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生态美学相关性学术研究综述

第二节　国内外生态美学相关性学术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生态文艺理论、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等与生态美学相关的学术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一）中国生态文艺理论研究综述

2003年，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受到了文艺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早在世纪之交就已出现了颇有分量的学术专著，近来甚至已经有丛书问世。其研究与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4]

1.“生态文艺学”的研究与讨论

“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是生态学与文学交叉的领域，特别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意义，它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环境文学研究就已经成为文论家与批评家们关注的重要事件。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态文学研究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批评学派。相对而言，中国的生态文艺学起步较晚，其发展速度却令人瞩目。

刘锋杰在《“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5]一文中从“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命名入手，围绕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标识、独特内涵、哲学基础与生态美学建构等问题，反问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反思生态文艺学在中国的后续发展之可能性；认为生态文艺学是一门从生态学的宏观视野出发，研究文艺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的学科，它从生态的角度看文学批评，强调生态与审美的交流与互动，从而创造“以物观物”状态的美学实践形式。

关于命名问题。文艺学与生态学结合后产生的交叉性学科，是命名为“生态文艺学”还是“文艺生态学”，在学界是不统一的。鲁枢元用的是“生态文艺学”，认为“生态文艺学将试图探讨文学艺术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曾永成用的是“文艺生态学”，认为“文艺的绿色之思，从人类生命的生态对文艺的审视，深入到文艺的人性生命内涵的本原，这无疑是一种终极性的追问”。把文艺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既在两门学科边缘上对文艺的人学内涵进行探究，又在人与文艺的生态关联这个边缘地带对文艺的生态本性和功能进行思考，其学理思维的边缘性也十分明显。

关于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标识与内涵。刘锋杰认为，生态文艺学既然是一门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艺与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学科，它理所当然包括这样两个层面的内容：研究文艺与人的外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文艺与人的内在自然生态状态的关系。他主张用中国的“感物说”所形成的“交感诗学”作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基础。他把“交感诗学”视为建立在中国“感物说”的基础上的可以融会中西诗学同一精神的一种整体诗学。

2.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

方军等在《论生态文学》^[6]一文中认为，生态文学是一门既古老又新兴的由文学和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的学科，有广义生态文学和狭义生态文学之分。他认为，文学和生态学的理论是生态文学的理论基础，“万物是人的尺度”是生态文学的哲学基础。韩德信在《当代中国美学：走向生态美学》^[7]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美学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其中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超越、生态美学的异军突起等都是美学界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生态美学的出现一方面适应了社会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又全面启动了美学的理论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因此，当代中国美学的走向应该是生态美学。

（二）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来自英国、芬兰、荷兰、挪威、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共180多位海内外与会代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展开了研讨。^[8]

1.关于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建设

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是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要吸取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吴中杰认为，生态美学应该有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至少，它应该从生态学中独立出来，而且与传统美学有所区别。要发展生态美学，首先要调整好美学生态，在方法论上应该跳出主客观二分法的局限。张伟认为，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是以对“生态”的理解为前提的，而“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生态”是指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的诗意的存在方式。所以，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既不是自然科学的，也不是认识论的，而应该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马驰认为，讨论生态美，不仅要关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重要的是还要关心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要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种种失误之覆辙，要从学理上研究生态美学，就应关注人类文明的转变方式，并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加以观照。朱立元指出，当代中国美学寻求突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超越认识论，走向存在论。生态美学应当也不例外。生态美学在面对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是以追求两者的和谐、协调为最高最终目标的。周来祥认为，生态主义提出的自然生物整体论、生态平衡论、生物发展动态和谐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也启示了生态美学的发展。杨慧林认为，穆尔特曼的理论兴趣在于从生态问题展开神学批判；而特雷西反而将“后现代性”视为当代神学的“可用”资源，“生态运动”则被他看作“后现代性”对我们的一种赠予。这两种神学思路可给生态美学建设以启发。日本学者下昌宏认为，西方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主义的失败，导致了前现代那种崇拜自然的怀旧情绪的出现，时代也过渡到了后现代。相应的，随着现代的感性美学的破产，美学在后现代的展望中重新获得意义，生态美学的产生成为可能。李衍柱认为，生态美学的兴起是生态危机引发的“绿色革命”在美学领域的回应，但是生态美学何以成为一种美学，还需有其学理的依据。胡经之指出，现代化的实践已证明：自然的人化可以创造美，但也可以毁灭美、制造丑。面对人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更需要重视人和自然的审美关系，这为我们的生态美学提出了难题。张政文认为，康德在批判哲学中设定了由不可知自然、天性自然、合目的自然三个层面构成的理性自然观。这一启蒙的理性自然观最终促成了人的理性主体性在近代的全面建立，同时它也成为主体性是否应该回归自然的现代性争论和自然被置于边缘地位的生态学困惑的思想源点。芬兰自然美学家瑟潘马用文学化的语言展示了一个“能说会写的大自然”，认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作为一些文本传给了我们。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一种人造的环境，我们的读写能力也跟着人工化，但是，即便我们在寓言之外不可能理解会说话的狮子，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很能理解彼此讨论自然的那些话。

