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2．1．1　国外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从早期空间分析体系承认产业集聚的存在，到马歇尔对产业集聚原因的分析，再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的三次产业集聚研究高潮，产业集聚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过程。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大体基于以下视角：

1）关于产业集聚的概念与内涵

国外关于产业集聚概念和内涵的讨论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创新研究等众多学科，形成了许多内涵相似、但分析角度和表述方式不尽相同的概念。第一个阐述产业集聚理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鼻祖马歇尔（1890）。他在《经济学原理》中从定义外部经济概念入手界定了地方性工业集聚的内涵，后人称之为马歇尔集聚。这个概念不仅反映了企业和产业集聚的地理特征，也反映了“一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特点。早期对产业集聚概念的界定，较为关注与产业相关的生产联系，而忽视了地理接近性。熊彼特（1934）在早年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时，认为创新集群和增长非周期性要素也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由于熊彼特的“创新集群”概念是在研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而对创新集群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与经济波动，尤其是经济长波相联系，这与后来学者所关注的地理集群与产业集群的概念存在着一定差异。

当集聚演化到呈现出高度地理集中时，产业集聚概念便与地理特征结合到一起，于是地理接近性就成为界定集聚的基本特征之一。波特（1998）认为，产业集群是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企业及机构在地理上的聚集体。这个概念突破了产业区理论所热衷的投入产出系统概念。但是，由于地理规模和内在社会经济机制的巨大差异，不同研究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表述这层含义，使得这个概念变得模棱两可。Swarm等（1996）认为，产业集群是同一产业中的大量企业位于同一地理区域。Baptista等（1998）则把集群定义为坐落于一较小区域、在地理上高度密集的关联企业。随着新兴工业国家产业集聚现象的兴起，这些国家的研究人员也在努力把产业集聚概念一般化以适应本国的产业集聚状况，主要表现在逐渐放松了一些早期新产业区论者所秉持的关键概念如“弹性专精”、“地方网络”、“当地根植”、“中小企业主导”等对产业集聚的限定。如韩国工业地理学者朴杉沃把新产业区定义为“新兴贸易取向性生产活动以一定规模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聚集”。

集聚是现实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而经济活动最终体现在产业上。自然，产业特性就成为界定产业集聚的另一基本特征。由于产业特性作为反映集聚内部企业和各要素之间的联结模式，其表征并不统一，由此带来了对产业特性描述的差异性。Bacattini（1978）从生产的角度强调了产业集聚在集聚过程中基于社会网络的企业间分工与协作的互动关系，并把产业集聚概括为“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Storper（1992）强调了产业集聚的贸易特征和企业间资源的依赖，并将产业集聚定义为“以贸易导向的经济活动为主体，在空间范围上有界的区域，它存在独特的经济专门化特征，或者以资源相关型产业为主，或者以制造业为主，或者以服务业为主”。莱德曼（Redman，1994）和波特（Porter，1998）则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界定产业集聚，前者将集聚定义为围绕一种或一系列相似产品生产链的地理集中，后者认为产业集聚包括一系列相关联的产业和其他一些与竞争有关的实体。一些学者以集聚内部企业间的技术联系作为联结模式来界定产业特性。如伯格曼和菲赛（Bergman，Feser，2000）在对美国23个集群的研究中所运用的产业集聚概念更倾向于注重其技术联系；希尔和波任南（Hill，Brennan，2000）则将竞争性集聚定义为竞争性企业地理集中现象；纳什本尼（Nassimbeni，1998）在界定区域产业系统时，认为区域产业系统是在技术、生产层次上彼此联系的众多企业位于某一有限地理区域内而形成的一个网络，在网络内部，企业、公共机构和当地行业协会之间存在广泛的互动和协同。也有一些学者只是笼统地强调集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重视具体的联结模式。如吉勃森（Gibson）等认为，集群是一些企业由于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繁荣兴旺的聚集，这种互动或通过竞争、或通过合作、或通过充当价值链中的供应者与顾客来实现；罗森菲尔德（Rosenfeld，1997）将产业集聚定义为“相同或相关企业松散的地理集聚，并能产生协同效应，则企业基于它们的相互依赖进行自我选择进入集群来增加经济活动和促进商业交易”。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试图以“纯理论”的方式来界定产业集聚。如工业区位经济学家韦伯（Weber）⁽⁵⁾认为集聚经济是指集聚因素在经过初级阶段（仅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集聚优势）上升到高级阶段（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后形成的产业集群。由于这一概念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虑，因而缺乏一定的现实性。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产业集聚概念的界定应适当泛化，而不应拘泥于地理特性和联结模式⁽⁶⁾。

