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其接踵出现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像一朵朵常开不败的艳丽之花。综观国内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在2010之前的研究主要包括“历史进程”“理论轨迹”“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等这样的字眼，很少看到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逻辑的著述问世；在此之后，相关研究则愈加深入。

国内研究情况，在2010年之前，在所能查阅的中文资料范围内，直接研究或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逻辑的论文有10多篇，著作有8本。这些著述中，大部分研究者或是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加以区分，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描述过多而对内在逻辑关注不够。其中，直接研究的有魏胤亭、杨东合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间接研究的有安启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陶德麟、何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田克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赵麟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读》（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安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孙伯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7本著作。另外，直接研究的论文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运行逻辑结构探微》（杨东，《长白学刊》2007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走向——试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意义》（魏胤亭，《天津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内在逻辑》（刘海涛，《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1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研究》（孔朝霞，《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改革开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理论逻辑》（张传平，《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体系探析》（李键，《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范式》（张正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逻辑》（陈超，《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赵丽华，《学习论坛》2008年第6期）、《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发展》（王向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统一律》（周治滨，《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等10多篇；间接研究的论文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杨耕，《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杨瑞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问题》（赵凯荣，《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汪信砚，《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综述》（王思义，《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年第4期）等10多篇。

从上述文献研究的方向来看，可以分为五个比较明显的类别：

（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逻辑的研究分析。以魏胤亭和杨东在2007年合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为例，书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维度等做了重点论述，但未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加以区分。杨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运行逻辑结构探微》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运行结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运行机制所作的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严整的概念，有其自身运行的逻辑主体、客体、内在运行的基本轨迹和逻辑结果，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运行逻辑，既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找出其基本的规律，也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和魏胤亭相同的是，杨东同样未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加以区分。都培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一文中以毛泽东思想为起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的历史逻辑，指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儒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中国农民运动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这对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2）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某个具体理论的内在逻辑的研究。以魏胤亭在2004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走向——试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一文为例，文章认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最新成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历史命运，总结和概括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逻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刘海涛在2007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内在逻辑》一文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围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以人为本”是其核心内容。

（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研究。这以孔朝霞在2008年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研究》一文为代表。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始终贯穿着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统一的内在逻辑。深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赵丽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和体系构建》一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应遵循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首先要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范畴、中心范畴和内在逻辑结构，然后再进一步拓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4）对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的关注。这以郭建宁于2009年11月在人民网发表的题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一文为代表。文章从以苏为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大关系”到“十个结合”，从统筹兼顾到科学发展观，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梳理了这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线索，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张传平在2009年发表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理论逻辑》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方面的内在理论逻辑：一是树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把“老祖宗不能丢”与“说新话”结合起来；二是树立科学的国情观，把立足国情与放眼世界结合起来；三是树立具体的结合观，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四是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发展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马克思主义。张传平认为，正是这四重逻辑的内在统一，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5）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分析其逻辑进程。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指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李键在2007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体系探析》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生前没有为其学说建立起自己的逻辑体系，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在中国建立一个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出发点，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为基本内容的系统化结构，因此，把握他们哲学思想的逻辑线索和基本结构，重点应放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同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及其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把握上。张正光在2009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范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在这一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围绕“回答什么问题，怎样回答问题”的主线，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点，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表达方式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指向。主题、主线、基点、表达方式和逻辑指向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范式。

2010年至今，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的论文论著有所增多，研究的深度和细化程度不断提高。论文以王南湜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双重逻辑及其意蕴》最具代表性，文中指出：“试图以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这种双重视角去予以阐释。”^[9]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推进逻辑，见解十分深刻。著作以陶德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和王南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为代表。前者从理论与历史研究（也即深刻的本质规律与历史规律）层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推进，^[10]后者是“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11]及其所呈现出的历史规律予以揭示，二者都给人以新的启示。

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经历了最初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拒斥普遍规律的异端”，改革开放后则逐步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

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在其《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是意味着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12]费正清的学生、美国汉学家史华慈在其《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成分和中国传统成分之间进行拆分组合，他沿着这两种成分经纬线比对分析得出结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中国成分仍然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13]专门研究毛泽东的美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粗拙的东西”，“只是两条脉络，时而侧重某一面，时而又混杂着各种意向”^[14]。施拉姆曾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问题”。所谓“内部问题”，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普世性价值观和特殊性原则在各种文明中具有不同的展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理解也逐步出现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一些“左翼”青年学者批评西方汉学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拆分为中国成分和马克思主义成分的学术套路等于是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洗了个硫酸澡^[15]，他们强调说，首要的任务是抓住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提倡从既成事实出发、追溯历史原因的思维方式，注重从实地考察和史实考证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澳大利亚汉学家尼克·奈特提出要站在当代生活的现实基础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如何理解，西方评论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第一种说它因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第二种把它说成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一个花招，而他则认为，还能够做出第三种解释，即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运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16]奈特的这种比较贴近实际的说法得到了西方一些汉学家的赞同，其正在成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种逐步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尽管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有些不同看法，但他们却有着重要的一致性，即都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中国化”的了，没有必要再“中国化”了，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较少提及。

综上可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述文章颇多，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加以区别，并从历史进程中把握内在逻辑的著述和文章还比较少。有些研究者单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体系来把握，忽略了历史进程；有些研究者则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进行内在逻辑的研究，忽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

本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作为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四个逻辑特征，其对于理解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