡回画派的旗帜”。在反映生活、揭露现实的同时，“巡回画派”的艺术家还通过对自然风景的描绘，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现实的不满。画家萨符拉索夫的《白嘴鸦归来》，描绘了俄国北方早春景色；伊·希施金的《森林远景》、《松林里的早晨》，描绘了俄罗斯森林及伏尔加河畔景色；伊·伊·列维坦（1860—1900）的《弗拉吉米尔大道》，描绘了这条漫长的流放革命者到西伯利亚的必经之路，阴霾的天空、十字路口孤独的墓碑和路标，整个画面充溢着的凄凉气氛，表现了画家对专制制度的愤恨和对革命者的深切同情，把19世纪俄罗斯风景画推向高峰。
俄罗斯音乐的“狂飙突进”时代 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音乐进入“狂飙突进”时代，作曲家倡导现实主义，注意吸取和运用民间曲调，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进行革新，力图使音乐语言体现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民歌的特点。这一时期杰出的音乐家有穆索尔斯基、亚·彼·鲍罗金、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柴可夫斯基等人。
彼·伊·柴可夫斯基（1840—1893）是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其作品以深刻的民主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彪炳世界乐坛。柴可夫斯基一生中创作歌剧11部，交响曲6部，其中最著名者是根据普希金作品改编的抒情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芭蕾舞曲《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交响曲《悲怆》，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突破了传统的程式，提高了音乐在舞剧中的地位，为俄国音乐赢得了世界声誉。
苏维埃文学兴起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高尔基。1901年，高尔基发表了《海燕之歌》，以寓言形式和象征手法歌颂战斗的无产阶级，预告革命暴风雨的来临。1906年的长篇小说《母亲》首次描写了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发表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自传体小说，描写了作家从生活的底层攀上文化高峰，走向革命道路的历程。
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出现了一大批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为题材、反映革命、战争和建设的作品，有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是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战士，共青团的优秀工作者。这部小说是他在负伤瘫痪和双目失明后写出的。小说描写了苏维埃第一代共青团员成长的过程，塑造了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成为鼓舞许多国家进步青年的力量。阿·托尔斯泰（1883—1945）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至国内战争时期复杂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俄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走上革命道路的艰苦历程。《静静的顿河》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哥萨克人在动荡的年代所走过的曲折路程。
法捷耶夫（1901—1956）是苏联著名作家并长期担任苏联作协的主要领导。他于2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毁灭》，生动地描写了1919年远东南乌苏里边区游击战争的壮丽图画，塑造了游击队领导者的光辉形象。卫国战争后发表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描写克拉斯诺顿的共青团地下工作者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英勇斗争。小说塑造的共青团领导者形象鲜明生动、富有个性，整部作品充满理想主义激情。
文学主流的转移 30年代以后，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形成和苏联文艺政策的失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结束。“无冲突论”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作品充斥文坛。1954年以爱伦堡（1891—1967）的中篇小说《解冻》为标志，苏联文学进入了“解冻文学”的新阶段。在批判了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和文艺政策之后，文学家冲破旧框框，在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下，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创作了一批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肖洛霍夫的短篇《一个人的遭遇》等。前者描写了十月革命前20年到十月革命后10年这30年间的历史的巨大变迁，描写了旧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日瓦格医生的坎坷经历；后者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普通人带来的悲剧性命运，开拓了表现战争主题的新角度。此外，西蒙诺夫（1915—1979）描写卫国战争全过程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三部曲，堪称苏联卫国战争的百科全书。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生态和环境、人和自然、个人和社会的道德伦理等内容，日益成为文学家们探讨的问题。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李帕托夫的《伊格尔·萨沃维奇》、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等作品，都触及了善与恶的道德主题，而格拉宁的小说《一幅图》则体现了文学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反应。
苏联电影艺术的成就 十月革命后，苏联颁布了电影国有化法令，这是苏联电影事业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苏联拍摄了一系列在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如爱森斯坦以1905年革命为题材的《战舰波将金》，影片首次采用了蒙太奇的剪辑手法，获得国际电影界一致的好评，在1927年巴黎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还有普多夫的《母亲》、杜甫仁科的《土地》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电影大国。
