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评价政策的综合效用观

第一节　考试评价政策的综合效用观

教育领域对考试评价存在各种各样的抱怨，认为考试评价并没有引领教育教学的方向，没有发挥其对教育教学进行诊断的功能，没有起到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作用，却很少思考为什么考试评价会偏离这些教育功能。这种偏离是因为考试评价本身存在问题，还是因为考试评价为了满足其他功能而不得不放弃本应承担的教育功能？其实，考试评价只是一种形式，既然是一种形式，就必须服务于需求，而这些需求可能是教育自身的，也可能不是教育自身的。当考试评价服务于其他非教育需求时，要求它来引领教育发展自然就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一味抱怨考试评价没能履行其教育发展功能，而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考试评价不可能发挥其教育发展功能。既然考试还要履行其他非教育功能，就意味着在研究考试评价政策时，还要把考试评价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审视，从而更全面地认识考试评价所可能发挥的所有功能。毕竟，判断一项考试评价政策是否优质的标准并不是看它将教育发展功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而是看它将考试评价政策的综合功能发挥到什么程度。研究考试评价政策的难度也就在于如何综合评价和系统协调考试评价政策的各种功能，尤其是教育功能与非教育功能之间的比例和矛盾，从而将考试评价政策的综合功能最大化。

从政治的角度看，考试评价起着安抚民众和进行社会成层的作用；从文化的角度看，考试评价起着选择知识和传承文化的作用；从教育的角度看，考试评价具有检验和督促教育教学的功能。当我们只对考试评价的单一功能进行分析时，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但对于考试评价政策而言，它并不是只对考试评价的单一功能负责，而是要通过政策手段将这些功能加以综合，从而使考试评价政策的综合功能最大化。考试评价对某些特定的人群可能有利，与此同时，也就可能对另一些特定的人群不利或没有获益，他们甚至还要承担成本。如何协调不同主体在考试评价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从而使人们尽可能对考试评价政策感到满意，就涉及考试评价政策如何在利益生成和成本分担过程中尽可能满足不同主体对考试评价利益偏好的问题。考试评价政策要使政策功效最大化，尽可能满足不同主体的考试利益偏好，还需要关注政策自身的变迁。考试评价政策的变迁总体上受益于政策执行与政策变革之间的利益均衡机制。

一、作为知识选择标准的教育功效

文化学者认为，“从人的生物学领域来看，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动物在体质上的特定化使它们可以凭借某种特定的自然本能在特定的自然链条上成功地生存，而人在体质和器官上则呈现出非特定化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人在自然本能上的薄弱……然而正是由于人先天自然本能方面的缺憾使其能够从自然生存链条中凸显出来，用后天的创造来弥补先天的不足。这种补偿人的生物性之不足的活动，就构成了人的文化。因此，文化既超越自然，又补充着人的自然”。^[2]由此可见，不管是让人类生存下来，还是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仅仅靠人的本能是远远不够的，由人创造的知识与文化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人类进化的进程中，人类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究竟哪些知识对经济发展有用，哪些知识已经过时了呢？而且，人类的学习时间非常有限，但人类积累的知识相对于个人而言是无限的，在这种有限的学习时间与无限的知识对比下，究竟应该优先掌握哪些知识呢？

由此，对知识的选择显得特别重要。19世纪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早在那个时代就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在当今知识与信息无比丰富的时代，我们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去甄别哪些知识有利于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哪些知识不利于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在斯宾塞给出的答案中，他将个人的生存与保存置于首要地位；而在当今时代，个人的生存与保存已不再是凭借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就可以保障的，个人必须尽可能地融入社会，并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再从社会整体发展的收益中分享到自己应得的部分。只有借助社会这个大群体，才可能真正保障家庭和个体自身的生存。于是，要让个体来选择什么知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什么知识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就会非常困难，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不是个人能够回答得了的。

于是，考试评价对知识的选择不但会影响到个人在考试中能否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考试评价会引导人们去接受什么样的知识。如果考试评价所选择的知识具有较强的社会发展意义，则个人不但可以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为此获得相应的回报。但如果考试评价所选择的知识并不具有社会发展功能，则即便学生在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他们也未必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而且，我们在看到考试评价对个人的人生历程产生重大影响时，还应该看到考试评价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考试评价以考试成绩来影响个人的人生历程，以考试内容来影响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历史上科举考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和对自然科学的忽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产业发展的进程。

二、调节劳动人口与受教育人口的经济功效

如果告诉今天的学生，曾经有很多同学因为没有考上初中而去当农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因为小学升初中并不需要考试，初中是义务教育中的一个阶段，每个学生都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在20世纪八九十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如今，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对体力劳动的依赖越来越小，对知识的依赖却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在学校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掌握更多的知识。于是学校教育对学生更加开放，不再需要通过考试来阻挡一部分学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没有获得继续接受教育机会的学生，一旦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就成为劳动人口；获得继续接受教育机会的学生则放弃了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劳动的机会，因此他们仍然是受教育人口。劳动人口与受教育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二者可以通过考试评价这个调节器进行相对自由的转换。当学生在考试评价中获得较好的成绩时，他们可以继续保留受教育人口的身份，甚至还可以从劳动人口转变为受教育人口；当学生在考试评价中无法获得有竞争力的成绩时，他们就会失去受教育人口的身份，并因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转变为劳动人口。

