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地点的综合考证

5.4.3　翻译地点的综合考证——以《撰集百缘经》为例

被隋法经误题为吴支谦译的《撰集百缘经》，一直颇为学界关注，对其年代与译人，季琴、陈祥明等已有较为详细的考证，初步结论为:作者不是支谦，成书年代可能晚于三国⁽¹⁵⁰⁾。在隋法经撰《众经目录》（公元594年）里已有《撰集百缘经》，所以《撰集百缘经》在三国以后、法经之前当无异议。大致年代的确定有助于佛典翻译地点考证时的分析。

日本出本充代博士曾考察出《撰集百缘经》与《贤愚经》存在某些相同的故事⁽¹⁵¹⁾，《贤愚经》为北魏慧觉等译，目前学界也尚未见对僧祐“《贤愚经》译于高昌郡”的记载表示异议的。《撰集百缘经》的语词明显迥异于南方甚至是长江以北的长安、洛阳等地的译经，反而十分接近于玉门关外的高昌译经《贤愚经》，这些都无不强烈地传递着《撰集百缘经》的北方归向。

5.4.3.1　语言学考察

在对失译语料进行语言学鉴别时，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词汇与语法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结合语音方面的考察，来考证《撰集百缘经》大致的完成地点。

5.4.3.1.1　语音学考察

语音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次重大的演变，其中声母形成了三条重要的演变规律:轻唇和重唇的分化、舌头和舌上的分化、齿头和正齿的分化⁽¹⁵²⁾。在考察一个实际语音是不是方言语音时，声母的变化不能忽略。徐通锵先生在论及方言历史分区时，认为等、呼的差异和韵腹元音的变化，由于方言间参差、交杂的情况比较大，是不利于方言历史分区的研究。而声母和辅音韵尾的变化，尤其是声母的演变规律应该处于首选的地位⁽¹⁵³⁾。《撰集百缘经》中有“宕”，可能就是“上”的声母变化后演变而成的方音。

［122］时有女人，名曰恶见，井宕汲水，往从乞之。（《撰集百缘经》卷五，T04no200p223b24-25）

此例“宕”，如用中土典籍习见的义项来解释，难通。玄应认为此“宕”，“犹上也”（T54no2128p789b24），“井宕”即“井上”，试比较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罗，系属于人，井上汲水。”（卷一，T04no203p450b17-18）“上”有“侧畔”义，先秦典籍已见，《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¹⁵⁴⁾《史记·孔子世家》:“唯子赣庐于冢上。”司马贞索隐:“盖‘上’者，亦是边侧之意”。所以“井上”即“井畔”义。但“上”的早期意义应是“高”，“高”后来也一直是“上”的核心义项。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物，语义内容发生变化是引起语音形式变化的一个基本原因。语音变化前后所形成的差别，可以归纳为有限的发音学特征上的差别⁽¹⁵⁵⁾。宋时已有“南方之音在唇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之说⁽¹⁵⁶⁾。所以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当“上”的非常见义项在远离中原的高昌被汉语不曾娴熟的经师碰到时，由于不同区域的人发音时所用的发音器官会有差异，“上”在高昌就转为舌音被发成“宕”了。这在高昌译经《贤愚经》中已经呈现出非常清晰的线索，见如下数例。

［123］波婆伽梨，起入林中，林中有树，其刺极利，即取两枚，各长尺五，持来兄边。兄眠甚重，一手捉刺，当其眼宕，刺令没刺，收宝而去。（《贤愚经》卷九，T04no202p412c27-p413a1）“眼宕”即眼上。

［124］即严象马。群臣百官，夫人婇女，导从前后，躬迎太子，到于界宕。（《贤愚经》卷九，T04no202p414c5-7）

经中先言“密将太子，还著界上”（卷九，T04no202p414b4-5），接着曰“躬迎太子，到于界宕。”（卷九，T04no202p414c5-7）下文又重言“即与群臣，往到界上。”（卷十二，T04no202p436a29-b1）可知“界宕”即“界上”。

［125］尔时太子，素多伎能，歌颂文辞，极善巧妙，即于陌宕，激声歌颂，弹琴以和，音甚清雅。（《贤愚经》卷九，T04no202p413b5-7）

“陌宕”即“陌上”，义为“街道上”。“陌”指城中街道，而非田间小路。

［126］时此年少，适到桥宕，尔时复有辅相之子乘车外来，桥中相逢，各恃豪姓，不相开避。（《贤愚经》卷七，T04no202p400c28-p401a2）

［127］于是太子宛转辛苦，匍匐而行，渐小前进，到梨师跋陀国，至于泽宕。（《贤愚经》卷九，T04no202p413a4-6）

［128］有一穿珠师，偶到道宕，见于弥勒，甚怀敬慕。（《贤愚经》卷十，T04no202p434a26-29）

另在《杂宝藏经》亦见1例:

［129］此婆罗门，常石上行小便，有精气，流堕石宕。（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一，T04no203p451c15-17）

“石宕”即前文已言及的“石上”，唐道世引用此文时作“大小便利，常于石上，后有精气，堕小行处”（《法苑珠林》卷二十八，T53no2122p488c17-18），可资印证。

