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第二节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三方面:一、对新经济史革命进程、意义以及所带来的研究方法的变化的总体论述;二、对福格尔及其所代表的计量学派进行描述和分析;三、对诺思和其所创立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新制度学派进行描述和分析。现将有关研究文献分类综述如下:

一、新经济史革命

陈振汉是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学者。他早年留学哈佛攻读经济史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在经济史学史领域有所建树⁽⁸⁾。他在《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相关论文中，阐述了对新经济史革命的看法。这些论文主要是《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西方经济史名著中译本序言二篇》等。借助于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写序，陈振汉表明了自己对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主要指计量学派)的总体态度。他说:“在史学观点和方法上，历史计量学派的主要特点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不同社会历史上的经济成败及其缘由作数量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经济史研究不止是搜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的相互关系。”⁽⁹⁾

吴承明是目前仍活跃在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经济史研究大师。他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做过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助手，并获得过美国金钥匙奖。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担任过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¹⁰⁾。在其84岁时著述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历史观方面，论述了中西经济史学史小史、中西历史观的发展以及理性主义的崛起与西方历史观的转变;在方法论方面，论述了历史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计量分析、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¹¹⁾。吴承明认为，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经济史学有三大学派: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为首的计量史学;三是以诺思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吴承明认为，无论是计量方法，还是制度学派的方法都是众多经济史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已。在他看来，“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¹²⁾，经济史研究“只能以经过考证、你认为可信的史料为根据，其余一切理论、原则都应视为方法——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¹³⁾。他说:“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¹⁴⁾他还引述熊彼特的话——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来说明经济学不是教条，而仅仅是一种分析工具。吴承明还提出经济史研究不能只讲“纯经济的”现象，应该有整体视野，比如他认为经济史学家应有历史学修养，应能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变。“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¹⁵⁾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笔者所见的最早对美国新经济史革命进行阐述的文章是由罗志如和厉以宁完成的。他们于1982年发表了《西方的“经济史学革命”和新经济史学的产生》一文，收录于巫宝三、陈振汉等著的《经济思想史论文集》⁽¹⁶⁾。该时福格尔和诺思还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对新经济史学产生的前提、新经济史学的特征以及新经济史学家和传统经济史学家之间的争论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和讨论。邹薇、庄子银在1994年对新经济史学作了述评。主要阐述了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框架、新经济史学对西方兴起的重新阐释以及对经济史研究的几点启示⁽¹⁷⁾。厉以平对新经济史学的启示也有看法。他认为，新经济史的40年发展表明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同时经济史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¹⁸⁾。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罗涛对美国新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美国新经济史学43年来(1957—2000年)有了很大发展。表现在研究题材、分析工具和福格尔与诺思的研究轨迹上。新经济史的未来是挑战和危机并存⁽¹⁹⁾。中南财经大学的赵凌云认为新经济史学派的诞生是一场革命，分为相互呼应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计量分析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法”;第二个阶段以制度分析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制度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第三个阶段以历史生理学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和生理学。三个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20世纪5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发起革命，直接原因是他们对当时美国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不满以及对已有结论的怀疑。在他们看来，美国经济史研究存在下述问题:资料有限;定性分析为主;强调史料考证和罗列，与经济学理论脱节。因此，希望借助于经济学理论和可靠的统计资料改写美国经济史。诺思首先运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美国经济增长，1961年出版《1790—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1964年，福格尔发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福格尔通过“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法”，得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结论，即铁路建设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在研究1600—1850年间美国航运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时，诺思体察了制度的重要性。自此，制度分析进入了新经济史学家的视野。诺思与托马斯合作，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欧洲经济史进行了分析。1981年，诺思出版《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这是一部经济史论，总结了其研究经济史的分析框架。技术、制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人本身同样引起了经济史学家的关注。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将人类生存状况演变史与社会经济史结合起来，将历史计量分析、制度分析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等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²⁰⁾。郑备军对新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并且认为依据经济学理论，博采不同学派的学说观点与方法，运用数理工具及计算机技术研究经济史，乃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大方向⁽²¹⁾。同时他也分析了新经济史革命的历程。在他看来，三个阶段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兴起阶段，主要表现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集中研究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发展阶段，研究领域从奴隶制、铁路、经济增长转移到制度变迁、人口史等问题上;80年代中期以来，新经济史研究范式走出美国，遍及世界。他还总结了新经济史在方法论上的革命性表现:其一，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相结合;其二，计量方法和经济史相结合⁽²²⁾。郭艳茹、孙涛认为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计量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两大内容。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新领域。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史学范式和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冲突。经济学家批评历史学家缺乏历史的洞察力，历史学家则批评经济学家偏离了历史事实。为了促进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放弃成见，加强交流⁽²³⁾。也有论文主要着眼于计量学派和历史计量学的方法。比如，吕萍和孙涛等人的研究⁽²⁴⁾。

