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三、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无论材料还是空间都是建筑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因此对于它们的研究也几乎可以说是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于建筑学的整个历史。但是长久以来，对于材料的研究要么过于侧重其技术性内涵，要么是一味集中于其文化性外延。前者在具有操作性强的优点的同时却缺乏对于建筑学问题的综合思考；而后者则在拓展了思考范畴的同时却难以触及建筑学的核心问题。

本书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切入材料问题的研究，探讨对于材料一些重要的非结构属性的表现与否对于建筑空间的影响和意义。若是严格地就这一角度而言，类似的综合研究并不多见，而多为散见于学术期刊中就某一具体问题展开的一些专题性论文。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研究完全是自生自发而来，相反正如绪论第一部分“问题提出的背景及研究对象的确立”中对于《建构文化研究》的述评所呈现的，它从一开始便受到其他研究成果的影响。这些成果一方面在具体论述的时候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也在研究对象的具体选取和问题展开方式的确立上形成了制约。

总体来看，由于材料问题极强的技术性和实践性，对它的研究和论述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完全集中于实践性层面。无论是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　，还是《营造法式》都意在指导人们的具体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之中没有理论思考的质素（事实上所有理论思考的质素恰恰最终都是来自于实践的需求与经验），而是说这一质素并未以理论形态来加以表述，有赖于后人的反复诠释。在西方，这一状况自15世纪的阿尔伯蒂之后有了重要的改变，而在中国则一直没有这种转化——甚至放大到整个建筑领域的论述也未在技艺、法式之外发展出另一途径的思考。在19世纪建筑发展的断层之后，则几乎完全是取用了西方建筑的思考与论述范式，这种状况凸现了观照西方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此时，我们首先碰到的其实是语言的差异。

1．不同语言间概念的差异及内涵的区分

“材料”在汉语中的应用时间并不长，此前，皆是分开使用作“材”和“料”，二者之间有着相近但是又有差异的内涵。中文的“材料”通常被当作英文“Material”的对等表达，但是假若把“Material”仅仅当“材料”讲，则法国建筑师和理论家凯奇对于森佩尔的拓展就会令人非常费解⁽¹¹⁾，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是无法把生物学（biology）或是信息（information）归入有形有态的“材料”里去的。然而，若是放到西语的语境里，这一切似乎又都顺理成章——在与“意识”相对的“物质”（Material）之含意上，它们无疑不属于前者。于是，在“物质”与“材料”间彼此的联系与疏离上，Material保有了一份模糊，从而使得“材料”的内涵更为深厚，这一点却是在由西语向汉语的翻译过程中被丢失了的。

与Material含义相近的词语，尚还有“Matter/Materiality/Materialization”等等，它们在有关“材料”研究的英文文献中（尤其是近些年的研究文献中）也颇为常见。“Matter”的使用历史更为古老一些，并且哲学意味也更为浓厚；“Materiality”和“Materialization”皆是由“Material”引申而来，其中，“Materiality”更为强调材料自身的性质和它在建筑中的表现。这一区分微妙而复杂，美国建筑师理查德·威斯顿这样来解释“Materiality”在建筑学意义上的独特性：“如果说关注‘材料的本性’这一态度强调了材料能够做（do）什么，那么，‘Materiality’则被用来表达材料是（are）什么——并且更多地与材料给人情感上的影响相关联，而非其结构用途。”⁽¹²⁾虽然这一解释略嫌粗糙，不够精致缜密，但在帮助我们把握它在当代建筑学中的含义时却也有其简洁的优点。“Materialization”则强调由概念向着实物的转换而非某种静态属性的描述。在材料的现象学回归以及概念性思考越发重要的情况下，“Materiality”与“Materialization”在当代建筑学中也越发重要。在以上概念的简单剖析之外，也有必要对于“Materialism/Materialist”与其汉语语境的含义作出梳理。由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使得中文语境中的“Materialist/Materialism”已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或是“唯物主义者”了。但在材料论述的领域，“Materialist/Materialism”则主要意指一种以材料（的结构和加工属性）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或者最终的决定因素的观念，或可称作“材料决定论”。此外当“Material”和“Materialization”加上前缀De-或Im-的时候，则获得了各自的反身意涵，即所谓的“非物质化”，这也是当代建筑学比较热衷探讨的一个话题，但是至今尚没有一个很好的中文语境能够与之相对照⁽¹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翻译在于尽可能地接近原文和原词这个极限，而极限便只能是无限趋近却永远不能到达，因为在两种符号系统之间并没有单一的对应关系。不过就一些关键词语的翻译而言，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字面上对于这一（些）词语的接受，更重要的是真正吸收其所包蕴的思想内涵。因而，在这种字面上的翻译背后，更重要的是其后隐藏着的一种经验向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渡。