《贤愚经》、《杂宝藏经》同为北魏译经，《贤愚经》译于高昌，《杂宝藏经》是“西域三藏吉迦夜，于北国以伪延兴二年，共僧正释昙曜译出”⁽¹⁵⁷⁾。《杂宝藏经》并“未至京都”⁽¹⁵⁸⁾。显然，《杂宝藏经》译于北国，而非京都。那么，北国到底位于何方？

从敦煌玉门关出西域，据三国鱼豢记载有南、中、新三道。从“玉门关西北出……到车师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¹⁵⁹⁾。新道即为北道，因其是从玉门关西北出，“其北道入印度者……又西百余里至西洲，即高昌故地”（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上，T51no2088p952b15-21），高昌就是出玉门关经北道入西域的重要驿站，属于僧祐所指的北国范围。

从以上《贤愚经》、《杂宝藏经》中的例证看，“宕”基本上只出现在名词后，具体有“井”、“眼”、“界”、“陌”、“桥”、“泽”、“道”等，这跟“上”作“侧畔”义时基本位于名词后是一致的。方音尽管有变异，但变异的方音仍然会尽可能地向权威的通语靠拢，“宕”在《广韵》里就与“上”同在阳部，同为去声。“宕”自觉地接受通语“上”控制其演变的方向、速度、范围，来保持语言相对统一的格局，让变异的方音不至于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语言⁽¹⁶⁰⁾。“宕”自然也就承接了“上”的这一语法作用，跟其前的名词组合为一个固定的双音节，构成一个韵律词⁽¹⁶¹⁾。弱化的“宕”位于双音词的后项，使这些韵律词符合它们的重—轻型结构，便于诵读。声母的演变终究是有一定条件的，尽管演变的原因不易挖掘，倒也应和了布龙菲尔德的感慨:“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在音变和某种先行的现象之间成功地建立一种相互关系，音变的原因是不知道的。”⁽¹⁶²⁾

变异作为语音演变的一面，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但音变需要时间，需要条件，同时也有一定的地域性，这使得很多变异的语音传播不久，流布不广，没能被主流社会承认，也就一闪而过了。“宕”作为“上”的高昌方音即为1例，同时期的中土典籍鲜见这一现象。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宕”作为“上”的方音读法时，这一语言现象在关内却无法同步上溯，北方、南方译经中，“宕”依然秉承中土文献之义，“时诸声闻，共白佛言:‘昔有一士，离父流宕，侨亭他土，二三十年。’”（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卷三，T09no263p80a29-b2）“流宕”为“流浪、漂泊”之义，中土文献习见。

如果我们承认徐通锵先生提及的声母在音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宕”同“上”讲，可能就是玄应所言的“高昌人语”（T54no2128p789b24），“宕”就是高昌人对“上”的方音读法⁽¹⁶³⁾。

尽管高昌地理位置独特，胡汉杂居，人口结构成分复杂，《贤愚经》也不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它的原典是从于阗国得到的胡本⁽¹⁶⁴⁾，这样的译经很有可能包含不同区域的“俗语，或中亚古代语言”⁽¹⁶⁵⁾。我们暂且不能确定“‘宕’同‘上’”是异族方音还是高昌本地方音，但“宕”犹“上”这一语言现象的区域性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能将这样的语言现象提炼出来，并使之达到一定数量。将它们作为考证《撰集百缘经》完成地点的关键依据，应该不是免为其说。

5.4.3.1.2　词汇学考察

《撰集百缘经》中有些语词，在其他译经中极少见、甚至未见，如“纠告”:“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愚人，名曰如愿，好喜杀生偷盗邪淫，为人纠告。”（卷二，T04no200p212a4-6）又如“疋偶”:“佛在毗舍离猕猴河岸重阁讲堂，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曰遮罗，选择疋偶……”（卷五，T04no200p227a11-12，宋、元、明、圣本）等。

不过从整篇经文看，《撰集百缘经》的词汇面貌非常接近译于高昌的《贤愚经》，较多语词鲜见于南方译经，更有一些语词仅见于在玉门关外的高昌、西域等地所翻译的佛经中。

普通语词

日头

［130］（婆罗门）还复释身:愿王今者，约勅民众，修治田种，却后七日，我当降雨。时梵豫王，闻是语已，心大欢喜，勅诸民众:及时耕种，满七日头，必当降雨。（《撰集百缘经》卷四，T04no200p218a12-16）

“日头”即“天、日子”义。此例先是婆罗门承诺七日后降雨，梵豫王非常高兴地把消息告诉他的子民:满七天，肯定降雨。而到了第七天，果然天降大雨，“七日头到，降大甘雨，一切苗稼，皆得成熟，人民炽盛，丰乐无极”（《撰集百缘经》卷四，T04no200p218a17-18）。

《杂宝藏经》可资印证，“时王情重，恩爱不息，语夫人言:‘至六日头，乃当听尔，出家入道，不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语夫人:‘尔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来见我，我乃听尔，得使出家。’”（卷十，T04no203p495a20-24）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三:“有阿罗汉，知此国王，不久命终，计其余命，不过七日……至七日头，便即命终。”（T53no2122p381c9-14）⁽¹⁶⁶⁾“日头”即“日子”义，其结构类同“日脚”，“头”并非附于时间名词后特指某一日的尽头⁽¹⁶⁷⁾，现在某些方言中还存“熬日头磨洋工”这样的说法，如山西方言。