二、福格尔及计量学派

陈振汉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福格尔和计量学派的方法进行了评述。在该文中，陈振汉批判了计量学派创始人福格尔在1964年出版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中所采用的“反事实度量法”。他指出“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的理论假设进行的逻辑推理，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福格尔正因为只是根据经济学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来研究铁路问题，所以不但看不见铁路的社会文化作用，而且连铁路的经济影响也不能全面考虑。”⁽²⁵⁾在他看来，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学派在60—70年代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史是失败的。1974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了《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两位作者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来分析和描述奴隶制经济，并且把当时种植园棉花生产的赢利完全归功于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归功于奴隶主和奴隶双方的优越的资本主义本质。在陈振汉看来，该书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把原始历史资料割裂开来加工处理之后再行利用，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是一部“完全脱离了原来社会历史面目的‘历史学’”⁽²⁶⁾。

关于福格尔的“反事实度量法”，吴承明认为，经济史应该主要研究那些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实，若能够把认识不清楚的实践通过研究认识清楚，那就达到了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在历史研究中，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他说:“历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论出来。”他认为，“统计分析很重要，计量学分析则有很大局限性。一个模型变量有限，许多事情只能假定不变，这不符合历史。”“历史现象，历史学家把它看成是因果关系，有时嫌简单化。计量史家把它看成是函数关系，那就太简单了。”⁽²⁷⁾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否认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用性。吴承明多次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不能定量的，也应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²⁸⁾。他只不过提醒学界同仁:“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²⁹⁾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福格尔及计量学派的文献。在1993年福格尔和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便有好几位学者对福格尔的贡献加以回顾性的描述⁽³⁰⁾。这些文章内容大同小异，其中，刘宏谊回顾的经济史研究的历史较长一些，涉及了新经济史之前的传统经济史研究。左建龙评述了福格尔和诺思的学术成就，目的是让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了解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观点⁽³¹⁾。荣朝和与柴为群分析并评论了福格尔关于铁路对于美国19世纪的经济增长并非绝对必要的理论，认为福格尔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创了计量历史学研究领域，在于为思考历史、评价社会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³²⁾。陈郁为文赞赏了福格尔，认为其贡献在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³³⁾。胡燕平从研究方法、历史中的平等主义、平等的形式、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平等化、政府的作用、转向精神平等和精神资源需求大众化等7个方面评述了福格尔经济学的平等说⁽³⁴⁾。卢周来也讨论了福格尔的平等说，并认为福格尔与“哈耶克们”观点并不一致⁽³⁵⁾。福格尔曾经多次来到中国，每一次都引起关注。记者们也是如此，多次采访福格尔并著文发表⁽³⁶⁾。总体说来，国内学者对福格尔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

关于计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还有两本著作值得一述。一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德(Roderick Floud)的《计量史学方法导论》(王小宽翻译)⁽³⁷⁾。这本书讨论了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介绍了一些基本统计和计量方法。该书初版于1973年，一问世就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除此书外，他还著有《经济史论文集》《1700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1700)⁽³⁸⁾。弗拉德本人就是著名经济史学家之一，他曾先后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讲授近代史和经济史。二是国内学者霍俊江写的《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该书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对计量史学的产生、发展、对象、方法论及发展趋势等作了系统的叙述和探索;下篇主要讨论可用于计量史学的一些技术手段。另外，魏峰对国外计量史学的发展进行了述评⁽³⁹⁾。蔡苏龙讨论了计量史学的优点和局限性，并指出其可以提高中国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效率。当然，电脑在计量史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⁴⁰⁾。赵淑梅认为计量史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党史研究的精确性，有利于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不过，从党史研究自身的特点和党史资料的局限来看，计量史学方法还不能成为党史研究的核心方法，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⁴¹⁾。

