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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溯源法

时间:2022-05-0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词的代表作,也是宋词的代表作,这都是公认的。溯源即寻根,这是尊重传统的良好表现。以上种种溯源法是中国古代学者对客观事物长期而有效的认识后的总结。苏东坡是天才,但他的勤奋却更令人惊异。于斯可见,东坡十分重视传统的承继与接受。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3]第1册,280横空出世,万口传诵。

文字学

文学、文字学、哲学札记各一则

·读书札记·

鲁国尧
(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1121)

[摘 要]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广泛而充分地接受了前贤的多元影响,其最后五句的渊源前贤没有提及,实脱胎于寇准《阳关引》词。在秦汉,“隶”与“吏”是两种人,是对立的两面。“隶”必须从事各种劳役,“卒”的任务是“戍”。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作注时将“发隶卒,兴役戍”更改为“发吏卒,兴戍役”,有误。由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是有限的,对某些古代汉语音韵问题的研究受制于材料的局限而诸说纷出,孰是孰非难定,这也是一个存在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

[关键词]苏轼;寇准;段玉裁;《说文解字》;前瞻;后顾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5-03-04

笔者近十余年发愤“衰年变法”,所读较广,所见益多,所思日深,于是“越雷池”数步。先是著纯史学论文《郑成功两至南京考》,继而涉足思想史、美学、古人类学、文献学、西洋“比较法”等,撰论文、札记若干篇。文学专家很少写语言学论文,而语言学人作文学文章者少,作哲学文章者更少,笔者不揣简陋,草成札记三则,绾为一篇,敬请博雅君子赐正。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词的代表作,也是宋词的代表作,这都是公认的。于其所本,前人多有点评,确乎卓见。在下研读之余,亦略抒己见,或有补苴之效。

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和文献研究,例如李善的《文选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很重视作家使用的词语或典故来源的探寻。更有甚者,用“本”、“本于”、“缘于”、“脱胎于”、“自……化出”等指认某首诗词或某篇文章的警句、段落、创意、结构等等与前此作品的渊源关系。这些如果予以概括,一言以蔽之曰“溯源”,这在传统的文话、诗话、词话中俯拾皆是。溯源即寻根,这是尊重传统的良好表现。极端的是黄庭坚提倡的“无一字无来处”,现代批评家往往予以批判。依笔者之见,“无一字无来处”亦不宜太非议,它也是一种“溯源”,只是言之过甚罢了。

以上种种溯源法是中国古代学者对客观事物长期而有效的认识后的总结。任何一件作品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位作家在成为作家的过程中必须受到教育,在成为作家之后,也会继续获取再教育。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不可能不知晓、不熟谙前人,特别是他所崇敬的前贤的作品,熏染、服膺、研习、玩味、涵泳久之,冥冥中必然接受前人的影响,是谓潜移默化。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很能说明这个道理,其诗作之所以“有神”,即缘于“读书破万卷”。苏东坡是天才,但他的勤奋却更令人惊异。下面一个文献记载的故事颇为生动。宋人陈鹄《耆旧续闻》卷一云:“朱司农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公往见,遂为知己……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抄《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抄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抄矣。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请曰:‘不知先生所抄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令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1]李清照在《词论》中虽对苏词不协音律有微词,但她首先肯定“苏子瞻,学际天人”[2]54。于斯可见,东坡十分重视传统的承继与接受。只有深厚的承继和充分的接受,方能言高度的创造或创新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3]第1册,280横空出世,万口传诵。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4]321九百多年来无比肩者,遑论超越?若干批评家评骘这首名词时往往注意溯源。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东坡乐府》:“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5]第5册,4321所谓的“太白仙心”当指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显然自《月下独酌》脱化,东坡不可能不熟悉太白诗。刘体仁《七颂堂词绎》:“‘琼楼玉宇’,《天问》之遗也。”[5]第1册,617谓导源于屈原,当然也能成立。曾季狸《艇斋诗话》:“东坡《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6]325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先著《词洁》:“此词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笔。惟后半‘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等字,苛求者未免指此为累。”先著接着解释:“然再三读去,搏捖运动,何损其佳。少陵《咏怀古迹》诗云:‘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未尝以‘风尘’、‘天地’,‘西南’、‘东北’等字窒塞,有伤是诗之妙。诗家最上一乘,固有以神行者矣,于词何独不然。”[5]第2册,1356而王闿运《湘绮楼评词·词选前编》对东坡此词赞叹不置:“大开大合之笔,亦他人所不能,才子才子,胜诗文字多矣。”[5]第五册,4288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东坡乐府》转述王闿运之语曰:“湘绮诵此词,以为此‘全’字韵,可当‘三语掾’,自来未经人道。”[5]第五册,4321

