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理论的发展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在产品质量、价格、技术等方面约束企业家的决策制定，这与现实世界中企业家运行的基本特征完全不同。许多经济学家越来越认为在他们的模型中缺乏企业家精神是不合适的，因为企业家在现实世界的重要性越来越难被忽略。熊彼特和钱德勒等都认为未来将是由大公司控制，小企业由于其自身低效率的原因而逐渐消失。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认为创新活动主要是由大企业和成熟企业完成，因为大企业在创新和拨款过程方面优于相对小的企业。但现实是，在每个产业中都存在不同规模的企业。相对而言，在动态的环境中，小企业行动得更为坚决果断。而且，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大企业开始给创业型员工创造更多的空间。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在许多工业化国家，许多产业小企业的份额开始扩张。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开始逐渐意识到增长、创新和创造工作机会的新的可能性来自于小企业和新企业（Wennekers，Thurik，1999）。这使得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精神概念的兴趣不断提高。

在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家精神这一名词是指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个人或者企业从事的创新或市场均衡活动。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知识传统：芝加哥传统（Knight-Schultz）、德国传统（Thfinen-Schumpeter）以及奥地利传统（Mises-Kirzner-Shackle）（Hédbert，Link，1989）。

1.芝加哥传统

Cantillon认为企业家是那些通过交换获得利润的人，在交换过程中面临不确定性（商品到达最终消费的未来销售价格），这时需要企业家的商业判断。由于个人不能预知未来以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因此，企业家精神来源于完全预知的缺乏。当然，Cantillon认为不可预知是人本身条件的一部分，而没有考虑这种预知的缺乏是因为市场系统的缺陷。因此，他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概念需要扩展。

奈特（Knight）在其《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将不确定性分为两种：一种是可能推测的不确定性，称为风险，是可以保险的；另一种是不能推测的不确定性，称为（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能保险的。符合已知规则的变化并不能引起不确定性，可预测的事件并不能表现出行动的问题，行动的问题来自于与惯例的不同以及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不同的，因此，与可衡量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不同，后者是独特的、不可被保险的。因此，他认为“企业家”的作用与一般管理者的管理性或监督作用不同，企业家的作用就是处理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此，Knight定义企业家精神为发现纯利润机会的能力。

Schultz（1975，1980）认为企业家精神理论根源于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处理不均衡的能力，而不是对待不确定性的能力。他批评了先前研究对企业家精神的处理，认为他们通常把企业家当做一般商人，没有考虑企业家中才能分配的差异；而且企业家才能的供应没有被作为稀缺资源。舒尔茨有两个方面的贡献：首先，他重新定义企业家精神概念为人们对待不均衡的能力，并扩展这个概念到非市场活动（如家务活动、时间分配等）以及市场活动。其次，他充分强调并提出证据，认为教育对于人们感知和反应不均衡的能力具有效果。舒尔茨是均衡方法忠实的守护者，他认为除非发展均衡模型，否则企业家精神不能被分析，在这个模型中，企业家精神职能可以被扩展，企业家才能的供应可以被作为稀缺资源。企业家精神的人力资本方法拒绝作为风险回报的创业性报酬的思想，因为容忍风险并不是企业家的独特特质，也有不是企业家的人同样承担风险（Hédbert，Link，1989）。

2.德国传统

德国传统的代表人物是熊彼特和鲍莫尔。他们将企业家视为创新者，企业家的发明与创新是长期经济周期变化的驱动力。由于创新之后的技术外溢，模仿者很快被吸引过来，于是最初的创新最终会造就经济的繁荣。但是，模仿者的效率总是比创新者的效率低，从而又导致萧条与不景气。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强调了外生变化理论，他认为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不同于资本家、土地主、劳动者和发明家，企业家是那些创新、通过新的组合进行生产的人。企业家通过引入新思想、新组合，结果是现有企业受到调整，先前的经济生活方法被打破。因此，企业家扮演了通过创新打破均衡的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一情景下，熊彼特强调了企业家精神职能的重要作用。熊彼特区分了企业家和资本家，他认为企业家实现新的组合需要从资本家那里借来最初资本，企业家获得利润，但在财务责任方面不是风险承担者，企业家承担的是声誉风险。此外，熊彼特将企业家与发明家区分开来，由于发明家没有从事实践活动，发明与经济性是不相关的。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活动涉及通过引入新产品或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产业的新组织形式等创新。而模仿并不从事企业家精神活动，他们只是按照创新者打破的均衡将经济移向新的均衡。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不是一种职业，企业家也不是有严格定义的个人职业阶层，即使企业家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些阶段或某些特定的活动展示出企业家精神。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企业家没有像土地所有者或资本家或工人那样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企业家精神也不是与小企业等同的。当然，小企业是个体能够实施他们的创业性抱负的主要载体。然而，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严格限制在个人开办或运营一家创新性的小企业。大企业中的个人，被称作内企业家或公司企业家，同样从事企业家精神活动。严格来说，企业家精神是个人的行为特征。通过为他们的雇员的创业性行为创造机会，组织也可能变得具有创业性。熊彼特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归结为五大要素，即①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②企业家的成功欲；③企业家敢冒风险的精神；④企业家的精明和敏锐；⑤企业家的事业心。