“日头”大部分出现在北方译经，苻秦昙摩难提译《增壹阿含经》2例:

［131］尔时，临七日头，释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增壹阿含经》卷二十八，T02no125p707a26-27）

［132］至七日头，大王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增壹阿含经》卷二十六，T02no125p693a28-b1）⁽¹⁶⁸⁾

姚秦释僧肇撰《注维摩诘经》有1例:

［133］更有婆罗门，以药涂之，至七日头疮乃坏。（姚秦释僧肇撰《注维摩诘经》卷三，T38no1775p357b5-6）

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有2例:

［134］到七日头，方得九百九十九指。（《贤愚经》卷十一，T01no20p424a8-9）

南方译经仅在萧齐求那毗地译《百喻经》中检索到2例:

［135］婆罗门言:“今此小儿，七日当死，愍其夭伤，以是哭耳。”时人语言:“人命难知，计算喜错，设七日头，或能不死，何为豫哭？”（《百喻经》卷一，T04no209p544c6-8）

求那毗地是中天竺僧人，曾“有闻西域”，“建元初来至京师”⁽¹⁶⁹⁾，他的译经出现“日头”，跟他的出身天竺、游历西域可能有某种关系。

《撰集百缘经》有“日头”六例，与北方译经更类同些。

理极

［136］作是念言:我今困苦，理极正尔，谁能救济，我所寿命，我当终身，善好奉事。（《撰集百缘经》卷一，T04no200p205b26-28）

“理极”即“极”义，表程度之甚⁽¹⁷⁰⁾，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有2例，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2例，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2例。

［137］王告檀腻羁:“卿之多过，吾已释汝，汝家贫穷，困苦理极……”（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十一，T04no202p429b23-25）

［138］时有妇人，偶行在此，值天降雨，风寒理极，无避雨处。（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三，T04no203p461b15-16）

［139］阿难言:“穷苦理极，佛与众僧，三月食马麦。”（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T23no1435p188b17）⁽¹⁷¹⁾

从严格意义上讲，“理极”只出现在北方译经。

打棒

［140］姊妹眷属，即诣其所，与彼大妇，极共斗诤，遂相打棒。（《撰集百缘经》卷五，T04no200p226c12-14）⁽¹⁷²⁾

“打棒”为“殴打”义⁽¹⁷³⁾，仅在北方译经中检索到，姚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1例、《十住毗婆沙论》1例，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4例，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2例，北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毗昙毗婆沙论》1例。

［141］时珠师执缚比丘而加打棒。（姚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十一，T04no201p320a5）

［142］时摩诃罗，复问之言:“我有何罪？横加打棒。”（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六，T04no203p480a8-9）

［143］答曰:“初生未受苦痛时……但有打棒坏裂之声。”（北凉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毗昙毗婆沙论》卷七，T28no1546p48a22-25）

人名

《撰集百缘经》有些译名很特别，尤其是一些人名，其他译经鲜见，如“恶奴”、“如愿”、“浮娑”等。

［144］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愚人，名曰恶奴……（卷三，T04no200p216b23-24）

［145］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愚人，名曰如愿，好喜杀生、偷盗、邪淫，为人纠告。（卷二，T04no200p212a4-6）

［146］时彼国中，有一商主，名曰浮娑。（卷三，T04no200p214a21-2，宋、元、明、圣本）⁽¹⁷⁴⁾

其中有些人名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如“沸疏”，对译于“Pu｀sya”，《撰集百缘经》中有2例:

［147］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曰沸疏……（卷八，T04no200p241a27-28）

［148］时须达长者，闻彼沸疏，有此好女，通致信令，求索珠鬘，欲为其子，娉以为妇。（卷八，T04no200p241b8-10）

现在令人困惑的是，除《撰集百缘经》中可见相应的翻译外，我们很难在其他译经中找到“Pu｀sya”的翻译。如果《撰集百缘经》是一部抄集、汇总之经，这些人名应该会有蛛丝马迹遗留在其他译经上。

又有些人名，则在北方译经中多见，如“满贤”、“善爱”、“含香”等。

满贤

“满贤”也是音译，慧琳《一切经音义》:“富那跋陀，此云满贤，神将也。”（卷二十六，T54no2128p477c9）又《翻梵语》:“富那波薮，译曰满贤。”（卷六，T54no2130p1025b1）

《撰集百缘经》中，“满贤”基本都出现在《菩萨授记品第一·满贤婆罗门遥请佛缘》，正文共7处。

［149］时彼南方，有一婆罗门，名曰满贤……（卷一，T04no200p203a8-9）

［150］佛告阿难:“南方有国，名曰金地。彼有长者，字曰满贤……”（卷一，T04no200p203a27-b1）

在北方译经也可见用例:

［151］尔时世尊以帝跋尼国，付嘱师子齿天子五千眷属，萨陀曼多干闼婆五百眷属，牟尼萨罗紧那罗百眷属，摩尼贤夜叉、满贤夜叉各二千五百眷属。（北齐那连提耶舍译《大方等大集经》卷五十五，T13no397p366a21-24）

