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二、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新闻学学科研究现有的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分别为1992年、1996年、1999年),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2004年)等,上述的研究主要是宏观勾勒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书中相关章节兼有不同阶段和领域新闻学术状况的涉及,对本选题起到一种背景支撑作用。在专著方面,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4年),单波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2001年),童兵、林涵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2001年),徐培汀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2001年),以及徐培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2002年)、李秀云的《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2004年),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2005年),丁淦林、商娜红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2005年)等,对本选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论文方面,温济泽等的《中国新闻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概况》(1983年),李彬的《试论开展新闻学术史研究》(1997年),赵玉明、郭镇之的《中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八十年》(1998年),丁淦林的《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现状》(1998年),孙旭培的《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1998年),谢静的《九十年代美国新闻学研究》(2001年)等论文,就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阶段与特点、研究的规范性、学术性及国外研究的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丁淦林的《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2000年),陈建云的《中国理论新闻学研究世纪回眸》(2001年),分别就新闻史和新闻理论两个单项研究进行了百年勾勒。还有近一两年或一个时段新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综述性的文章,以及反映研究中的问题,呼吁加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文章,如李良荣的《中国新闻改革：20年三次跨越》(1998 年),陈力丹的《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2004年),郑保卫的《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2005年)等,文献检索与新闻学研究发展史有关的论文约三四十篇。

上述有关新闻学术本体问题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体系上看,多为在介绍新闻传播事业史、思想史时顺带提及学术研究的问题,或是将思想史与学术史融为一体。如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等,从通史的角度全面介绍了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基本状况与特点,是新闻传播领域史学范畴的奠基之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参照,如关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演变散见在通史的部分章节中,可以提炼成一个专题继续加以研究。

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是从专门史的视角对新闻学说史进行梳理,并对新闻学术史进行了界定：“新闻学说、学著、学刊、学会为具体内容学术史,它以新闻思想、新闻学术发展为主线,以学者为主体,以学派、学著、学会、学刊为主要内容”。^[4]作者是将思想与学术交织在一起进行论述。比较而言,李秀云的《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是将新闻学术史与事业史、思想史剥离,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加以论述。该书资料丰富,收集了1949年以前出版的新闻学书籍百余部,新闻学术期刊二十余种,以及散见在报刊上的有关新闻学与报刊研究的论文及介绍文章百余篇,作者在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介绍。这两本书具有专门史的特点,而论述对象的时间为1949年之前,属现代部分,当代部分的新闻学术史没有涉及,是一种学术断代史的研究。

第二,从研究类型上看,有的成果将新闻学研究分为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以复旦大学出版社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列卷为代表。这套系列丛书的背景是在世纪之交,新闻传播学各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百年回眸,分类提炼和总结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时间段比较完整,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宏观的历史把握。如童兵、林涵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将中国新闻学研究进行梳理,分为：20世纪初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与学科背景；随着报业的发展和西学东渐,第一批新闻学著作的问世；20年代至40年代理论新闻学著作的出版高潮；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入和发展；新闻传播的新时代、新政策、新观念；政治运动与新闻学研究的畸变；改革开放和新闻学研究的兴盛等。该系列丛书的分类人为化意识明显,许多新闻学的研究著作在历史、理论、应用上都存在重复交叉的现象,为此,还需要从新闻学研究的整体角度加以观照。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中,先有个宏观性的勾勒,再采用二级学科为单位,除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部分之外,还对电子媒体、新闻边缘学科和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该领域研究采用的主要与成熟的方法。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将中国新闻学术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主体。认为从1874年王韬发表我国第一篇新闻学论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至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问世,标志着这个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最终形成；从1922年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 到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思想的最终形成。书中作者以人物为线索,重点介绍了资产阶级新闻学者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由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立场转变的新闻学者张友渔、邹韬奋、范长江等。毛泽东、博古、陆定一、胡乔木、萨空了、恽逸群、刘少奇等对新闻学的有关论述构成了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四,从文本形成的结构方式看,基本上都是采用材料与观点结合、叙述与评论共生的方式,而涉及到当代部分的解读,研究中表现出“评论化”倾向,可能是对近期熟悉的原因,相对而言资料的收集整理不很突出。徐培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2002年)时段与内容完整集中,从学科的角度细分理论、应用、边缘、历史、广播电视、教育、传播、台港澳等方面,将研究成果介绍给读者,同时还有作者小传的介绍,资料较为丰富。

丁淦林、商娜红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2005年)则重点突出资料方面的价值,本书介绍了著名人物(指有重要新闻观点并有学术影响的著名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及其新闻观点,并以人物为中心将其有关的论述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如“新闻事业的性质”、“报纸风格”、“记者修养”等,不作任何分析评论便加以“原生态”地摘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资料的索引,引导研究者回到历史的文本中去,有助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科学性的建构。

有关的论文状况,赵玉明、郭镇之在《中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八十年》(1998年)中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新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其中阶段的划分为：中国新闻学的逐渐起步(1918～1949 年)、中国新闻学的曲折前进(1949～1978年)、中国新闻学的迅速发展(1978～1998年)。丁淦林在《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现状》(1998年)里有个基本评价：“地位有所提高、内涵有所充实、边缘相当发达。”孙旭培的《新闻学呼唤规范与方法》(1998年)重点论述新闻学研究中学术规范和提高学术研究品质的问题,作者列举了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存在论题大而不新、随感式的认识、方法陈旧、缺乏资料引证、注释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要重视和改进研究方法,对新闻学术研究的本体问题进行了研讨。由于论文的篇幅所限,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往往是点到为止,但从中传递出一个信号：即对新闻学研究的研究,开始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为学者所关注,它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学科品质必须要走的路径。

国外方面的研究状况突出表现为新闻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呈现明显的融合趋势。选题的内容和时段表现得非常具体、集中,如《在亚洲的德文新闻出版物：上海：(1939～1941)》^[5],具体研究的开展,在方法上注重文献积累、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另外,也有宏观、抽象方面的研究,有德国学者将20世纪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作了“研究范式的变迁”的探讨^[6],将研究范式的转换分为四种类型：启蒙机关模式、子弹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新强力效果模式,并对应受众状况、文化观、主要媒介及影响力进行分析。再有,国外学者对社会科学及传播学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数据的收集、统计、分析等。

该领域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或是发展趋势：一是从零散的、描述式的研究向系统的、评价式层次推进,探索影响研究的变化种种因素,即从专门史角度来探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演变规律与特点,进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体系。二是通过不同阶段新闻学研究状况的探讨,来把握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使研究更具有学理化和科学性。

冯友兰先生将研究学问分为两种：一是“照着说”,一是“接着说”,意思是要有学习、有模仿、有借鉴,同时更要有补充、有发展、有创新。上述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和重要参照,使本书“照着说”有本据,“接着说”有方向,进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形成自己的认识和发现。所以,基于本选题史论内容的丰沛和已有的类似研究,作为论述策略,本书不是详细就具体的学科研究的具体方向、具体著述进行全面地列举及条分缕析地品评,而是重点从社会环境变化所构成的不同研究语境,以及研究活动中思路的展开所涉及的观念、方法、知识等,来考察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以新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为中心,换句话讲,是将一些研究成果、现象等放在某个问题中动态地加以考察,力求体现史论结合,在一个通观层面,作个人认识上的梳理,勾勒出新闻学研究不同时期的演变特点以及影响方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