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聚居与文化的相关研究概述

1.2.2　国外聚居与文化的相关研究概述

1）国外人类聚居理论的发展

人类聚居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在国际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群。它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综合地加以研究。人类聚居理论的学术思想随工业革命的发生、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简单到综合的发展过程。简言之，在工业革命后的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各国均出现了“城市病”问题。为寻求对策，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近代的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思想。从19世纪末起，城市规划学的先驱们就总结出“田园城市理论”、“有机疏散理论”等思想。近百年来，城市科学不断得到发展，人们对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对人居环境科学的学术发展问题正在进一步进行整体的思考⁽⁸⁾。国际建筑师协会自1946年至今，举行了近20次国际会议。从其议题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发展趋势：

（1）从住宅与城市的具体技术问题，走向对建筑与国家发展等战略问题的研究；

（2）从单纯的建筑走向人—建筑—环境的综合研究；

（3）将建筑和城市与明日世界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4）对21世纪建筑学的未来进行探索。

由此可见，人居环境科学的内容和人们的建筑观在不断的发展中（图1.4）⁽⁹⁾。

2）文化地理思想的演进与文化发展的空间结构研究

从16世纪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 Francois Lafitau）和米歇尔·莱里（Michelle Lery）的“人种说”开始，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各地文化在种族、习俗以及聚居形态的差异。同一时期的弗朗索瓦·拉伯雷斯（Francois Rabelais）和晚些时候的江奈生·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文学领域描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区域性特征。19世纪末，德国政治理论学家腓特烈·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的著作《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问世，是文化地理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由于受到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达尔文学说的影响，人们用研究生物进化的方式研究文化发展，认为文化实际上就是聚集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像在生物圈中一样，文化之间为了生存和繁荣而互相竞争。与此相关的学派思想被称为环境决定论。此学派以埃伦·塞坡尔（Ellen Semple）为代表，认为各种形式的文化是由于各地区的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的行为结果⁽¹⁰⁾。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或简单的生物类比。环境决定论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以环境的绝对主导作用“平息”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将环境简化为推动人居系统发展的唯一因素。

图1.4　从传统建筑学走向广义建筑学
资料来源：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宪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25

在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国西海岸的伯克利“景观”学派与中西部的“区域”学派各树一帜⁽¹¹⁾。希拉丘兹大学的梅尼（D.Meinig）博采两者之长，研究文化景观的区域问题。梅尼的《美国的塑造》⁽¹²⁾一书是布朗（R.Brown）继《美国历史地理》之后的另一部颇具影响的巨著。该书描述了美国文化从其核心区域，即由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和圣路易四点确定的平行四边形，向全国范围扩散的过程。梅尼强调“区域”并不是个天然给定的空间领域，而是人为创造的结果。作为一种概念，区域是用来进行地理学思考的工具和手段，因而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文化地理学既不是研究自然区域，也不是像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那样研究既定的区域，而是研究文化及区域系统的形成过程。梅尼认为，文化空间系统是由“结”（node）与“线”（line）两大因素组成，在结构上呈现为“核心区”与“扩散区”。所谓核心区，指文化的生长区位。在这里，人、文化与地理区位相结合，形成稳定的、成熟的文化景观。然后在一定条件下，向邻近地区传播，形成各种类型的扩散区。在扩散区内，文化景观不像核心区那样纯粹和密集，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混合型。梅尼用这一方法研究文化区的形成，阐述独特的文化群体自核心向周围扩展，形成景观区的过程⁽¹³⁾。如果说伯克利“景观”学派研究的多是文化景观取代自然景观的过程，那么梅尼所研究的是一种文化景观取代另一种文化景观的过程，文化区的扩展包含着“扩展—收缩—再扩展”这一波浪式的过程。最终形成的文化区则呈现三重结构：核心区、控制区和影响区。

3）文化产业与创新城市运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日益受到国外学者及政府的关注⁽¹⁴⁾。彼得·霍尔（Petter Hall）⁽¹⁵⁾在1998年发表的《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中将城市的竞争力、创新力与文化创造力结合起来，论述西方城市在文化轨迹下的发展历程。其核心主题指出“城市文化”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正在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而日益占据城市发展的主导地位⁽¹⁶⁾。西方城市的新经济时代正日益朝向文化产业的方向发展，并逐步占据经济发展方向的主体⁽¹⁷⁾。新一波的城市创新表现为文化与技术的结合，创新点主要体现在旧城中心区新文化产业的出现与发展，城市空间和城市经济的复活带给城市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西方学者认识到这一发展方向也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如文化产业的消极创新往往伴随着城市文化和空间形态的趋同，以至于城市失去了特色、识别性、归属感。这一现象引发了西方城市新近研究的焦点，即新经济空间（new economic space）的出现，如阿伦·斯科特（Allen Scott）对城市文化经济的研究（2000年）、理查·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对创新阶级（creative class）的研究（2002年）、安迪·普拉特（Andy Pratt）对英国新媒体工业的研究等（1997年）等等。特别是威尔·赫顿（Will Hutton）对于西方内城新文化经济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描绘了以设计、广告创意等以创造性和文化性为基础的新经济活动正在为伦敦、温哥华、西雅图等城市带来新鲜血液和生机。

从本质上看，城市文化产业的兴起，是对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补充与完善，正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残缺”与失衡为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理，在当前城市规划学科视野下的我国城市发展建设中，亦存在文化失衡的问题，即表现为城市传统风貌特色的缺失及空间形态的趋同。这也为城市规划学科研究范畴中的城市与文化的发展研究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和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