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概述

2.1　国外研究概述

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起步较早，1787年詹姆斯·威尔逊就注意到美国联邦政府印刷与出版物的重要性，提议把国会的每次决议都在期刊上公开出版，他告诉国会代表:“人们有权知道他们的代理人正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隐瞒议程不应在立法机关的选择之内”⁽⁷⁾。1788年，在美国宪法弗吉尼亚公约中，在谈到公布新政府公共资金收入与支持的重要性时，詹姆斯·威尔逊与乔治·梅森又提出了类似观点⁽⁸⁾。美国国会很快就开始印刷分发法律与公约、保存政府文件、在新的政府部门中留存官方文件⁽⁹⁾。这可以看成是美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发端，直到今天，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仍旧是该领域研究的领先者。从收集到的2006年至今的文献来看，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本身研究。Christopher G.Reddick(2006)认为目前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主要关注地方政府提供了哪些电子政务信息和服务，却忽略了关键的电子政务决策者的想法。作者于2005年调查了德克萨斯州政府机构内信息资源管理者(IRM)的观点，结果表明:接近60%的IRM认为电子政务可以使他们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管理者;50%左右的人认为电子政务让雇员们能更多地自主决策，大约2/3的受访者表示，高层管理者有电子政务方面的构想和战略方向;大约90%的IRM认为电子政务提高了客户服务质量，80%的受访者表示电子政务加强了他们机构与公民和商业界的交流;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电子政务使自己的工作更容易，但是只有32%的人受到了电子政务方面的培训，几乎一半的人相信电子政务并没有得到州政府足够的资助，大约一半的人认为电子政务会让手工政务处理消失。作者认为，“政府再造运动”、外部环境的压力及政府占有的可支配资源总量是影响政府管理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政府规模对管理能力的影响并不大⁽¹⁰⁾。David Cuillier，Suzanne J．Piotrowski(2009)认为公众获取政府文件的权利是民主自治必不可少的一环，对这一权利的态度能推动或阻碍公共政策的透明度。作者针对在校大学生、网络用户、随机选择的美国公民三个不同的群体运用纸质、在线、电话三种调查方式，得出利用网络获取新闻和信息对促进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透明度有积极的作用⁽¹¹⁾。Jennie M.Burroughs(2009)研究了信息资源获取者的偏好问题，通过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在最近的季度里都使用了政府信息，他们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来获取这些信息。受访者对灵活服务、教程、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及主题援助等方面的信息比较感兴趣。尽管有一些受访者倾向于打印材料，但是用户们多数想从网上获取政府信息⁽¹²⁾。Stephen Mutulaa，Justus M.Wamukoya(2009)调查了东南非国家信息管理在强化政府民主、透明、责任及整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尽管这些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获取信息的权利及自由是强化民主和善政的工具，但是国家干预不时妨碍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¹³⁾。

二是政府信息公开研究。Roxanne Missingham(2007)回顾了1997年至2007年澳大利亚政府信息公开的变化，指出从1997年《把政府信息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管理》报告出台以来，可用的政府信息资源及政府出版物快速增长，要求公共图书馆支持公开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作者对如何发挥公共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效益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¹⁴⁾。AndrewWilliams(2009)认为政府公开经济与社会数据可以给公众带来多层次的利益，信息有其价值，但同时又是政治及政府机构透明度的标志。为了评估信息公开与国家机构及经济环境间的潜在联系，作者研究了一种新的评估指数，这一指数建立在“世界发展指数”及“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里大量社会经济数据的基础上，涵盖了175个国家40年的时间跨度。通过一系列格兰杰因果回归分析(Granger-causality regressions)，得出政府信息公开短期内对官僚素质有积极影响，长期内对投资和金融部门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结论。反过来，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限制及教育水平对政府数据公开的数量有积极的影响⁽¹⁵⁾。国外学术界对我国的信息公开的做法比较感兴趣，国内外的学者和机构在外文期刊上相继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广州市法律事务办公室(2006)撰文指出:“政府信息公开是指政府向社会公布所有的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所产生的所有公共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方便社会检索和利用的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范围、方法、时间等。”并认为信息公开是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政府信息资源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化的基本要求，是政府管理改革的需要，是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¹⁶⁾。Jamie P.Horsley(2006)介绍了我国广东省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做法⁽¹⁷⁾，Zhigang Qiao(2006)介绍了推进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的探索与实践⁽¹⁸⁾，徐汇区人民政府(2006)也对自己的举措进行了介绍⁽¹⁹⁾。