对苏词下片,他们不言所自,只是大加颂赞。而笔者认为,东坡此词最后五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有所本,特前贤未及此。本于何?寇准词也。兹录寇准《阳关引》词于下:“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徹。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3]第1册,3读过东坡词,再读寇准词,应无人会否认东坡词的后片与寇准词的后片有关联。寇准“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可谓道彻人间甘苦,只要有过一定人生经历的人讽诵此句谁能不为之动情?此十字与东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有异曲同工之妙,唯寇词更为直白,东坡先用十二字,两两对仗(“人有悲欢离合”对“月有阴晴圆缺”,其中“悲欢离合”紧对“阴晴圆缺”),每句内又复两两骈列(“悲欢”与“离合”,“阴晴”与“圆缺”),而此四者,各自又复对峙(“悲”对“欢”,“离”对“合”;“阴”对“晴”,“圆”对“缺”),最后以“此事古难全”绾结。此虽源自寇词,然更上寇词一层矣。至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谓远绍谢庄,近嗣寇准,试与“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相较可知。寇句读后令人不禁有淡淡的哀婉的悲情,而苏句则感到浓浓的慰藉的暖意,高出之处隐然可味。或许因寇准不以词名家,故前代词学批评家未能注意到东坡词与寇词的关联,兹特表出之。

也许有人说,东坡词下阕与寇准词下阕之相近或许出于偶然。笔者认为,这要探研东坡作品中所显示出的“接受”寇准的印记。寇准是宋真宗时的名相,最后贬窜蛮荒而卒,仁宗时平反。他曾被封为莱国公,故宋人诗文俱尊称为“莱公”。寇准一生跌宕起伏,最为读史者注意的有两点:其最耀眼的勋业是力排众议,坚决抗击契丹大军的入侵,澶渊之役显示了他的大勇大智,使其彪炳青史;他秉性刚直,为奸佞之徒构陷贬死于雷州,博得后人的无限同情。三苏父子兄弟皆有对寇准满怀敬意的诗文,如苏洵《远虑》、《上富丞相书》和苏辙《龙川别志》均曾叙及“莱公”。东坡有《过巴东县不泊闻颇有莱公遗迹》诗:“莱公昔未遇,寂莫在巴东。闻道山中树,犹余手种松。江山养豪俊,礼数困英雄。执板迎官长,趋尘拜下风。当年谁刺史,应未识三公。”[7]40-41东坡复有“史评”文章《邳彤汉之元臣》叙及寇准:“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莱公不可。武臣中独高琼与莱公意同耳。公既争之力,上曰:‘卿文臣,岂能尽用兵之利?’莱公曰:‘请召高琼。’琼至,乃言避狄为便。公大惊,以琼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为安全,但恐扈驾之士,中路逃亡,无与俱西南者耳。上乃大惊,始决意北征。”[8]2016-2017寇准殁后14年,东坡生。对于东坡,寇准乃“现代史”耳,寇准的事迹、文章东坡岂能不熟知?东坡在创作《水调歌头》时受古人包括前朝名相寇准的影响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鄙见尚有可述者。词史上有“词为艳科”之说,早期词作如《花间集》、《尊前集》及北宋前半期的作品大多是偎红倚翠之辞。东坡在词史上的崇高地位就在于他异军突起,勇“越雷池”,使词跳出了怜香惜玉、风花雪月的“井底”,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境界,使词可以状天地山川、抒胸中块垒、吊邦国兴亡,所谓东坡“以诗为词”,实际上就是使词的表现范围与诗趋同,从而提高了词的地位。东坡是词史上的“革新家”,他在革新之前、之时,必然注视、赞佩那些前朝和当代的具有阳刚风格的词家,例如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既展现了十分开阔的画面,又具有历史的纵深度,意蕴高远,笔力遒劲。宋人杨湜《古今词话》云:“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5]第1册,22于此亦可窥东坡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之一斑。寇准在词坛婉媚柔靡之风甚嚣尘上之时而作的《阳关引》袭自王维《渭城曲》,以词演绎,意境阔大壮美,感情慷慨苍凉。这些前驱者清新雄健的词作必然润物无声,影响到东坡的创作。而东坡这首《水调歌头》全然不见“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表现的是天上人间,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更可贵的是富含哲理意蕴,可谓“一洗万古凡马空”。在此特别要指出,此词接受的前人影响是多元的,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注》辑录材料甚夥,拙文补充了一点。近几十年,出现了一门新学问叫“接受学”,大意是,一种精神产品,如诗词文的传播,有一动态过程,就是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环节的递进。在这个学说中,读者对文本即作品的接受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9]62-63。在中国,接受学的研究风起云涌,论著逾千,如《苏轼词接受史研究》、《元好问对苏轼词的接受》等论文即是。俗有“无知者无畏”一语,笔者拟据此语推拓开,可以说,无文化者无文化传统,那么,文化浅者文化传统浅,文化深者文化传统深。东坡“学际天人”,必然广泛而充分地接受前贤的多元影响。他以自己的天才熔铸成《水调歌头》词,高出李白,胜于寇准。

