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外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相关研究综述

自从努涅思在1963年的一篇文献中分析了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对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后，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一些学者也将这些研究进行了归类（Nunez T.，1963）。应该说，这些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现有研究的总结为我们了解这一研究现状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把握整个研究领域的主要框架和核心思想。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总结还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认识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从而让我们无法把握相关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些总结也未体现这些思想与其他社会文化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本研究在此试图再次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总结。

杰弗里曾经对旅游和旅游研究文献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他认为不同时期的旅游研究和学术思想分别有其所立足的“平台”，这样的“平台”一共有四个，分别对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旅游研究的四个时期。20世纪50至60年代对应的是倡导平台（Advocacy Platform），此时旅游巨大的经济收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它同时还被认为是一种对环境、文化和社会负面影响很小的理想活动，因而被认为是一项值得提倡的经济活动。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应的是警示平台（Cautionary Platform），许多研究证实了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甚至于对旅游的经济贡献也开始质疑。20世纪80年代对应的是适应平台（Alternative Platform），此时的旅游学术研究立足于提出一些新概念的旅游模式来替代大众旅游，并减少旅游的消极影响，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包括“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和“替代旅游”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应的是杰弗里预测的理性平台（Knowledge-based Platform），这时旅游及其与环境、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已经得到科学认识，旅游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再是困扰学者的重大问题（J.Jafari，1989）。杰弗里的“四平台”划分为本研究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划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框架。总体来说，相关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和80年代以后。前者立足的是“倡导平台”和“警示平台”，尤其是“警示平台”对我们形成对旅游的基本态度造成了巨大影响。后者立足的是“适应平台”和“理性平台”，表现为通过全面的调查和研究，来克服之前比较简单和片面的单纯“有利”或“有害”理念，并寻求一些“新”概念来适应“新”要求。

（一）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的研究

1.代表性研究及其内容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为主，研究成果也主要是描述性的（宗晓莲，朱竑，2004）。一部分学者通过对部分旅游目的地的研究认为旅游是目的地的一种良性发展途径（P.McKean，1976；J.Boissevain，1978；E.Cohen，1979；D.Hermans，1981），但更多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旅游对传统社会和文化有害。例如，科塔克指出大量度假家庭、钓鱼爱好者和嬉皮士的涌入使一个巴西渔村的社区生活遭受全面破坏（C.Kottak，1966）；哈利-庞德认为地方旅游开发是由外来刺激和外来导向引发的，因而对赞成冈比亚旅游业发展的专家所描绘的发展前景提出质疑（B.Harrell-Bond，1978）。但影响力更大的是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杨在《旅游：祝福还是破坏？》（Tourism：Blessing or Blight？）一书中认为，旅游推动了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但常常是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甚至对旅游业的经济贡献也提出了质疑（G.Young，1973）。特纳和阿什在《金色游群：国际旅游与休闲边缘》（The Golden Hordes：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Pleasure Periphery）一书中指出，当今休闲时代的现代野蛮人正如鞑靼帝国一样到处冲闯，与远离自己的文化产生冲突，并且掠夺那些明显欠发达的社会（L.Turner，J.Ash，1975）。

最值得一提的是史密斯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Host and Guest：The Anthropology ofTourism）的第一版，书中通过大量人类学理论和案例研究，描述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多方面影响，其中有些论文已经成为旅游人类学及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经典文献（L.Smith，1977）。例如，纳什认为，当旅游业由外来者进行管理时，所获得的利润就会外流，旅游业就会表现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同时还会发展成为新殖民主义（D.Nash，1977）。同时，文中还提到旅游地区的人们会带着不同的积极性进入一个发展中的旅游体系，而他们对服务经济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变迁的适应行为又会导致人与人的分裂以及人自身的分裂。另外该书中还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就是格林伍德对西班牙富恩特拉比亚城（Fuenterrabia）一种古老的仪式——阿拉德仪式（Alarde）的旅游商品化进行的探讨。作者强烈谴责了将当地社区中深受人们喜爱的古老仪式和地方传统中如此重要的部分转变成为现代市场机制中的一个元素（D.Greenwood，1977）。

除了上述著作，这一时期另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芬内的《新蜜糖：太平洋地区的旅游业》（A New Kind of Sugar：Tourism in the Pacific，B.Finney，1975）和法瑞尔的《太平洋地区旅游业的社会和经济影响》（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on Pacific Communities，B.Farrell，1977）等。