三、诺思及新制度学派

陈振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序言中评述了新制度学派代表学者诺思的同名著作。他一方面肯定了诺思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特色。他认为，诺思和托马斯“他们只是就历史事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明显相互关系立论，而不是要探索历史发展动力或事物之间的前后因果决定性关系”⁽⁴²⁾。吴承明在其著作和文章中也多处述及诺思和新制度学派。他说:“该派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个人、企业、国家都谋求收益最大化，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交换关系。国家给个人、企业设定产权，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为此订立契约性的规则，即制度。经济史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制度的长期变迁。”⁽⁴³⁾吴承明认为，诺思的理论对研究经济史很有帮助，“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历史是复杂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⁴⁴⁾。

对诺思及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国内还有很多论著涉及。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论著。对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观以及诺思的思想、观点，学者研究较多。诺思获奖之后，就有学者写了回顾性文章⁽⁴⁵⁾。美国的华人经济史学家赵冈认为国内的经济史学者过于关注运用实证材料来处理和分析经济史，而忽略了新制度学派在经济史观方面的特色。因此，他考察了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观及其成败得失⁽⁴⁶⁾。秦海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以及历史制度分析。在秦海看来，历史制度分析就是历史经济学，而历史经济学也就是历史计量学或者新数量经济史(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笔者看来，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学是不同的)。历史经济学发展了三代:第一代的代表学者是库兹涅茨和格申克龙;第二代的代表学者是福格尔和诺思等人;第三代的代表学者是约翰·奈和阿夫纳·格雷夫⁽⁴⁷⁾。陆军荣探讨了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过程中诺思的经济思想变迁，并认为该变迁有三个阶段:1970年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诺思的主要工作是将计量方法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史分析;1970—1980年，将交易成本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中;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以后，抽象出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且用经济史作为阐释变迁理论的素材。前两个阶段，诺思主要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后一个阶段，他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家⁽⁴⁸⁾。张军从诺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入手，通过梳理诺思的理论发展进路，对诺思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了客观介绍，并称其为一个“制度决定论”者，因为“他的经济增长模式完全排斥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一点与奥尔森的看法不尽相同⁽⁴⁹⁾。韦森则分析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特点并对诺思后期的理论转向，即从建构理性转向演化理性做了初步介绍⁽⁵⁰⁾。易宪容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归结为一种合约理论，并对其特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⁵¹⁾。李正图构建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逻辑框架。认为，该框架是由理论假设、制度类型和变迁轨迹三个部分组成的关于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骨骼系统”，这一“骨骼系统”可以运用于人类社会所出现过的各种组织的变迁的研究⁽⁵²⁾。杨光斌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用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解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多不能解释的方面，还在思维方式上改变了人们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因果关系的看法，诺思的成就来自于方法论上对统一化社会科学的努力。但是，诺思基于“本土化”观察而产生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异域制度变迁时遇到困难，而且，即使在解释“本土化”制度变迁中，由于只侧重于连续性变迁方式而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关键时刻，理论的解释力也遇到挑战⁽⁵³⁾。李建标、曹利群、卢周来、盖志毅等探讨了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悖论⁽⁵⁴⁾。刘和旺、颜鹏飞论述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过程。他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到“共享心智模型”的转变。90年代以来，诺思重点考察了认知、制度和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且逐渐提出较为完善的制度演化理论。这种深化和转变对制度变迁理论来说是一个较为可喜的进展⁽⁵⁵⁾。关于学习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刘和旺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细化。他详细论述了诺思为什么要引入学习，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学习和制度变迁有什么联系等问题⁽⁵⁶⁾。除此之外，刘和旺还研究了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进展⁽⁵⁷⁾。关于国家理论，刘和旺也给予了关注。刘和旺和单颖认为，诺思国家理论的贡献并不在于以制度制约权力或宪政的强调上，而在于他提出了衔接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经典问题——承诺问题，并在经济学文献中将国家权力、可信承诺和经济绩效问题一起考察⁽⁵⁸⁾。唐龙和黄新华学者对诺思的国家理论进行了述评⁽⁵⁹⁾。陈文申、白翠红等对诺思的国家理论做了解析⁽⁶⁰⁾。还有其他经济史研究者就诺思的经济史观、诺思的成就和困惑，新制度经济学、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之间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⁶¹⁾。

