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的欧洲宗教

世纪年代的欧洲宗教_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

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宗教

□　休·麦克劳

(英国伯明翰大学近代历史系教授)

在西欧许多地区，20世纪60年代步入成熟的一代人中，绝大部分从小曾接受过基督教教育，但这是最后一代了。在除苏联之外的东欧地区，这一代人是第一批没有留下前共产主义时期记忆的。本文的论述主要集中于西欧，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已经在对这一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宗教状况加以关注。一些综合性历史文献常常简要提及当时发生的宗教变革——它们通常强调其快速的世俗化过程。①对20世纪60年代宗教历史的专门研究也有很多。学者们基本上一致认为在这一时期宗教形势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但他们在研究进路和结论上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例如人们可以从中区分叙事性研究、社会学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文化史研究四种研究方法。

在叙事性研究方面，科勒维(Cholvy)、希拉尔(Hilaire)^②和培里提尔(Pelletier)^③对法国宗教史的研究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强调历史运动、人物以及戏剧性事件的作用，而20世纪60年代为此提供了充分的材料。罗马天主教会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及“1968年事件”处于故事的中心，激进分子、保守派人士和温和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被极为详细地记录下来，与此同时天主教、神学家以及民间活跃分子由于在这些年当中的功绩和过失而受到人们的赞扬或指责。对于科勒维和希拉尔来说，20世纪60年代总而言之是一场灾难，因此主导他们论述的是领导阶层的失败以及那个年代一系列未完成的试验。根据社会经济历史进行的研究更强调社会结构和生活水准的变化，而较少重视教会领袖或其他历史人物的作用。这里的典型案例是伊维斯·兰伯特(Yves Lambert)对法国利默采尔(Limerzel)小镇的研究。据我所知，这是对1900～1980年间一个小社区当中发生的宗教变化进行的非常独特、生动和极其详尽的分析。也许这是所有研究方法中最具启发性的。兰伯特事实上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在这本书中他的研究进路与历史学家更为接近^④。那些我称之为社会学的研究包括比利时社会学家卡洛·多比莱尔(Karel Dobbelaere)以世俗化为主题以及本杰明·切曼(Benjamin Ziemann)关于德国天主教的大量著作。^⑤这种方法同样强调社会和经济因素，在切曼的研究中也体现出对理性发展的重视，但它更偏重理论研究。多比莱尔沿袭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传统，同时受到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威尔逊(Bryan Wilson)的强烈影响。而影响切曼的关键人物是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文化历史学家中，我首推加伦·布朗(Callum Brown)和彼得·凡·如登(Peter van Rooden)，^⑥他们均强调个体自我理解的变化。这在布朗的著作中意味着女性身份认同的变化。在他的被广泛阅读并引起激烈争论的著作《英国基督教的没落》一书中，布朗认为妇女在从1800～1960年这段历史中是英国基督宗教发展的关键，20世纪60年代，大批妇女不再积极主动地参与教会工作，导致英国宗教组织几近崩溃。^⑦

由于研究方法的根本差异，学者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正如他的书名所表明的，布朗断言，20世纪60年代导致一个彻底世俗化社会的产生。在另外一本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著作当中，保罗·希拉斯(Paul Heelas)和琳达·伍德海德(Linda Woodhead)则声称20世纪60年代的长期历史遗产并非世俗社会，而是对“灵修”的追求逐渐替代“宗教”的传统地位。^⑧在预言领域，人有什么样的愿望，往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人们不禁感到布朗是在为英国基督教之“死”一掬同情之泪，而希拉斯和伍德海德则为预见到的“灵修”胜利而喜不自胜。同时，天主教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艾德里安·黑斯廷斯(Adrian Hastings)倾向于积极看待20世纪60年代的宗教戏剧:基督宗教在短期内或许丢失了阵地，但从长远来看，它终究会从这一年代巨大的变革中受益。^⑨第四种观点认为20世纪60年代造就了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以至于每个人都发觉自己身处少数派当中。^⑩

