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研究意义与文献综述

一、研究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行各业中的战略联盟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公司之间的合作也随之迅猛发展，然而，行业中的竞争比以前更加激烈。^[1]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给管理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据著名的安德森咨询公司的预测，在2000年之后的5年中，企业联盟所囊括的产值将在25万亿～40万亿美元之间，同时公司调查显示：10年前，没有参与联盟的大公司现在的平均联盟伙伴数已超过30家，不少西方大型跨国公司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企业扩展战略。IBM公司自1995年5月与戴尔计算机公司、思科系统公司等企业结成联盟以来，宣布合作金额已达300亿美元。美国商用机器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所建立的联盟伙伴关系达两万个以上（截至1992年）。^[2]然而，跨国公司实际的联盟经验表明，跨国公司战略联盟成功的比例并不高。Bleek和Ernst（1993年）发现，股权是国际联盟成功的比例少于50%，^[3]Hunt（1990年）的研究表明，国际战略联盟成功的比例为50%∶25%。^[4]这就必然要求对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以提高联盟的效率。因而，对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是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实践的必然要求。

对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也是战略管理理论丰富或发展的客观要求。教1971年哈佛商学院的肯尼斯·R．安德鲁斯（Kenneth R．Andrens）提出SWOT分析方法之后，安索夫^[5]于1972年在《企业经营政策》杂志上发表了《战略管理思想》一文，此后，战略管理理论经历了结构学派、能力学派、资源学派等学派的发展。这些理论部分注重外部环境分析，部分注重企业内部能力的分析，部分试图把企业内部与外部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企业竞争已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企业集群之间的竞争。这必然要求企业竞争的观念由以往的对抗竞争转向以合作为主导的竞争。而合作竞争的表现形式就是战略联盟。战略联盟学派也就成了战略管理理论的一个分支，而对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是战略联盟学派发展与成熟的客观要求。

研究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形成机制对于中国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有着指导意义。

首先，自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已在许多行业与中国企业结成了一定的联盟关系，它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已深入到中国的各个行业，它们与中国企业的联盟将影响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上的大型跨国公司将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这是由于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国民收入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长，增大了中国市场的容量，而巨大的市场容易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由于他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可能会采用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故对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有利于我国企业与外国公司结成联盟，对联盟进行管理，从而使我国企业能更好地从外国企业那里学到管理经验与技能，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其次，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结成联盟时，它们的动机各不一样，所采用的方式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对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可以有利于政府对它们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通过对跨国战略联盟形成动机的研究，可以了解企业结成战略联盟的动机，那么，政府就可依据它来制定恰当的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并制定恰当的政策对其进行管理，以便达到既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经济，又防止外资在中国进行投机，干扰我国经济的发展。

再次，对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有利于我国企业吸收战略联盟形成竞争优势的经验，对指导我国企业改革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会面临来自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集团的竞争，中国企业结成战略联盟能有效地利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有效地同外国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增强我国企业在本国的市场地位。同时，中国企业不仅要在国内站稳市场地位，还要在全球范围的市场中寻找到自身的价值。由于我国企业的规模偏小，技术相对落后，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经验不足，所以，在进入外国市场时，缺乏有效的进入方式。而采用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可以利用外国公司的经营经验，减少进入的风险。通过对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形成机制研究能有效地提高联盟的效率，确保联盟能够达到其目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调查的800多家参与战略联盟的美国企业仅40%维持了4年以上，战略联盟成功的概率并不高，这说明联盟的管理机制尚存在着缺陷。设计有效的管理机制可以提高联盟伙伴合作的几率，提高联盟成功的机会。所以说，对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形成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形成的机理进行研究，提出新的框架模型，对于我国企业的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战略联盟具有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文献，对于联盟研究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联盟问题，有从政治、经济、科技的，也有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的。而对于跨国公司的国际联盟问题，大多数文献是从对联盟的定义、形成动因以及实证角度予以论述的。对于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形成机制的研究则较为少见。从本人检索的文献来看，论述战略联盟形成机制的只有10篇左右，本书将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来进行综述。

