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综述与评估

一、国外研究综述与评估

（一）合作问题的标准理论程式

“囚徒困境”说明了合作问题的精髓，它是表述合作问题中最简单直观的一种理论程式，其最早由Tucker在1950年定义，形式如下：

表3—1　囚徒困境：收益（行，列）

注：（1）a>b>c>d；（2）a+d>2b。关系（1）是显而易见的，而关系（2）的含义是指局中人不能通过轮流背叛对方来摆脱困境，这意味着双方合作比轮流背叛的收益高。

“囚徒困境”结构假定博弈参与者的交流和约定是不存在或没有约束力的，在完全信息的静态意义下其预测，有着自己利益最大化推理逻辑的参与者行为互动，不能产生自发合作。实际上，从西方社会思想史来看，这种理论见解早就存在了，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David Hume的“农夫困境”⁽¹⁾（1739）和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²⁾（1651）。由于对人性弱点——在现实利益上舍近求远的行为倾向的忧虑，Hume放弃寄望于通过改造人类的心灵以获得社会合作与信任。但他也不认为一个强权政府是必须的，这与Hobbes形成鲜明的对比，Hobbes提出了所谓的“利维坦”：为了维护人类的秩序，一个强大的政府机构是必要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Mancur Olson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境下重提了霍布斯问题：社会契约的同时发生是自然状态的一个理性替代，Olson的贡献在于，证明了即使允许参与者通过“科斯谈判”达成契约，自主合作也是困难的，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这个过程时，谈判或对非合作的惩罚就成为公共品，每个成员将越有可能扮演“免费搭车者”，从而导致旨在追求集体福利的合作不能实现（Olson，1965；Dixit&Olson，2002）。

纯粹博弈理论对合作理论的发展是通过改变囚徒困境的博弈形式实现的，将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及动态过程引入，博弈论专家获得了囚徒困境的合作均衡解。当博弈重复多次而不是有限次时，主要参与者的贴现率足够低，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都微不足道，参与者有激励为自己建立一个乐于合作的声誉，同时也有积极性惩罚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更符合现实的有限次重复博弈，虽然纳什无名氏定理（Nash folk theorem；Friedman，1971）表明参与者不能达成合作均衡，但Kreps、Milgrom、Roberts和Wilsom（1982）建立的声誉模型（Ruputation Mondel），通过将不完全信息引入重复博弈的方法揭开了合作之谜，这就是著名的KMRW定理⁽³⁾，该定理表明：只要博弈重复次数足够长，参与人有足够耐心，那么很小的不确定性就可以保证合作均衡的出现。

“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等经典理论对于合作问题的理解，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包括公共品提供、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集体治理、公共谈判、产品销售和垄断定价等问题中的参与者行为互动都因此可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不过，纯粹博弈论对于合作研究更多体现在理论意义上，其实证意义相对有限。因为博弈均衡存在多重性，对于特定场景中群体是否能合作，它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和预测。对此，大量旨在澄清影响合作因素的经验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二）农民合作与公共产权资源管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在政策设计上），合作的经验研究影响更为广泛，虽然这些经验研究文献跨越合作的不同领域和主体。令人惊讶的是，最早也是最深刻展示农民合作能力的文献在本来目的上都是为了回应“哈丁公地问题”。这些文献对贫困国家的农村公共产权资源管理系统的案例研究已经透视出资源分配机制，特别是自我管理系统所具有的特征，该机制能够使利益团体采取共同受益的行动（Ostrom，1990、1992、1996；White and Runge, 1995；Lam，1998；Baland、Marie and Platteau，1996）。这些研究案例以其深刻和广泛程度，很快得到了发展学的重视，因为它们不仅为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研究提供了素材，引起了人们对政府传统模式的重新审视，而且直接导致了面向贫困地区的关于制度选择的实验。所有这些的隐喻，都如发展经济学家一再提醒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农民有可能形成妥善管理公共财产资源和追求自我发展的能力（速水佑次郎，1996）。

研究公共产权资源管理中农民合作的专家知道，要使他们的发现成为严肃的思想成果，仅仅提供案例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在微观理论上考察什么决定了自然资源所在社区农民的合作倾向？对于这个问题，无论这些专家是不是经济学家，他们都从经济学工具箱中借用了大量的分析工具——如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经济计量学、制度经济学等。研究者时常从以下问题着手，即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公共产权资源过程中农民个体有何激励参与固有集体的合作行动。可以肯定的是，农民选择何种行动与他们能感知的成本和收益分布有关，它们受资源的性质、社区的特征、社区与资源、社区内部关系及外部环境比如与市场关系等的影响（Berhanu Gebredhin ratal，2004）。Agrawal（2001）总结了Ostrom（1990）、Wade（1988）、Baland&Platteau（1996）和Agrawal（1999，2001）的工作，将公共自然资源社区农民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细化为30多个变量，这些变量被分为5个单元，分别是资源体系特征、社区群体特征、资源系统和社区的关系、资源系统和社区的关系、制度安排、外部环境等。另外我们还可以从Robin mearns（1996）、Graham R.Marshall（2004）、Nancy Mccarthy（2004）等见到类似观点的实证研究。

