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的观点

6．1．1　综合的观点

城市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是人对自然改造的结果，是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表现。城市面貌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形象表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经济水平，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活习俗，造就了五彩缤纷的世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城市。

因此，研究城市形象，了解各项城市建设政策对城市形象产生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只能放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来考察，才可能使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对今后建设更有指导意义。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形象必然受到上述诸因素的制约。政治，最根本的是政治制度，当然也包括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军事形势、领导人的决策等。经济主要反映生产力的水平、国家财力、由政治制度带来的经济制度的变化、分配方式等。文化是指在政治、经济形势下形成的主要社会思潮，人们对城市需求和现代文明的认识，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对精神文明的追求，科学技术发展对人们的影响等。这些因素是互相渗透的，其对城市的影响与制约是不平衡的，最根本的制约还是经济基础。但是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政治因素往往起决定作用，尤其是领导人的决策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城市设计所制定的政策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果，政策的制定只能通过对诸多矛盾的分析与权衡，选择理想的“门槛”，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在理论上应该统一，但实践证明这种统一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其侧重点是不同的，不可能绝对平衡。因此，政策只具有相对合理性，随着城市发展变化需要不断调整。城市规划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主宰城市的“救世主”，面对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只能是城市建设决策的“参谋”、正确舆论的宣传员。其责任是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作出最佳选择，以此来影响决策者，并向社会作宣传、呼吁，争取社会的认同，引导城市健康发展，把对城市形象塑造的有利因素大加发扬，将损害城市形象的因素减小到最低限度。总结历史经验，不能脱离当时的大背景，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观点去批判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规划工作者，不仅要具有精湛的城市设计专业素养，而且应该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1）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的变迁

长安街是北京最重要的一条街道，是政治、文化中心集中体现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不像南北中轴线一样是笔直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追溯到元大都的建设，忽必烈于至元元年（1264）即位后迁都原金中都旧址“燕京”，称中都。3年后，决定放弃旧城址，在其东北另建新城，至元8年（1271）正式改国号为“元”，命名新城为大都。1276年，大都城墙建成，元统治者将在金中都旧址的衙署和店铺迁入大都，1283年城内建设已初具规模。大都城是按《周礼·考工记》规制建设的最完备的封建都城，它的建设奠定了北京旧城的基础。北京是大平原，因而完全有条件建成一个矩形城垣。东、西、北三面城墙按规划顺利修成，但是在南城墙修建时却遇到了障碍，在城墙西南处（现六部口西电报大楼南）有一庆寿寺挡住去路，该寺有先祖留下的海云、可庵两座国师塔，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是谁也不敢动的，为此城墙到此处不得不向南退30步绕过双塔修建，形成一个折点，所以南城墙不是一条直线。至明永乐年间（1406），为了扩大皇城，把南城墙向南推了二里，原南城墙位置便是现在的东西长安街，也由于避让双塔庆寿寺（当时改名为大慈恩寺），不仅长安街没有改直，而且皇城西南还缺一角，形成明皇城独特的轮廓。后经过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数百年的变迁使长安街逐步演变成首都最重要的街道。原双塔庆寿寺虽已失去原有的作用，但是作为有历史价值的古迹，仍然保留在长安街上，成为城市重要的对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北京为了首都保卫战的需要，长安街要创造飞机起降的条件，几经斟酌，不得不把双塔忍痛拆除。随后长安街向东西延伸到了复兴门、建国门，但是为避让双塔寺留下的折点却永久保持下来了。从上述数百年的沿革，说明了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政治、宗教、军事因素都对城市环境带来影响，这个影响虽属偶然，但一旦形成，不论其优劣，都是难以改变的，只能在承认这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补救和完善。

