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国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造就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否有意义，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一个课题。这是因为儒学在历史上曾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主流，它对中国社会生活有着长期深刻的影响。

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1864－1920）写的。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指的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在西方社会影响非常大。它是讨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基督教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之间关系的一本重要著作。在1980年代，该书曾引起过海内外学术界特别是东亚地区以及华人世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快速发展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大家热烈地讨论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正面的关系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导论》中说：“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者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1]韦伯认为，作为企业家的一生必须不断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这种精神是“超越而又非理性的”，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性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韦伯认为，加尔文的教义便是这一精神的来源。^[2]现在关于韦伯氏问题的讨论，由于上个世纪末的亚洲经济风暴，也许已不那么为人们所关注。但是，在面对中国儒学有可能复兴的今天以及欧美大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我想，我们可从另一个层面来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或者有不同的意义。照韦伯的看法，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是来自于基督教伦理（主要是加尔文教义），它是以不断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为手段。所谓“加尔文教义”，简单地说它认为赚钱是一种天职，是可以“增加上帝的荣耀”。^[3]照韦伯看，以赚钱为目的的西方资本主义是把“增加上帝的荣耀”作为天职，它带有宗教信仰的意义。而所谓“最理性的方法”就是所谓科学的方法（西方企业的经营、管理等等）。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把西方企业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改变成为：以增进人类社会福祉和企业家精神境界的提高为目的，而以“用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不断赚钱”为手段，我们从这里来考虑经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也许是符合儒家伦理的精神。这就是说，依据儒家伦理，赚钱是为了社会的福祉和自我精神境界的提高，它具有现实社会生活意义，而不像基督教新教伦理那样具有“超越而非理性”的宗教性的意义，而是有着现实的理性的意义。在我国古老的《周易·系辞下》中说：“何以聚人，曰财。”意思是说，要用财富把老百姓凝聚在一起。这里增加财富是手段，而把老百姓聚集在一起是目的，这是儒家伦理的精神所在。孟子说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对于老百姓的道理，要使他们都有固定的产业，这样他们才能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他们才可以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无固定的产业，那就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不可能聚在一起。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说要用井田制。所谓井田制是说每一井田有900亩，当中100亩为公田，以外800亩分给8家作私有田。这8家共同耕种公田。先把公田耕种完毕，再各自耕种自己的私田。这就是说，要使老百姓有自己的土地。看来，儒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求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所以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一生追求的就是“天下有道”，这个道就是社会的公义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公利，一句话就是人民的福祉，这才是儒家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或者说是后现代的时期如何实现，我想也许应该以最理性的方法（最科学的经营管理的办法）不断获取利润为手段来实现。如果中国企业家是在以增进人类福祉为目的，而“以一切最理性的办法来赚钱”为手段的情况下经营管理其企业，企业家的精神境界必会不断升华。《周易·系辞下》中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人们取得有社会效用的利益，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安身立命之处，这就达到了对道德的推崇。《周易·乾·文言》中说：“利者，义之和”，这里说的利是指公利，也可以说是公义。公利是社会众多利之总和，最大的利应是公利，它就是公义的总和，所以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判断利与义都是要以公和私为准则。照儒家看，如果能用最合理的办法取得利润（赚钱）作为手段，而以公利（也就是公义）为目的，我认为，这应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这里我想借用冯友兰的“四种境界”说来说明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分成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所谓有自然境界，是说人和动物一样，只是为活着，对于人生的目的没有什么了解（觉解）。所谓有功利境界，是说一切为了“利益”，为他自己的利益。所谓有道德境界，是说他的行为是为了行义，也就是为了公利，他的行为是为了对社会奉献。天地境界的人，他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奉献，但他不仅是奉献于社会，而且奉献于宇宙。人如果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不仅与他人（社会）和谐了，“自我身心内外”和谐了，而且也与宇宙（自然界）和谐了。他就有了一个极高的安身立命处，也就是宋朝儒家追求的“孔颜乐处”。^[4]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真能做到以增进人类社会福祉为目的，以“用一切最理性的方法赚钱”为手段，这也就是以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国现代企业家了，那么他就是有着“民胞”、“物与”大胸怀，他就是在做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他就是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人了。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安而乖错。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也。”如果自己的身心内外能做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大乱，他处在天地万物之间，其自我身心内外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能安宁康泰；如果自己的身心内外做不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治理得很好，自己的身心也定是不安和错乱的。所以在儒家看，为社会的福祉尽力和自己身心内外的和谐，和自己的人生境界是息息相关的。从儒家说，用合乎道义的手段赚钱并不错，但要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社会福祉和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照韦伯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特例，而且也只能发生一次。^[5]所以韦伯不同意社会发展的历史单一说，也就是说，西方近世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新教伦理相结合只是个特例，只能发生在西方近世社会。这就是说，现代企业并不只有一种模式，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不同的模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中国现代企业与中国儒家伦理相结合，将会产生中国的现代企业家。因此，这就是说无论如何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儒家伦理对造就中国企业家精神是不应被忽视。正像西方资本主义的建立与发展一样，它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巨大发展，虽然有种种原因，但是基督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无可代替的精神力量。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新教伦理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政治的、地理环境的和历史的其他原因。因此，中国现代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不可能由单一的儒家伦理来实现。但无论如何儒家伦理对创建中国式的现代企业应该受到重视。