（一）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有关战略联盟形成的文献依本人检索结果来看，只有如下几篇：

1．简兆权、李垣从非零和博弈的角度论述了战略联盟的形成机制。^[6]然而，他们仅仅定性地说明了战略联盟在形成过程中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没能从定量分析的角度予以说明。同时，仅仅从非零和博弈的角度来论述战略联盟的形成也与实际不相符合。

2．浙江大学的朱泽、徐金发等人把联盟周期分为设想、协议、协调、投资、巩固等阶段。针对这些阶段的特性，他们分析了联盟形成中企业主要活动与经理角色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

图1－1　经理角色与联盟企业活动关系图

资料来源：朱泽、谢颖、徐金发：《战略联盟的生命周期和管理》，《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年第5期。

3．西安交通大学的宋卫斌等人把战略联盟形成看成一个动态过程，从动态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决策评价模型，如图1－2所示。^[7]

图1－2　战略联盟组建的分析模型

资料来源：宋卫斌、苏秦、王刊良：《战略联盟与合作的动态评价》，《制造业自动化》2000年第7期。

这几篇文献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战略联盟形成的不同阶段的活动，但并没有论及战略联盟形成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上海交通大学的史占中在他的著作中分析了战略联盟形成的动因，并从交易费用、价值链和资源互补三个角度阐述了战略联盟的形成机理。^[8]

作者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战略联盟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组织结构，它有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同时分析了战略联盟通过以契约为基础，通过组织化的市场交易来协调联盟内部的矛盾。从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提出的价值链理论出发，分析了联盟企业之间的价值关联，利用这种关联来进行价值链的一体化，从而获取联盟体的竞争优势。从资源观的角度阐述了联盟企业之间的有形与无形资源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这种资源互补性促进了战略联盟的结成。^[9]从某种意义上讲，交易费用的降低、价值链的关联、资源的互补都只是联盟形成的前提条件，而联盟伙伴之间的合作竞争、相互博弈的过程，以及联盟群体系统的自组织过程才是联盟的形成机制。史占中的论著缺乏数理模型的说明，在解释战略联盟形成机制上存在缺陷。其他学者有很多是从战略联盟形成的动因角度来阐述战略联盟形成的，部分学者以具体的联盟如“制贩联盟”为前提来说明战略联盟的管理注意事项。虽然这方面的文献较多，真正形成理论体系的论著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有关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既没有对战略联盟进行严格的界定，也缺乏对若干结论进行理论推理的过程，更缺乏实证检验。此外，从国内学者的有关文献来看，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还停留在对国外研究成果介绍的阶段，因而它们的相关思想和方法可以通过对国外学者的文献综述来把握。

（二）国外学者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关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形成机制的研究并不多见。相关的研究散见于以下几个方面：①研究战略联盟形成过程模型。②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联盟的博弈结构。③研究战略联盟形成与成功的影响因素。Arino和Torre（1988年）、Parkhr（1993年）、Ring和Ran Deven（1994年）表明关于联盟研究重点应该从学习如何建立合作协议转向如何成功地管理这些组织间的动态关系。^[10]Gulati（1995年）、Parkhe1（1993年）Ring和Van de Ven（1994年）认为先期的文献都倾向于结果、管理结构的研究，没有意识到过程的重要性。Kogut（1988年）对联合企业完整的发展过程作了最早的描述。他认为联合企业发展要经历创造、制度化、终止三阶段的生命周期。另一早期的关于合作协议的发展来自市场理论，Dwyer et al关于识别买方——卖方关系的研究。他提出了五项关系发展过程：知晓；由吸引、交流、讨价还价组成的探索、公平的资源分配、标准和期望的发展；扩张；含蓄或明确的对持续、经久、一致投入的承诺；解散。Van de Ven和Walker（1984年）从交换结构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发展过程，他们认为是创造、成长、衰退这样三个过程。Zajac和Olsen（1993年）从交易成本价值的角度检验了内组织战略，提出了三个阶段，他们认为，第一阶段是初始条件的设定；第二阶段是进行阶段，在这一阶段集中在能创造价值的正规或非正规的相互强迫遵从的规则相联系的行为；第三阶段是重构阶段，在这一阶段承担了内组织战略的重定义，这一种定义是由实际与期望价值创造的缺口而引发的，又导致了对关系的重新评估。Newman（1995年）提出了另一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由谈判、计划、执行所组成的伙伴水平阶段、联合企业水平的自我开始阶段。