［152］南无普胜帝沙佛，南无满贤佛。（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卷九，T14no440p163c19-20）

［153］中有大富居士，财宝丰盈，种种具足。唯少一事，无有儿息，从诸神、祇池神、家神、交道大神、满贤大神、高贤大神、大自在天神、那罗延神、韦纽天神，下至钵婆罗神……（姚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二十五，T23no1435p178a21-25）

善爱

“善爱”作为人名，《撰集百缘经》可见10多处⁽¹⁷⁵⁾，但在汉魏六朝的其他译经中几乎未检索到确切用例。

［154］时彼南城，有干闼婆王，名曰善爱，亦巧弹琴。（卷二，T04no200p211a26-27）

［155］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波斯匿王，后宫婇女，名曰善爱……（卷三，T04no200p214b21-23）

［156］尔时父母，闻女说偈，喜不自胜，寻前抱取，乳哺养育，因为立字，名曰善爱。（卷八，T04no200p239a8-9）

含香

“含香”是“Sūksmatvak”的音译，见3处，如:

［157］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含香……（卷三，T04no200p214c21-22）

［158］佛告阿难:“汝今见此含香长者设诸肴膳供养佛僧不？”（卷三，T04no200p215a12-13）

5.4.3.2　文化学考证

5.4.3.2.1　称谓

称谓是表示身份、地位的具体命名，是一种标志性符号，用来表示人们彼此关系。用于称呼的“称谓”出自于《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号，详案旧典。”⁽¹⁷⁶⁾称谓是涉及“崇正名号”的大事，古人对它极为重视，孔子亦有流传千古的“名正言顺”之说。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者，称谓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留下了社会变化和语言演变的足迹，是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的一个结合点⁽¹⁷⁷⁾。所以，对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称谓的梳理，可为翻译地点的考证提供些许有用的线索。

女郎

“郎”，古廊字，指宫殿廷廊，借指宫廷侍卫人员，战国始有。东汉时，“郎”常用作奖励性的封赠。由于权贵子弟大多能得到“郎”的封号，故汉魏以后，“郎”成为权贵子弟的美称⁽¹⁷⁸⁾，如《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¹⁷⁹⁾在南朝以前的文献中，“郎”几乎未见用于称呼女性的。作为女子对男子的昵称，“郎”极具江南色彩，“欢、郎、侬是吴地的方言，是六朝以前江南地区以外的文学作品中所未曾出现过的，可说是吴侬文学的特色”⁽¹⁸⁰⁾，在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西洲曲》中有“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的少女相思，但在北朝的《木兰辞》里却是“不知木兰是女郎”的感慨。乐府民歌最初往往是依存于当地方言而立足的，据此推断称谓“郎”存在南北差异亦并非毫无道理。

《撰集百缘经》有“女郎”2例:

［159］夫受其言，即往白王:“女郎今者，欲来相见。”（《撰集百缘经》卷八，T04no200p243a21-22）

［160］女夫答王:“何以乃尔！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政，天女无异。”（《撰集百缘经》卷八，T04no200p243a24-25）

这是两段国王与其女婿的对话，国王有一女，原本极丑，但此时“蒙佛威神”，美若天女，她丈夫回国王话时称她为“女郎”，显得亲昵，“郎”是带有褒义色彩的，将其视为男子对女子的昵称似无不可。这样的“女郎”仅在《贤愚经》中检索到2例⁽¹⁸¹⁾:

在南方译经中，难觅此“女郎”芳踪，“郎”仍然指称男性，如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时长者子食已，往淫女家。女言:‘大家郎欲食不？’”（卷十一，T22no1425p480b21-22）刘宋求那跋陀罗译《佛说树提伽经》:“王语树提伽:‘是卿家儿郎以不？’”（T14no540bp826b2）

《撰集百缘经》将本专用于男子的称呼添上“女”字后用来称呼女子，这不太符合汉族男尊女卑的传统，而“女郎”用来表年轻女子较早见于高昌译经《贤愚经》，这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女郎”开始时只是高昌一带的方俗称谓。

奴

“奴”的本义是“地位卑贱的罪人”，《说文解字·女部》:“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后可用作第一人称，这种用法可能是来自于少数民族语言⁽¹⁸²⁾，北方多见，流传至今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仍有“四妹子儿和了个三哥哥，他是奴的知心人”。但在确切的东晋、南朝译经中未检索到“奴”的这种用法，《撰集百缘经》有3例:

［161］时有长者，多财饶宝，不可称计，闻王愁恼，来白王言:“奴家多有金银珍宝，恣王所用……”（《撰集百缘经》卷一，T04no200p207b24-26）

［162］于是偷人，如智臣语，向王首实:此宝珠者，奴实盗取，畏不敢出。（《撰集百缘经》卷八，T04no200p244a15-17）

［163］时彼偷臣，既得脱已，前白王言:“愿恕罪咎，听奴出家……”（《撰集百缘经》卷八，T04no200p244a23-24）

5.4.3.2.2　名物

《撰集百缘经》中有些名物产于玉门关外，后可能随译经的流布而为汉人熟悉，下举数例。

薫陆

薫陆是一种昂贵的香料，有欧、亚两个原产地，西出天竺，南产大秦。唐玄奘撰《大唐西域记》:“阿咤厘国（南印度）周六千余里，出熏陆香树。”（卷十一，T51no2087p936b5）《释迦方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承之。薫陆又名“杜噜”，宋法云撰《翻译名义集》:“杜噜，此云熏陆，《南方草物状》曰出大秦国。”（卷三，T54no2131p1104c12-16）它可能是在三国时经西域进入中国北方的，鱼豢《魏略·西戎传》:“大秦多金……薫陆、郁金、芸胶、薫草木十二种香。”⁽¹⁸³⁾因薫陆“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¹⁸⁴⁾，故又称“乳香、乳头香”。乳香在古代近东最主要的用途是敬神⁽¹⁸⁵⁾，这使得它有理由成为东渐途中各地僧徒的上品之香。经丝绸之路入关的薫陆可能是产于天竺的，因为鱼豢除言及“大秦多薫陆”外并没提供其他的信息，来自薫陆其中一个产地天竺的法护首次将它带进译经，“若干树木果实，熏陆香、苏合香、华香、栴檀香、木榓香、青木榓香、种种众香”（《正法华经》卷八，T09no263p120a15-16），但在南方译经中很难检索到⁽¹⁸⁶⁾，“薫陆”几乎集中在北方译经。

［164］即服诸香、栴檀、熏陸、兜楼婆、毕力迦、沈水胶香。（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T09no262p53b5-7）

［165］烧种种香，栴檀、沈水、熏陆、多伽罗、苏犍陀。（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卷八，T14no440p158c23-24）

［166］婆首伽罗香、熏陆香。（北凉法众译《大方等陀罗尼经》卷四，T21no1339p659b1-2）

［167］勋陆栴檀，沈水苏合，是等诸树，无不备有。（北凉昙无谶译《大方广三戒经》卷上，T11no311p687a21-22）“勋陆”即“薫陆”，宋、元、明本即作“熏陆”。

［168］若有恶鬼，入人宅中，须熏陆香一百八颗在于像前，每颗呪一遍，置著火中。（北周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T20no1070p151c13-16）

鸠摩罗什、菩提流支、昙无谶、耶舍崛多均来自天竺，《大方等陀罗尼经》是法众“于高昌郡”译⁽¹⁸⁷⁾。高昌从魏晋开始就是经北道出西域的必经之地，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商业贸易十分活跃，香药在高昌的贸易份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大部分都是外来之药⁽¹⁸⁸⁾，“薫陆”当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可能是先为高昌民众所熟知，随佛教入关，被北方佛教徒视为上品之香，但在南方似乎不怎么盛行，《撰集百缘经》中有“薫陆”2例，在此名物上表现出与北方译经的相似。

［169］作是念言:“……我今当就，持此宝物，尽持与妇，当从彼边，索少许钱，市易熏陆……”（《撰集百缘经》卷一，T04no200p204c7-10）

［170］如其设计，索得两钱，市易熏陆，持诣祇桓，烧香供养。（《撰集百缘经》卷一，T04no200p204c10-11）

为一种细毛布，德国学者拉夫曼认为是棉花⁽¹⁸⁹⁾。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四“白”条:“者，西国木绵花，如柳絮，彼国土俗，皆抽捻以纺为缕，织以为布。”（T54no2128p734b14）辽行均《龙龛手镜·毛部》:“，西国毛布也。”⁽¹⁹⁰⁾明张自烈《正字通·毛部》亦曰:“，外国毛布也。”三人的记载虽不够具体，但并不妨碍他们传递的信息:肥沃的汉土并非“”的原产地。“”原产于高昌，《南史·夷貊传下·高昌国》:“高昌国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曰白子，国人取织以为布，甚软白。”据新疆的考古发现，该地区早在东汉时期就已使用棉织品了⁽¹⁹¹⁾。

“”在三国前可能没有传入汉地，这与它的产地高昌在汉时尚未成为出玉门关入西域的主要通道不无关联，再者汉族的丝绸也丝毫不比它逊色。司马迁、班固对汉时已成为“宜禾都尉所治处”（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上，T51no2088p952b15-21）的高昌总是惜墨如金，鱼豢虽适时地记录了出西域的新道，使得后人有机会知晓高昌地理位置的重要。不过，鱼豢在《魏略·西戎传》里提到了海西布，提到了五颜六色的阿罗得布、温宿布，等等，唯独不载又软又白的“”，看来“”在三国前入关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是随着译经堂而皇之地踏上汉土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五“缕”条:“，西国草花蕊也……本无此字，译经者权制之。”（T54no2128 p539a23-24）看来唐时“”较多地出现在译经中，但慧琳的“本无此字”可能是针对汉族通语而言，对关外的异族并不适合，“”可能是先出现在译经中，“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各各布坐，身上好衣，诸名綩綖，柔软细，以布坐上。”（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卷二十，T08no221p146a7-8）《放光般若经》的原本被僧祐数次记录为“朱士行至于阗，写得正品梵书”⁽¹⁹²⁾，朱士行获梵本后请于阗三藏无罗叉在陈留主译，“”有可能紧随《放光般若经》从西域入关。