三是政府信息资源整合的研究。Theresa A.Pardo，Giri Kumar Tayi(2007)认为不论是“数字政府”、“电子政府”还是“电子政务管理”，这些词都与信息及通信技术在政府机构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管怎么称呼，电子政府本身已经成为政府管理改革的有效策略。电子政务能有效地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节省财政经费，改善政府政策与项目的效益，而这些效益的取得都依赖于信息的跨部门整合。简单来说，信息整合使管理者能够同时利用不同来源的信息。复杂来说，是因为信息整合具有支撑工作地点不同的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及交流渠道发生变迁的潜力⁽²⁰⁾。Luis F.Luna-Reyes，J.Ramon Gil-Garcia(2007)等认为从近期全世界的经验来看，为享受数字政府的最大利益，跨越组织界限的信息整合显然非常有必要。但是数字政府倡议面临更多的挑战，因为现在的机构设置、组织结构及管理程序导致缺乏组织间的协作和信任⁽²¹⁾。Ben L. Schooley，Thomas A.Horan1(2007)研究了组织间紧急医疗服务信息的整合问题，拓展了信息共享的范围，把信息共享引入服务领域。使用“时间评判信息服务”概念框架作为分析工具，这一概念框架以操作、组织、管理要素、及时性及质量作为关键的绩效度量要素，并用这一方法对紧急医疗服务的绩效进行评估，指出了加强组织间信息共享的潜在有利因素及阻碍持续绩效管理的障碍⁽²²⁾。Ricard，J.(2006)探讨了网络信息的整合统计机制⁽²³⁾，Agustina Buccella，Alejandra Cechich(2007)研究了以整合为导向的地理信息系统⁽²⁴⁾，Agustina Buccella(2009)等对现在应用的地理信息整合方法进行了横向比较⁽²⁵⁾，HongxiaWang(2007)等总结了欧洲城市信息整合的经验⁽²⁶⁾，Taivo Kangilaski(2006)对虚拟组织的信息整合进行了探讨⁽²⁷⁾。

四是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enny E.Ligthart(2007)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瑞典税务部门与其他14个欧盟成员国之间增值税税务信息共享问题。作者发现，信息需求与商品进口有正相关关系。双方中的净商品出口国是一个净信息进口国，这表明税务局需要信息去消除与出口相关的增值税欺诈。此外，信息交换过程中互惠互利很关键，反映在税收设置的互利战略上，或许是因为国家间需要在信息共享所产生红利的分配过程中维持公平。互惠互利在瑞典官方要求的信息出口过程中所起的角色要比自发性信息出口重要的多⁽²⁸⁾。Seung Kyoon Shin(2007)等研究了中国信息共享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社会网络结构(如关系)、儒家思想及集体主义都对信息共享有重大影响，但是关系在群体内部信息共享中所起的作用要比群体外大⁽²⁹⁾。Ager，T.(2007)等探讨了在不损害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促进政府机构信息共享的技术⁽³⁰⁾。Xin Lu(2007)构建了中国电子政务分布式安全信息共享模型⁽³¹⁾，Bhoopalam，K.(2007)等构建了动态访问政策下跨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框架⁽³²⁾，Peter Ballantyne(2009)研究了如何在农业领域促进信息共享，解决食品安全问题⁽³³⁾。