天安门广场的变迁，也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永乐18年（1420）建成的皇城，天安门广场是封建帝王皇宫大门前院，狭长的“丁”字形走廊（千步廊），四周用红墙密密封闭，戒备森严，百姓不得随便进入（图6．1）。这种建筑思想，体现了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要求，朝觐者要朝见皇帝，首先必须走过守卫森严的千步长廊才能进入皇宫大门，然后通过一连串的门楼与广场不断的空间变化，到达正殿，给人心理上造成神圣、威严、高不可攀的崇敬感。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丁字形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门开启，东西长安街才算沟通，天安门广场才得以开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以后，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天安门成为新中国的象征，天安门广场成为群众游行、集会、领导人检阅的重要场所和城市的中心广场。政治体制的改变，带来广场形象的改变，虽然天安门广场改建的方案做了无数次，全国知名的建筑师多次参与方案的编制，从全国筛选出来的几十个不同方案，用城市设计的标准来衡量，不乏优秀之作。但是，广场的设计指导思想始终没有脱离政治中心、群众集会、游行需要这个政治主题。广场改造扩建实施的每一步，从开国大典前在广场上立旗杆、选择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到十年大庆时修建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直至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与修建，旗杆的改造，无一不是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最后拍板定案的，规划师、建筑师只能在既定的方针下发挥才华，把广场形象做得更好（图6．2～图6．4）。当然在政治因素的制约下，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形象的某些部分带来若干遗憾，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些历史的积淀，又何尝不是其独特的历史特色呢！

图6．1　清乾隆图上的天安门“丁”字形广场

图6．2　天安门广场旧状（1950年）

图6．3　天安门广场扩建方案（1958年）

图6．4　天安门广场全景

2）北京行政中心位置的争论

这是建国以来，北京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由党中央决定选择行政主要中心放在旧城的方案，历次城市总体规划都遵循这个原则。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业内外人士，对50年代中央的决策表示遗憾，认为现在北京城市建乱了，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采纳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新北京方案。到底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这也只能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寻找答案。

首先这是由当时经济条件决定的，当时的旧北京城是一个具有人口100万、房屋面积200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城市，虽然设施破旧落后，但毕竟相对来说比较齐全，有一定的基础，可以马上利用。再从西郊的条件看，根据北平工务局的材料，当时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区只有房屋581栋，建筑面积67000平方米多，占地不足1km²，如要把行政中心放到西郊只能从头做起，大量占用农田，大兴土木。两相比较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只能选择前者，这是谁也左右不了的制约因素。

其次从政治条件看，行政中心的争论发生在1949年9月至1950年2月，这个时候人民英雄纪念碑已在天安门广场奠基，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天安门城楼已反映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国徽的图案中，客观上天安门广场已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怎么可以设想再去另建一个轴线、另设一个政治中心呢？何况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各部都已进驻旧城的王府、衙署，开始了领导全国的工作，这一方面固然是经济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未尝不是由人民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人民政府不可能像明成祖朱棣那样花十几年时间营建皇宫，然后再迁都北京；也不可能像日本侵略中国时期那样在西郊规划一个日本人集居的新中心，“把北平市之繁荣中心完全转移于日人掌握之中，使北平旧城沦为死市”。和平解放北平以后，人民政府下大力量恢复发展生产，努力改善环境，改善市政基础设施，实行民主改革，清毒、禁娼，镇压反革命，进行土地改革，无一不为巩固新生政权，为人民利益服务。建国以来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楼、馆、堂、所建设，以便集中有限的投资用于生产建设，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人民政权的政治性质，反映了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任何一个城市规划的格局，尤其是首都，不可能不反映社会制度、政权性质和统治者的意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委确定的“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总方针，反映了人民政权的性质。

但是，按照首都的要求来改造古都，会带来什么后果，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梁先生的顾虑是有一定道理的。应该说前苏联专家的意见对中央、市委和市政府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苏联也把古城作为首都，而且行政中心也在旧城，借鉴前苏联经验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前苏联专家的现身说法极容易被接受。因此，“梁陈方案”尽管在古城保护方面有很多可贵的见解，在城市规划思想上有不少合理的成分，现在还可以借鉴，但在当时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确实很难被中央和市委、市政府采纳。