“”能跨过长江天堑，罽宾三藏僧伽提婆功不可没。僧伽提婆于苻秦入关，曾游洛阳，姚兴时渡江，“”可能就是此时随《中阿含经》一起被南方人熟悉的，“诸君可往，以新缯，收敛我父”（卷七，T01no26p534b11-12，宋、元、明本）。遗憾的是，我们仅检索到2例。相对北方较高的频率，“”在南方译经中基本是零星出现在少数几部译经中，且大多只是表“布”义。

“”在《撰集百缘经》中有较多用例，且字无定形，不仅可表“布”义，也可作“衣服”义:

［171］尔时有一贫穷女人，客作三月，得一张，须用作衣。（《撰集百缘经》卷六，T04no200p230c6-7）

［172］复自思惟:佛世难值，我今虽欲请佛及僧，为无所有。我今身上，唯此一，若用布施，裸形而坐。设不用者，后无所望，我今穷苦，会当归死，宁舍此，持用布施。（《撰集百缘经》卷六，T04no200p230c14-18）

寻检其名，《撰集百缘经》似乎也属于唐智昇所言的“是此方抄集，而非梵本别翻”（《开元释教录》卷十三，T55no2154p624b5），但《撰集百缘经》可能是有梵文原典的，姜南称其为“梵文化程度不高的早期译经原典”⁽¹⁹³⁾，原典的成立年代，日本学者辛岛静志在《〈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一文中曾提及另一日本学者干潟龙祥认为是在3到4世纪⁽¹⁹⁴⁾。《撰集百缘经》的语言风格与南方译经有较大出入，其中有些语词未见于南方译经，有些外来名物在南方亦不常见，它的完成地点可能是在北方，很有可能是玉门关外的高昌。

【注释】

(1)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2)方一新:《从译名演变看疑、佚佛经的翻译年代》，《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5页。

(3)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汉语史学报》（第五辑），第273页。

(4)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5)（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5页。

(6)（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310页。

(7)（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271页。

(8)（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271页。

(9)（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244页。

(10)（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247页。

(11)（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245页。

(12)（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511页。

(13)（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572页。

(14)〇10（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523页。

(15)张淼:《百年佛教疑伪经研究略述——以经录为中心的考察》，《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第124页。

(16)（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4页。

(17)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18)李如龙:《论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语言研究》1999年第1期，第102页。

(19)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5页。

(20)丁治民:《〈古尊宿语录〉偈颂用韵考》，《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3期，第2-7页。

(21)丁邦新:《声韵学知识用于推断文学作品的时代及真伪之限制》，《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0页。

(22)汪维辉:《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2006年第2期，第86页。

(23)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第80页。

(24)方一新:《从译名演变看疑、佚佛经的翻译年代》，中国社科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5页。

(25)方一新:《〈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中国语言学报》2003年第11期。

(26)袁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第545-554页。

(27)方一新、高列过:《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54-57页。

(28)张涌泉:《敦煌写本断代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4期，第67页。

(29)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102页。

(30)张涌泉:《敦煌写本断代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4期，第67页。

(31)有关俗字的详细定义，详参张涌泉:《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62页。

(32)童庆炳:《童庆炳谈文体创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3)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3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

(35)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84页。

(36)朱惠仙:《中古汉译佛典文例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0年，第19页。

(37)转引自［日］辛岛静志:《〈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38)此词《汉语大词典》首例举南朝梁简文帝《〈大法颂〉序》，偏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3页。

(39)详参第3章第1节。

(40)已有学者提出“三音化”的概念，详参唐贤清:《佛教文献三音节副词特点及产生、衰落的原因》，《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4期，第74页。“三音化”是否类同于“偏义复词”，只是出于临时的语用环境考虑，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详参杜纯梓:《论“偏义复词”》，《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3期，第71-79页。

(41)《汉语大词典》释为“大体总是、总归”，第5045页。

(42)竺家宁:《魏晋佛经的三音节构词现象》，北京大学中文系《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5页。

(43)颜洽茂、熊娟:《〈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63-64页。

(44)颜洽茂、熊娟:《〈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63-64页。

(45)史光辉:《从语言角度判定〈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286页。

(46)方一新、高列过:《〈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92-99页。

(47)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第77-83页。

(48)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84页。

(49)陈秀兰:《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50)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

(51)朱冠明:《从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中国语文》2007年第5期，第402-411页。

(52)龙国富:《从梵汉对勘看中古汉译佛经中的特殊判断句》，“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国际研讨会论文，2005年。

(53)姜南:《汉译佛经中增译的话题转移标记——以〈妙法莲华经〉的梵汉对勘为基础》，《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第223-230页；姜南《汉译佛经“S，N是”句非系词判断句》，《中国语文》2010年第1期，第59-66页。

(54)［日］辛岛静志:《〈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2页。

(55)陈建民:《文化语言学说略》，《语文导报》1987年第5期。

(56)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57)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8)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9)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版。

(6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5页。

(61)高人熊、宿月:《白居易音乐诗中的西域音乐》，《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第88页。