许慎《说文解字·叙》曰:“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10]315[11]287这是传世大徐本、小徐本所载的文字①。这一段文字,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钱坫《说文解字斠诠》、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皆无异②。可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作:“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12]758大徐本、小徐本“隶卒”的“隶”被改为“吏”,“役戍”被改为“戍役”。由于段注是说文学的第一权威著作,所以有依从者,如启功《古代字体论稿》[13]8。前人也有

①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分别为文字学界所谓的大徐本、小徐本。此处标点为笔者所加。

②参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册,692页;第211册,440页;第212册,715页。怀疑者,如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大发吏卒兴戍役官’,按本作‘大发隶卒兴役戍官’,此不知因何本改。”[14]85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大发吏卒兴戍役’,二徐作‘大发隶卒兴役戍’,此不知何据。”[15]96钮、冯两家仅是质疑,而未敢言其非。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是中国文字学史、文化史上的经典文献,而大小徐本与段注本在这两处有歧义,孰是孰非?看来颇有辨正的必要。

让我们首先研讨“吏”和“隶”的意义是否相同。这需要依据历史文献,特别是秦汉的传世文献与考古所获的文献结合进行考证。

《汉书·惠帝纪》:“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16]第1册,85《说文解字·一部》:“吏,治人者也。”[10]7《汉书·百官公卿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16]第3册,743贾谊《治安策》:“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16]第8册,2254司马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17]第6册,2073《汉书·陈遵传》:“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16]第11册,3711从上引诸例可见,作为“治民者”的“吏”是属于统治者营垒的。在汉代典籍中,“循吏”、“廉吏”、“酷吏”、“奸吏”之名比比皆是。“狱吏”、“善书吏”当是“小吏”,此外还有“大吏”。《汉书·谷永传》:“上从之,以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而平阿侯谭位特进,领城门兵。永闻之,与谭书曰:‘……拜吏之日,京师士大夫怅然失望。’”[16]第11册,3455-3456此中之“吏”乃高级官员,后世有“封疆大吏”一词,如曾国藩等。

与“吏”迥然不同,“隶”的主要意义指罪犯、刑徒。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法律条文占多数,其中出现了“府隶”(《金布律》)[18]67、“牢隶臣”(《贼死》)[18]264、“工隶臣”(《军爵律》)[18]93,这些应是以被迫从事的工种而得名的。1964年出土的秦昭王三十三年(前274)的高奴铜石权,铸有“工隶臣 ”[19]42,这是当时的“实名制”。云梦秦简中还有“隶臣”、“隶妾”、“大隶臣妾”、“小隶臣妾”、“免隶臣妾”(《仓律》)[18]49,50,53,当与罪犯性别有关。《汉书·刑法志》也有“隶臣妾”:“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颜师古注:“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16]第4册,1099-1100《说文解字·门部》:“阍,常以昏闭门隶也。”[10]249这是以刑人看门。《汉书·刑法志》:“昔周之法……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16]第4册,1091司马迁《报任安书》:“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16]第9册,2728《后汉书·陈龟传》:“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扫除更始。”[20]第6册,1693

