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儒商的商业伦理精神

三、扬弃儒商的商业伦理精神

商业伦理精神是指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所应遵循的职业精神。以儒家道德价值观念为指导的儒商精神即为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经商意识，它表现为一种具有儒家特征的伦理道德观念。

1.近代儒商精神的形成

我国儒商精神的历史十分悠久，自儒家思想产生以后，就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施祖军在《中国近代商业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了近代儒商精神有如下的形成过程。

（1）近代儒商精神表现为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与西方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下来洋务运动又遭到流产，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体会到国仇家恨，而从内心深处滋生出爱国主义的情愫。在其他救国济民的道路被封死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途径，把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近代儒商崇高的精神境界，其中的一批杰出代表人物像郑观应、陈启元、刘鸿生、张之洞、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等，他们从事工商业活动，目的并不全在于个人赚多少钱，而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振兴民族经济，挽救国家于危亡。毛泽东曾称赞张之洞、张謇、卢作孚、范旭东为中国近代“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像以上这些例子，还有很多，我国近代的这些民族商业资本家，大都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成了拥有巨资的实业家，却不从其中谋取私利，爱国主义成为始终高高飘荡在他们心中的一面旗帜。

（2）近代儒商精神表现为在继承传统商业伦理思想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管理理论和经营方式，并将其紧密结合起来的科学商业伦理精神。近代儒商大部分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过程中，深感纯粹依赖传统的经商之道，已经很难赢得更大的发展，特别是难以与国外资本家抗衡，他们抱着寻求救国之道的理想，有的到国外留学，有的多次出国考察企业，对西方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经营方式耳濡目染，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洋商们也“带来了资本、技术、管理经营方法，为中国商人提供了学习机会”。在兴办企业的过程中，他们突破中西商业价值观的对抗性传统，一方面保留中国传统商业精神的特色，另一方面对西方科学管理和经营的内容进行了大胆的吸收。“中国商人也正是跟着洋商，亦步亦趋，模仿学习，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新式商业”，而且试图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既有别于传统，又不等同于西方的新的商业伦理精神，这构成了近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精神转型的基本方向之一，也是近现代儒商不同于古代儒商的主要特征。许多民族实业家引进西方管理新制度，改革中国传统的旧的管理方法。例如，荣氏兄弟在企业中大力推行工程师制，以取代中国企业传统的工头制；张謇在大生纱厂实行成本计算制的成本管理；卢作孚以“四统制”取代“买办制”；穆藕初制定了各种厂规、厂纪等一系列企业管理制度；等等。以上这些内容，已经突破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商业伦理精神，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伦理精神应有的特征。

2.近代儒商精神的新发展

近代儒商精神是对古代儒商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它与传统商业伦理精神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超越了传统，已经与古代儒商精神有了根本的区别，基本上反映了工商时代商业伦理精神的时代特征。

近代儒商精神表现为在对传统商业伦理思想进行理性甄别和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的时代商业伦理精神。早在明朝末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大量涌入，以及人们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商的社会环境与封建时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且，很多工商企业“已完全脱去了封建工商业的痕迹，企业的组织方式、资金筹措、技术运用、财务管理、营销方式等都已经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在自然经济社会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商业伦理精神，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开放性的要求，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显得迂腐而陈旧，还有一些伦理思想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新的内涵，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用“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使自己的经营活动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用“仁”的精神处理与内部职工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用“和”的精神团结华商，与外商展开竞争；用“忠”的精神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用“诚信”的精神来取信于市场……而对一些明显不适应商品经济要求的伦理思想，则果断地予以扬弃。如由主要以家族为依托组织经营的旧方式转变为以企业为依托组织经营的新方式；用商品竞争观念取代“和为贵”的经营观念；用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行动代替“罕言利”的价值观；用商品经济的规模经营取代自然经济的提篮小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