如果一个学生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在最近四年中，社会的劳动人口中少了一分子，受教育人口中多了一分子；如果一个学生考上研究生，就意味着社会中的人力资源少了一分子，受教育人口多了一分子。对个体来说，这只是多了一种选择，但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说，考试成为劳动人口与受教育人口之间的调节器。如果社会上的人力资源已经非常丰富，则可以通过放宽考试的要求与标准，让更多的人通过考试成为受教育人口；与此相反，当社会需要更多人力资源时，也可以通过提高考试的要求与标准，使更多的人在高要求与高标准的考试面前放弃进一步接受教育的选择，从而转变为劳动人口。因此，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劳动人口的“蓄水池”，并且这个“蓄水池”的价值还在于，当人力资源储蓄在学校时，劳动人口还能够很自然地完成增值。

需要注意的是，学校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考试把社会中的劳动人口转换为受教育人口，却很难将学校中的受教育人口转化为社会中的人力资源。原因何在？当社会中的劳动人口进入学校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接受知识而不是如何应用知识；而当他们在学校中接受了新知识返回社会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应用知识。但学校本身并不是一个工作领域，只是一个创造和传授知识的领域，学校并不对知识的应用负责。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学校能够更好地通过考试使创造的知识和传授的知识更具有经济发展功能，另一方面也需要学校中的受教育者能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把接受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和可以应用的知识。如果不能把学校中的受教育者转化为社会中的人力资源，那么学校这个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就没有发挥增值的功能。

当然，劳动人口与受教育人口之间的转换并不是由考试评价政策规定的，而是借助考试评价这个手段来实现教育领域中收益与成本之间的转换。当社会中的劳动人口数量比较少时，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就明显上升，为了促进社会生产，政府就会提高考试评价标准，让更多的人暂时留在劳动力市场。对这部分人来讲，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价格比较高，他们也就愿意留在劳动力市场。当社会中的劳动人口数量过剩时，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会降低，为了促进就业，政府就会降低考试评价标准，让更多的人从劳动力市场进入学校。对这部分人来讲，这既是一个深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此时对自我进行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最小。

三、推动教育服务行业发展的产业功效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当知识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时，尤其是当知识使用的收益大于获取的成本时，人们就会主动去获得知识，似乎人们学习或者不学习知识与考试评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知识不是简单的商品，不是用钱就能够买到的，知识的获得成本远不只是教材之类的显性成本。正是基于知识获得的不易，才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教育服务行业。虽然人们学习或者不学习某些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知识本身的市场价值和获得成本决定的，但随着考试评价对知识获得过程的参与和结果的判定，知识本身的市场价值发生变化，从而为教育服务行业的兴盛提供了机会。在逻辑上，有考试评价介入的知识获得过程，这些知识往往已经成为大家竞争的资源，其市场价值也会很高；对于没有考试评价介入的知识获得过程，虽然这些知识可能也很有价值，但并不是大家竞争的资源，其市场价值一般不高。于是，前者成为教育服务占领的地盘，后者往往是个人兴趣发挥的领地。正因为这点，考试评价间接决定了相关教育服务行业的兴盛与衰落，教育服务行业也正是利用由考试评价形成的竞争性而获得增值。

通过考试评价得以兴盛的教育服务行业首推英语培训行业。从长期封闭状态中醒来的中国，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精彩，如此值得学习，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而要接触外面的世界，首先必须具备与外面的世界打交道的工具——外语，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英语。如果只是为了与外面的世界打交道而学习英语，英语培训尚不至于如此兴盛；英语培训之所以热火朝天，主要在于学习者需要赢得外面世界的认可，从而为外面的世界所接受，于是各种各样的英语证书就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托福考试和雅思考试，因为有了这两个成绩，就等于获得了美国和欧洲对申请者语言能力的认可。而与托福考试和雅思考试越来越红火形成对比的是，对国内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的指责越来越多，甚至把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位联系在一起的政策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把英语等级考试与学位联系起来的政策，还有多少大学生会参加国内的英语等级考试。同样是英语考试，如果仅从知识本身的价值来看，并没有质的差别，但为什么在英语培训市场会产生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格局呢？这可能与不同考试评价的非教育功效相关。托福考试和雅思考试之所以大受追捧，不仅因为它们能判定考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还在于这两项考试能够带来其他利益，这些利益有的是教育的，有的则是非教育的。

即使在基础教育阶段，考试对教育服务行业的影响也非常大，虽然中小学校帮助学生参加考试的过程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但支撑这个过程的产业规模非常大。在有了各种各样的考试之后，书店里就会出现齐全的与考试相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不但有大量与中考、高考相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还有大量与中小学生的各种考试、考级相配套的参考资料。此外，除了学校教师为学生提供各种应对考试的教学服务之外，在学校之外还潜存着一个更大的教育服务市场，比如家教服务。尽管很多地方禁止中小学教师进入这个市场，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市场就不存在。除了仍然有一部分中小学教师进入之外，在校大学生也成为这个市场最大的受益者，而且不少城市已经有专职的家教公司服务于这个市场。尽管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服务行业发展很快，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科教师都能从中获益；真正从教育服务行业发展中受益的学科，并不是如斯宾塞所说的重要的学科，而是那些被考试评价接纳和重视的学科。因此也可以说，考试评价对这些学科的重视，无形中也提升了这些学科在基础教育知识市场中的市场价值，从而使这些学科的教育服务市场得以兴盛。

四、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功效

市场经济之所以可以极大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因为它允许优胜劣汰机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此即“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如果说个人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或处于劣势状态是其能力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太多的人觉得自己的处境是受不公平对待所致。但如果个人在社会竞争中的处境是由其家庭条件决定的，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改变的，就会产生不公平感，甚至会出现非法的极端的行为。考试评价的作用就在于它能抛开任何世袭、家族的因素，以相对公正、科学的形式使优秀人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充分发挥才能而不致被埋没。汉代的“察举制”就是一个例证，它推荐社会上最有道德声望、最有知识者做官员，既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社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