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针对性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乎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一类是关乎新经济史研究的。
在关乎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文献中，有些学者对传统经济史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发展情况以及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发展情况分别做了或详或略的描述。美国经济史学家格拉斯(N．S．B．Gras)在1920年2月的《经济学季刊》发表了《经济史学现状》一文(81)。该文曾于1919年12月29日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宣读。它详细地阐述了经济史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早期发展。雷德里克(Fritz Redlich)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德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82)。这篇文章描述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回顾了格奥尔格·冯·贝洛(Georg von Below)和殷那玛·斯特奈格(Inama Sternegg)对德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作用，并且论述了德国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对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影响。该文不仅谈到罗雪尔(Roscher)、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克尼斯(Knies)等人，也涉及了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以及后来的桑巴特(Sombat)、韦伯(Max Weber)等学者。科尔(Arthur H．Cole)则撰写长文总结了美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83)。该文的写作时间是1968年，因此回顾的对象主要是美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他分四方面进行描述:美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早期的自由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史学科走上了初步秩序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1917—1940年间经济史学科进一步繁荣;支持经济史研究的各种组织的创立。在这篇文章中，科尔涉及了美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及第三代学者，包括查尔斯·F．邓巴(Charles Franklin Dunbar)、陶西格(F．W．Taussig)、盖伊(Edwin F．Gay)、厄什(Abbott P．Usher)、格拉斯(Norman S．B．Gras)、塞利格曼(Seligman)等。196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梯利(Richard Tilly)对德国经济史研究的特点做了考察(84)。他认为德国的经济史研究缺乏分析框架、研究的重点不是分析而是叙述和描写。他不赞成德国经济史的这种研究方法，认为“脱离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正如脱离王子的身份来扮演哈姆雷特”(85)。理查德·梯利(Richard Tilly)和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欧洲70年代的经济史研究状态进行了总结和展望(86)。他们认为，总量分析应该让位于局部分析，数据也不应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唯一史料，政治、社会等因素对经济史研究来说同样是有意义的，工业革命以及前工业化的问题值得人们注意。这隐含着对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批评。他们还赞同比较研究方法，并认为区域之间的比较与国家的整体分析相比更加富有意义。人口统计学上的成果值得经济史学家注意，经济史学家应该利用统计学的结果和方法来研究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法国的经济史学家克鲁泽(Francois Crouzet)于1971年发表文章《现代欧洲的经济史学》总结了欧洲的经济史研究状况(87)。他回顾了经济史学科在英国、德国以及法国的兴起、发展，包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进步。这篇文章对法国的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进步给予了更多的笔墨。总体来说，克鲁泽认为，欧洲的传统经济史研究曾经呈现出非常繁荣的状态，而到70年代这种繁荣由于多种原因正在衰落。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哈特维尔(R．M．Hartwell)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之前的传统经济史研究特点(88)。在他看来，这一阶段的传统经济史研究有五个特点:第一，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与一二十年代之后六七十年代之前的经济史研究不同，它们与经济学理论有密切关系。而之后的传统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像是历史学，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学理论也表现得越来越无知;第二，这一阶段的经济史学家不仅仅是学者，而且还对政治有着相当大的热情，并且在研究中也显示了分析和解决当前问题的才能;第三，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非常关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的演变。而之后的经济史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的短期发展和局部变化;第四，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注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经济史学家认为将宗教、习俗、法律、政治和其他影响行为的因素纳入到经济分析中是十分必要的;第五，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非常强调比较方法，在研究中比较注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第六，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对产权等法律制度都给予相当程度的关注。
在关乎新经济史研究的文献中，一些学者对新经济史的发展历程本身以及相关成就做出了论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斯文森(Joseph A．Swanson)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nmson) 1971年发表文章《解释和问题:数量经济史简介》(89)。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指出数量经济史研究有一些领域目前还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比如对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此，他们认为:第一，新经济史学家应该给予1870—1930年间的美国经济史更多的关注;第二，应用经济学理论模型，新经济史学家可以更加规范地处理美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人口统计等问题;第三，如果对宏观经济系统感兴趣的新经济史学家在研究中更多地使用模拟方法，可以有效地重新书写美国经济史。虽然强调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在新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然而他们也指出不能随意运用经济学理论。他们认为，如果经济史学家被特殊的不适当的理论假设所束缚，那么作为“王子”的新经济史学家就会变成“青蛙”;如果经济史学家只依赖便于使用的工具，那么他们的解释能力就会消失。英国的经济史学家艾什沃斯(William Ashworth)在1982年发表文章《最新最真实的经济史》(90)。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英国的计量经济史研究需要大力发展，这样才能与美国的新经济史研究的发展相匹配。新经济史研究不应在英国的经济史研究舞台上仅仅扮演一个“灰姑娘”的角色。美国的新经济史学家、普度大学的教授伍德曼(Harold D．Woodman)曾经主编过《奴隶制和南部经济》(Slavery and the Southern Economy，New York，1966)。在1972年，他从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入手，总结了美国新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特点(91)。他认为，新经济史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运用计量方法。通过运用这种方法，经济史研究变得更加“科学”。