Judth M．Whipple和Robert Frankel于1998年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战略联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研究，他们把战略、过程、运营管理三者结合起来考虑，提出了一个新的形成过程模型，这一模型具有实际的操作意义。在他们的模型中，过程是由需要的知晓、搜索、选择、决策、执行、管理和评价等这几个阶段的构成。在不同的阶段相应的战略与运营管理也不一样。其模型如图1－3所示。

这些研究对战略联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而联盟的实践过程却要比这些模型复杂得多，并非按一定的具体步骤来进行的，更没有明显的界限。同时，这些研究也并没有指出联盟形成的内在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怎样推动联盟形成的，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学者建立了一些数理模型来分析联盟的均衡结构。

图1－3　战略联盟的形成过程模型图

Karl Morasch^[11]在他的研究中把联盟看成一个斯坦博格尔的卡特尔结构来进行研究，他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具体地分析了几个公司在竞争中结成单个或多个联盟的利益关系，指出了联盟体对联盟外的公司的影响以及竞争与成员企业数量的关系。从他的分析来看，战略联盟伙伴的收益并不一定会高于联盟外的企业。但Karl Morasch的研究忽略了联盟伙伴之间的合作会降低联盟伙伴的经营成本问题，仅仅通过固化的契约来讨论利润分配结构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更多的学者是以研究开发的合资公司为基础来探讨联盟的利润结构的。

Mortoni Kamien，Eitan和Isreal Zang在1992年研究了n个公司就组建合资公司进行博弈的结构。从结论来看，建立竞争性的研究合资公司减少了技术提高的均衡水平、增加了均衡价格。同时，在研究开发阶段合作的合资公司产生了更高的生产者剩余，其他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研究对于说明战略联盟形成的博弈过程、利益驱动机制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大都只研究了一个市场，而对于跨国公司的经营而言，它们所面临的是全球性的市场，存在多个市场结构。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影响国际战略联盟的影响因素。

Zeira Parker和Vadlaman在1994年以及Parkhe在1993年和Slowinski Farris Jones在1993年推断研究文献没能有效地把战略联盟结合前与结合后的情况接合起来进行研究。很多学者从东道国经营环境，包括政治风险、文化相似性、管理实践与工作标准、工业环境和资源及设备的可获性、劳工关系、市场条件、相对生活标准、金融机构、人口统计、制度环境与公平系统，东道国税务、会计制度以及货币限制等东道国政治对外国投资者的文化态度、伙伴选择、公司兼容性、行业的相似与互补，战略适应与运营适应性（包括信息交流与管理方式）国内信誉、国际信誉和文化适应。公司相对规模、财务状况与价值创造的潜力、技术能力、资源、其他互补的知识形式、接受变革的意愿、信任与机会主义倾向、兼容目标与执行时间表、多种新的人力资源承诺、所有权的相似性，协议与法律文献、确保理解的法律文件、生产设备与后勤保障、财务与资本结构项目、补偿和其他个人观点、股权联盟时间结构；包括（冲突处理的方法、伙伴的相对贡献及控制权分配、易理解的商业计划）等方面来研究，在此基础上，Yaram Zeira，Willim Newbury（1999年）在就国内的股权联盟与国际购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影响因素模型。^[12]