2）关于产业集聚的成因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谈到的分工与市场范围、行业发展与市场竞争环境的关系就包含有产业集聚思想，他指出人类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分工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根本原因（斯密，177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分工与协作利益的论述可以看做是产业集聚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产业总是坐落在一定的区域空间上，一定的劳动空间必然有一定的产业与之相对应。同时，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内部分工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接着，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分工会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以及协作可带来规模经济效益。马歇尔（1890）认为外部经济性与规模经济的存在是产生集聚的经济动因。他指出，正是由于产业集聚可以带来外部经济性，使得产业集聚成为可能。这里的外部经济性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工业区位经济学家韦伯（Weber）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他在《工业区位论》（1909）一书中，把区位因素分为两类，即影响工业分布于各个区域的“区位因素”和把工业集中于某地产生的“集聚因素”，其中集聚因素在经过初级阶段（仅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集聚优势）上升到高级阶段（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后才形成产业集群。韦伯用临界等运费曲线的定量方法对产业集聚规律进行了纯理论研究，指出集聚的形成是各个厂商为了追求集聚的“好处”（成本的节省）而自发地实现的，因而只有当厂商为追求集聚的“好处”而迁移所增加的运费小于或等于迁移后因集聚而使工厂所节省的成本时，集聚才可能产生。⁽⁷⁾随后，胡佛（Hoover，1975）从企业区位选择等角度对产业集群进行了研究，通过细分运输成本，修正了韦伯的理论，提出了终点区位论和转运点区位论，并把产业集群看做是具有“集聚体”规模效益的企业群体，聚集的主要成因是内在的规模报酬、本地化经济和都市化经济。奥古斯特·勒施首次对集聚区进行了分类，并且分析了集聚的特点和成因，指出公共基础设施、外部经济、基础工业为辅助工业提供的生存前提和偶然性（如首都指向、交通枢纽指向也产生集聚）是产生集聚的原因⁽⁸⁾。

波特（Porter，1990）则从竞争角度来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认为产业的地理集中是竞争而致，集聚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波特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项环境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和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这四个决定因素形成一个“菱形构架”，即钻石模型。他列举了产业集聚的大量例子以说明相互强化国家竞争力的产业都会出现集聚，其原因通常是因为在一个国家的钻石体系中，每个关键因素都具有地理集中的含义。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5）以传统的收益递增理论为基础，在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这种循环累积过程使产业集聚一旦产生，就能自我增强而持续下去。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lock－in）效应，集聚的产生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当然，产业集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于是他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结合起来，用“中心—外围模型”⁽⁹⁾证明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克氏关于集聚的理论框架招致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一些学者认为他不过是重复了韦伯、马歇尔以及其他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如他关于历史事件的“锁定”就与阿瑟的“新增长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他的观点也难以解释对运输成本并不敏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现象以及交通通讯技术发展带来运输费用的普遍降低与产业群仍然构成世界产业空间格局这一悖论（朱华展，2003）。

国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产业集聚与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密切相关。Hanson（1998）、Forslid等（2002）认为，贸易成本的降低增加了产业集聚且有转移集聚中心的效果；Venables等（1996）证明了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贸易成本降低可能导致一些产业发生集聚，但另一些产业可能因回应要素价格的差异而分散；Forslid等（2002）建立了一个大规模可算一般均衡模型，仿真模拟了欧盟贸易自由化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Markusen和Venables（2000）、Barrell和Pain（1999）、Head和Swenson（1994）分析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集聚现象及其原因。

齐尼茨（Chinitz）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来研究产业集聚的形成，认为企业与产业组织是决定集聚经济的关键因素，并分析了其影响区域发展路径，以及影响学习、创新和企业家集体等的过程，所以中小企业集聚的地区往往能够超越大企业、单一产业地区的经济绩效（Feser，1998）。Torstensson（1996）、Amit（1997）、Antonio Ciccone（2002）、Glaeser（1997）等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认为产业集聚是高生产率的结果，同时也是高生产率的原因；产业集聚与公司生命周期相关，公司破产的速率决定着产业集聚。Baldwin（2000）、Sanz（2000）、Forslid（1999）等从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角度来研究产业集聚，认为降低货物交易成本的政策会鼓励集聚。而克鲁格曼的集群模型则从理论上证明，产业政策可能是地方产业集聚产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不过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聚形成、演变的因素之一。Scott（1992）沿袭了“柔性专业化”导致劳动社会分工加强的观点，并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产业群的形成机理。他认为，在劳动社会分工日益加深的前提下，企业间的交易频率增加，并进而导致交易总费用上升。由于交易成本与地理距离成正相关，企业通常在本地寻找交易对象，从而促成地方企业集聚的形成⁽¹⁰⁾。Palivos和Wang（1996）却提出了促进产业集聚的六种向心力，即知识的溢出效应、地方公共货物的供应、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消费和生产结合的外部性、与不同代理商的贸易获益。

