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研究综述
在我国对于地方党政领导环保绩效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面的研究
刘旭涛［58］认为绩效是系统表征管理领域中的成就和效果的一种概念工具。卓越［59］认为政府绩效是政府部门在积极履行公共责任的过程中，讲求内部管理与外部效应、数量与质量、经济因素和伦理政治因素、刚性规范和柔性机制相统一，获得的公共产出最大化。何力平［60］认为政府绩效有广义政府绩效和狭义政府绩效;“从政府绩效的不同性质看，有统治绩效、管理绩效和服务绩效”;“从政府绩效的运行过程看，有决策绩效、执行绩效和监督绩效”;“从政府绩效的保证条件看，有命令绩效、自觉绩效、技术绩效和制度绩效”;“从政府绩效的外在形式看，有量化绩效和非量化绩效”。林群慧［61］认为绩效可以理解为成绩、成效。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效率、效益和质量，是政府能力的基本体现。政府环保绩效是指政府在环境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的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环境管理能力。
学者们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性质的研究都是从探讨行政效率范畴开始的。武玉英［62］从语义探索法、逻辑推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3个角度，将行政效率概念的研究分为内部效率、整合效率和外部效率3个阶段。彭国甫［63］、［64］对行政效率、行政效能和行政效益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系统分析，并对行政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行政速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吴权伟［65］认为:一是行政活动效率的价值内涵凸显，“公共性”的凸显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行政效率研究的一个反思;二是研究范畴发生了转变，即研究主体的更新和研究客体的更新(由“效率”转向“绩效”、“业绩”、“质量”);三是研究方法更新，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成为政府效率的主要研究方法。刘旭涛［66］认为可以通过一些研究方法，如技术效率研究方法、行为研究方法、配置效率研究方法、制度效率研究方法和综合研究方法等，来提高组织效率。马春庆［67］认为:“效率”理论混淆了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条件下管理活动本质的区别;不包含价值判断，忽视了政府活动应体现的正义和善治。他通过介绍效能概念和目前效能建设情况，说明行政效能建设优于行政效率。彭国甫［68］对政府绩效评价的性质如何界定、政府绩效评价的功能如何定位、政府绩效评价的发展如何把握、政府绩效评价主体如何确定这四个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反思，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胡宁生、周志忍等［69］对公共组织绩效评价作了研究，他们对绩效评价的历史发展、涵义、程序作了详细阐述，对于绩效指标设计的基本程序、绩效评价的内容及方法和绩效评价要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卓越［70］把绩效评价的过程划分为6个阶段: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绩效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和等级标准，建立绩效评价和管理机构，选择和确立绩效评价的主体，安排绩效评价的实施程序和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2．对绩效考核主体方面的研究
陈共荣、曾峻［71］认为企业绩效评价主体经历了单一评价主体、二元评价主体到多元评价主体的发展过程。吴绍琪、冉景亮［72］总结出了政府绩效评估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对自身的绩效评估比较困难，绩效考核指标单一，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评估主体单一，评估结果信度不高，我国政府管理的现状不利于开展有效的绩效评估。王磊［73］总结绩效评估主体存在缺位，评估者素质不高，评估主体的确认尚未纳入到制度化轨道等问题。陈国权、李志伟［74］从当前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两个基础性问题“政府绩效的内涵是什么”和“由谁来参与政府绩效评价”的问题入手，引入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对政府绩效进行了全面的界定，同时构设出完整的绩效评估主体范围，为绩效评估的理论化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邱法宗、张霁星［75］认为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为:政府自我评价，缺乏“社会评议(公民评议)”和“独立、中立社会组织”的评价及其应有的权重。
吴建南、阎波［76］从利益相关主体理论入手，围绕“谁是最佳的评价者”针对区县政府绩效的评价主体进行了分析，给出了评价主体应该遵循的原则性规范，构建了最佳评价者的选择模型。吴建南、岳妮［77］分析评价主体和评价对象之间利益相关性大小对评价结果客观性影响关系的基础，采取模拟试验方法，通过对某高校硕士班级54名同学某课程的最后答辩分组评分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出评价主体与评价对象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愈小则其评价结果愈加客观的结论。
金竹青、王祖康［78］分析了中国政府各类绩效评估主体的特点及其优势和局限性。认为完善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必须多元化，使公众参与制度化，扶持第三方评估的发展，还要推动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落实与完善。曾友中［79］认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的基础理论、系统构成、制度保障及运作机制等构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研究的基本问题。他认为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包括公共权力组织、公众及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高洁［80］认为只有本着利益相关、多元化、独立性、专业化、公开公平、代表性等公共政策评估性原则，才能选出客观、独立、合理、有效的政策评估主体，才会有利于公共政策评估的改进。谢吉晨［81］认为一个完备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应该具备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成熟的政治理性和评估成本的低廉性等特征。
侯洁、郭磊［82］通过在传统360度反馈评估方法中加入公务员绩效评价监督控制委员会的概念，并添加符合中国特色的评价主体，对中国公务员绩效评价主体多元化的构建进行初步的探索。王艳［83］把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分为内部评估主体和外部评估主体，他认为公众评估体现了以人为本、服务公众政府绩效管理的思想。卓越［84］运用360度全方位评估法构建政府绩效评估主体，认为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应包括综合评估组织、直管领导、行政相对人、评估对象自身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评估组织等。包国宪、冉敏［85］分析了政府、民众、企业作为评价政府绩效主体所蕴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及其各自的优势和缺失，重点论述了第三方评价政府绩效中所追求的价值，以及对整合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探讨。付红梅［86］认为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有:公民、企业、被评估政府、上级政府、平级政府、立法机关、专门评估组织。王爱冬［87］认为构建政府绩效评估多元化主体，可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有人大、政协、第三部门、专业评估机构等参与的、良性互动的多元化评估主体模式。