2．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1）材料研究的三种取向

西方在对材料的研究上，总体说来，森佩尔在150年前归纳的三种路向至今仍然有效：①材料决定论者（Materialist）——认为由材料的性能自然可以得出理所当然的形式来；②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常常以一种（新）材料去模仿历史上基于一种独特材料和工艺而来的建筑形式；③思辨主义者（Schematist）——材料的应用成了一种完全有赖于智力思辨而排除直觉与知觉的活动⁽¹⁴⁾。今天看来，以上三种路向其对应的缺陷分别为：①落入看似纯粹客观的产品主义的俗套，而忽视和漠视了人的因素；②难免一种恋乡怀古之情节，却以忽视与漠视当代的社会、文化与技术条件为代价；③迷失于哲学的思辨之中而不能自拔，最终却是远离了建筑本体而不知所终。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划分仅只是一个相对的分类，彼此之间的界定也并不严格。比如，在森佩尔看来，与其几乎同一时期的英国的奥古斯特·威尔比·普金和法国的维奥莱-勒-迪克可能会是材料决定论者，然而，他本人却又被同时代学者（如艺术史家李格尔）或是后世的建筑师（如贝伦斯）指为材料决定论者。即便如此，这种划分依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参照依据。

与其他两种态度相比，材料决定论在近现代以来占据主流，也颇富争议。这一态度得益于两个阶段的发展：一是17世纪以来静力学和材料科学的进展，使得文艺复兴建筑中那种绝对的或者说美学上的比例受到怀疑和挑战，但那时还局限于对自然材料诸如石、砖、木的讨论；第二个则是19世纪工业材料，尤其是铸铁和钢筋混凝土在建筑中的应用，它们促使人们在静力学和材料力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来重新思考前两个世纪关于所谓材料“本性”和“真实性”的讨论。（甚至可以认为，整个西方建筑史中关于材料的讨论都是围绕这两个概念展开的，详见本书第一章。）因为，以自然材料为考察对象时，制作、工艺以及其他因素如气候等，只是作为偶然要素对材料的本性施加一种附加和辅助影响，然而，对于那种完全是人工制作的材料而言，事实上它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是由制作过程来决定的。如果说对于自然材料，本性是通过工艺（art）来理解的话，那么，对于人工（工业）材料，其本性则根本就是由工艺来决定了。但无论如何，由于铸铁和钢筋混凝土这两种材料的巨大结构潜力及其对于建筑学的重要意义，材料的结构属性被赋予“本性”的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奥托·瓦格纳的《现代建筑》出到第四版时，名字被更改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建造艺术》　。这一更改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末材料问题的重要性，也表明了瓦格纳对于那些沉湎于各种拼凑历史风格的做法的反感，而希望创造一种与新的材料相一致的建筑形式。

可以说，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材料的结构属性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阿尔瓦·阿尔托对待材料的“人情化”态度使其成为现代建筑大师中的一个另类，也在很长时间中不能与其他四位相并列。而另一位现代建筑的重要开创者——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路斯——则更是在其去世后被整整湮没了近四十年之久。