企业必须赚钱，社会才能增加财富。可是赚钱又得是用最理性的方法取得，似乎有着矛盾。但从西方社会的经验看，正是能利用合理的办法赚钱，才有今天西方社会的富足。因此，中国企业家在经营自己的企业时，必须向西方企业家学习，学习他们如何用合理的手段来取得最大利润。我认为，经过两三百年的西方经济的发展，无疑他们已积累了一套用理性方法赚钱的经营、管理体系，这是我们必须吸取和借鉴的。中国现代企业家在为社会福祉赚钱中将必然会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因为赚钱不仅是为了人类社会，而且是为了宇宙（自然界），那么他就不仅达到了“道德境界”，而且达到了“天地境界”。

如果我们的企业家能以这种儒家的精神来发展他们的企业，他们就会自觉地在他们的企业中注意解决当前影响人类社会合理有序地发展所存在的三大问题：1.人与自然的矛盾；2.人与人的矛盾（扩而大之，就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3.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

我们的地球为什么会发生生态问题？也许原因很多，但是人类对地球自然环境的破坏，是造成当前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中提到：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个观点反映了当前的现实。近两三百年，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的利用和征服，虽然对改善人类生活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对自然资源的无情破坏、过量和无序开发，严重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应该说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天人二分”观有密切的关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6]这就是说，西方文化传统曾长期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的关系看成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外在关系，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二元，为了人的需要可以不考虑到自然；对自然的征服也不必考虑人的生存条件。^[7]然而中国儒家的思维模式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儒家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到人（人道）；同样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天。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前这个观点已被提出。郭店楚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说的是，《易经》这部书是讲如何会通天、人所以然的道理的书。中国历代儒家的重要思想家，大多继承和发挥着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我们可以朱熹的话为代表，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这是说，人和天有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因为人是由天产生的，是天的一部分；但一旦人产生之后，天（天道，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人就有保护天的责任。因此，人不仅应知天（知道利用天道的规律），而且应该畏天（对天有所敬畏）。因为照儒家看，天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而且是神圣意义上的天。现在人们只讲知天，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但是，儒家认为，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而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大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不了解地乃是生长养育万物的载体（“地势坤，君子以厚得载物”）。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则不能体现天的活泼泼的气象，不能体现地的孕育万物的功能。由于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正说明“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的责任。“为天地立心”^[8] 就是“为生民立命”，不能分为两截。现在，我们既然看到“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天人合一”作为另外一种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不仅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而且是实现人和天共同和谐（谐调）发展另一思考的路子。我们企业家们能不能考虑利用儒家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发展中国的企业，为在世界上树立起一更有思想文化内涵的企业精神和有中国气派的企业家形象而贡献于人类社会呢？

当前在人与人之间，扩而大之在民族与民族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对权力与欲望的极度膨胀，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对自然资源的恶性争夺，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社会的冷漠、互不理解甚至仇视；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形成对立，互不信任，以至于发生种种冲突和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新帝国主义在全球行使霸权，各种原教旨主义又在全球发动恐怖袭击，这样下去人类社会终将瓦解。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儒家文化中找到某些有益于使人类社会走出这一困境的资源呢？我认为是有的。在郭店楚简中有一句话也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道始于情”。这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9] 在中国社会中一向重视亲情。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由何而来？《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基础的。但仁爱之心不能停止于此，必须推己及人，所以郭店楚简中说：“爱而笃之，爱也；其继之爱人，仁也。”“孝之放，爱天下之民。”这就是说，孔子的仁学要求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但是如何把孔子儒家的以仁爱思想为基础的仁政实现于社会呢？孔子说：“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说，只有在“克己”（克制自己的私利）的基础上的“复礼”（复兴良好的礼仪制度）才叫作“仁”。在《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人们进入社会必须遵守一定的礼仪制度，而对礼仪制度的遵守应该是出于人的仁爱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这种把仁爱精神按照一定规范实现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样社会就会安宁和谐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儒家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应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治国”、“平天下”应行仁政，不能行霸道。行仁政将会使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行霸道只会引起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以至于战争。我们中国的企业是不是可以考虑以仁政的某些观念作为自己企业的精神资源，如由“亲亲”推广到仁民，使每个人都有恒产，又有恒心，也许可以创造出超越西方企业理念，使中国现代企业能成为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借鉴的模式。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对于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儒家经典《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儒家认为如果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那么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人类的和谐社会就可实现。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既然是建立在人的道德修养（修身）实践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协调。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提高自我的道德学问来为社会增进福祉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修德并不容易，那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为人类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讲学同样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自己天天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至于负起增进社会福祉的责任。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听到合乎道义的话应努力跟着做，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把公义实现于社会之中。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成为一合格的人。修德、讲学、向善、改过是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路径。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以法治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以德育人的社会。如果中国的企业能是以法治企业，以德教化人，那么儒家以修身为本的理念是不是对我们的企业建设有和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精神的提升有积极意义呢？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也许儒家正是可以给我们造就一种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吧！

我要说明一下，我并不认为中国现代企业家只能有上述这样一种模式，因为中国现代企业仍然处在一个形成过程之中，可能会有多种有意义的模式。但是，以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伦理作为指导原则的模式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路径。

【注释】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第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序论》，第7页。富兰克林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说明，包括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生必须不断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性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4－55页，“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教徒取得社会成就……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到加尔文宗那里，则成为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4]《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5]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论》，第6页。

[6]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下册，9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7]但是在进入21世纪之际，在西方出现了建构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

[8]《朱子文集》卷67：“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

[9]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478页中说：“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的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要尊重祖先，培养优秀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