我在本文中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在现在被称作“漫长”的20世纪60年代的这段时期，蕴酿着一股变化动力，宗教(更不必说政治和文化)氛围发生了急速改变。我对三个阶段加以区分:20世纪60年代“早期”，即1958～1962年;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1963～1966年;20世纪60年代“晚期”，即1967～1969年，从很多方面来讲还可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大约1970～1974年。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需要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叙事方法加以整合。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也许比其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和引人注目的文化运动对更多的人造成了影响，但我们不应低估(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殊事件的冲击力。20世纪60年代的任何一段历史都至少部分地需要一种叙事方法。

20世纪60年代“早期”戏剧性事件比较少，但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这里我将论及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变化造成的影响，其中社会方面的变化最显著且最具深远意义。最为鲜明的变化发生在乡村地区，利默采尔也许可以作为欧洲许多乡镇的典型，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而20世纪60年代同样是转折时期。其间乡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但依然生活在乡村地区的人们的生活也经历了巨大变化:机械化和逐渐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以汽车、电视机以及在巴黎出版的报纸和杂志唾手可得为代表的通讯革命;由于神职人员可以在其他许多需要专门训练的行业担任职务，其高人一等的原有权威也因此被削弱。

但是在一些城市化的社会，比如在英国，持续增长的物质“富足”也引起了深刻变革。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年轻上班族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为基于咖啡馆而注重流行音乐和流行服饰的不断膨胀的“青年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这就间接削弱了教会的影响力，青少年如今拥有了除教会青年俱乐部之外的更多选择。与此同时，物质“富足”以及关于理想的两性关系理念的改变，正在导致人们家庭生活的各种变化。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对大多数夫妇来说理想的“友爱婚姻”意味着许多年轻夫妻希望共同度过他们所有的空闲时间。与原先当妻子们与其他女人去教堂或看电影时丈夫们与其他男人一起去酒馆或观看足球比赛的情况不同，年轻夫妻利用他们的闲暇时光处理家务或者看电视。这些年当中去电影院和观看足球比赛的人数比去教堂的人数下降幅度更大。

对宗教的兴趣，以及对以新的更具批判性的方式对宗教问题加以探讨的需求同样在1962～1963年一档具有讽刺性的电视节目《这样的一星期》(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中反映出来，在它的最高峰时吸引了约1 200万观众。它频繁地涉及宗教的主题，而且设法激起对1963年1月播出的《宗教消费指南》(Consumer Guide to Religions)的诸多不满，它以推荐“圣公会”“品牌”为“最合算的商品”作为结论。曾比较过“TW3”的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在60年代后期开始主持一档基于访谈的节目，于1966年秋开播。其中一次对坎特伯雷大主教迈克尔·拉姆齐(Michael Ramsey)的采访吸引了大批观众，对此弗罗斯特的同事中持不可知论的人感到困惑。另外还有人们对金斯敦(Kingston)主教与一位无神论学者之间关于耶稣是否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争论所表现出的巨大兴趣，致使弗罗斯特评论道:

对于这档电视节目的反响确认了我已经持有的观点，即无论怀疑主义怎样发展——或者也许正是因为此——如果所提出的问题是公众希望听到答案的，而非由教条居高临下地强加在人们头上，那么宗教以及与宗教相关的任何事情对公众来说都仍然是一个能够引起强烈兴趣的话题。

荷兰的改革家们几乎马上便发现他们面临着来自罗马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到1967年和1968年原先的统一战线正在崩溃。激进分子变得更加激进，而温和派迅速转向保守。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气氛很特别。它有着无限的希望——“它实在感觉像是公元零年”，英国小说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这样写道。但是幻想家们与对这些幻影持反对态度或至少是怀疑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这些分歧使得教会和其他社会阶层日趋分裂。

1967～1973年对于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来说是一段危机时期。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急剧下滑;大批神甫和修女离开教会;圣职的授任也在减少。对未来的发展也有不祥的征兆——在许多国家接受洗礼、坚振礼和参加主日学校的人数在下降。为什么会是这样?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影响力非常强大。突然间人们的想法和反应与以前不同了。而且它对于女人比男人更重要。她们第一次开始思考了——我知道有妇女参政，但她们没走那么远。男人们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女人仍然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但是在60年代妇女开始想‘我们是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男人是第一位的，女人必须首先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那是一件对女人来说比对男人影响更大的事。