五是政府信息政策及法规研究。Charles R.McClurea等(2008)认为政府信息政策研究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者的关键工具，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了解方案与服务操作政治背景的方法。它评价法律、法规及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原定目标;它能帮助确定特定政策领域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及他们的利益所在;它为可能改变方案与服务的发展建议及干预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它所提供的工具和视界是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不容易获取的。作者还认为政策研究能对图书与情报学教育产生直接的影响⁽³⁴⁾。Harold C.Relyea(2008)从历史的角度，对两百多年的美国联邦信息政策进行了简要概述⁽³⁵⁾。Karen Hogenboom(2008)探讨了9·11以后美国信息立法的问题，指出9·11以后，政府信息的无限制传播给美国带来的安全成本问题成为辩论的焦点。似乎信息扩散的风险在恐怖袭击时代也达到顶点。“二战”后美国面临过类似的危险，当时原子弹的秘密需要严密保守，于是美国政府在1946年出台了《原子能法案》，但是这一法律造成了更多问题及灾难性的后果。国会应吸取教训，因为现在国家面临类似的压力，要求通过立法来限制信息向公众扩散。由于缺少立法指导，政府机构认为限制信息的获取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种做法无疑会像《原子能法案》那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³⁶⁾。Paul T.Jaegera(2009)也探讨了小布什政府信息政策的历史遗产问题，认为小布什执政期间的信息政策倾向于把信息与公众及其他行政部门割裂开来，甚至在政府内部的各行政部门，这种政策依然存在。作者认为这一政策对美国的影响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体现出来，并呼吁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³⁷⁾。Fahrettinzdemirci(2008)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公开法规的执行情况与对有社会价值的政府文件及信息的有效管理息息相关⁽³⁸⁾。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06)还原文转载了上海市、重庆市、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政府令^(39)(40)(41)。

六是图书馆、档案馆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角色研究。Takashi Koga(2005)认为在电子环境下图书馆及档案馆的角色如何定位及怎样管理和提供政府信息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图书馆及档案馆而言，第一个挑战是如何长期保存公开出版及非公开出版的政府信息，并供公众利用，尤其是如何保存电子文件，作者认为日本的“电子政府倡议”并没有完全考虑已出版及未出版信息的保存及档案体系问题，只是过于强调信息流而忽视了存储。应加强纸质文件的数字化过程。发展服务网点，还应特别加强从用户的角度评估政府信息。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角色应跳出传统窠臼，参与到政府信息产生及管理中来。应加强对政府信息的前端控制，特别是对电子文件的前端控制⁽⁴²⁾。John Carlo Bertota等(2009)指出，解决好政府文件与电子政务之间的关系对政府机构、图书馆及教育者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对政府机构来说，意味着必须对电子信息分发系统有更多的思考。如果大多数人们通过谷歌及其他商业搜索引擎来查找在线政府信息，就说明电子政务网站的设计、功能及整体形象都没有满足用户的要求。对图书馆而言，有很多概念上的或实用的方式来实现政府信息的获取、传播及保存等目的。尽管图书馆有着150年的提供印刷品及纸质文件的传统，但是为了在电子环境下进一步蓬勃发展，必须要重塑自身的职业行为，以服务为导向来收集信息。对于教育者来说，主要任务是为未来电子信息环境下政府信息图书馆的运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然而，这一任务并不局限于图书与情报科学领域，公共政策、政府管理、出版发行、通信及相关领域的学生都可以从这一任务中获益⁽⁴³⁾。怀俄明大学的Maggie Farrell(2007)在自己的论著《数字政府信息与图书馆:范式变迁或可预见的伙伴关系》中详细探讨了在电子政务环境中图书馆角色的转变问题⁽⁴⁴⁾。Andrea M.Morrison(2008)在其论著《在图书馆中管理电子政务信息:问题及实践》中也强调，要充分发挥图书馆在政府信息管理中的优势，完成角色转变⁽⁴⁵⁾。Lisa A. Ennis(2009)也专门写了《政府文件图书馆:新存储时代指南》一书，对图书馆功能的转变进行了探讨⁽⁴⁶⁾。在档案学与图书馆学国际会议上，对这一主题也多有论述。

此外，国外学者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信息鸿沟、文化背景及信息评估等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Tae Hyun Kima，GyeHang Hongb(2008)等人探讨了通过开发智能网络信息系统来缩小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内的信息鸿沟问题⁽⁴⁷⁾，Katopol，Patricia F.(2007)研究了组织文化如何影响为组织决策提供的信息数量⁽⁴⁸⁾，Rowena Cullen(2009)研究了日本与新西兰两个文化和身份认同不同的群体对电子政府条件下信息隐私态度的差异⁽⁴⁹⁾，Abanumy Abdulmohsen，MayhewPam(2007)研究了政府网站上信息质量的评估问题⁽⁵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