这种“科学”的新经济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正如托马斯(Thomas)所言，借助于复杂的计量方法和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新经济史对奴隶制的经济效率和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问题给出了权威的解释。然而，他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史学家都完全拥护这种计量方法。1977年，美国的新经济史学家恩格尔曼发表文章《美国经济史的近期发展》(92)。该文总结了美国新经济史发展的方法，并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美国的新经济史学家特明(Peter Temin)在1981年展望了20世纪80年代的新经济史研究的未来发展(93)。在这篇文章中，他回顾了新经济史学家的部分成就，并提出新经济史研究不应该仅仅关注奴隶制、铁路等问题，还应该着眼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从使用的经济学模型上看，新经济史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竞争模型的使用上，还应该考虑人的其他行为模式(94)。帕克(William Paker)曾经指出，新经济史研究理应是对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的一个检验。但特明认为，人的行为模式有多种，既包括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种机械的理性行为模式，也包括传统的模仿的行为模式以及接受命令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理性行为仅仅是人们行动中的一种。因此，新经济史研究应该有所超越。他认为，新经济史研究正如凤凰涅槃一样，将在困难中重生并且日益强大。凯恩克劳斯(A．K．Cairncross)在1989年对经济史研究的过去做了总结，对未来的发展做了展望(95)。他认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的经济如何运行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经济如何运行的。如果不研究历史，那么实际上是很难了解现在的经济运行状况的，而且，如果一个人想知道未来的经济可能如何运行，那么回溯历史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经济史研究不能忽视理论的进展，但如果理论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则错误的是理论本身，而不是历史实际。经济史可以为理论创新提供平台，可以指出某些被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从而为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史可以拓展经济学家的视野，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永恒的并且是唯一的资料库。凯恩克劳斯提醒新经济史学家:统计数据并不比其他任何信息更加可靠，它们常常是片段的和不完整的，常常是年代不同的、来源不一致的和经过篡改的。对于计量方法，他认为通过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增进人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但是同时要注意到其局限性，因为毕竟只有有限的变量可以进入到模型分析中，而根据这些变量得出的解释可能忽略了制度、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凯恩克罗斯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有限度地使用计量方法和经济学理论模型。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凯恩克罗斯发现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三个重要的因素:技术、管理和政府。这一点不同于经济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更加具有现实性。因此，经济学理论应该向经济史学习。唯有如此，经济学理论才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经济史研究也会越来越有生机，它才会为理解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视域和所用理论上，二者又有所区别。福格尔的兴趣主要是量化技术(铁路)、制度(奴隶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而诺思更关注技术、制度是如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作用的。福格尔的理论工具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诺思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般化，纳入组织、制度，进而构建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用其解读历史。
(2)道格拉斯·诺思在《美国经济评论》1963年3月号上撰文说，美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由新经济史学家发起的。
(3)王宏昌、林少宫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78—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9页。
(4)David S．Landes，“What Room for Accident in History:Explaining Big Changes by Small Events”，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47，No．4(Nov．，1994)，pp．637－656．
(5)吴承明强调:“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6)如伽达默尔所言:“一切理解都是解释。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语言媒介既要把对象表述出来，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参见［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汉洪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7)这是法国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的观点，他言称:“我已使用了一个有神力的魔杖，其名即比较方法。”因此，布洛赫也被人称之为比较史学家。参见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8)其主要著作有:一、《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四位先生整理编辑，198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振汉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清实录〉的经济史料价值》，对这部卷帙浩繁的清代史资料进行介绍和整体评价。二、《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1999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收录了陈振汉发表过的40多篇文章，按照陈振汉自己的分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区位经济学、社会经济制度和方针政策以及经济史和经济史学。三、《步履集》(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集一部分内容是经济史学概论讲义初稿，另外的经济史学论文已在《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中收录。
(9)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3页。
(10)其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版;《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三卷本，1985年、1990年、1993年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001年版;《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2006年版。其主要论文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
(1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3)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14)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5)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巫宝三、陈振汉等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7)邹薇、庄子银:《新经济史学述评》，《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3期。
(18)厉以平:《新经济史学的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9)罗涛:《美国新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11期。