瓦格纳寄望于由对新材料的尊重发展出新建筑的希望很难说是成功的，因为正如潘宁所指出的，事实上直至现代建筑空间观念的建立，建筑师们才最终走出折中主义的风格拼凑而发展出新的建筑。但是得益于19世纪德语区一批建筑理论家的工作，并基于抵抗建筑学的批判地域主义思路，弗兰姆普敦发展出了当代建构理论。它针对现代建筑中的空间霸权以及后现代文化中的建筑“布景化”而提出材料、结构与建造的重要性，其重点并不在于讨论建筑的具体构造方式，而是希望从建构的概念入手建立本体论基础上的建筑评价体系⁽¹⁵⁾。但是，正如王群教授所指出的，相较于对结构受力体系在建构理论中的重要性，《建构文化研究》的“绪论”部分（也是此书集中的理论论述部分）对材料的重视则略显不够。此外，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忽视了当代建筑中的表皮独立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常常难免让人感到对当代实践的回应略嫌乏力。

（2）材料、表皮与空间

虽然表皮在近二十年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在建筑史中，表皮的内涵复杂多样而非清晰单一。它通常被理解为建筑空间的围护（enclosure），而根据不同情况，建筑表皮又可能指向围护结构的表层。相较于后现代时期对于表皮的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强调，当代建筑更为着眼于它的材料与制作。虽然就整个建筑来说它有其浮表性，但是就其自身构成来看又有其实在性。此外，当代建筑学被引入更广泛的理论和哲学范畴，表皮也以其他同类词语不具有的复杂性与抽象性获得新的建筑学内涵。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戴维·莱瑟巴罗在其《表皮建筑》　（Surface Architecture）一书中展现了表皮的历史厚度。从结构与表皮的分离开始，他不仅考察了19世纪的瓦格纳、路斯等人的实践，更对于当代建筑中的表皮现象作出了回应。他反对当代建筑中那种要么采用历史上的风格和符号，要么简单暴露其制作过程的做法，而是试图在生产（production）与再现（reproduction）之间找到一条出路，使得建筑既不漠视技术，也不会完全被技术所驾驭和控制。此前，在其1993年的《建筑发明之根》　（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一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西方自维特鲁威至19世纪关于材料的主要思考，并且提出了一些思考材料问题的基本概念与范畴。出版于同一年的《论风化》　（On Weathering）则把材料放在时间的延续中来考察，论述了人的使用以及气候的风化对于建筑的影响，以及这种通常被认为起破坏性作用的时间因素如何能够为建筑增色，它们对于材料表面的作用如何使得建筑获得一种时间中的真实。

莱瑟巴罗的一系列著作暗示着近年来材料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转向，即由对材料结构属性的关注转向其表面属性，并且是一种时间向度中的变化而非某种静止的状态，一种受到加工方式的至深影响而非某种“本性”的单纯呈现。这也正是威斯顿所强调的“Materiality”的含义所在，它应和着一种建筑界中简化的现象学的影响和应用，正成为当代建筑学的一个兴趣点，即所谓的对于材料的“感性”（sensibility）——或者甚至是“肉感”（sensuality）——特质的发掘。

无疑，这在北欧地区得到了最为深入的探索，这既是得益于它的建造传统，也和它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有关。这些建筑师们背离了后现代建筑对待材料的历史主义方式，而努力挖掘制作方式的不同对于材料的知觉呈现所具有的潜力，以及材料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及自然环境中的具体性呈现。但是，同样是对于材料现象学特质的关注，仍然有着不同的进入材料的方式。比如彼得·卒姆托对于制作的强调便有异于赫尔佐格与德莫隆的知性方式。前者对于材料有着一种几乎原始状态的敬畏，而后者则把这种敬畏消解于对可能性的无尽的探索与分辨之中⁽¹⁶⁾。事实上，它们也是当代北欧建筑学中对待材料的两种典型方式，后者更是几乎可以认为是森佩尔所谓的“思辨主义”方式的当代表现和延续。