扩大创新性企业家精神一直是政府政策的目标，但熊彼特并没有考虑政府如何激发创新性企业家精神。Baumol（1990）认为这是熊彼特理论的主要缺点，对政策观点的缺乏源于此。此外，鲍莫尔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精神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必须根据其社会生产效率的特征严格加以区分。Baumol（1990）的经典论文把企业家精神分为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三种，认为企业家精神活动的供给在社会各阶层中是非均衡的，既有生产性的、效率高的生产活动，如技术创新；也有非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如寻租；还存在破坏性的企业家精神活动，如犯罪、非法组织等。而企业家供给的相应配置与社会对这些活动的报酬有关，制度安排或其他社会现象影响创业性努力。这些结构和文化因素决定企业家精神的分配，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的实施有时是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它采取哪种方向的形式依赖于经济的报酬结构（博弈规则）（Baumol，1990）。

3.奥地利传统

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持非均衡观点，其不完全信息和非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与主流理论完全相左，给创业理论和经济理论带来一次融和的契机（朱仁宏等，2007）。奥地利学派强调的是企业家的发现过程，他们假设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由此出发引入了企业家因素对市场进行分析。在奥地利学派中包含两个核心概念：哈耶克的隐性知识和米塞斯的企业家精神。在现实世界中，隐性知识的发现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Hayek，1945），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的起点。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经济问题包含隐性知识，这些知识是零碎的、分散的，它通过竞争性的企业家精神活动的互动进行社会流动，因此，企业家通过他们的努力实现潜在的利润并发现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在米塞斯看来，企业家一心逐利，他们越能发现消费者需求，获利就越多。他将企业家看做是持续变化（即非均衡）的市场中发现和实现机会的媒介。米塞斯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人们的行动，每个行动都有固有的不确定性的一面，由于现实世界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发现的过程涉及失败和成功。因此，奥地利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性，是一种发现程序。企业家依靠他们的感知或直觉行动，发现他们是否有根据或错误的，企业家通过套利和投机对错误进行修正，其市场过程表现为各种各样分散的个人追逐利润的活动。因此，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精神观也是建立在错误纠正的过程中。

柯兹纳在承袭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企业家精神与市场活动的关系，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对利润机会的警觉。他将其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思想归于三个方面：米塞斯的市场作为创业性过程；哈耶克的市场产生学习过程；企业家精神活动是发现的创造性行动。柯兹纳使用米塞斯的“人类行为”的概念分析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与经济化的分配不同，人类行为的概念不局限于决策制定者（或者他的决策的经济分析）在给定的目的手段框架中（Kirzner，1973），人类决策制定的企业家精神要素被柯兹纳定义为对新的可获得的资源以及新的有价值的目标的警觉。柯兹纳的企业家注意到利润机会存在以及原来的市场参与者的忽视，而这种情况的持续是因为他们不能从经验中学习（Kirzner，1973）。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知识是警觉，即知道到哪里寻找知识（Kirzner，1973），并认为通过这种更高级知识的使用，企业家能够获得利润。在回应有关批评认为企业家在许多情况下是创造而不是看见已有的机会的时候，柯兹纳认为更基本的职能是发现，他认为对于创业性的发现，创造力是不够的，人们需要认知到自己的创造力（Kirzner，1994）。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创造力都相同，在现实中每一个利润机会是不确定的，警觉的人能够迅速抓住机会，通过强调警觉，柯兹纳强调感知的质量，认知到机会也就理所当然，他将警觉阐述为套利者。因此，Kirzner（1992）强调所有权和企业家精神是完全不同的职能。单纯的企业家开始必须从资本家那里获得资本从事企业家精神活动。通过将企业家精神活动局限于套利，柯兹纳也降低了不确定性在行为决定中的作用，因为套利面对的是现在，不确定存在于未来。柯兹纳仍然接受企业家精神涉及风险要素，但并不意味着拒绝企业家精神是机会感知的本质。

柯兹纳并没有抛弃经济学的均衡框架，他维护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是达到一种必要的调整状态，使得经济市场趋于均衡状态。他认为这个重要作用被经济模型所忽略，只考虑均衡结果而不考虑均衡达到的过程，不均衡给了创业性职能的空间。

熊彼特在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与奥地利学派互补。奥地利学派分析的核心在于市场过程本身，关于持续变化的环境的隐性知识进行分散化的方法是通过创业性活动来进行社会性的扩散。奥地利学派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强调走出现有的认知框架，Misesian-Kirznerian的企业家对于先前未注意的机会非常警觉，企业家精神活动是发现市场机会，而不是创造它们，企业家的职能并不包含转换成本或利润曲线，而是意识到它们已经转换。企业家的行动像套利者。而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活动涉及通过引入新产品或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产业的新组织形式等创新，企业家通过创造改变现有框架。在这一背景下，熊彼特的企业家扮演了通过创新打破均衡的作用。柯兹纳和熊彼特的企业家是两类不同的企业家。Misesian-Kirznerian的企业家扮演了通过探测和利用其他人忽略的机会实现均衡的作用，因此，注意到机会并采取行动利用这一机会是企业家精神活动，如利用价格差异的套利者被柯兹纳认为是企业家精神活动。而对于熊彼特来说则不是，熊彼特认为模仿并不从事企业家精神活动，他只是按照创新者的打破平衡将经济移向新的均衡。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破坏性、打破均衡的力量，柯兹纳认为企业家是保持均衡的力量，他对现有的张力积极反应，并对没有利用的机会提供正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