（三）农民合作的社会资本观

Schofield很早就指出“合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可以视为：在一个既定的环境下，一个人必须具备多少关于他人的偏好与行为，这是关于社区、习俗和合作分析的核心”⁽⁴⁾。而“信任”、“合作”和“期望”恰恰是社会资本理论体系中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汇，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大量文献会从社会资本⁽⁵⁾角度去理解农民合作。事实上，“社会资本”概念一经产生，就被认为是共享的知识、理解、标准、规则及对有关个人或全体进行周期性活动的互动模式的期望（Coleman，1988）。

尽管后来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包含了合作网络、信任、互惠等方面。在遥远的国家调节和间接的正式民主程序都不存在的时候，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合作的粘合剂及润滑剂（普特南，1993；福山，1995）。范围广泛的经验研究（Narayan&Pritchett，1997；Narayan&Pritchett，2001；Bouma&Bulte，2008）试图探讨产生于特定农村社区的信任、人际网络及规范如何决定了村民的合作能力，并进而决定了地方的公共设施、经济水平和环境状况，这些案例表明如果将社会资本投入到生产领域，将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⁶⁾。相关案例如此之多，使得世界银行在1997年专门召开了一次相关研讨会。与会学者的共识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行动准则的集合，能够调节农民在处理私人和公共问题上的行动。今天，社会资本经常被尝试作为一个统括的概念，来借指所有那些我们比较欣赏、关注、赞同的“非正式”合约。例如，我们普遍同意，如果一个社会民风败坏，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人们时常“窝里斗”，那是因为社会未对社会资本的集聚进行投资。

虽然社会资本视角对于理解群体合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社会资本理论，特别其作为“资本”的概念依然受到批评，Ostrom（1997）就特别指出了社会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关键性差别，比如社会资本不易被发现和被衡量，为衡量社会资本，必须说明社会交往的哪些特别方面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社会资本水平。一些作者选择关注个人对他人的信任，或对团体的态度，其他人则关注社团活动，或社会意义上的关系，比如姻亲和宗族。另一个显著区别是一般的资本被使用意味着消耗，而社会资本不使用才会消耗。因此，Dasgupta（1997）提醒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将社会资本视为等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他指出：“与其使用社会资本解释合作性条约，不如继续研究‘制度’（经济学家称为资源分配机制）……集合概念（指社会资本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关注重要事物，但它同时可能成为分神之物。”

（四）合作问题的国际前沿

最近几年以来，国际上对合作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些进步主要体现在更加综合的视角和更新的方法论上。Reuben（2003）曾指出:“如果说未来的研究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集体行动理论，理论模型中的个体必须是心理上更加现实的个体，另一个需要回答的是群体性合作规范的内生性问题。”Reuben的话语概括了合作问题的两个国际前沿。

第一个前沿是关于对复杂个体行为的研究及其对群体合作的意义。纯粹经济人假定下的合作理论主要分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理论——个体为合作做出贡献都期望从对方或他方那里得到回报。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验经济学和行为博弈理论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发现理性人的假设并不完全符合心理事实，个体的行为是复杂多元的⁽⁷⁾，不仅仅表现为自利。现实中，人类相当一部分带有利他倾向的行为，无法用互惠理论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被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称为“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特征是：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合作规范的人（哪怕这些破坏不是针对自己），甚至在预期这些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也这样做（Gintis、Bowles、Boyd、Fehr，2001）。当前关于强互惠行为在塑造人类合作中的作用已经产生了可观的文献，这些文献发表在Science、Nature、权威的经济学和生物学杂志上，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合作理论的第二个最新发展是对合作规范演化的研究，虽然合作规范在社区合作研究中早就被提到（Michael Taylor，1992），Hayek（1988）也探讨过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问题，但借助演化博弈论和计算机模拟来考察合作的演化过程是最近才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进化生物学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运用有限理性假设来解释社会合作现象并预测人的群体行为，这极大地增强了传统博弈论的现实解释力。演化博弈论对合作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关注合作的均衡状态，而且关注均衡状态是如何达到的。计算机模拟是考察合作演化的有效工具，第三届“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计算机程序竞赛”中，Axelrod（1981）就主要沿着演化博弈的理论思路设计的，结果发现直接互惠策略——针锋相对确实能够在没有集权的自私自利世界中产生。Bowles和Gintis在计算机上模拟了距今10万~20万年以前的游猎—采集社会，试验结果证实了强互惠基因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中进化而来的猜想（Bowles&Gintis，2004）。随着演化博弈均衡思想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合作规范的内生性。他们认为合作规范的基本性质应该被理解为内生的、自我实施的社会结构，它是群体内个体间长期互动交往的演化结果，依靠人类特有的情感及价值观为基础，以互惠合作为主要特征，并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