可见,“隶”与“吏”是两种人,是对立的两面,混淆不得。值得细析的是下一名句,司马迁《报任安书》:“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16]第9册,2733司马迁以“狱吏”与“徒隶”对言,“狱吏”是监狱的管理者;“徒隶”(由同义词“徒”与“隶”构成的双音词)即“隶”,为受狱吏之命在监狱中服劳役协办杂务的刑徒。至此可以说,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作注,改“隶”作“吏”,一误也。

另外,还当揣摩许慎《说文解字·叙》的文意脉络。二徐本:“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10]315[11]287其中“发隶卒,兴役戍”骈列,上句中的“隶卒”是并列词组,下句的“役戍”也是并列词组。在此两个词组中,“隶”与“役”呼应,“卒”与“戍”呼应。“隶”被迫做的是“(徭)役”,“卒”被迫做的是“戍(边)”。

“隶”必须从事各种劳役,前面讲的秦代的“府隶”、“工隶臣”、“牢隶臣”即是。《后汉书·孝桓帝纪》:“诏曰:比起陵茔,弥历时岁,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傥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20]第2册,290诏书中的“徒隶”与“徒”同义。《汉书·惠帝纪》:“三年……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16]第1册,89《汉书·景帝纪》:“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16]第1册,147《史记·黥布列传》:“及壮,坐法黥……布已论输丽山,丽山之徒数十万人。”[17]第8册,2597丽山即骊山,是时秦大造宫殿。

“卒”的任务是“戍”,古籍中又称“戍卒”。《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17]第6册,1950文中“卒”指陈胜、吴广等,他们在谪戍渔阳途中起义反秦。《史记·秦始皇本纪》:“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17]第1册,269《盐铁论·险固》:“然戍卒陈胜无将帅之任,师旅之众,奋空拳而破百万之师,无墙篱之难。”[21]525又《汉书·高帝纪》:“戍卒娄敬求见。”[16]第1册,58

上面我们举多例说明了“隶”与“役”及“卒”与“戍”的关系。下面一段不可多得,宜作许慎叙“兴役戍”的典型书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17]第8册,2573其中的“北有长城之役”,徭役也;“南有五岭之戍”,戍边也。《汉书·刑法志》:“若秦因四世之胜……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雠,猋起云合,果共轧之。”[16]第4册,1089此例中“卒”、“隶”并列。

经过以上论证可以认为,二徐本“发隶卒,兴役戍”符合秦汉的社会实际、时代思想及行文惯例,是正确的文本;段玉裁擅改为“发吏卒,兴戍役”,甚误。前贤未能及此,今为补正。

尚有可说者,严可均、姚文田《说文校议》云:“‘兴役戍’:《汗简·略叙》引‘戍’作‘庶’,属下句。”[22]613王筠《说文解字句读》言:“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庶官狱职务繁。”自注:“依《汗简》引改,皆见始皇本纪。”[23]604按,《汗简·略叙》的相关文字为:“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伇庶官狱职繁务初有隶书以趋简易而古文由此绝矣”[24]44。鄙见,文字当从二徐本,应为“兴役戍”。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大发吏卒兴戍役官’,按本作‘大发隶卒兴役戍官’,此不知因何本改。”[14]85钮树玉如此断句不妥,“官”应属下。

中华书局近年出版了一本《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索引)》,其特点之一是由点校者“施以断句”,于这段文字,在“卒”、“官”、“繁”后断句[25]316。“卒”、“繁”字下断句,是;“官”字下断句,非。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哲学始于惊异。’亚里士多德也说过:‘由于惊异,人们才开始哲学思考(“惊异”又译“好奇心”)。’”①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某一现象产生惊异时就会发问,就会思考,因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首句)[26]1。在西方,最能发问、最能追问的大概是苏格拉底,读读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录》即可知。在中国,最能发问的大概有两位,第一位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27]2467遗憾的是,他提的问题没有记录下来。儒家是很重视发问与思考的,《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何晏集解:“切问者,切问于己所学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27]2532《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27]1633可见“问学”是受到儒家的充分重视的。第二位最能发问的该是伟大诗人屈原,他的《天问》全诗372句1 553字,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一开篇就问天地未分时的状态如何,他在追问宇宙的本体:“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 ,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 ,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28]75-76《天问》,问天也。