(62)谭伟:《从“嫁接”看风俗的消亡对词义的影响》，《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一辑），四川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71页。

(63)汪少华:《从生活习俗和语言的社会性再论唐诗的“床”》，《中国语言学》（第二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216页。

(64)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65)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考释方法论》，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7页。

(66)［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2页。

(67)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修订稿），《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68)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修订稿），《汉语史学报》（第六辑），第11页。

(69)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70)汪大昌:《语言和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71)单宇、范武邱:《佛经译入的文化作用》，《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7期，第154页。

(7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73)［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9-171页。

(74)张广达、荣新江:《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75)耿世民:《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3-81页。

(76)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77)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大乘思想的特质》，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540页。

(78)（汉）班固:《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3页。

(79)李炳东:《广西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61页。

(80)廖国一:《广西的佛教与少数民族文化》，《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61页。

(81)李传军:《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的知识结构与学风好尚》，《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47-51页。

(82)［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83)《汉语大词典》（713页）“僧房”条首例举南朝宋谢灵运《山居赋》:“临浚流，列僧房。”偏晚。

(84)另有3处有异文，“坊”作“房”。

(85)（唐）玄奘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59页。

(86)（唐）玄奘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60页。

(87)（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349页。

(88)（宋）李昉等:《太平御览》，第4349页。

(89)（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页。

(90)（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543页。

(91)［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92)［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第192页。

(93)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62页。

(94)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95)另有1例存异文:比丘依是出家，依粪扫衣。（T22no1433p1054a15-16）此例圣本无“粪扫衣”。

(96)“和上尼”即“和尚尼”，“上”宋、元、明本即作“尚”。

(97)另有2例存异文:
　　（1）大德僧听:今有尔许比丘集。（T22no1433p1052b7）“尔”圣本作“今”。
　　（2）大德僧听:我比丘某甲，故畜尔许长衣。（T22no1433p1055b23）“许”圣本作“所”。

(98)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99)《汉语大词典》首例举《古今小说·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婆留闲时，也常在他家赌钱住宿。”偏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页。

(100)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也有1例:
　　既至河已，不能得渡，住宿岸边。（卷五，T03no156p152c24-27）

(101)（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3页。

(102)（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53页。

(103)（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14页。

(104)（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3页。

(105)有学者考证“慧果”当为“僧果”，不过两人均生活在元嘉时代，详参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前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

(106)比勘时，我们保持《大正藏》原来句读。

(107)当代学者遇笑容认为玄奘所译的“五蕴”比“五阴”更能反映原典的含义，因为“阴”在中文里的意思与梵文中的Skandha（英文“aggregate”；中文“聚集”、“凝聚”）意思不合。详参遇笑容:《梵汉对勘与中古译经语法研究》，《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108)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85页。

(109)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85页。

(110)（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77页。

(111)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38页。

(11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84页。

(113)［荷兰］许理和:《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06-307页。

(114)［荷兰］许理和:《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第309页。

(115)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3页。

(116)胡敕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117)这15部经分别是:《长阿含十报法经》、《人本欲生经》、《一切流摄守因经》、《四谛经》、《本相猗致经》、《是法非法经》、《漏分布经》、《普法义经》、《佛说八正道经》、《七处三观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阿毗昙五法行经》。可参考史光辉:《东汉汉译佛经考论》，《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第45-48页。

(118)董琨:《汉魏六朝佛经所见若干新兴语法成分》，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3页。

(119)此例有异文，第一个“便”字宋、元、明本无。

(120)《转法轮经》中亦有1例:“不复转于五道也，轮即止。”（T02no109p503b10-11），但此经译者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121)“所以者何”确切说是一种固定结构，但本文不另立标题作叙述，暂且在此讨论。

(122)此例有异文，“故”宋、元、明本无。

(123)卢烈红:《佛教文献中“何”系疑问代词的兴替演变》，《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62页。

(124)卢烈红:《佛教文献中“何”系疑问代词的兴替演变》，《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第246页。

(125)卢烈红:《佛教文献中“何”系疑问代词的兴替演变》，《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第247页。

(126)此例“所以者何”圣本作“所以作者何”。

(127)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页。

(128)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97页。

(129)竺家宁:《中古佛经的“所”字构词》，《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第70页。

(130)王云路:《谈谈词缀在古汉语构词法中的地位》，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89页。

(131)竺家宁:《中古佛经的“所”字构词》，《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第72页。

(132)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133)此例“一切”元、宫本作“一物”。

(134)竺家宁:《魏晋佛经的三音节构词现象》，《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6页。

(135)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136)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137)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第87页。

(138)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修订稿），《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39)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修订稿），《汉语史学报》（第六辑），第4页。

(140)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141)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45页。

(142)曾昭聪谓“目士”为“明目士夫”的“缩略语”，并进一步指出:“‘明目士夫’就是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人，同时言及《汉语大词典》（4544页）未收此词的缺漏”。详参曾昭聪:《中古佛经词义抉要》，《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71页。汪维辉先生也认为“目士”即“明目士夫”的简称，指明察秋毫之士。详参汪维辉:《佛经词语考释四则》，《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59页。两家均将《五阴譬喻经》作东汉语料、《佛说水沫所漂经》作东晋语料，似可商。