Keith W Glai Sten／Peter J Buinley研究了英国企业国际联盟的表现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13]他们认为，影响国际联盟成功的因素有文化差距、先期的关系、分析的深度、伙伴间活跃的竞争、其他长期的关系、伙伴对联盟管理的态度与观点、伙伴的表现与行为和联盟的整合等因素。他们对这些因素与联盟成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的结论是对国际联盟的过程进行越仔细、深入的分析，联盟获得成功的表现的机会就越大。而最重要的是联盟过程管理的观点和联盟伙伴的行为与表现达到预期的特定方式。发展信任关系、减少机会行为给了联盟伙伴之间的关系一个潜在的合理定位。即建立信任的关系、防范机会主义的行为是联盟进行管理，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忽略了联盟形成的内在动因与作用机制对联盟成功的影响。由此可见，国外关于战略联盟形成机制的研究虽然定性与定量模型的建立与分析都具备，但是，在研究中都忽略了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时，都缺乏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联盟形成的过程问题。虽然文献众多，但这些研究都还缺乏系统性。

（三）关于战略联盟形成机制研究的相对不足

无论是从国内文献还是国外文献来看，对战略联盟形成的研究都还显得不足，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还有待完善与系统化。对于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形成的内在作用机制到底是哪些机制，它们又是如何导致联盟形成的，在理论上的解释还不够。

依据内在动因与作用机制原理可能衍生出哪些关键性的影响联盟成功的因素，这些因素又如何在起作用还不是很明确。如何对于战略联盟进行管理的研究更显不足。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足，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关于战略联盟形成的理论有很多是借鉴经济学的理论，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学还是后来的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它们的假设前提都还是“经济人”的假设，把人看成一种理性的动物，因而在研究时都是以利益与成本为其研究框架，围绕利益在进行博弈，因而没法解释现实的联盟实践中的一些非理性的联盟现象。经济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以企业及企业中的人为对象的，在研究时往往以强行假设来割断企业间、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联系。这些研究模型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解释，与实践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另一个支柱是管理学与有关理论，管理学的理念有部分是从经济学中借鉴过来的，受经济学的影响，同时，管理学自身存在着定量解释不足的缺陷。

第二，由跨国公司所面临的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所决定的。跨国公司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新经济环境下经营的。新经济呈现以下一些特征：不断地技术创新使企业知识创新周期缩短，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关注以及需求的变化迅速迫使企业能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网络的普及使企业的信息获取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不断提高等。^[14]在全球市场环境下，跨国公司战略联盟本身所面临的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更新的环境，环境的变化、技术的进步改变了原有理论的适用环境，因而用以前原有的理论来指导联盟实践也必然会存在不足与缺陷。同时，联盟企业的管理者的知识结构也是以传统的、已有的理论为框架构成的，依据波特的竞争理论，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在联盟中，伙伴间进行合作，但更多的是竞争。它们通过谋求成本优势与差异化来谋求竞争优势，合作往往难以达到预定目标。管理者还缺乏可以借鉴的对联盟进行成功管理的经验。

第三，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形成机制本身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其研究不足与缺乏。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往往涉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又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构成，即使多个主体都意识到联盟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也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合作行为较少出现。这本身说明了战略联盟的形成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联盟本身的合作要求主体在一些具体的协议上达成一致意见，而任何契约的签订都是要付出很大成本的，对于联盟谈判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体制，股权协调机制、决策机制等要求较高，而联盟如何随联盟内外部环境的改变来进行变革，更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因此，对于战略联盟形成机制理论必然会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多种理论框架，只有系统地归纳与总结多种理论才能得到较为全面的解释，否则只能是片面的。战略联盟的形成理论涉及交易成本理论、战略缺口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价值链理论、组织理论、战略选择理论、资源管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等多个方面。

第四，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对于联盟形成的解释能给出指导性的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本身就强调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强调天人一体的思想。

第五，它还受基础科学、数学科学发展的限制，现有的数学工具对于一些复杂的非线性的高次方程还难以求解，这也限制了战略联盟形成的模型的建立，大多的文献都是从线性方程、简单的非线性方程来予以解释的，而实际的成本方程、需求方程应该是一个非线性的高阶方程，这也必然使得其假设不能很好的与实践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