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宗教

宗教在现代世界随世俗主义的不断冲击、科学的挑战和 1945 年后共产主义在东欧、中国等地的发展而潮涨潮落。有组织的宗教在许多地方遭遇障碍。但是教会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生存下来并保持了活力。对信教人数的统计从来不准确，但 21 世纪开始几年里关于信教者最大群体的一些数字是清楚的。伊斯兰教增长最快，拥有超过 10 亿教徒，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发展强劲。全世界的印度教徒接近 8 亿，佛教徒接近 3.5 亿。如果将所有教派加在一起，基督教仍然是最大的宗教，信众接近 20 亿，其中超过半数为罗马天主教徒，四分之一为新教徒，四分之一为东正教徒。

杰克逊·波拉克的作品《淡紫色的雾》可谓抽象艺术运动的高潮。波拉克运用形状和色彩，而不是人物或者自然物体的形象，试图传达一种马上给人以困惑和吸引的氛围或感觉。在纽约工作的波拉克和其他艺术家帮助美国在“二战”以后成为现代艺术的领导中心。［Jackson Pollock（1912—1956）, Lavender Mist: Number 1, 1950.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Bridgeman Art Library © 2007 Artists Rights Society（ARS）, New York］

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是致力于联合新教所有教派，最后达到联合所有基督教徒的有组织的运动，开始于 19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有所发展。1948 年创设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20 世纪末取得历史性突破，路德派教会宣布跟圣公会达成和解并取得联合，路德派跟加尔文派解决了围绕路德的拯救定义“因信称义”而产生的神学分歧。20 世纪 60 年代罗马教廷放弃了对其在基督教中特权地位的坚持，也鼓励了普世教会合一主义。所有基督教会都加强了跟世界其他宗教信仰的对话。

宗教紧张宗教内部的现代主义跟原教旨主义仍像 19 世纪后期那样关系紧张。20 世纪的许多新教教会极大地调和了传统教义跟科学和圣经研究的关系，将其信仰的超自然和教条化部分减到最少，并寻求调适福音教义与当代世界的社会需要。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剧变，打击了神学现代主义和社会福音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20 世纪 20 年代不仅原教旨主义复活，新教神学家中也出现一种智力反动，强调宗教启示和信仰的要素。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在他写于 1919 年至 60 年代的著作中努力引导新教回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基本原则。很多人对索伦·克尔凯廓尔感兴趣，他像路德那样，把解决自己的深刻苦闷寄托于个人对宗教的体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巴特、保罗·蒂利希和其他人的影响，一个强大的新教运动重申它依赖于宗教启示，否认人的理性可以正确地判断神意。有些教会作家因不能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和大屠杀而谈论“后奥斯维辛神学”和“上帝离开历史”。新教福音派紧扣福音书，着迷于教士布道；对宗教复兴的情感诉求也兴盛起来，尤其是在美国；还不断地发起了对学校里讲授达尔文进化论的抨击。但其他新教徒一般都接受了宗教学术和现代科学知识在学理上的合法性。

像在绘画中那样，20 世纪雕塑中也流行抽象艺术。这幅名为《母亲与孩子》（1959）的作品，出自有影响的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显示出古典艺术主题的现代表述如何改变了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古代的西方雕塑传统。（Scala/Art Resource, NY © The Henry Moore Foundation.）

罗马天主教会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经历了它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尽管教会不再积极查禁所有形式的现代主义，但梵蒂冈在战后初期还是强化了神学院的教规条例课程。1950 年，庇护十二世（1939—1958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教廷首脑，一些方面批评他对纳粹反犹太人的恐怖暴行抵制不得力——礼赞圣母升天，这是整个 20 世纪罗马教唯一一次发布的新教条。

约翰二十三世在 1959 年继承庇护十二世，大选时年龄已届 77 岁，在位四年直到 1963 年去世。但他致力于推动教会和教义跟当代世界更加和谐，证明自己是当代最具革新性的教皇。他的强有力的通谕让全世界重视教会古老的社会教义，号召富国跟穷国分享资源。第一个同时向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发布的教皇通谕是 1963 年的《和平于世》，呼吁和平与人权。他还开创了跟其他宗教信仰的对话，表示支持普世教会合一主义。1962 年，他不顾身边神学家的反对，召集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为 1870 年以来的第一次，后来证明是 16 世纪特兰托会议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以后被简称为“梵二”会议。它重塑了当代天主教教义。

“梵二”会议约翰没有活着看到会议的全部工作完成，但提供了改革的主要精神灵感。他的继承者保罗六世（1963—1978 年）跟约翰一样关注社会，鼓励泛基督教主义，在其他方面则比较保守。1965 年，会议结束了全部工作。会议放弃了过去对天主教垄断宗教原理的坚持，接受了宗教多元论原则。会议肯定了在最近几个世纪已经衰落的共同掌权原则，即教皇的权威必须让教会的高级教士们分享，从而加强了各国教会在大量事务上的权威。会议修订了礼拜仪式和各种教会活动，从此以后可以用本地语言唱弥撒曲，代替几个世纪以来限定使用的拉丁语。会议放松了对牧师和修女着装的限制。会议在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声明中明确宣布撤消对犹太人害死耶稣的指控，这一指控在过去一直培养和助长着反犹主义。会议充分实现了约翰二十三世的目的——复兴教会的学说并使之现代化。当然，变革是有限度的。会议重申神职人员的独身生活，拒绝批准任命女性担任牧师。同时，保罗六世赞成教皇的至高无上地位，在道德问题上采取强硬的保守姿态，特别是反对用任何人工手段控制生育。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将他对罗马天主教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跟最先进的巡游和沟通方式结合在一起。此图中，他在一架飞机门口出现，此时是他出任教皇的最初几年。约翰·保罗二世比他的所有前任出行范围都广，为罗马天主教会在全世界的发展和透明度扩大作出了贡献。罗马天主教教徒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迅速增加，加上欧洲和北美的众多教徒，使罗马教廷和教皇拥有的遍及全球的势力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Getty Images）