挪威哲学教师乔斯坦·贾德于1991年出版的《苏菲的世界》[29]得到众多哲学专家的好评,例如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说道:“那本畅销全球的哲学史通俗读物《苏菲的世界》,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最大最高的普遍性问题:‘你是谁’和‘世界从哪里来’。”[30]4其实,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在《天问》里劈头就提出了“世界从哪里来”这一最大最高的问题,可以说,《天问》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学诗篇,惜乎哲学家们未曾措意于此。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之三也是采取发问的形式而具有哲理的诗篇:“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31]卷一五末句“谁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可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周公身被谤言、王莽誉盈天下之时的价值判断与其“盖棺论定”后的“真伪”评价的关系是什么?依笔者之见,白诗中的“周公”、“王莽”所指不仅是某一个体,更是一个符号。例如汪精卫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作《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狱中杂感》:“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②何等的英雄气概!其时若被清廷所戮,则可与徐锡麟、秋瑾同垂不朽。再如法国的贝当元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希特勒的维希傀儡政府的总理,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是一个为法国人赞誉有加的英雄。白居易的发问针对的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这个问题如何回答?白居易自己在此诗的颔联给出了答案:“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就是说,要看时间的推移,看发展,还是可以做出最终的评价的。

①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张世英自注称所引柏拉图语出自其《泰阿泰德》篇。按,“惊异”在王晓朝《柏拉图全集》第二卷《泰普泰德篇》译为“疑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0页。张世英自注称,所引亚里士多德语出自其《形而上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特别指出“译文有改动”。按,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译文作:“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页)

②均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不揣简陋,笔者亦有“问”。国学的基本学科同时也是基础学科的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自古及今的衍变史的学科。现代汉语及其诸方言都是富有开音节的,何谓“开音节”?即以元音收尾的音节,如现代通语中的“我”wo、“你”ni、“他”ta。与之相对的是“闭音节”,如通语中的“前”qian、“景”jing,它们以鼻音n、ng收尾;汉语方言中的入声字,如广州话“甲”[kap]、“达”[tat]、“格”[kak]是以塞音p、t、k收尾。现代汉语、中古汉语都有开音节,且很丰富,历来无异辞。但专家们研究到上古汉语时出现分歧,争辩蜂起,出主入奴,呶呶不休。大致分两派,一派认为上古汉语是闭音节或基本是闭音节的语言,这一派在某个时期很占上风。其立论的根据之一是他们认为当今世界上确有纯闭音节的语言,虽然罕见,虽然与汉语无“血缘”关系。另一派则认为在上古汉语里开音节是很丰富的,重要理由是,当代汉语通语及诸方言中即如此,汉藏语系的哈尼语开音节异常发达。看来,两者都使用了以今例古的方法。现代语言是活生生的,“耳听为实”,何容置辩?但是两千年前的上古汉语情况如何呢?古人可没有将发音传留下来!人们(包括笔者)不禁要问:上述两派“真伪复谁知”?

2005年5月,声韵学会在台中静宜大学召开研讨会,笔者应邀作主题发言,题为《〈诗经〉音系阴声韵具辅音韵尾说的思考》,就是讨论上古汉语是闭音节的语言还是开音节也很丰富的语言这一问题的。其时忽有“会意”,将“感悟”写成了几百字的“寓言”稿,今颇作增改,将其中的思考深化,提升至哲学层面,作为本文的有机内容,可谓“文中文”(仿柏拉图对话体)。

多数与少数、前瞻与后顾

甲:请您伸出手来,您有几个指头?

乙:五个指头。

甲:我也把手伸出来,您看,我有几个指头?

乙:五个。

甲:请问孔夫子的手有几个指头?

乙:也是五个。

甲:不,是六个吧。

乙:怎么是六个?记载过孔子事迹、言行的书如《论语》、《左传》、《礼记》等都没有说孔子的手有六个指头。《论语·八佾》说:“指其掌。”可没提到他有六指啊。

甲:不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都有记载,没有记载的事比记载的事不知多多少呢。我说孔子是六指。

乙:这,我不信。我们两人有不同的命题,究竟谁对,最好有个办法来检验。

甲:我们离孔子两千五百年了,我们都没见过孔子,怎么检验?