与此同时，在东欧地区，共产主义者对宗教和教会的抨击所产生的结果在各国差异很大。影响其成败的主要因素似乎是那个国家前共产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及它们的共产党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建立于反教权主义或无神论的历史传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爱沙尼亚是被成功地非基督教化的例子，这可以由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宗教反映出来。1964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32%的人口不信仰宗教，这些人主要集中于更年轻的年龄段当中。无神论政府的一个重要胜利是成功地强迫人们接受作为教会坚振礼之共产主义版的成年仪式(Jugendweihe)。坚振礼标志着青少年由童年时代向半成年期的过渡，起初曾受到新教教会的反对。在德国北部许多地区有着长时期教会低参与率的传统，而且那些与教会联系已经相当松散的人们往往没有什么愿望去坚持对宗教的效忠。维持宗教信仰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在教育和就业领域中所受到的歧视。

波兰是共产主义失败的最明显的案例。天主教会接连与一个带有敌意的政府进行对抗并能够得到很大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例如，1960年政府不允许在诺瓦休塔(Nowa Huta)一座新城中建立教堂，从而触发了一场骚乱，人们向警察投掷石头，一栋共产党的建筑被烧毁。1966年波兰天主教的千年庆典引发了虔诚的天主教徒与警察之间的进一步对抗，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黑衣圣母像从一座城镇被带到另一座城镇，人们随着它穿过街道列队行进。

当持不同政见者与宗教结合了起来，即使在那些大多方面都高度世俗化的国家当中，宗教和教会的作用在70年代和80年代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回到西欧: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更加平静的气氛中，对共同体、民主以及终结等级制度的希望逐渐破灭。大约在1967～1973年这段时间确实是20世纪晚期西欧宗教形势的形成时期。但许多后来证明是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在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或它们至少看上去不如其他一些更加戏剧性的发展显得意义重大。

甲壳虫乐队在1967年决定成为瑜伽修行者马哈里什·马赫什(Maharishi Mahesh)的门徒并前往印度寻求思想启迪，这同样表明这一时代的特征。只有乔治·哈里森似乎对东方宗教维持了毕生的兴趣。尽管如此，这是对保持强大影响力并且或许在20世纪此后的时间里继续发展的“替代性灵修”兴趣浪潮的表现之一。

基督宗教内部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尤其是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的出现当时没有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它在20世纪70年代对天主教和新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似乎是由那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强烈兴趣并且在神学上往往是现代派的基督徒在60年代创建并推动起来的。灵恩派信徒虽然像20世纪60年代许多改革家一样，也对清教表示不满，并坚决要享受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包括饮食、现代音乐、舞蹈和性生活(当然不越出异性婚姻范围)，但他们强调说灵语、预言和康复等五旬节派的神恩，在神学上趋向保守，对政治或社会问题不感兴趣。在20世纪最后25年当中，英国大量最兴旺的、最成功的吸引年轻信徒的教会便是灵恩派，它们之中的一部分仍留在圣公会和其他根基较稳固的教派组织当中，另外一些则从这些教会分离出来而以独立的“家庭教会”形态出现。

伊斯兰教也在发展壮大。这些年来，数量庞大的穆斯林移居欧洲——北非人到法国，土耳其人到联邦德国，巴基斯坦人到英国，印度尼西亚人到荷兰。自从多数欧洲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以来，穆斯林至今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非基督教群体，但是很少有人在1970年就领悟到他们将给欧洲基督宗教和世俗主义带来何等巨大的挑战。

或许这些年中最重要的发展变化乃是针对儿童和青年人的宗教社会化教育的衰落。三项关于英国学生所接受的宗教教育及其宗教实践现状的调查显示了这方面的迅速衰退，而且1970年前后这几年对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出生的学生中，94%自称接受过某种宗教教育;20世纪50年代早期出生的仍有88%如此;而在那些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学生当中只有51%曾接受宗教教育。伊恩·琼斯(Ian Jones)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伯明翰采访了一百名左右不同年龄段且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他注意到年长的人往往从从来都不去教堂的父母那里接受宗教教育，然而这种传统亦逐渐丧失。最年轻的被访者生于1964年，她曾被父母“打发”到主日学校，琼斯发现，从不去教堂的父母那里学会祷告的年龄最小的受访者的出生时间早在1945年。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宗教“市场”的“开放”程度已然是很多世纪以来未曾达到过的。