(20)赵凌云:《“新经济史革命”的路径、内容与借鉴》，《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赵凌云:《探寻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新经济史革命”评析》，《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21)郑备军:《新经济史学方法论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22)郑备军:《论新经济史革命的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3)郭艳茹、孙涛:《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互相学习什么——论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与协调》，《学习月刊》2008年第3期。
(24)吕萍:《浅析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产生和特点》，《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孙涛、张蕴萍:《历史计量学:经济史学研究的进展》，《文史哲》2005年第5期;荣朝和、柴为群:《对福格尔关于铁路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评论》，《北方交通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25)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
(26)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5页。
(27)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8)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9)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30)比如刘宏谊:《西方经济史学发展和美国新经济史学》，《世界经济文汇》1994年第1期;陈招顺:《论证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和诺思》，《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31)左建龙:《福格尔和诺思:学术探索及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
(32)荣朝和、柴为群:《对福格尔关于铁路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评论》，《北方交通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3)陈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记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期。
(34)胡燕平:《精神资源的复苏:简论福格尔“平等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9期。
(35)卢周来:《谁的福格尔》，《中国经营报》2008年4月14日。
(36)刘丽娟:《经济增长的秘密——与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谈技术对经济的推动力和技术“依附”》，《商务周刊》2004年7月;皇甫京:《坚信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增长——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教授》，《西南金融》2004年第9期。
(37)［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8)该书是由弗拉德和另外一个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麦克洛斯基共同完成。它代表了英国计量经济史的发展成就。威廉·埃沃斯(William Ashworth)为之写过一篇文章。参见William Ashworth，“The Newest and Truest Economic Histor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35，No．3(Aug．，1982)，pp．434－442．
(39)魏峰:《国外计量史学述评》，《滨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40)蔡苏龙:《史学研究的拓展:电脑运用与计量史学的发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41)赵淑梅:《论计量史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0期。
(42)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43)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44)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5)比如邓翔、胡国松:《制度·经济增长·新经济史: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学术观点述评》，《天府新论》1994年第3期;王宙:《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的经济思想评述》，《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5期。
(46)［美］赵冈:《制度学派的经济史观及其它》，《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47)秦海:《制度的历史分析》，《比较》第四辑(2002);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制度分析综合的理论尝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48)陆军荣:《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诺思的经济思想变迁》，《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9)张军:《道格拉斯·诺斯的经济增长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5期。
(50)韦森:《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上)——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评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1)易宪容:《合约、制度与经济成长(上)——诺斯的合约理论述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合约、制度与经济成长(下)——诺斯的合约理论述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52)李正图:《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逻辑框架》，《江淮论坛》2007年第6期。
(53)杨光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4)卢周来:《也谈“诺思第二悖论”及其求解》，《经济经纬》2004年第3期;李建标、曹利群:《“诺思第二悖论”及其破解——制度变迁中交易费用范式的反思》，《财经研究》2003年第10期;盖志毅:《“诺思悖论”及其破解》，《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55)刘和旺、冷鹏飞:《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诺思的制度演化理论及其特点》，《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56)刘和旺:《论学习与制度变迁》，《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57)刘和旺:《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经济评论》2006年第2期。
(58)刘和旺:《可信承诺、政治制度与经济绩效:兼论诺思国家理论的新进展》，《经济评论》2008年第3期;刘和旺、单颖:《可信承诺与国家理论:诺思国家理论的新进展》，《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20期。
(59)唐龙:《道格拉斯·C．诺思的国家理论述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黄新华:《诺思的国家理论述评》，《理论学刊》2001年第2期。
(60)陈文申:《试论国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基本功能——“诺斯悖论”的理论逻辑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白翠红:《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评析诺思的国家理论》，《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等。
