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上述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世界上的三大批国家先后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过程。而在这三批国家中，只有第一批国家即先行者的现代化属于地道的内源型现代化，它是西欧社会独特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时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3]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性”或独特的“条件”，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早在13世纪，西欧的商业资本主义就已开始萌芽，那里的商业资本就已开始取代土地资本并带动社会发生缓慢的变化。15世纪以后，西欧社会的变化逐渐从多方面展开：在经济上，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商业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在政治上，表现为王权的兴起以及随之出现的重商主义和中央集权化；在思想上，则表现为宗教改革、实验科学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开展。最后，几个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零星的经济技术创新以及社会制度、结构和思想方面的创新，终于汇集成了突破传统社会的巨大动力，导致了18至19世纪之交的经济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西欧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这一漫长过程是渐进的、自发完成的，它的动力完全来自内部；其现代化的进程一般都没有引起突发性的社会大震荡，更没有遭受过外力造成的边缘化的扭曲。即使是英国的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荷兰起义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也都没有造成与传统的断然决裂和尖锐持久的政治冲突。因此，第一批国家即先行者的现代化是在一种比较协调、有序的稳定社会环境中缓慢启动和实现的。

与上述第一批国家的情形完全不同，第二批国家和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同形式的外源型、强制型和追赶型现代化，就是说，其现代化的动力并非源于内部而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因而它们都是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第二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与第一批国家已有很大的差别。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已明显拉大了世界上各大文明区的发展差距，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自农业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化：世界的一端是新兴的工业国和现代工业文明，那里内源的现代生产力在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持续增长；另一端则是传统的农业国和古典农业文明，现代化的挑战打断了它们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使其被迫形成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那里的农业仍在原始落后的技术基础上停滞与徘徊，或是在外来现代生产力的压迫下出现扭曲的增长。对于非西方世界特别是非基督教文明国家来说，问题还不止于此。在那里，到处都存在着外源的现代性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复杂矛盾和深刻冲突。所有这些，使得那些被卷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国家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被动状态，它们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将社会的发展调适到现代化的方向上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无法有效地保持社会的稳定，其现代化即使被启动也一定会出现断裂。关于这一点，第二次浪潮中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和其他一些国家现代化的被延误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它在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过程中有效地维系了社会的稳定，特别是独特而有效地处理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在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变革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一直是效法中国，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提出的口号是“脱亚入欧”，但日本并没有由此就丢掉了自身的传统，而是将从西方输入的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科技理性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如武士道精神、团队意识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是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启动现代化的拉美、埃及、土耳其和中国等则都由于没有社会的稳定而成了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的落伍者。应该说，拉美地区比所有这些国家都更早受到欧洲变革的冲击。19世纪初的独立革命以后，拉美各国模仿北美和西欧建立起了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在此后最关键的几十年中，拉美各国一直没能找到维持起码的社会稳定的办法，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长期处于混乱和动荡的状态。例如，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墨西哥曾出现过数以千计的兵变，30多位军人总统先后成立过50多届政府。政治上的这种极端不稳定，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其工业化的起步异常艰难，那里的现代化至少被延误了大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初，经过艰难的革命改造，拉美各国的政局才逐步趋向稳定，其现代化的发展也才迈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经过1934年至1940年卡德纳斯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墨西哥也由拉美地区政治上最不稳定的国家变成了政治上最稳定的国家。这种政治上的稳定，使墨西哥自1940年代开始长期保持了年增长率甚至超过10%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世所瞩目的“墨西哥奇迹”。

当然，在上述国家中，与日本现代化启动时期的情形最具有可比性的还是中国。当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以后，中国在19世纪后期也曾被迫启动了防御性的现代化。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余年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连不断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干涉，一次又一次地冲断了中国原本也只是初步启动的现代化进程，并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同时，直到20世纪初，中国迟迟还没能向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过渡，内部纷争不断、内战频繁，因而也缺乏外源型或强制型现代化所特别需要的强大的国家组织力量和制度保障。长期的内忧外患、战火延绵的社会动乱局面，致使中国痛失了在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起飞的良机。

第三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就更不同于第一批国家，也有别于第二批国家。对于现代化的“迟到者”来说，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已变得空前棘手：没有社会的稳定就难以有效地推进现代化，但只有实现了现代化才会有长远的社会稳定；现代化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但现代化过程又必然滋生出种种不稳定的因素。塞缪尔·P.亨廷顿曾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他说：“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导致不稳定”^[4]。这一著名论述就是对现代化的“迟到者”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所作的概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难处境，其根源乃在于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这样一些“迟发效应”。

一是错位效应。应该说，第二批和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都带有追赶型特点。但是，与第二批国家当初的情形不同，第三批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得很大，因而它们的这种追赶只能在一种目标错位的情况下进行，即不仅要追赶发达国家早已达到的历史目标，而且还要追赶它们正在迈向的目标。这种错位效应对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带来了这样两个显著的问题：