约翰·保罗二世1978 年保罗六世去世，继位的约翰·保罗一世 34 天后死在办公室里，约翰·保罗二世，原克拉科夫大主教继位为教廷新首领。他是第一位当选的波兰人教皇，也是 450 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教皇。他精力充沛，生活朴实、积极，精通多种语言、能迅速理解教皇的威严，并知道如何在公众前表现，给教会带来了新动力。他不仅支持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还向非基督徒伸出手，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巡行。在冷战年代，他跟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进行外交谈判以改善当地教会的处境。他对 20 世纪 80 年代自己母国和东欧的革命性转型贡献良多。

在他不知疲倦的全球旅行中，约翰·保罗主持了数百万罗马教徒的弥撒。他还对教廷过去的错误道歉，一直追溯到十字军，包括滥施宗教裁判，将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公开给史学家。他为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如伽利略）的处罚道歉。他通过正式的声明和文件，就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尤其是大屠杀的痛苦经历提出特别道歉。在对耶路撒冷的历史性访问期间，他在哭墙前面做了祷告。

约翰·保罗在全球性社会和经济问题上持进步观点，尖锐批判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物质主义，但在教会信条和治理方面他倾向保守，赞成教皇至高无上的主张。他任命保守派出任大主教、主教、红衣主教和不提反对意见的神学家，抑制各国教会的独断倾向。他不赞成神职人员结婚，也反对任用妇女做牧师（这是 1994 年英格兰教会接受的创新），不赞成有离婚（或离婚者再婚）的权利，不赞成同性恋。

拒绝梵蒂冈中心主义约翰·保罗在许多问题上的姿态，造成针对“新罗马中心主义”的反抗和教会更全面现代化的失败，以及对“梵二”会议允诺的共享权威精神的不尊重。他的拥护者辩称，他的所作所为是支持传统、恢复被“梵二”会议提出的过快变革颠覆的平衡。约翰·保罗晚年健康状况恶化，显得虚弱，但直到 2005 年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仍然积极活动，制订教会政策，捍卫他的神学原则。约翰·保罗去世后，枢机主教们迅速选出曾作为他亲密助手的一位 78 岁高龄的德国神学家作为下一届教皇。作为阐释前任政策的著名发言人，新教皇本笃十六世一进入他的办公室，就着手捍卫约翰·保罗二世漫长而重要的任期里梵蒂冈所推动的理念和管理制度。

犹太教1945 年后，由于遭受大屠杀的伤害，犹太教多年都像幽灵一样游荡。到 21 世纪初，全世界共有大约 1,400 万犹太人，其中 580 万居住在美国，460 万在以色列，240 万在欧洲。早先走向世俗化的趋势在继续，但更为显著的是所有各个支派——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都充满活力。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的犹太人从道义和金钱上支持以色列国，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复国主义者，并且被以色列的战争状态和不妥协态度、被其国内拒绝一个世俗国家的极端保守的教派政治活动所困扰。在世界各地而不仅仅是在阿拉伯世界，反犹太复国主义时时成为反犹主义的一层薄薄面纱。在前苏联（跟在中东一些伊斯兰国家一样），犹太人一直被骚扰和迫害，一旦被批准，马上有大批人移出。东欧的剧变则在这一地区再次激起了旧的反犹太人浪潮。

主要的非西方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也都致力于使有千年历史的古老信条适应当代的世俗化趋势。但也有强硬拒绝变革的事例。东方各宗教在西方吸收了新成员：伊斯兰教在欧洲和北美的多文化城市里吸引了许多新信徒；佛教的静思教义和实践在西方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中都有新追随者。西欧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大量移民和美国来自亚洲和西班牙语国家的大量移民，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改变了现代世界越来越多的多民族国家的宗教和文化生活。

原教旨主义的传播20 世纪后期也见证了好战的宗教改革运动（常常被外界称为“原教旨主义者”）的兴起和扩散，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所有这类运动都拒绝现代世俗主义而求助于古代的经典读本，用来指导自己，也强迫他人用作行为准则。1979 年，伊朗出现的大众狂热和对宗教领袖的追捧，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强烈。但穆斯林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也积极活动，企图推翻世俗政权，实行神权政治，运用国家的力量强化宗教观念。1979 年革命后的伊朗和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都被美国列为“最极端国家”之列，在这类国家里，伊斯兰教法高于其他所有法律。在一些国家，比如苏丹，军人政权还试图把伊斯兰教法强加于非信徒之身。

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者都要求绝对忠实于神圣的经典，而不考虑变化的时代和条件；要求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观跟宗教同一，饮食、衣着、两性关系都要有严格的道德规范。而所有这些都由救世主般的宗教领袖解释和执行，他们则靠动员大众追随者来实现之。在印度，极端的印度教运动跟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旗鼓相当，针对国内穆斯林施用暴力并威胁世俗化政权。

在基督教福音派和极端保守的犹太教教派里，也能发现原教旨主义。排斥异己和分离主义很容易由此孳生，并走向与当代世界的文化融合的对抗。在西方，政教分离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人们常常难以理解新的宗教激情的力量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