随着创新网络的兴起，网络论者认为，创新网络可以有效降低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克服单个企业从事复杂技术系统创新时的能力局限，从而使其成员获得“正和游戏”带来的收益增长（Debresson，Amesse，1991）。因此，为了提高创新收益，创新主体（企业）需要在地理上与相关知识源邻近，以便与之进行频繁互动来获取所需隐性知识（这一逻辑在费尔德曼的创新地理学、伦德维尔的互动学习理论以及冯·希培尔的“黏着信息”概念中都有所体现）。这样企业倾向于与其关键互动学习对象在地理上接近，而且这种接近的必要性随着学习的难度——以技术复杂性和合成复杂性衡量的增加而提升，那些涉及新兴技术和复合技术的创新活动尤其具备地理集聚的内在动力（Carrincazeaux et al．，2001）⁽¹¹⁾，这就是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产生的重要原因。

3）关于产业集聚的学习、发展与竞争优势

受集聚区核心产业兴衰、区域环境、市场竞争、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业集聚也存在一个形成→发展过程。由于集聚在演进过程中不仅内生地引发出一些矛盾（如拥挤效应、柠檬市场效应和过度竞争导致集群成长逆转现象），抵消集聚固有的优势，而且来自外部的因素（如技术不连续性或市场需求的变化）也会对集聚的发展甚至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关于集聚学习、发展和竞争优势的论题越来越成为理论家们研究的焦点（魏江，2003）。

波特（1990）认为，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集群动力的函数，而集聚动力是集群“钻石”四大元素之间互动的函数。集群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集群提高了群中企业的生产率；②集群推动创新，为将来的生产率提高做准备；③集群促进新企业和新服务的形成。他还用“菱形构架”（要素条件、需求状况、相关产业、企业战略）来说明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性，指出地理上的集中能够促进四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菱形”构架系统产生活力。Padmore和Gibson（1998）则在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为区域集群构建了一个创新系统框架⁽¹²⁾，集群的竞争能力取决于这些要素的优化程度。克鲁格曼（1991）认为，在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快速变革而导致内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集聚经济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垂直和水平外包生产活动来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化，因而聚集性经济更具外部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潘迭等（Pandit et al．，2001）在讨论与集群优势相关联的外部性因素时，认为集群固定性资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影响集群的动态竞争能力。巴普提斯塔和斯旺（Baptista，Swann，199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处于集聚内部的企业比外部孤立的企业更具创新能力。卡佩罗（Capello，1999）通过对特定地区的实证分析得出，集群学习出现在小型或微型企业和具有动态突破性产品创新的企业之间，并且运用回归分析验证了集群学习与小企业突破性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从而也验证了产业集群可以加强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假设。凯姆格尼（Camagni）认为，创新是企业—客户—供货商之间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的过程，而区域集体学习主要依靠企业间的联系和结网，以及通过地方劳动力市场内部的熟练劳动力流动来完成。

根植性一直被认为是集聚优势的重要来源，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过于强调区内网络而忽视区际网络的观点表示怀疑，认为集聚的外部联系对于集聚竞争能力的培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Keeble和Wilkinson（1999）认为，集聚中企业长期的集体学习和连续的知识积累可能会使整个集聚被一条日渐没有竞争力的技术轨道“锁定”，因而向外部知识源学习对于创新环境的持续成功而言就非常必要。Belussi和Arcangeli（1998）在考察了网络结构的灵活性和网络学习能力的相互关系后也指出，具有结构刚性的网络容易陷入静态学习的误区，而具有高度弹性（成员频繁变更、关系类型重组及空间范围扩大等）的网络则往往能创造性地学习，从而动态适应高度混乱的技术环境。Macevily和Zaheer（1999）从企业层次上论证了长距离联系的重要性，认为企业信息网络结构影响其异质竞争能力的获取，一个无冗余联系的网络可以给企业带来丰富的新颖信息和创新机遇，而这种网络的节点在他们看来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和专业圈子内运作的。Perulli（1993）在分析产业联系的演化时，指出区域不仅包括正式的集体交易，而且也包括各种形式的非正式交易、协议以及有关人文资源培训和管理、劳动市场与经济政策等规范和实践的共享。当生产体系在区域群集时，主要的竞争优势可能在区域水平上被发现。Harrison（1997）强调新产业区并不是传统的产业集聚现象，它们之间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即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关系在地方的、非经济制度中的根植（embeddedness）⁽¹³⁾。