这一阶段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其方法论和理论架构受到很多后来研究者的批评（宗晓莲，朱竑，2004）。例如，丹、纳什和皮尔斯认为这些研究带有太多研究者个人特点而缺乏客观性（G.Dann，D.Nash，Pearce，1988）；克里克批评这些研究患了文明的原始迷恋症，为文化商品化和所谓真实性的丧失而痛心疾首，却完全听不到当地人的声音，并且相互矛盾且充满成见（M.Crick，1989）；凡·道恩则指出很多研究者被自己的思想和观察所蒙蔽，“这些准学术研究式的结论似乎是全球适用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比群众聚会上的一次闲聊高明多少”（J.Van Doorn，1989）。

2.旅游发展阶段模型的提出

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期间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旅游发展阶段模型，即多克西提出的目的地居民愤怒指数模型（G.Doxey，1975），以及巴特勒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R.Bultler，1980）。目的地居民愤怒指数模型认为目的地居民的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一系列可预测的变化，从愉悦（对旅游充满热情）、冷漠（变得麻木，游客成为获利对象）到恼怒（产生怀疑、不满）、对抗（恼怒公开化，人们把游客看做一切不良后果的先兆）。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则指出将旅游地的发展分为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及衰落或复苏六个阶段。在巩固阶段，旅游者和旅游设施的不断增加会引起目的地居民的不满和反对；在停滞阶段，游客数量达到或超出了旅游环境容量，各种环境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据此，韦夫和奥普曼认为，除非进行认真的规划和管理，否则，旅游将携带自我毁灭的因子（D.Weaver，M.Oppermann，2000）。

这两个模型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上述发展阶段及其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影响并非必然和不可避免的（J.Ap，J.Crompton，1993；G.Wall，1996；R.Dowling，1993；B.King，A.Pizam，A.Milman，1993）。

（二）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研究

如果说旅游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了足够重视的话，那么这一趋势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充分的延续^[1]。这些研究或著作从更广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旅游是导致犯罪的潜在因素，旅游导致环境退化并因此对居民产生不利影响，健康旅游冲淡了地方方言特征，旅游导致宗教商业化，旅游是新殖民主义现象，旅游导致地方传统文化削弱乃至消亡，等等（A.Mathieson，G.Wall，1982；A.Pizam，A.Reichel，F.Stein，1982；A.Pizam，Y.Mansfield，1996；C.Ryan，1991；P.Brunt，P.Courtney，1999；J.Krippendorf，1987；罗贝尔·朗卡尔，1997；W.George，2004；P.Dyer，L.Aberdeen，S.Schuler，2003；N.Lunkashuna，1996；S.Stonich，1998；J.Van der Borg，P.Costa，G.Gotti，1996；P.Fotsch，2004）。但此时的研究也有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旅游在目的地社会文化变化中的角色和地位，从原来的简单否定逐渐转变为更深刻和全面的考虑。

正如纳什所言：

尽管对旅游开发的早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一问题，然而对于旅游对目的地人们的影响，研究者还有匆忙下结论的倾向。这种态度更适合于一些道德或政治宣传。……如果在科学研究中不能理想化地消除价值判断，那么，价值判断不会比公正的科学分析更重要。……拒绝旅游或仓促判断其影响的倾向依然存在，但是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许多迹象表明更科学化的思考已逐渐占据多数。

（丹尼逊·纳什，2004：21）

能够代表这种迹象的文献目前也比较丰富，其主要视角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面或中立地考察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另一类是考察旅游在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地位，看它是唯一因素、主导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前者的代表性研究较多，例如穆恩对一个日本山村的调查，事先她认为当地发展滑雪会有害于山村生活，但在实地调查中她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认为有害和有利因素是同时存在的（O.Moon，1989）。加西亚-罗曼、卡洛乌斯和瓦多文罗斯通过对西班牙一个社区的调查指出，旅游业的发展使当地妇女对外交流机会增多，参与公众事务的热情也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妇女的社会地位（D.Garcia-Ramon，G.Canoves，N.Valdovinos，1995）。詹姆森通过对肯尼亚一个地区的调查，指出旅游业的发展为当地各种族、各民族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种族关系、民族关系有所缓和（D.Jamison，1999）。即便是原来对旅游表现出极为愤怒的格林伍德，也认为他早期对旅游引发的阿拉德仪式商品化的愤怒情绪阻碍了他全面研究这些变化。在《文化能用金钱来衡量吗？——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作为文化商品化问题》一文中他甚至说道：

旅游业有时对地方文化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也积极地影响到文化发展的进程……地方文化在外来兴趣的作用下，将会得到重新阐释和评价，这也是文化自身的一种变革。

（瓦伦·L.史密斯，2001：201）

格林伍德在文章的结尾处还写道：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解决以上的问题。禁止文化变革是没有意义的。赞成全部变革也是不道德的。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就需要人类学家把旅游研究与本学科最广泛的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