(61)傅兆军、史纪新:《经济体制必然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诺思的经济史观和制度变迁理论新解》，《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靳涛:《诺思的成就与困惑:新制度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绩效与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廖建林:《试论诺思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咸宁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董全瑞:《诺思国家理论述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王红曼:《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王雪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述评》，《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62)胡建渊:《诺思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63)林岗、刘元春、张宇:《诺思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同类研究还有张国栋:《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动力思想的比较》，《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5年第4期。
(64)方竹兰:《论诺思方法与马克思方法的互补性:思考中国转轨阶段的制度分析方法》，《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
(65)刘军:《马克思和诺思国家起源理论的比较研究》，《学术探索》2004年第2期;余惠芬、周莉:《马克思与诺思:两种国家理论的比较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66)贾根良:《制度变迁理论:凡伯伦传统与诺思》，《经济学家》1995年第5期。
(67)徐阳:《对凡伯伦和诺思在制度经济思想上的比较研究》，《科教文汇》2006年第10期。
(68)林勇:《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刘易斯与诺思比较》，《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3期。
(69)Lin，Justin Yifu，“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Cato J．(spring，1990)，中译本: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收录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418页。
(70)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1)吴敬琏:《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改革》1995年第3期。该文还收录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2)王玉海:《诺斯“适应性效率”概念的内涵及其启示》，《东方论坛》2005年第1期。
(73)田湘波、谭丰华:《论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适应性效率的缺失》，《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期;《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制度适应性效率现状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3期。
(74)刘经华:《从诺思悖论看清代官督商销制——兼议中国传统盐务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75)林勇:《诺思模型与我国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76)张宇燕译:《诺思教授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1期。
(77)比如赵英兰:《农业制度变迁与诺思界定产权的“国家悖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何立胜、杨志强:《政府行为外部性与“诺思悖论”的相关研究》，《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等。
(78)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79)韩毅:《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美］阿弗纳·格雷夫:《历史制度分析:从经济史视角研究制度问题的新进展》(韩毅翻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5期。
(80)陈书静:《诺斯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制度演化理论的视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1)N．S．B．Gras，“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Economic Histor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4，No．2(Feb．，1920)，pp．209－224．
(82)Fritz Redlich，“Recent Developments in German Economic Histo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18，No．4(Dec．，1958)，pp．516－530．
(83)Arthur H．Cole，“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Formative Years of a Discipline”，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28，No．4(Dec．，1968)，pp．556－589．
(84)Richard Tilly，“Review:Soll und Haben:Recent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29，No．2(Jun．，1969)，pp．298－319．
(85)Richard Tilly，“Review:Soll und Haben:Recent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29，No．2(Jun．，1969)，pp．298－319．
(86)Richard Tilly;Charles Tilly，“Agenda for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1970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1，No．1，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Mar．，1971)，pp．184－198．
(87)Francois Crouze，t“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1，No．1，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Mar．，1971)，pp．135－152．
(88)R．M．Hartwell，“Good Old Economic Histo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3，No．1，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Mar．，1973)，pp．28－40．
(89)Joseph A．Swanson;Jeffrey G．Williamson，“Explanations and Issues:A Prospectus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1，No．1，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Mar．，1971)，pp．43－57．
(90)William Ashworth，“The Newest and Truest Economic Histor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35，No．3(Aug．，1982)，pp．434－442．
(91)Harold D．Woodman，“Review: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n America”，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No．2，Economics，Society，and History(autumn，1972)，pp．323－350．
(92)Stanley L．Engerman，“Recent Development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2，No．1(autumn，1977)，pp．72－89．
(93)Peter Temin，“The Future of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the New History:The1980s and beyond(II)(autumn，1981)，pp．179－197．
(94)竞争模型主要是指理性人的预设，认为逐利的个人在一起就是竞争关系。这等同于认为新经济史研究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工具。
(95)A．K．Cairncross，“In Praise of Economic Histor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42，No．2(May，1989)，pp．17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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