注　释

①例如埃里克·霍布斯保姆的《走极端的时代:20世纪简史，1914～1991》，伦敦，1994年版，第337页。其中一段说，教会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显著衰落”。

②吉拉德·科勒维和伊薇丝-玛丽·希拉尔:《法国现代宗教史，1930～1988》，图卢兹，1988年版(法文版)。

③丹尼·培雷提尔:天主教的危机:《法国宗教、社会与政治(1965～1978)》，巴黎，2002年版(法文版)。

④伊维斯·兰伯特:《布列塔尼上帝观的变化》(Dieu change en Bretagne)，巴黎，1985年版。关于法国社会变革的总体情况，包括其对宗教的影响，见亨利·曼德拉《第二次法国革命，1965～1984》，巴黎，1988年版(法文版)。

⑤例如，卡洛·多比莱尔《世俗化、教派隔离和宗教参与，低地国家的宗教变革》，见托马斯·加农编《转变中的世界天主教》，纽约，1988年版，第80～115页。本杰明·切曼:《社团评估:人文科学影响下的德国天主教会，1900～1975》，鲁尔大学，波鸿，2004年版(德文版)。

⑥彼得·凡·如登:《口传历史与荷兰基督教的离奇终结》。

⑦加伦·G.布朗:《英国基督教的没落》，伦敦，2001年版，第176～178页。

⑧保罗·希拉斯和琳达·伍德海德:《灵修革命》，伦敦，2004年版。

⑨艾德里安·黑斯廷斯:《英国基督宗教史，1920～1985》，伦敦，1986年版，第585～586页。

⑩约翰·沃尔夫:《沉默的多数之宗教》，见杰拉尔德·帕森斯编《宗教多样性的增强:1945年以来的英国》(3卷本)，伦敦，1993年版，第1卷，第342页。

多米尼克·森得布鲁克:《从未如此之好，从苏伊士到甲壳虫的不列颠历史》，伦敦，2005年版，第457页。

简·路易斯和帕特里克·沃利斯:《断层、裂变与圣公会对1969年离婚改革的参与》，见《20世纪英国历史》2000年第11期，第308～332页。

欧文·查德威克:《迈克尔·拉姆齐传》，牛津，1990年版，第165～176页。

兰伯特:《上帝观念的变化》，第241～269页。

见伊丽莎白·罗伯茨《妇女和家庭:口述史，1940～1970》，牛津，1995年版。

威廉·丹伯克:Abschied vom Milieu?Katholizismus im Bistum Münster undindenNiederl－ndern 1945-1980.(Verr9ffentlichungender Kommission für Zeitgeschichte.79).Paderborn 1997，pp.188～191，418-419.威廉·丹伯克:Pfarrgemeinden und katholische Verb－nde vor dem Konzil.In:Wassilowsky，Günther(ed.):Zweites Vatikanum" vergessene Anst9sse，gegenw－rtige Fortschreibungen.Freiburg 2003，p. 14.

约翰·A.科尔曼:《荷兰天主教革命，1958～1974》，伯克利，1978年版，第48～57、88～115页。

布朗:《英国基督教的没落》，第168页，提到这种极大的兴趣，但指出这只是局限在“老年人”范围中。并没有论据表明老年人对此最感兴趣，而有很多证据说明这种兴趣是普遍的，其中包括有大量观众出席的1963年由剑桥大学神学系举办的题为“对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反对”的公开讲演。见基思·W.克莱门茨:《不和谐的嗜好者:20世纪英格兰神学论争》，伦敦，1988年版，第168页。

约翰·A.T·罗宾逊和大卫·L.爱德华兹:《对神老实之争论》，伦敦，1963年版，第9页。

约翰·A.T.罗宾逊和大卫·L.爱德华兹:《对神老实之争论》，伦敦，1963年版，第71页。又见埃里克·詹姆斯《约翰·A.T·罗宾逊主教传，学者，牧师，预言家》，伦敦，1989年版，第110～129页。

汉弗莱·卡彭特:原版讽刺文，伦敦，2000年版，第244～247页。

大卫·弗罗斯特:《自传》第一部分“从会众到观众”，伦敦，1993年版，第222～224页。

孔汉思:《变化中的教会:对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进步的反思》，英文翻译版，伦敦，1965年版，第123页。