战后，苏联电影在色彩、音响、环幕和全景技术方面都取得进展。5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解冻文学的兴起，电影领域也出现了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如丘赫拉伊导演的《士兵之歌》、卡拉托佐夫导演的《雁南飞》、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同名小说导演的《一个人的遭遇》等。70年代，苏联拍摄的战争题材影片卓有新意，在表现战壕生活的同时，着力刻画人的心理活动，把激烈的战斗和普通人的情感生活结合起来。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热的雪》等，就是这类影片的代表。70年代，苏联战争题材影片的另一特性，是展现战争全景，对反法西斯的历史进程进行客观概述的大型史诗片创作。奥泽罗夫导演的《解放》，展现了从苏、德两军统帅到普通战士、从苏军开始反攻写到德军全军覆没的战争全景。战争片《胜利》《岸》等，把过去的战争同当代苏联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涉及诸如战争与和平、东西方缓和等重大政治问题，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70年代以来苏联电影在表现当代生活方面也成就显著，产生了一系列轰动世界影坛的作品。如《红莓》《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稻草人》《怀恋的冬夜》《合法婚姻》等。《红莓》描写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回到社会重新做人却遭黑社会杀害的经历，在苏联评论界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根据舞台剧改编的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受到观众的欢迎。《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
苏联时期的美术、音乐和舞蹈 十月革命后，苏联美术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苏联时期成长起了一批风景画家，著名的风景画作品有谢·瓦·格拉西莫夫的《冬》《秋》《冰流过去了》，罗曼金的《伏尔加—俄罗斯的河流》《被淹没的森林》，萨里扬的《阿拉拉特盆地》，尼斯基的《白俄罗斯风景》等。苏联绘画在形式和艺术风格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领域更宽广，绘画语言更丰富，发展了镶嵌、壁画、玻璃画等多种技术手段，出现了与建筑艺术相结合的综合形式。
苏联雕塑艺术也成就卓著，竖立在国际博览会苏联陈列馆顶端的群雕《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用不锈钢制成，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雕塑家创作了大批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如伏尔加格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英雄纪念碑，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纪念碑等。此外，表现俄国和苏联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英雄也是苏联雕刻艺术的重要内容。著名作品有列宁格勒的普希金纪念像、莫斯科的马雅可夫斯基纪念像和征服宇宙纪念像，齐奥尔科夫斯基纪念像等。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音乐和舞蹈也取得很大成就。在重视传统音乐形式的同时，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因素，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宝石花》和大型歌剧《战争与和平》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康塔塔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保卫和平》，以及他的第五、第七交响曲、交响童话《彼得与狼》流传很广。杜那耶夫斯基创作的歌曲《祖国进行曲》《快乐的风》《红莓花儿开》等，在人民中间广为传唱。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是世界公认的卓越作曲家之一，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第七交响曲》，又称《列宁格勒交响曲》，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反映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作曲家兼指挥家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是俄国和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彼得鲁什卡》《春之祭》等。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芭蕾继续受到重视，并获得很大发展。俄罗斯有许多芭蕾舞团和数所芭蕾学校，最著名的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圣彼得堡马林剧院芭蕾舞团，拥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芭蕾舞演员。俄罗斯的芭蕾舞剧以思想性、深刻的内容和鲜明的人道主义倾向见长。从50年代开始许多芭蕾舞团在国外进行巡回演出，富有经验的舞蹈家和舞蹈教师去世界各地排演、帮助创建舞蹈学校。许多国家的舞蹈演员在俄罗斯的舞蹈学校学习并在剧院实习。从1969年开始每4年在莫斯科举行一次国际芭蕾舞竞赛，俄罗斯的芭蕾在世界芭蕾艺术中居领先地位，对世界各国芭蕾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保持芭蕾舞领先地位的同时，苏联还大力发展了俄罗斯民间舞蹈。1937年建立了苏联民间舞蹈团，1948年建立了俄罗斯民间舞蹈团“小白桦”，1960年建立了西伯利亚民间舞蹈团。在皮亚特尼茨基民间合唱团1938年组建了舞蹈队，在俄罗斯的许多地方的合唱团里都有这样的舞蹈队。在许多州里还举行俄罗斯民间舞蹈节。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苏联已经变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苏联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的创作实践，他们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成为20世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王建娥、杨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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