乙:有法子了,把孔子的遗骸挖出来检验嘛。

甲:曲阜的孔子墓下有没有遗骸?即使有遗骸,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他的手骨是否腐烂都要打个问号。何况为了检验孔子究竟有几个指头而去发掘孔子墓,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孔林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孔子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人的灵魂,他的墓岂能动得?总不能去盗墓吧。

乙:那孰是孰非,就难以确定了?

甲:唉,是的。孔子是古人,是死去多年的人。我们怎么能知道孔子究竟有几个指头呢?

乙:我说他有五个指头,是因为我们都有五个指头,不是您也五指我也五指吗?

甲:您的说法确实是有根有据。我以为孔子六指,何尝没有根据?有六个指头的人,您见过没有?

乙:我长这么大了,也只见过一次呀。六指毕竟是少数,极少数。

甲:《庄子》中述及“骈拇枝指”。这种现象虽然是极少数,毕竟也是存在啊,存在就是合理。虽然只有极少数人是六指,但孔子就可能是那个极少数。

乙:为什么孔子就偏偏是那个极少数?为什么孔子的手指就不跟绝大多数人一样?

甲:这,您总不能否认有六指的人吧,假设六指的概率医学统计是千万分之一,但它总是存在的。

乙:您的说法既不能服人之口,也不能服人之心。我以为,绝大多数人是五指,我们就该推断孔子是五指。

甲: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世上只要有几个人是六指,孔子就有可能是六指。

乙:看来,我们都是以现实情况为依据进行推论的,都是谈的可能性。我说的可能性大,您说的小。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说过:“在无法认定何者正确之时,就应采用可能性最大的一个。”

甲:笛卡儿虽然是大哲学家,他的“吾从众”的说法也未必就对。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说过:“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

乙:您这一说,哲人们对真理在多数或少数哪边有不同的见解,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求知之心,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怎么判断真理究竟在少数人一边,还是在大多数人一边。

甲:呃,呃,这个问题难说啊。

乙:依我看,前瞻的,有可能做判断,或好做判断。

甲:您说的“前瞻”,请原谅,我一时还不明白。

乙:我说的“前瞻的”,是指随着时间的往前推移,谁真谁伪,终究能显现出来。譬如哥白尼、伽利略,当时是少数,可是时间证明了他们的正确;彼时的天主教会,生杀予夺,势焰熏天,是多数,但后来被证明是“伪”。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痛批的彭德怀是极少数,然而如今在他的家乡湘潭市乌石镇卧虎山矗立的雕像与静默的墓园不证明了他的刚直、忠诚得到了历史的认可?

甲:这我能明白。然而,按照您的“前瞻”,我类推出一个“后顾”。我来发问:如果“后顾”,怎么认定是多数正确,还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

乙:请教这“后顾”什么意思?

甲:您的“前瞻”是时间的往前推移。我的“后顾”是将时间回溯。比如现在展望2055年,就是“前瞻”。如果我们研究很远的古代,例如上古汉语、远古汉语,就是“后顾”。对于“后顾”,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判断多数抑或少数的真与伪,您能拿出像您刚才“前瞻”时的那种办法来检验?

乙:难,但是也许有点办法。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如若有考古学的证据,兴许能进行判断。但是研究很古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时,有力的考古证据并非唾手可得!另外,也可参照学理推论,然而效果就更未必佳了。举个例子,知名语言学家陆志韦以他认为的西洋“比较法”原理作为重要论据,推断上古汉语是闭音节语言,可他自己随即也满腹狐疑,呱呱坠地的初生儿张口啼哭的声音怎么能是闭音节?回溯往古,大多数情况下很难有什么好办法来检验,越古越如此。因此常态是专家们都认为自己的说法或理论是真,对立面为伪。多数派或获得多数拥护的自然认为自己是真,而少数派或很少有人认可的,也认为自己是真,绝不承认是伪。于是异说竞起,与之伴生的则是聚讼纷纭,就像我们刚才争执孔子究竟是五指还是六指一样,可真难为了读者。