（瓦伦·L.史密斯，2001：201）

同时，许多学者也充分认识到旅游并不是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唯一因素。帕格丁对尼泊尔的波克哈拉（Pokhara）地区发展旅游后的犯罪、女性角色、家庭生活、手工艺、外来示范效应和传统文化进行综合调查后认为，该地区上述社会和文化内容均发生了显著改变，但这些变化只能部分归因于旅游业，现代化和教育也是促使变化产生的重要因素（C.Pagdin，1995）。费舍重新审视了旅游的示范效应，认为旅游的示范效应很难同其他影响旅游地居民的因素区分开来（如电视广告）（D.Fisher，2004）。阿布奎克和麦克艾罗通过对巴巴多斯的研究揭示了旅游地的犯罪率和游客的到访率没有直接的联系（K.Albuquerque，J.McElroy，1999）。最值得一提的是《东道主与游客》的第二版。与第一版中许多作者将眼光只局限于旅游业相比，包括格林伍德在内的许多作者均修改了原有的一些观点，很多人认为旅游以外的因素也是导致变迁的可能性因素。史密斯本人在分析因纽特人旅游开发的文章中也提出，旅游并不是导致这些居民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应归咎于采掘业的发展、美苏竞争和美国政府的福利政策（瓦伦·L.史密斯，2001）。

（2）研究视角由原来单一的研究者视角转变为逐渐重视旅游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尤其是关注目的地居民的态度。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看法和态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哈罗拉姆布泼罗斯和皮扎姆对希腊萨摩（Samo）岛居民的调查，以及布朗特和考特里对英国多立西（Dawlish）地区居民的调查研究显示，国外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主要表现在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其中积极影响主要包括增加就业机会和个人收入、增加政府税收和外汇收入、妇女地位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等，而消极影响则集中表现在犯罪、毒品、赌博、卖淫、物价上涨、邻里矛盾增多、交通拥堵、垃圾、噪声以及对当地文化艺术的破坏上（N.Haralambopoulos，A.Pizam，1996；P.Brunt，P.Courtney，1999）。

从这些研究中，却并不能得到有关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的普适性结论，许多研究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但往往会得出差异很大甚至相反的结果，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例如，刘和威尔通过对夏威夷的研究得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与旅游发展程度呈正相关（J.C.Liu，T.Var，1986），而梅德瑞杰的调查却发现居民只有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才会和旅游发展程度表现出正相关关系（RobertMadrigal，1993）；有的研究发现居住在距旅游区越远的居民对旅游持更为消极的评价，而托马森、卡普顿和凯普却认为距离旅游区越近，感受的负面影响越多（P.Thomason，J.Crompton，D.Kamp，1979）；布罗汉姆和巴特勒认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和游客人数及旅游类型都有很大的关系（J.Brougham，A.Butler，1981）。又如麦克库等人的研究显示，居民的社区认同越强，对旅游所持的正面或负面评价就越强（D.McCrone，A.Morris，P.Pearce，1995）；兰福德和霍华德的研究却表明社区认同与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评价并无直接联系，但居民对是否可以影响旅游决策的感知与他们对旅游影响的积极感知或消极感知关联很大（S.Lankford，D.Howard，1994）。很多研究显示，居民对旅游事务了解越多，接受公共关系宣传越充分，对旅游所持的态度也越积极（J.Johnson，D.Snepenger，S.Akis，1994；D.Davis，J.Allen，R.Cosenza，1988）；还有研究发现，政治上保守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往往也是比较消极的（D.Snepenger，J.Johnson，1991）。

除了关注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外，其他一些旅游业相关群体也被逐步纳入研究视野当中，而且在很多时候都被纳入一些诸如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研究框架中，探讨目的地不同群体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态度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联系（T.Ying，Y.Zhou，2007；P.Xie，2006；L.Sheehan，J.Ritchie，2005；C.Aas，A.Ladkin，J.Fletcher，2005；J.Cave，C.Ryan，C.Panaker，2003；C.Ryan，2002；F.Yuksel，B.Bramwell，A.Yuksel，1999；这方面越来越受到主流研究的关注，研究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说，这类研究没有针对居民的研究丰富。就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而言，文献数量也比旅游的生态和环境影响研究少得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的对象更加全面，更具综合性，与原来主要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或社会现象相比较，此时期的部分研究更像是一种旅游对整个目的地社会或文化体系影响的全景式描述。例如欧克斯在其博士学习期间对中国贵州两个民族旅游村寨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从中国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等宏观形势分析，到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升民族地位的需求，再到一般群众对旅游的期待，他为读者展示了当地旅游开发的广阔背景框架（T.Oakes，1997）。斯坦利探讨了各种民族文化展示活动与文化自身之间的互动影响（N.Stanly，1998）。布朗认为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及其相关组织不可避免地把所有社会，包括传统社会都吸纳到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中，旅游只是这一过程中的一条途径（F.Brown，1998）。