科尔曼:《荷兰天主教》，第152～261页。

安吉拉·卡特:《它实在感觉像是公元零年》，见萨拉·梅特兰德编《真正的天堂》，伦敦，1988年版，第210页。

休·麦克劳:《西欧宗教与人民，1789～1989》，牛津，1997年版，第137～143页。

赫拉·库克:《长期的性革命:英国妇女、性和避孕》，牛津，2004年版，第295页。

迈克尔·斯科菲尔德:《年轻人的性行为》，伦敦，1965年版，第254页。书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迈克尔·斯科菲尔德:《年轻成年人的性行为》。

本杰明·切曼:Zwischen sozialer Bewegung und Dienstleistung an Indivduum:KatholikenundkatholischeKircheimtherapeutischen Jahrzehnt.In: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44，2004，pp.357-393.

培里提尔:《危机》，第58～61页。

大卫·赖斯:《被粉碎的誓约:教士的大批离去》，伦敦，1990年版。迈克尔·盖恩:《教士职位状况》，见艾德里安·黑斯廷斯编《现代天主教》，伦敦，1991年版，第246～255页。

培里提尔:《危机》，第197～203页。

科尔曼:《荷兰天主教》，第262～276页。

培里提尔:《危机》，第144～155页。

培里提尔:《危机》，第34～39页。

瑞斯托·列托农:《一场风暴的故事:革命动乱中的普世学生运动》，格兰德拉匹兹，1998年版。

瑞斯托·列托农:《一场风暴的故事:革命动乱中的普世学生运动》，格兰德拉匹兹，1998年版，第119页及各处。

瑞斯托·列托农:《一场风暴的故事:革命动乱中的普世学生运动》，格兰德拉匹兹，1998年版，第121～124页。黑斯廷斯:《英国基督宗教》，第542～543，549页。

艾莉森·汉尼根，见莉斯·海伦编:《真理、挑战与诺言:少女在50年代成长》，伦敦，1985年版，第152页。又见米琪琳·万德:《曾是女权主义者》，伦敦，1990年版。

萨拉·梅特兰德:《新国家的写照:妇女与基督宗教》，伦敦，1983年版，第140页。

于2002年2月5日作为“肯德尔计划”的一部分进行的一次访谈。正式记录文本保存在兰开斯特大学宗教研究系。我在此感谢保罗·希拉斯和琳达·伍德海德允许我查阅并引用这些材料。

培里提尔:《危机》，第235～242页。

肖恩·吉尔:《妇女与圣公会，从18世纪至今》，伦敦，1994年版。

玛丽·弗尔布鲁克:《独裁政府剖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1989》，牛津，1995年版，第95～97、103页。约翰·P.伯吉斯:

《东德教会和共产主义的终结》，纽约，1997年版，第48～49页。

伯格丹·萨吉柯夫斯基:《与上帝相邻……波兰:当代波兰政治与宗教》，伦敦，1983年版，第21～22页。

约瑟夫·马伊卡:《波兰》，见汉斯·摩尔编《西方宗教》，海牙，1972年版，第414页。

安提·弗拉明戈:《南斯拉夫》，见汉斯·摩尔编:《西方宗教》，第591页。

弗尔布鲁克:《剖析》;伯吉斯:《东德教会》;萨吉柯夫斯基:《波兰》。

迈克尔·特雷西和大卫·莫里森:《白宫》，伦敦，1979年版，第99页。

迈克尔·特雷西和大卫·莫里森:《白宫》，伦敦，1979年版，第106～116页。

伊恩·麦克唐纳:《头脑里的革命:甲壳虫乐队的唱片和60年代》第2版，伦敦，1997年版，第xvi～xvii页，认为美国人因为过于照字面意思理解从而误解了甲壳虫乐队的言论。

安德鲁·沃克:《重建天国:家庭教会运动之激进基督教》，伦敦，1988年版。

尤尔根·S.尼尔森:《欧洲穆斯林》，爱丁堡，1992年版。

大卫·白冰顿:《英国大学的世俗化》，见乔治·M.马斯顿和布拉德利·J.朗菲尔德《学术界的世俗化》，纽约，1992年版，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