或许是由于现代建筑的空间观念在西方已经根深蒂固，这些研究都并未刻意强调甚至也鲜有提及它们对于空间塑造的意义。然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建筑寻求的都是对于人的综合知觉的传达，这种知觉的综合性恰恰是远远超越于单纯的视觉欣赏，而有赖于人在空间中的感受和体验。在这一意义上，卒姆托以“氛围”（atmosphere）而不是“空间”（space）来阐述他的建筑创作的价值基础⁽¹⁷⁾，便就并不是对于空间的漠视，而是对于另一种空间特质及其独特感受方式的强调。

但是在专门的历史理论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探讨了材料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莱瑟巴罗的《表皮建筑》在论述上便不同于一般同类著作中的单纯技术化路线，在他寻求让建筑表皮脱离历史主义图像的拼贴和当代技术的奴役的时候，空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在宾大的唐考·潘宁则在她的博士论文《空间-艺术：空间与面饰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中追溯了森佩尔的“面饰”（Bekleidung）概念对于“空间”（Raum）概念在建筑学中的建立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面饰首先是建筑的围护，再具体来说指的则是围护体的表面层，最终其实是落实到了材料的表面，这在路斯和瓦格纳那里有着进一步的发展。这不是否定材料的结构属性对于建筑的重要性，而是说建筑空间的知觉性更有赖于它的表面属性，因为这一属性才是直接对人施加影响的因素。这一研究于近年来表皮建筑图像化的不良倾向具有特别的针对性和建设性，也从理论形态上为在表皮建筑中注入空间的考量提供了依据，并且不再把表皮建筑仅仅视作一种当代现象，而是与19世纪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联。

只是，这些思考在国内近年来对表皮建筑的引进和探讨中却几乎是缺失的，它部分地源自近几十年来理解上的惯性。

3．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历史地看，20世纪中国内地从建筑学角度对材料进行的研究伴随着现代建筑在中国的不同发展时期和方向。李海清在《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一书中，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建筑风格转型背后的深层因素，包括材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显然更集中于材料的结构性能与综合经济性能。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材料的教授与研究，采取的都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化路线，即把材料的结构或是建造孤立出来（配合《建筑结构》　《材料力学》　《建筑构造》等科目的设置），而不联系建筑的结构形态与空间特质。然而，建筑学视角的研究需要更为关注材料的选择及其建造方法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简单地对待某一种材料或是材料的某一种属性。

20世纪80年代起始于东南大学的建筑学教育改革在两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来它突出了空间在建筑中的核心地位，二来它突出了材料的形式特质，并且它与建筑的形式、空间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进入90年代，在对于材料的研究中，“建构”占据着核心地位。它一方面统领了对于材料的诸多不同方向的言论，同时又由于其正统地位的确立和牢不可破，反而压制了新的思考角度的涌现。

这一时期中，在一些个体实践之外，理论论述多以短文形式散见于学术杂志之中。其中，王群的《空间、构造、表皮与极少主义》　（《建筑师》1998（10））一文，从西方建筑发展中理论视野的转换角度切入建构的观念，三年后的《解读弗兰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　（《建筑与设计》　2001（01）-（02））则是对这一著作和建构理论的全面深入而又带有审视意味的评介，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是在1998年，张永和在《平常建筑》　（《建筑师》　1998（10））中提出设计实践的起点是建造而非理论，并把建筑归结为“建造的材料、方法、过程和结果的总和”，这样“建造就形成一种思想方法，本身就构成一种理论，它讨论建造如何构成建筑的意义，而不是建造在建筑中的意义”。虽然在这一关于建筑的定义中出于某种针对性而把建造放在绝对核心的地位，但是对于材料与建造的强调并没有掩饰在他的“平常建筑”中空间的重要性。在对于密斯1923年砖住宅方案的解读中，他归结了“基本建筑”的几个要素：材料（砖）、建造（砖的砌筑方法）、建筑的形态（房屋构件之间的关系）、建筑的空间。“基本建筑”的提法有意识地针对了长久以来建筑界主流学术形态的基本内核——简化了空间与建造内核的“布扎”体系。“基本建筑”的概念在两年后的《向工业建筑学习》　（《世界建筑》　2000（07））一文中得到清晰的表述：它解决建造与形式、房屋与基地、人与空间的关系这三组建筑的基本问题，从而排除审美及意识形态的干扰以返回建筑的本质。张雷同样强调“基本建筑”的构成，而把空间、建造、环境作为建筑的核心。相对张永和而言，他强调“基本空间”更甚于“建造”，这一方面使得他的空间获得某种独立操作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也使其基本空间在理论上疏离于材料与建造。