2.关于生态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功能问题

钱中文指出，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语境中，世界成了“地球村”，因此文学需要乡愁，因为乡愁提升文学。文学的乡愁，也是美学的乡愁。鲁枢元强调，中国文学史书写要有一种自然之维和生态视阈，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百年书写，依赖的是对一种“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认同，而文学不但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类的生态学。文学史的书写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刘绍瑾用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立场，对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复古诗学进行了肯定性论述，认为复古诗学追求一种最利于艺术创作和审美生发的生态文化机制。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诺塔・特勒通过虚构的挪威渔人和老庄之间的聊天（即东西方对话），用文学化叙述形式，表达了重新发现事物的本质——仁爱、同情、人道、居家过日子的简朴之乐，以及自然而然的嬉戏之趣的题旨。

3.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美学资源

汤一介认为，近世以来的生态危机，不能说与西方哲学曾长期存在的“天人二分”的思想没有关系，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则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这无疑对从哲学思想上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童庆炳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极力说明的物色与情思的“交感同构”，既非物色一般作用于人，也非人的感情对物色的单纯反映，而是物色（主要是自然景物）与情思两个世界产生了神秘的“同构”关系。这里已经有“绿色”思想的萌芽。石朝颖认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天道自然观即在探讨“天人合一”如何可能的问题。儒家和道家都把“天道”与“人道”加以结合，然后再将宇宙之道应用于“人道”上。这种“天人合一”的天道自然观、生态观，在代表中国古典绘画的山水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姚文放认为，中国人历来心怀乌托邦之梦，其所追求的乌托邦包括社会的、道德的、人格的，而这些都通往生态乌托邦追求。中国人憧憬的生态乌托邦在本质上是审美的。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生态乌托邦追求具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义。杜卫指出，所谓艺术的人生就是主张以和谐人性为理想，人生艺术化就是要脱俗，追求情趣，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实现生存的自由。这同生态美学的观念是相一致的。张法指出，中国山水诗画与现代园林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生态观，前者显示的是从天人合一的哲学上产生出的敬畏自然、顺从自然、亲和自然的审美形态，后者表现的则是征服自然的现代性本质。程相占提出，中国轴心期的“生生”观念，认为它以“生生之道”作为宇宙本体和价值本原，视人类生存的宇宙为美善一体、充满生机的宁市，其潜在的生态智能及其全球性价值，有利于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健康发展。

（三）国内外生态批评研究综述

生态批评是在全球性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日益深化的生态危机的语境下、在目前风起云涌的绿色运动的感召下，在文学批评领域掀起的一股“绿色”批评浪潮。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学批评来重新审视文化，进行文化反思、文化批判，颠覆、挑战、揭露和批判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唤醒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近几年，生态批评发展很快并逐渐走向成熟。^[9]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问世，拉开了西方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序幕。1972年，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就开始提出了“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1iterary eco1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作者从生态学的角度批评古希腊戏剧和但丁、莎士比亚以及某些当代的文学作品。1978年，鲁克尔特发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认为文艺理论家应当“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

1985年，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由弗莱德里克・威奇编写的《环境文学教学：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源》一书。该书对激发美国教授们开设有关生态文学的课程并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199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贝特出版了他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浪漫主义文学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同年，现代语言学会举行研讨会，议题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化”。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简称ASLE）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1994年，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并对生态批评的特征、产生原因、批评标准、目的使命等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1995年6月，ASLE首次学术研讨会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会议收到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同年，第一家生态批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简称ISLE）出版发行，标志着生态批评倾向或潮流的形成。同年，哈佛大学布伊尔教授出版被誉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

1996年，第一本生态文学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由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出版。这一著作被公认为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1998年，由英国批评家克里治和塞梅尔斯主编的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在伦敦出版；同年，ASLE第一次大会的会议论文集也正式出版，书名为《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1999年夏季的《新文学史》是生态批评专号，共发表10篇专论生态批评的文章，其中包括菲利普・达纳的《生态批评、文学理论和生态学真谛》、贝特的《文学与环境》和布伊尔的《生态的起义》；同年10月，权威性学术刊物《现代语言学会会刊》开辟了一个特别论坛，在这一期会刊上发表了14位著名批评家的文章。2000年6月，在爱尔兰科克大学举行了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是“环境的价值”（the va1ue of environment）；同年10月，在台湾淡江大学举行了国际生态批评讨论会，议题是“生态话语”（eco1ogica1 discourse）；同年出版的生态批评著作主要有默菲主编的论文集《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贝特的《大地之歌》；中国学者鲁枢元出版了《生态文艺学》，为建立中国生态批评并展开与国际前言学术的对话提供了极有参考意义的理论框架。此外，张皓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余谋吕的《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张全明、王玉德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徐恒醇的《生态美学》，王学谦的《自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纷纷出版。2001年，布伊尔出版了新著《为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麦泽尔主编出版了《生态批评的世纪》。2002年初，第一套生态批评丛书——“生态批评探索丛书”由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推出；同年，著名的文学研究刊物《跨学科文学研究》连续推出两期有关生态批评的特辑——“生态诗学”（eco1ogica1 poetics）；同年3月初，ASLE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同年9月，A SLE英国分会在里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性主义。同年6月，中国学者在苏州大学召开“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大会提出：应把文学艺术放在整个生态大系统中加以阐述；当代文学艺术应当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奉献；文学艺术应当走进自然、关爱自然、佑护自然，重振“自然之维”（natura1 sca1e）。