(143)颜洽茂:《魏晋南北朝佛经词汇研究》，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2年版，第206页。

(144)《汉语大词典》（1091页）“去来”条义项5亦曰:佛教语，指过去、未来。首例为宋范成大作品，偏晚。
　　由于“去来”常与“现在”连用，“现在”被“今”替换，便有“去来今”表过去、未来、现在。支谦译经已见:“曰:‘此以文数为读者耳，非谓道有去来今也，夫三涂等且如。’”（《维摩诘经》卷下，T14no474p529b8-10）西晋渐多。《汉语大词典》（1091页）“去来今”条首例举唐窥基作品，郑贤章先生已指出此例偏晚，不过郑氏所补例证为西晋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同样晚于吴支谦译的《维摩诘经》。

(145)对于助词“来”的形成与发展，太田辰夫、孙锡信、刘坚、曹广顺、吴福祥、梁银峰等均有论及，详参［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梁银峰:《汉语事态助词“来”的产生及其来源》，《中国语文》2004年第4期。

(146)旧题吴支谦译《赖咤和罗经》也见2例，但此经年代尚未确切。

(147)殷正林:《〈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魏晋时期的新词和新义》，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2页。

(148)在旧题吴支谦译《赖咤和罗经》、《私呵昧经》中各有1例:
　　（1）人有是四苦者乃行作沙门耳？今我视卿了无是四事，用何等故作沙门乎？（《赖咤和罗经》，T01no68p871a6-8）
　　（2）六非耳声与眼，于其中了无色。（《私呵昧经》，T14no532p812b19）

(149)旧题吴支谦译《私呵昧经》、《菩萨本缘经》有例:
　　（1）佛言:“身力者，牢强如金刚无瑕秽，火不能烧，刀不能断，一切人无能动摇者，是为身力。”（《私呵昧经》，T14no532p811a14-16）
　　（2）有十事志牢强。（《菩萨本缘经》，T10no281p450b9）

(150)季琴:《从词语的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成书年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1期；季琴《从语法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成书年代》，《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陈祥明《从语言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

(151)［日］辛岛静志:《〈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2页。

(152)徐通锵:《音变的规律和汉语方言的分区》，《南开语言学刊》2004年第2期，第91页。

(153)徐通锵:《音变的规律和汉语方言的分区》，《南开语言学刊》2004年第2期，第91页。

(154)（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1页。

(155)陈海伦:《方言间韵母系统相似度测度研究》，《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第139页。

(156)（宋）邵雍:《皇极经世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57)（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2页。

(158)（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第63页。

(159)（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页。

(160)徐通锵:《音变的规律和汉语方言的分区》，《南开语言学刊》2004年第2期，第91页。

(161)冯胜利认为，汉语的构词韵律是音步，双音节是汉语中最自然的音步。短语是双音节时，就满足了一个音步的要求，构成一个韵律词。详参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162)［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77页。

(163)鲍金华:《〈世说新语〉与〈贤愚经〉词汇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7页。

(164)（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9页。

(165)季羡林:《论梵文·td·的音译》，《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77页。

(166)此例“至七日头”宋、元、明、宫本作“至于七日”。

(167)季琴:《从词语的角度看〈撰集百缘经〉的译者及成书年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1期，第21页。

(168)此例被梁僧祐撰《释迦谱》引用:“时琉璃王，使人数日，至七日头，王大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卷二，T50no2040p58a3-5）

(169)（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52页。

(170)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171)此例被梁宝唱收入《经律异相》。

(172)此例存异文，元、明本“棒”作“捧”。

(173)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174)此例存异文，高丽本“娑”作“海”。

(175)不包括此例:“时善爱王，即便自取，一弦之琴，而弹鼓之。”（《撰集百缘经》卷二，T04no200p211b20-21）此例圣本无“爱”字。

(176)（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81页。

(177)王琪:《上古汉语称谓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页。

(178)俞理明:《说“郎”》，《中国语文》1999年第6期，第445-447页。

(179)（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69页。

(180)朱金涛:《南朝吴声歌曲与西曲歌之综合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4页。

(181)王启涛认为此两例的“女郎”可释为“女主人”，详参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词语札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63页。

(182)季琴:《三国支谦译经词汇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94页。

(183)（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37页。

(184)（宋）沈括:《梦溪笔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185)温翠芳:《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8页。

(186)旧题梁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有一例:“安息香、熏陆香。”（卷下，T19no984p458c29-p459a1）此例有异文，宋本无“陆”字。

(187)（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页。

(188)温翠芳:《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6页。

(189)［德］拉夫曼:《回鹘文佛典中的“葧”》，魏晶晶译，《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5-157页。

(190)（辽）行均撰:《龙龛手镜》，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页。

(191)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第48-51页。

(192)（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264、515页。

(193)姜南:《汉译佛经“S，N是”句非系词判断句》，《中国语文》2010年第1期，第64页。

(194)详参［日］辛岛静志:《〈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年代考证——出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日］干潟龙祥:《改订增补本生经类思想史的研究》，山喜房佛书林1978年版，第110-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