首先，第三批国家现代化的任务空前繁重。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带有明显的追赶性质，即追赶发达国家。但是，它们所追赶的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目标，而是同样也在高速发展、甚至是比第三批国家更快地发展着的发达国家，因此，这种追赶并不是单方面的追赶，而是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才等各方面的激烈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在不同起点上的不平等竞争，发达国家在这种竞争中明显地处于有利的优势地位。例如，在人才竞争方面，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使它们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吸引走大批人才，并由此无形中剥削了发展中国家曾为这些人才的培养所支付的巨额教育费用。正因如此，第三批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任务是极其艰巨的，稍有不慎，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会被进一步拉大。

其次，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很容易出现目标迷失现象。我们今天致力于现代化，常常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处境，那就是我们有时甚至不知道到底应该干什么。众所知道，Modernization一词在中文里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现代化或近代化。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东西，西方发达国家早在近代就已经实现了。或者说，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努力走向现代社会，而西方发达国家今天却已走入了后现代。作为过来人，西方国家站在后现代的角度看问题，发现它们的现代化已走过了头，发现现代性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弊病，因而它们正在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激烈地批判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感到无所适从，即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时，我们到底应该效法它们早先的做法实现现代化呢，还是应该像它们今天所做的那样激烈地批判现代性、甚至反现代化?近年来国内一些人对后现代主义的推崇，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现代化目标的迷失。后现代主义的口号是要解构现代性及其赖以建构和支撑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它实际上是在西方现代化片面发展并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否定性、怀疑主义的思潮，其积极意义仅在于警示我们在积极致力于现代化的同时应该努力避免现代化的片面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然而，我们有些人却整天跟在后现代主义的后面，也叫喊要解构这、解构那，显得极其滑稽可笑，因为这无异于对一个还极需食物的人大谈减肥瘦身之道。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要解构的东西之一就是科技理性，因为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科技理性这种工具理性的张扬已导致了人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严重地加剧了人的异化。而对于正在致力于现代化的我们来说，科技理性正是我们特别需要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只是警示我们在大力宏扬科技理性的同时千万别忘记了人文关怀，但如果我们盲目地跟着后现代主义后面鹦鹉学舌，那就会完全忘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二是高速效应。由于目标错位，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把过去西方国家一两百年间所经历的渐进发展过程压缩到几十年中来完成，也就是说，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必须高速推进。这种高速效应，必然使早期现代化国家中曾经出现过的种种失调和社会危机以更加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激增。例如，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人们的心理调适问题，尽管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但这些国家中的人们也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并使得现代社会出现了普遍的精神疾患。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实际上乃是因为它适应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需要。而第三批国家现代化的高速效应，必然会使人们的心理失衡和精神疾患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再如，第三批国家现代化的高速效应，还会带来突出的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早先的工业化也曾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但由于其所经历的是一个渐进过程，因而其所造成的污染尚可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界所自我吸纳和净化。而第三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高速推进，必然会使原本已变得极其脆弱的自然环境面临着更加深重的危机，事实上也已出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三是同步效应。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全球范围内数以百计新独立的国家同步推进现代化。如果说当初早期现代化国家拥有夺取农业世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独占海外殖民地的先发优势，因而它们尚能较容易地解决自身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危机，那么，对于齐头奔向现代化的第三批国家来说，一旦出现类似的矛盾和危机，它们现在不再具有化解矛盾的任何优势，也已无处可以转移危机。这种同步效应，实际上对第三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尤其是对它们化解自身的矛盾和危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危机四伏而又无法自我化解，它必然会在现代化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

四是示范效应。既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对于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三批国家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示范效应，它至少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现代化模式或道路方面的示范效应。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迅速增长是通过工业化道路实现的，因而工业化甚至西方化也就相应地被视为现代化的最有效途径。事实上，20世纪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就持这种看法。在依据这种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而制定的传统发展战略看来，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物质财富总量增加了，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文化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幸福等都会自然而然地实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这种以一时的经济繁荣为基本价值目标的传统发展战略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战略。然而，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却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想的结果。一方面，这一发展战略在一定时期内确曾促进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它关于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文化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随着经济的增长会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承诺却并没有得到兑现，而它所直接促成的依附性发展反倒还带来了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发展战略片面地强调工业化和增长率，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消耗、浪费和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传统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反过来又极大地羁绊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发展战略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正是这种怀疑和批评，直接促成了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出现。

第二，社会生活方面的示范效应。对于致力于追赶型现代化的第三批国家的人们来说，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必然会对他们具有一种示范作用，使他们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一旦期望不能兑现，他们就会萌生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各类不切实际的期望的恶性膨胀，必然导致社会成员的行为失范或越轨，腐败行为便是其重要表现。而种种不满情绪的增长，则会使社会稳定面临严重威胁，甚至会使社会生活陷入动乱的局面。

面对上述这样一些两难处境，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的起飞，都不能不保持异常清醒的头脑。事实上，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中心区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比较成功地应付了上述的两难处境，在全力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了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和稳定。与东亚地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后者代表着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的另一个极端。20世纪60年代以来，位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不仅人口生育率奇高，环境日益退化，而且部落和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极为频繁，政局一直动荡不安，甚至还没有从村社或部落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因而它们的现代化至今仍前途未卜。所有这些，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