人文因素对产业集聚的效率和竞争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萨克森宁（Saxenian，1994）通过对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带的比较研究，认为导致这两个起点、技术和市场相同的信息产业集群竞争能力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者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硅谷因为具有集体学习、网络合作和鼓励冒险的创新文化而适应了剧烈变动的技术环境，而128号公路地区则因为崇尚集权和传统、鼓励稳定和自力更生的僵硬文化而急剧衰落。Storper（1993）在区域水平上分析了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生产网络中提升技术活力的社会关系和制度，认为地方化规则、制度、实践和“习俗”是支持生产体系地理集中的关键因素。康狄和杰凯瑞（Conti，Giaccaria，2001）认为，集群企业间的关系以及企业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市场关系，而且还明显地依靠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识的因素，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奠定了相互交流、集体学习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基础，否则劳动社会分工和相互合作就不可能发生。新产业空间学派认为，产业集聚本身就是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产业群需要以现有的社会文化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制度安排，以此来克服市场失效（Scott，1992）⁽¹⁴⁾，因为这种动力具有“非贸易的相互依赖”（Untraded interdependences），即习俗、非正式规则和习惯对经济因素起协调作用，尤其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条件下（Isaksen，2001）。格特勒（Gertler，1995）认为，合作关系虽然受市场利益的驱动，但一些文化、价值和目标上的一致性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威尔肯逊和尤（Wilkinson，You，1992）的观点进一步表明，“在理性的自我利益难以确定时，社会规则可能发挥作用。如果社会规则惩罚欺骗者，而且如果众多的人遵守这些准则，受到报复的威胁可能有效防止不合作行为”。汉森（Hansen，1992）把信任看做是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的捷径机制。巴格切瓦（Bagachwa，1997）认为由亲戚、邻居、朋友、同学、宗族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等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市场联结、信用程度等在地理接近条件下，对降低交易成本、信息交流等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Scott和Mattingly（1989）通过对南加利福尼亚州飞机生产集聚体的研究，指出空间集聚不仅是大量转包的结果，而且通过转包过程中面对面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

除了以上一些主要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产业集聚进行具体的经验和现象研究，如Glasmeier（1991）的瑞士钟表产业群研究，Best（1990）、Pykeand Sengenberger（1992）、Cooke和Morgan（1992）的意大利第三产业区研究，Hayter和Patchell（1993）的设菲尔德餐具产业群研究，Saxenian（1990，1996）和Scott （1992）的硅谷现象研究，等等。最近围绕产业集群现象所展开的研究还包括集群企业的竞争范式研究（如Devi R．Gnyamai，Ravindranath Madhavan，2001），柔性生产对企业集群的影响（如Sanjeev K．Bordoloi，William W．Cooper，Hirofumi Matsuo，1999），集群企业间合作的风险研究（如Boris F Blumberg，2001），集群企业的知识创新和传播研究（如Alice Lam，1997），以及对集群本身的模式研究（如Ian R．Gordon，Philip Mccann，2000）等。

总之，作为产业布局理论的一个特殊分支，国外产业集聚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集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政策与实证研究等方面，并经历了古典时期、新古典时期和社会制度时期三个逻辑阶段。在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学者们所关注的是单个企业选址和产业地理分布问题：从屠龙第一次从区位研究的角度提出农业生产布局是由级差地租决定的，到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开启产业集聚研究之门，再到韦伯第一次将集聚理论体系化，最后到胡佛通过细分运输成本修正了韦伯理论，古典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只是初步建立了以成本为核心、空间距离为度量的一般分析框架，因而只能称之为规范区位理论。而新古典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则是在规范区位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下引入企业间关联这一因素来揭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Isard）的产业联合体理论（Industrial Complex）⁽¹⁵⁾、法国经济学家帕鲁（F．Perrour）的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¹⁶⁾、瑞典社会学家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¹⁷⁾等等。与第一阶段的规范区位理论相比，新古典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开始从研究经济环境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转向研究企业之间的关联状况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且开始关注产业集聚的外生性的技术因素，因而其所显现的理论更具张力，也更具参照价值。规范区位理论和新古典框架下的集聚理论虽然对产业集聚现象做出了不少开拓性研究，但是这两类理论仍然无法圆满解释现实中产业集聚所展现的种种特性，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集聚的出现。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即改变了新古典模型制度不变的假设，认为制度变量是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参数。正是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启发，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把社会学家用来分析社会群体行为规律的网络理论引入了经济分析，用来研究企业相互合作、协同发展的企业关系，企图突破新制度学派假定企业之间交易无摩擦的假定。网络理论的引入使产业集聚理论与区域间贸易理论在一定层面上结合起来成为可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该理论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这个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又称为网络集聚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产业集聚是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需要不同学科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因此，三个阶段不是截然分离的，甚至在不少研究中是相互交叉、重叠、延续，因而这种划分也只能是笼统而宽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