现在回过头来检讨行政中心放在旧城的得和失。

（1）两点成功之处

①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总体规划上保留和发展了城市中轴线，保持了棋盘式的道路系统，维护了布局严谨、整齐对称、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格局和活泼的园林水系，保护了诸多文物古迹，划定了四合院保护区，以上措施起到了从总体上保持和发展北京城的艺术风格的作用，至今旧城的大格局没有搞乱，说明了当时总体规划的设想基本上是正确的。

②行政中心放在城里，促进了对旧城的现代化改造。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干道的拓宽打通，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对外城东南部和西南部的大面积开发，煤气、热力、自来水、电力、电信管道引进旧城，大力迁出有碍卫生、易燃、易爆的工厂，消灭龙须沟，疏通排水道，改善旧城环境卫生，极大地改变了旧城落后破败的面貌，适应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进行国际交往的需要，也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当然，行政中心不放在旧城，旧城也会得到一定的改造。但是，国家投入的资金不可能有那么多，像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那样的国庆工程就不一定会放到旧城来，许多积存下来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得那么快。

应该说50年代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对待旧城保护和改造方面的态度是认真的，在对总体规划的指导上贯彻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贯彻了“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的思想，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首都中心区的形象。

（2）两点不足之处

①总体规划只注意了平面二维空间的布局，没有同时用城市设计的方法研究旧城三维空间的布局；在总体规划确定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转入分区、详细规划，没有形成比较具体的城市建设法规，详细规定旧城每块用地的性质、建筑高度、建筑容积率、建筑覆盖率、体形和色彩要求、交通出入的限制、绿化与广场设置，以及风貌保护和景观的要求等。因此，总体规划的方针没有落到实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冲击下，总体规划的许多思想未能得到切实的贯彻，规划指导跟不上，再加上管理体制上的问题，造成旧城改建中的混乱。

②在文物古建筑保护政策上，较多地是注意了其本身的保护，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不仅要保护文物古建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环境，要从总体上保护旧城的思想。这个思想直到1982年修订总体规划时，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对文物古建造成大破坏的教训时才被大家确认，在国务院公布北京为历史文化名城以后，才由市政府分批公布古建筑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规定，还颁布了旧城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这也反映了当时认识的局限。

从这两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实践中确有不少败笔，梁思成先生的新旧难以两全的顾虑在不少地方被不幸言中。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行政中心放到旧城的罪过，而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规划工作没有跟上，各项政策没有配套造成的。现在看，在旧城以外另择新区建设的历史城市洛阳和银川，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状况下，旧城面貌也没有完整保留，出现了诸多败笔，与北京旧城类似。“梁陈方案”在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的长篇说明中对旧城的保护与改造提出了许多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见解，我们在否定了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的建议的同时未能很认真地对这一部分精华加以考虑和吸取，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因此，现在来回顾这段历史，既要肯定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决策的历史必然性；又要认真研究梁思成、陈占祥在论述行政中心位置的意见中，对旧城保护提出的合理见解，使旧城的保护工作更加全面，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通过这段历史的分析，更加说明城市设计对一个发展中的城市来说是多么重要，但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来谈城市设计，往往是难以实施的。

3）白塔寺山门的拆除与重建（图6．5）

白塔寺山门原貌

文革期间白塔寺山门被拆，建了副食商店

复建后的白塔寺山门

图6．5　白塔寺山门的拆除与重建

应该说，“十年动乱”是对历史城市的最大冲击，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所形成的社会思潮是难以阻挡的。白塔寺是元代的建筑，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山门被拆除，建了一个结构简陋的副食店，严重破坏了文物的环境。这个现象并非领导人的直接决策，而是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对历史文物价值的认识，认为一个“破”山门还不如一个副食店有价值。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人们经过反思，重新认识了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终于下决心拆除副食店，重建已被拆除了30年之久的山门，恢复其本来面貌。一幢古建筑的拆与建，可见在一定政治气候下社会思潮的力量，一种思潮一旦形成，城市规划设计者虽并不认同，但也难以阻挡。这说明，除了政治原因外，经济发展的阶段、文化水平的高低对城市设计、历史城市保护的实施都有影响。这类例子不论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相信随着历史进化，破坏历史文化的行为将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