其二，比较性的论著。比较对象主要是诺思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比如，胡建渊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分析社会经济的根本制度，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更适合于分析具体的制度安排⁽⁶²⁾。林岗、刘元春、张宇比较了诺思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解释，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来自于生产力的变化。而生产力的变化又由两个因素决定: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存量;现存的社会制度为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存量在实践中应用所提供的空间。诺思不同于马克思，他是制度变迁动力的多元论者，而且强调人口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力⁽⁶³⁾。方竹兰思考了马克思和诺思在分析方法上的互补性，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系统分析、趋势分析、宏观分析，而诺思的分析方法是对马克思的补充，诺思的分析方法是特殊性分析、非正式制度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关系分析⁽⁶⁴⁾。只有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制度分析方法。另有学者比较了诺思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认为二人处于不同的时代，因而建构的国家理论有很大不同，但也有一些共性⁽⁶⁵⁾。还有学者比较了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诺思，即比较旧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贾根良从新制度学派和旧制度学派的比较入手，比较了凡勃伦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他通过对凡勃伦的传统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90年代以来的制度演化理论的比较，证明了两者在分析框架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凡勃伦的传统制度变迁理论所包含的思想比诺思9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具原创性⁽⁶⁶⁾。徐阳比较了凡勃伦和诺思的制度经济思想⁽⁶⁷⁾。林勇则比较了诺思和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以求借鉴⁽⁶⁸⁾。

其三，应用性的论著。比如，林毅夫探讨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⁶⁹⁾，并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中国农业的制度变化与经济绩效⁽⁷⁰⁾。吴敬琏对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就其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意义作了分析⁽⁷¹⁾。王玉海探讨了诺思“适应性效率”概念的内涵及其启示，并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之间贯彻了适应性效率⁽⁷²⁾。相反，田湘波、谭丰华却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缺失制度的适应性效率⁽⁷³⁾。刘经华从“诺思悖论”入手解释清代盐业的官督商销制。他认为，“诺思悖论”对于解释中国传统盐务管理体制何以长期陷入非效率的制度安排之下，提供了一种思路⁽⁷⁴⁾。林勇论述了诺思模型和中国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演进之间的关系⁽⁷⁵⁾。张宇燕翻译了三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引论、诺思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福格尔对诺思的学术成就进行客观评价。1995年华盛顿大学为庆祝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共有14人提交了论文。会后这些论文结集出版。这三篇文章选自其中⁽⁷⁶⁾。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因为不具有代表性，在此不赘述⁽⁷⁷⁾。

还有另外三位学者的论著值得一述:卢现祥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韩毅的《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和陈书静的《诺思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制度演化理论的视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于1996年首次出版，于2003年又进行了修订。它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转述和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该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制度的构成与起源、制度功能，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辟专节讨论了新经济史。卢现祥认为，新经济史的“新”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法论上的革命;第二，重新构造了经济学数据库，使人们对经济史的分析建立在科学可靠的数据基础上;第三，新经济史学家在更正和补充历史档案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对一些已被历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们“定性”的历史重大事件作了重新解释;第四，新经济史学家为研究经济史和制度变迁史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⁷⁸⁾。

在《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中，韩毅对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研究和概括。他认为，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和发展的。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和历史制度分析。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主要研究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考察的思路主要受经济学家科斯的影响:非市场制度主要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而存在的。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试图证实市场的广化和深化将伴随着经济增长。然而，由于构成其分析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不能对大量存在的非市场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新制度经济史学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同样，经济史也为制度研究提供了历史视角。故而，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史学于一身的诺思能运用新的理论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进行新的分析。最终，构建了一个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学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史学虽然对经济史研究做出了创新，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即在既有的分析框架内不能解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起源。为此，对制度的分析需要进一步深入。这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历史制度分析，其代表学者是格瑞夫(也译为格雷夫，Avner Greif)。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上的重要特征在于将博弈论理论和历史归纳法相结合。格瑞夫运用此法对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⁷⁹⁾。

《诺思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制度演化理论的视界》是博士论文成书。该书对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哲学基础、制度变迁的机制以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都做了描述和分析，并以演化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工具，从历史演化的视角对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学派进行了比较和研究⁽⁸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