对于近年来在教育和实践领域的这种回归建筑基本要素（尤其是材料）的努力，朱涛在他的《“建构”的许诺与虚设——论当代中国建筑学发展中的“建构”观念》一文中做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基本建筑隐含的实际策略是假定现代主义建筑的价值信条和知识状况对中国建筑学已经足够有用，然后设它为“默认值”，在“默认”好的概念框架中，利用“有限的技术手段、自我约束的形式语言和空间观念”来集中力量，在中国构筑一种一方面似乎很“基本”，但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极其抽象或主观的建筑文化。就此，他质疑道：“诚然，在一个现代建筑发展不够健全的国家里，采取这么一种策略无可厚非，相反，却是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从古至今，从匠师到建筑师对建筑空间、材料、结构与建造这些看似基本的要素的理解和运用从来都不会达到一种纯客观的状态，而对所有这些建筑现象的理论阐释则更会被概念/实在的复杂关系所包围。实际上，这种复杂性已经构成当代中国实验教育和实践对建筑学进行缩减和还原工作所遇到的首要的理论性难题。”⁽¹⁸⁾

基本建筑中材料要素的回归内在地要求对于材料和建造的表现，在真实性的要求下，这种表现更是常常表现为对于材料和建造的暴露。但是，单纯的暴露其实常常与空间的追求和品质存在着矛盾。虽然在以上所论及的学者的论述中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材料与空间的同等重要性，但是在教育与实践中，那种为暴露而暴露以达到一种“材料和建造”的“真实性”的做法并不鲜见。此时，空间事实上退居到一个极其次要的地位，对于材料与建造的表现变成了一种技术化的偏执。究其原因，这首先是对于材料与建造的表现性特质的引介式工作并不深入和全面，往往集中于对具体问题的解答，而没有深入到对背后动机的探究：即为什么要表现材料及其建造，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这种表现，而不表现材料可能又将意味着何种潜在建筑品质创造的可能。

在这一情境下，顾大庆教授近年来的工作便具有特别的意义。在《空间、建构与设计——建构作为一种设计的工作方法》　（《建筑师》　2006（01））一文中，他具体介绍了他在教学上的思考与做法。他强调了为着设计教育的目的而具有的与理论研究的差别——即前者是实践性的，而后者是思辨性的——并在一开始便明确了研究的实践性取向，这样便就得以离开“建构”概念的历史含义的束缚，而直接从建筑面对的基本问题开始。相对于通常的理解方式，“建构”被赋予了一个相对宽泛的内涵：它既被“理解成空间和建造的表达”，也是“研究建筑的空间以及形成空间的物质手段的组织方式”⁽¹⁹⁾。并且通过对于材料的表面属性（作者以“质感、色彩和透明性”来表达这一含义）的区分，来发现不同的组合对于知觉空间的影响。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还设计了单一材料和多重材料的分步骤训练，以建立对空间的抽象关系和材料-空间的具体性的认识，从而发现表现与不表现材料这样的两种做法对于空间创造的不同意义。

如果说近年来国内的“建造”和“建构”热对于建筑教学中的“图面建筑”弊端极具针对性的话，却是由于这一类研究与教学中空间因素的缺乏而事实上使得它们更多情况下成为一种对建造技术的偏执。顾大庆教授的这一研究则由于对空间和材料的一体化操作使得对材料的研究有可能真正地“丰富和调和对于空间的优先考量”。只是，这一教学设置似乎过于武断地把空间作为目的，而材料仅仅作为手段，漠视了卒姆托意义上的对于物（材料）的敬畏。作为着眼于操作性很强而延续性很短的设计教育课题来说，这无可厚非，但是，在真正的建筑实践中，这种态度似乎又略有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