（四）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文学关系的探讨渐多。谢鹏先生以文学为中心视角，在借鉴国内文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出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关春玲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10]这一文化思潮批判了传统父权制价值观，而对价值观念的革命往往是文学革命的先兆。

19世纪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为文学活动提供了新的文化语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文学家进行了生态女性主义主题的创作，如美国当代文学家坎贝尔、勒吉恩的生态写作，英国女作家多莉丝・莱辛的生态小说《玛拉和丹恩》，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以及俄罗斯女作家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的《斯莱妮克斯》等，都可以视为这个文学新体系的作品。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关怀、爱、友谊、诚实和互惠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确立了新价值观念，为文学批评家提供了新的批判尺度。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体现对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和稳定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话语将遭到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者发现的一系列妇女创作的自然文学作品，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主体，其中包括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发掘”出来的旧作，如多莉茜・华兹华斯、裘威特、玛丽・奥斯汀的写作，也包括苏珊・格里芬、坎贝尔、勒吉恩等当代美国女性的自然写作。此外，也可对经典作品和男性作品作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

墨菲可谓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拓者，其代表作有《文学、自然、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文本阐释和教学》。他依据文学，特别是“自然写作”素材，解释了妇女—自然之间的语言符号联系的性质，宣称关于自然和女人的父权观念证明了“对地球和生存于其上的妇女的双重强暴和统治的合理性”^[11]，并力图以此为基础，建构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同时，墨菲还致力于将巴赫金“对话诗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联姻，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找到有效的途径。

在对女性批评和生态批评的比较中，瑞尔・格劳特费尔蒂开拓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空间，从而为其从自然和女性的双重视角来研究文学与自然、女性的关系，揭露文学领域内两种压迫的联系，并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标准对传统的文学史及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赫华斯指出：“生态批评在女性主义和性别批评中发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它们关注‘地方’的概念，并通过人的物质空间界定人的社会身份。”^[12]

生态女性主义文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同时再现、表现了自然与女性的活动、处境、命运。“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而顽固地持续下来。”^[13]女性与自然都经历了一个从受尊崇到旁落的过程，自然与女性在文学中地位相似，当自然遭逢劫掠时，女性也受到奴役，艺术也将走向衰微。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解放自然和女性，实际上也是解救文学自身。女性自然写作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着重分析的对象。长期以来，男性主导文学批评话语，他们自有一套文学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其文学视点有明显的偏见。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要挖掘女性生态写作，让她们能表述另一个自然。蕾切尔・卡逊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改变了历史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直接促成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产生。卡逊认为“仅仅靠理性去分析、靠实验去研究，还不能真正地理解自然”^[14]，他主张最大限度地开放感官去感受自然。苏珊・格里芬既善于理论思辨，也长于诗意的表达，她用“自然思维”的语言颂扬了女性的“野性”，创作了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作品——《自然女性》。格里芬指出：“我们能够战胜那些贬低自然、物质、身体和女人的思想；但只有女人学会为自己和自然讲话才行。”^[15]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深刻地揭示了男性虐待、摧残妇女和侵犯自然之间的关联，堪称诠释生态女性主义的典型文本；玛丽・奥斯汀的代表作《干涸的土地》，以男性与女性主义者就自然写作、自然的性质、传统和将来等问题进行交流的形式呈现；勒吉恩的《常常回家》，在结合女性主义与生态学方面比其他作家的作品更成功。女性自然写作推崇“进步的叙事”——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代表作有格里芬的《自然女性》、卡森的《海风下》和奥斯汀的《干涸的土地》。这种叙事避免了带着优越感进行沟通的间离，营造了一种对话的氛围，并都强调：人类应当学会从其他物种的角度，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人类建立新的自然观的前提”^[16]。

纵观女性自然写作的变迁，可以看到，在20世纪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寻求大自然的抚慰”，而对大自然的悲怜实际上是对自身境遇的感喟；当代女性处于生态危机的现实焦虑之下，少了些个人的感伤，而表现出拯救的激情与鲜明的环境意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由“寻求大自然的抚慰”转变为“给予大自然以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