刘义玲［88］认为公民作为地方政府的服务对象，对地方政府的绩效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公民参与机制构建是现代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公民的社会特征因素、政治特征因素、组织特征因素分析了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影响因素。王萌林［89］总结出了公众作为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主体的比较优势有:能够弥补政府内部评估的不足，增加绩效评估结果的客观性，能够完善政府绩效系统，提高政府执政能力，能够合理界定政府与社会界限，防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公众作为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主体的比较劣势有:公众进行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尚需进一步理清，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公众范围界定复杂，公众进行政府绩效评估的技术手段有限，公众进行政府绩效评估存在信息依赖。
3．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方面的研究
李国友［90］指出了当前地方政府领导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缺陷为:指标模糊，对领导工作激励导向功能缺失;指标片面，对领导工作行为存在误导;指标偏移，对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有所弱化;指标短期化，无法引领区域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黄晓波、冯浩［91］认为企业在追求经济增长、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还应考虑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在对企业绩效的评价，必须将生态效率指标和财务业绩结合起来进行。
贾妍妍［92］从环境质量、环境化过程、环境技术创新投入3个方面提出了环境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审计指标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从而试图为环境绩效评价提供一个定量化管理的工具奠定基础。曹颖、张象枢、刘昕［93］设计的云南省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有:水土退化、生物多样性、森林资源、内陆水污染、废弃物管理、水资源和自然灾害。唐任伍［94］结合公共部门绩效评价指标选择思路，设计了一套测度中国省级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它由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因素及其子因素组成，共计47个指标。彭国甫［95］提出了一个由管理业绩、管理成本和内部管理三个维度33个单项指标构成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卢秀萍［96］提出将绿色GDP等生态环境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潘岳［97］提出应采用绿色GDP的衡量指标，将环境成本从经济增长的数值中扣除，形成我们衡量选择政府官员更全面的标准;应将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减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纳入到政府官员考核标准。
4．对党政领导环保绩效考核方面的研究
夏光、冯东方［98］对我国地方开展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在整个干部政绩考核中还处于十分次要的位置，考核的结果未能真正与干部的使用挂钩，激励作用不够。杨林［99］发现目前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还存在考核内容笼统、方法简单、结果与干部使用脱节等问题。李静江、吴小荧［100］认为目前政府绩效考核中存在有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急功近利，盲目投资，忽视环境保护等问题。提出以绿色GDP核算为基础的环保政绩考核改革思路。孙萍、王丹［101］发现目前地方政府在环保中存在的问题有:角色认知错位，目标置换和行为失当。许庆明、朱海就［102］分析了导致我国地方政府环保职能弱化的两个深层原因，即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利益趋向性以及经济目标为主导的压力型体制。
熊跃辉［103］调查发现基层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阻力太大，为了应付国家环保督察组的检查，当地环保部门不得不弄虚作假，编造执法报告。潘岳［104］认为单纯的GDP增长指标却不能体现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损失和资源消耗成本，片面强调GDP增长会助长盲目消耗资源、破坏环境行为，造成社会失衡，反过来又使GDP的增长难以为继。陈喜红［105］分析得出环境保护中政府“失灵”的原因为决策判断失误、利益集团影响、决策信息不全、体制不健全等。
5．政府管制对企业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且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汪涛等［106］指出政府通过开展环保教育、制定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关政策、调整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采取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颁布和实施环境法律法规可以有效激励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任远等［107］认为我国政府对工业企业污染大户造成的点源污染控制方面是有效的，但对分散污染源造成的面源污染控制却收效甚微，主要是受到信息、体制、技术、制度、人才等因素的制约。马小明等［108］认为我国政府环境管制仍以直接的行政控制为主，使得政府与企业长期处于非合作状态，加之环境管理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政府管制的执行效率低下，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企业污染不断恶化的状况。孙学长［109］、张一心等［110］指出政府环境管制的执行不到位使我国环境法律规章形同虚设，缺乏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约束。
6．国内研究的主要特点
国内研究的主要特点为:地方政府环保绩效管理也是以跨学科的综合为主的交叉研究;强调运用企业绩效管理方面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地方政府环保绩效管理实践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地方党政领导环保绩效考核主体应该多元化，地方党政领导环保绩效考核指标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不能过分强调GDP的增长，应该引入绿色GDP等生态环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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