（3）研究方法上，从以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定性描述为主，逐步转向多学科综合的方法。

宗晓莲将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旅游社会影响研究归结为以社会调查方法为主的细分、量化研究阶段（宗晓莲，朱竑，2004），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合理的。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后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表现从研究方法上表现出三大特点：多学科方法的涉入、定量分析的大量涌现，以及新理论或模型的产生或引入。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由人类学田野调查向社会调查方法转型的重要标志，就是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受到了极大重视。这类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目的地居民对某些衡量指标的判断，试图细分、量化他们对旅游及其影响的感知和态度。这极大促进了定量研究的发展。李克特记分法和一些社会统计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调查案例已有相当积累，但缺乏共同的指标和参照对各种案例进行比较，于是有学者就开始试图建立统一的量表。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兰福德和霍华德于1994年建立的旅游影响态度量表（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TIAS，S.Lankford，D.Howard，1994）。这是一套由27个变量指标所组成，包含两个因子大类的态度测量模型。该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的不少学者都对TIAS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进行了探讨。一些研究对TIAS进行了肯定和修正，但也有研究认为这些指标是从前人的研究中归纳出来的，与具体调查地的相关性不强，无法保证调查研究结果的涵盖性和针对性（E.Schneider，S.Lankford，T.Oguchi，1997；R.Rollins，1997；M.Preglau，1994；V.Samuel，1994）。

除了TIAS量表外，旅游发展阶段模型，尤其是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受到广泛的关注。另外，大量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理论也被引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中。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涵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陈述理论等等。

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认为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将导致不独立、经济漏损、结构不平衡、民众怨恨和经济偏斜（丹尼逊·纳什，2004）。该理论尚未在旅游开发中被系统地论证，但一些旅游领域内政治学的研究在政治领域证明了依附理论的部分内容（M.Erisman，1983）。

涵化指的是由两个或多个文化体系接触所引发的文化变迁。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如阿罗涅斯（J.Arrones）对西班牙米哈斯地区（Mijas）置宅旅游的研究（丹尼逊·纳什，2004）和亚当斯对尼泊尔夏尔巴人登山旅游发展的研究（V.Adams，1992）。亚当斯在研究中发现，面对旅游带来的文化接触和变革压力，尼泊尔人保持了不断创造社会规则的策略，而不是简单地为得到一切付出代价。

社会交换理论是对行为者相互交换、给予和付出行动的经济化分析，潜在的假定是行为者以付出最小来获取最大收益的方式行动（R.Madrigal，1993）。有些研究假定居民对旅游的态度遵循某种利益交换功能，认为个人对旅游的态度通常取决于对旅游发展后的付出和获得的权衡（S.Lankford，D.Howard，199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对于调查结果显示的复杂情况，这种理论解释显得过于简单化（宗晓莲，朱竑，2004）。

皮尔斯等人则把社会陈述理论引入旅游影响研究领域。社会陈述是一个组织化的理论，它关注日常社会知识的内容、形成过程、各种群体如何共有某种社会知识等。它强调个人对旅游的态度与社区观点、相关信息等的关系，重视分析态度的形成过程，重视行为者本人的思考、感觉、评价。在具体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结合，以多种方法收集分析资料（P.Pearce，1996）。

（4）各种新的旅游概念的出现。

随着人们对旅游影响的深入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的旅游负面效应被揭示出来。这时出现了两种对待这些负面影响的方式：一种是力图通过“科学”的旅游规划来控制和减少这些负面影响；另一种就是意识到这些负面效应是传统大众旅游所固有的一种属性，希望能够用一些新的旅游方式来替代大众旅游。与这种趋势相伴随的就是旅游新概念的大量出现。

这些概念有可持续旅游、替代旅游、绿色旅游等。其中目前学术界探讨和研究最多的是生态旅游。起初，生态旅游作为替代旅游的一种形式，主要关注的是旅游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认为应当发展一种对环境负责的旅游方式。然而，生态旅游地区的社区、居民及与环境相生的文化使问题变得不再那么简单，目的地社区和文化也被纳入生态旅游的视野。目前，生态旅游的定义并未统一，但大多数的定义都将社区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作为生态旅游的一个重要内容（A.Fennell，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