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志在千里

曾国藩箴言：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

曾国藩六岁的时候开始随父亲读书，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功名之心特别强烈的人。受家庭的熏陶，曾国藩自幼也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自信，“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有着极其强烈的进取精神。曾国藩22岁考取了秀才，23岁又考取了举人，虽然接着的两次在京城参加的会试都落第了，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第三次会试，曾国藩终于天遂人愿，中了进士，在朝考中又列为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

科举考试的顺利更加坚定了他锐意进取的意识，他原来名子城，字居武，中进士后，改名为“国藩”，意为国之藩篱的意思，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努力进取。

许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就不会再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了，只消钻钻门路，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而，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 “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个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才达到目的的。“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

鸦片战争初，曾国藩一方面尽力修养，一方面又急于问世，说“陈平宰国无消息”，“苍生竟奈此人何?可怜寂寞扬雄宅，独抱繁忧卧薜萝”。可谓情见乎词了。这是曾国藩的“外王”之气。

曾国藩在《感春诗》中也表达了自己的“外王”思想，这首诗苍茫独立，慷慨悲歌，有豪气纵横不可一世的气概，确是曾国藩自己的写照。“一旦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松生太华，飞送清渭，丹心瑶池，螭柱金钟”，这才是儒生非常的事业、雉卵变蛟龙的机会;他似乎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治国经纶在满清政治的场合中绝不容易实现，只有像孤凤虬松一样的待时而动了。

“外王”的挺拔、自尊之性，使曾国藩对夷敌深表蔑视。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认为清政府订立《中英江宁条约》，是“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从咸丰三年(1853年)冬到次年春，曾国藩在筹办湘军水师时，特别重视购买洋炮装备湘军水师，长沙整军后，湘军水师拥有洋炮千尊以上。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奕提出“借俄、法兵助剿”时，咸丰帝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妥议具奏。

曾国藩原则上赞同“借夷兵助剿”，不过须在事前做好准备。现在这些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借夷兵助剿”的时机尚未成熟。曾国藩对朝廷内部矛盾斗争的情况是熟悉的，他的奏折既以“奖则允之，示以和好而无猜”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赞同了洋务派奕“借夷兵助剿”的建议，又以“缓其师期”，敷衍了朝中当权的载垣、肃顺等人，可见其“外王”精神主导下的作为。

在中外“联手”的镇压下，太平天国失败了，清朝延续下来。曾国藩有一种认识，认为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有相当觉醒。同时，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的历史的———每换一次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战，然后天下才得以太平。在闭关自守没有外国人干涉的时代，内乱虽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

即使在执行“借夷兵助剿”的君命与英、法侵略者共同剿杀太平军时，曾国藩的骨子里始终有“外王”的意识存在，对英、法侵略者耿耿于怀。

为了实现“外王”的精神实质，真正显示出“同类中我最强”的意识，曾国藩“师夷之技”，用洋枪洋炮装备起中国第一支准近代的军队。

曾国藩的幕府中不乏精通火器的幕客，如黄冕对制造火器就很有研究。

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的犀利与否，但战争不能没有武器，有犀利的武器更好，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一个军事领导者，在对部队武器的配备问题上，一般是采取求实的态度的，所以，曾国藩坚持湘军配备大量洋炮。湘军水师正是凭借洋炮的炽盛火力，在咸丰四年(1854年)十月大破太平军水师而攻陷武昌的。湘军水上胜利，又为曾国藩验证了使用西方火器的威力。然而，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即使僧格林沁的精锐马队也抵挡不了英法联军的枪炮，这些事实不能不给曾国藩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这些是促使曾国藩要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的根本原因。

在封建社会里，官权大，官势重。购买洋枪洋炮，牵涉到容许中外通商的问题;试造船炮，牵涉到“开放”即进口外国机器的问题，而首先倡议“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正是曾国藩。

同治二年(1863年)秋，曾国藩在安庆接见了在美国留过学的容闳。会见时建议建立机器厂，“大致谓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枪炮之于中国较他物尤为重要，故于此三致意焉……”由此看来，早在1863年曾国藩已经决定并命令李鸿章派员在上海高昌庙筹建江南制造总局了。上海的江南制造厂是中国近代化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企业，而这个军工企业建立的发轫者与决定者就是曾国藩。

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内圣外王”之气的曾国藩。

人的潜力是很大的，但每一个成功的人都离不开积极进取的精神。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凡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见，必然越来越低贱污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功，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明。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奋勇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就会走得很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糊里糊涂，没有追求，那么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认为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事业都可以做到。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如果你打算只为你自己一个人而生活，没有人相信你会生活得快乐，因此，要选择一项比你自身更大的事业，以非凡的精神为它工作。当你透彻地看到你的目标，这项事业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不要以你已经做到的事情，而要以你所能做到的事情，来衡量你的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