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正因为东欧的社会发展有如此特色，自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欧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其著述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亦不为过。不过，多数著作述及内容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对中世纪之前的内容涉及相对较少。由于处的时代和站的角度不同，许多有关东欧的学术成果常常会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情感色彩。不论写人，还是述事，或者说史，或者研究政治和经济，差不多都是如此。

东欧国家自身的文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很多。由于语言的局限，本书作者主要参考的是中文文献及英文、俄文译本，只有少量东欧学者的文献是学东欧语言的学生帮助翻译的。总体上看，东欧国家的相关文献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论述本国的文献多，论及他国的文献少，而将东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文献更不多见。1993年，美国东欧问题专家彼得·萨格尔（Peter F．Sugar，1919—1999年）说：“对中东欧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是最近一两代人才开始的工作。对中东欧地区大部分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写自己国家的历史。因此，迄今没有一部综合的，将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历史著作出现在任何一种语言中。”^[49]第二，“冷战”期间出版的文献中，政治宣传性的多，学术研究性的少。第三，在时段分布上，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献多，其他时期的文献少。第四，反对外来干预的色彩比较浓。

在内容上，东欧国家的相关文献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出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手，主要包括文集、论著、讲话和回忆录。在这些文献中，讲话最多，除了单行本之外，文集多半也都是由各种讲话组成。领导人的回忆录有的是在当政时期写的，也有的是在离职后写的。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这样的文献不仅在政治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在剧变之前的学术研究方面也是标准和权威的资料。第二类是其他领导人或政治家、经济学家的文集、论著、讲话和回忆录。由于这些人或是重要决策的参与者、或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著述对于研究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内政外交的具体政策或事件）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第三类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前者主要包括东欧各党的纲领和章程，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向全体党员群众发出的号召或呼吁书等，后者主要是政府制定和颁布的文件等。第四类是党史和国史方面的著作。东欧出版的这方面著作官方色彩非常浓，党史多半由党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国史也是由受党中央领导的社会科学部门组织编写的。有些著作即使署名是个人，实际上也都是由“集体创作”并反映官方意识形态的“正史”。第五类是有关历史事件和政治发展的著作，它们反映了东欧社会发展的曲折和艰难。第六类是政治人物传记，其主角多半是东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这类文献中，歌功颂德的占主导地位。除这六类之外，东欧也有不少综合性的学术著作，其内容涉及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东欧的社会发展和历史，等等。

西方学者无疑是非常重视东欧研究的。从英文和其他语种的中文译本看，他们研究的重点依次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二战之前的东欧和冷战结束以后的东欧。这三个时期的著述不仅数量相差很大，而且各自的特点也很鲜明。西方学者对二战之前东欧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以下几类：一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的研究，二是从政治思潮角度进行的研究，三是从历史角度进行的研究。从研究对象上看，西方学者最热衷的还是对社会主义时期东欧的研究，出版的著述最多。由于敌视苏联，敌视共产党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在研究社会主义东欧的著述中，西方学者重笔浓墨描绘的是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东欧国家中人民群众与共产党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带有非常浓厚的情感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他们的著作在内容上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东欧总体政治发展进行的研究，二是对东欧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的研究，三是对东欧单个国家历史或政治事件进行的研究，四是对东欧政治人物进行的研究。相对而言，在东欧剧变特别是全面回归欧洲之后，西方学者对它们的研究热情大大下降，出版的著作也少得多了。究其缘由，除了时间间隔较为短暂之外，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如今的东欧不再属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而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西方大家庭的成员。

苏联学者的著述主要论证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合理性、合法性，数量不是很多。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苏联与东欧过去那种不平等的关系不复存在了。但是，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一方面留恋主宰东欧的往日时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东欧回归西方而自己沦为二流国家的现实。因此，俄罗斯学者的著作侧重具体的历史问题和苏东关系，同时带有一定的反思特点。从内容上看，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关于东欧的著述可以分为整体研究和国别研究两类：第一类是对东欧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其中多数与苏联有关系。第二类是对东欧国别研究，其中大多数还是与苏联和俄罗斯有关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近些年来，俄罗斯、东欧国家解密了大量冷战期间东欧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为研究冷战时期东欧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文献。^[50]

中国学者重视对东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与东欧在“冷战”时期同属于一个阵营，都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阵营在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并不统一，其中，最大的分歧发生在中国与苏联之间。东欧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其他国家在理论观点上基本都与苏联站在一起。这样一来，中国学术界对东欧的研究深受中苏关系大起大落走向的影响，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剧变之后，东欧国家全面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与东欧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也同样程度不同地影响到学术界对东欧的研究。成果虽然越来越少，但是，中国学者对东欧的研究的学术性越来越强，意识形态和情感色彩也逐渐地淡了下来。

具体来讲，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上半期，与中苏之间的“蜜月”相适应，中国与东欧国家也十分友好。因此，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主要介绍东欧国家的基本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其中，多数是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少数是中国学者或有关出版单位编著的。内容主要是以介绍为主，数量也不多，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基本没有。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至70年代上半期，中苏两党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并进行公开论战。由于站在苏联一边，多数东欧国家成了中国批判的靶子。因此，中国翻译出版的著作也多是些反面教材，其中最多的是批判南斯拉夫。只有阿尔巴尼亚由于坚定地支持中国，无论在翻译出版的著作还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著作中依旧保持着正面形象。在内容上，这一时期的文献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编辑出版的有关南斯拉夫的著述，主要供参考和批判之用。第二类是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著述，以介绍、赞扬阿尔巴尼亚和歌颂中阿友谊为主。第三类是关于东欧其他国家的著述，以介绍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和党代表大会及其文件为主，个别的是介绍东欧历史事件或政治事件的。70年代后半期到苏东剧变之前，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适应，中国学者在大量翻译出版东欧国家学者的著作的同时，也开始写自己的学术著作。由于同苏联的关系已由对抗渐趋缓和，而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逐渐恶化，中国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介绍、研究东欧的成果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情感也趋向平和，提出的观点和评价的公正度也越来越高。另外，由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东欧过去的种种修正主义言行此时在中国学者的笔下都成了可供中国改革开放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学者的著作在描述剧变过程和总结经验教训时开始也带有很浓厚的情感色彩，后来心境才趋于平和，逐渐地将研究重点放在探讨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和社会转型上。与此相适应，研究成果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内容也更有深度，学术性的著述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文献涉及东欧剧变原因和教训的总结，东欧国家的社会转轨、历史事件、政治思潮，巴尔干半岛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