甲:看来,对于后顾的或回溯的历史,真伪就成了普遍性的难题了。

笔者曾多次跟友人讲过自己的一则浅见:在汉语音韵学史上,元末周德清《中原音韵》的音系构拟虽有争论,然而是局部性的,而且分歧算不得大。可是上古音的构拟,不足百年大概已有三十家左右了,没有一家是相同的,以“言人人殊”四字形容之,合缝对榫,而且诸家无不底气十足,自谓真理在握。拙文《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里提出了个“犬马-鬼魅法则”,并且说:“在汉语史中,越近于近代,‘犬马’的成分越高;越是到上古、远古,乃至史前,‘鬼魅’的因素越多。”[9]147这源于《韩非子·外储说》:“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32]270-271至东汉,张衡有推阐之辞,《后汉书·张衡传》云:“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20]第7册,1912其实,任何“鬼魅”实际上都还是本于活人。叶纯之《音乐美学十讲》里面有句话:从前的中国画中,鬼没有穿西装的[33]。笔者读后不禁为其睿智而击节叹赏。现在要说的是,在人文学科研究上古、远古的历史乃至史前史的时候,“鬼魅”的因素很多,诸说纷出,孰是孰非,如何判断?这是令人疑惑或惊异的问题。

看来,不仅在古代语言史研究中有此现象,于上古、远古的诸般历史现象何尝不然?亦即具有普遍性。20世纪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云:“当一个普遍性问题被人提出来时,哲学就产生了,科学也是这样。”[34]7罗素还说:“对哲学而言,重要的不是给出的答案,而是提出的问题。”[34]17本文提出了一个存在于往古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该算是一道难题吧。

(本文第一则札记稿本先后请古典文学专家王兆鹏、张伯伟两教授赐阅,得认可。第三则札记稿本请哲学史专家阎韬教授赐阅,往复讨论,获益良多。他们亦指正了稿中疵病。老友江学旺、魏宜辉为我查核典籍。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1]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见鲍廷博编:《知不足斋丛书》第19集,清乾隆道光间长塘鲍氏刊本。

[2]黄墨谷辑校:《重辑李清照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4]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5]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曾季狸:《艇斋诗话》,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7]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8]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9]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0]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附检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11]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附检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1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3]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14]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5]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6]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7]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1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19]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市西郊高窑村出土秦高奴铜石权》,《文物》1964年第9期,第42-45页。

[20]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22]严可均、姚文田:《说文校议》,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3]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24]郭忠恕、夏竦撰,李零、刘新光整理:《汗简 古文四声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25]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2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27]阮元编:《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8]洪兴祖:《楚辞补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29][挪威]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萧宝森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

[30]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1]白居易:《白氏文集》卷一五,《四部丛刊》初编第123-12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32]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3]叶纯之:《音乐美学十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

[34][英]罗素:《西方的智慧》,亚北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年。

Lu Guoyao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a Ancient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311121,China)

Abstract:Su Shis When will the moon be clear and bright?—to the tune of Shui Diao Ge Tou was deeply influenced in multiple ways by previous poets.The origin of the last five lines,namely″Men have sorrow and joy;they part or meet again;the moon is bright or dim and she may wax or wane.There has been nothing perfect since the olden days.So let us wish that man will live long as he can!Though miles apart,well share the beauty she displays.″can be found in Kou Zhuns Yangguanyin.″Li″(subject)and″Li″(minor official)were of different social ranks,and they were actually on opposing sides.The subject″Li″were forced to carry out all kinds of hard labor,while the task of the minor official″Li″was guarding the frontier.When annotating the Prelude to Shuowen Jiezi,Duan Yucai arbitrarily changed″assigning subjects and rank-and-file soldiers to hard labor and frontiers″into ″assigning minor officials and rank-and-file soldiers to frontiers and hard labor.″This is an incorrect change.Literature from the past and unearthed is limited,giving birth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as to the rhymes of ancient Chinese.It is difficult to decide who is right and who is wrong,which is also a universal dilemma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 and culture.

Key words:Su Shi;Kou Zhun;Duan Yucai;Shuowen Jiezi;prospective;retrospective

[作者简介]鲁国尧,男,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历史方言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4-12-2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4.1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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