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新时代中国特色建筑方针的探索

8.3　新时代中国特色建筑方针的探索

8.3.1　关注焦点：建设方针该修改了吗

建设方针是中国城市建设的核心理论。指导了中国城市建设60多年的14字建设方针“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是否能修改最近成了争论的热门话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赞成、反对或模糊，各种意见都有。赞成的意见认为老的方针政策导向过于陈旧：“当今中国的建筑方向是什么，建筑方针是什么？不清楚。现行的方针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方针。这个方针符合当时的国情，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今天计划经济已转变为市场经济，市场主体也转变为多元主体，中国国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们还没及时修改调整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方针。”^[13]反对修改的认为这一表述确实是蕴藏着“正能量”而又经受了时间检验的正确方针，14个字朴实无华、耐人寻味、意义非凡中蕴含了道理及其价值，而且这个方针应该是“永远的进行时态”。^[14]而莫衷一是的观点认为虽然国家建筑方针在今天看来已成为建筑遗产，是建筑的“国宝”，但只是需要赋予它新的内涵却不可改动。^[15]

8.3.2　与时俱进：理论当随时代发展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对理论具有决定作用，理论对实践有反作用，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错误的理论则有阻碍作用；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由此可见，理论应该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发展理论的建设也有一个逐渐认识提高、及时调整的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国家政策对盲目发展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弊端的及时纠正。在宪章这个“体现人类集体智慧的庄严思考”的层面上，也是在6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三部宪章先后发表，就是国际建协针对城市新问题及时进行导向方针的调整，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没有“永远的进行时态”，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就可能产生偏差。

1）理论当初形成有一个什么背景——正确解读1955年方针

有前辈学者认为：建筑方针中“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表述，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中违背经济原则和适用原则而提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表述为“适用、经济，在这两个条件下注意美观”呢？显然，“在可能条件下”并不只是适用和经济，而是概括了涉及建筑美观所要考量的方方面面，并认为有了这样恰到好处的科学概括，此方针就成为了“永远的进行时态”，让我们能对不断发展的各种“可能条件”作合乎时宜的进一步诠释 ^[16]。

果真如此吗？

首先，从1955年建筑方针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因长期战争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基础差，底子薄”是对我国当时社会建设环境的总体评价。在学术氛围上，政治上的“一边倒”影响了学术走向，对建筑理论的批判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所谓建筑形式的争论就成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苏联专家推崇斯大林关于民族形式的建筑理论，对中国建筑界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主张用民族形式来对抗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流派，“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一些高层领导的认可，并将其上升到阶级性和党性的高度。在此影响下，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席卷国内各地“大屋顶”式的建筑潮流。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11月赫鲁晓夫在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会议上作了《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报告，在苏联建筑界掀起批判复古主义浪潮，随之1955年在中国建筑界展开了针对复古主义和其代表“大屋顶”产生浪费的讨伐 ^[17]。

当年的建筑方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

其次，从当时对1955年建筑方针的诠释来看：从1955年5月彭真和梁思成的谈话中，可以合理推断党和国家对建筑方针制定的思考。前者认为：最大人民利益是真理的标准，最大人民利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适用等于人民利益；离开经济，讲建筑美是主观唯心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普遍真理；艺术是从属的。彭真还以统计数据的方式表明“大屋顶”给经济带来的“惊人的浪费”，并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应当精打细算，处处节约^[18]。

因此，在当时的国家总体经济政治背景下，可以对1955年建筑方针作出如下三段论式的正确理解：“适用等于人民利益。建筑的经济基础是普遍真理。艺术是从属的，离开经济，讲建筑美是主观唯心主义，只有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由此可见，在“离开经济，讲建筑美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个明确的政治态度下，“在可能条件下”所表达的含义只能是建筑的经济造价，而非其他。因此在方针中的“美观”一词前加上这个限定词只能说是一种强调的调门，带有鲜明的提示作用和警示意味，这在当时国家对复古主义、“大屋顶”造成的浪费有很强的限制目的。

第三，从对1955年建筑方针中“注意”一词的理解来看：为什么是“注意”而不是其他？如果“在可能条件下”真如其所理解的“并不只是适用和经济，而是概括了涉及建筑美观所要考量的方方面面”那般美好浪漫，那么“在可能条件下”之后不该使用“注意”一词，而是“赋予”或“形成”“成就”之类的表述，用来指点“涉及建筑美观所要考量的方方面面”。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这样执着的美学追求，况且还在激烈地批判“离开经济，讲建筑美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浪费现象。不可否认，“注意”一词在当时的背景下具有进一步的警示和提醒之意。隐藏在这个词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谓的美观并不适用且浪费钱，注意一下就行了，却不必重视。这样实质上弱化了美观对于当时建筑发展的指导意义。

由以上三点可见，实践对理论有决定作用，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实践，并受到当时的社会实践发展水平的影响。“在可能条件下”和“注意”一起构成双重警示，共同表述为“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其后更有‘在可能条件下适当注意美观’的表述），其实质是受限于当时窘迫的经济条件和国家核心建设理论作出的现实正确选择，1955年建筑方针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如果非要把“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理解为“并不只是适用和经济，而是概括了涉及建筑美观所要考量的方方面面”，从而让这个理论成为“永远的进行时态”来继续指导今天的建筑发展方向，相信忍受过自然灾害、物资短缺、凭票供应等国家经济困境的老一辈建筑者也不会认可。

2）理论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时代——理性面对当今时代

不可否认，从方针提出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作为城市建设的核心理论，方针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避免浪费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优秀建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从一穷二白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情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经济高位运行的近20年，中国建筑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两方面，对1955年方针都有极大的超越和突破，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方针已经逐渐被模糊化、边缘化、空壳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是理论的超越。极“左”年代的“建筑政治现象”造成了学术界千篇一律的沉重现实，长期隔绝使得对国外理论研究若明若暗，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体设计，基本上抹杀了建筑及其理论的个人特色，堵塞了建筑理论的创新之路。20世纪80年代初，强烈思变的精神促使建筑界努力引进、消化国外建筑理论，同时对西方经典现代建筑理论进行“补课”，学术思想逐渐繁荣^[19]。特别是1988年第2期建筑学报上，同时刊登了张钦楠和周卜颐两位先生对“文脉”不同解读的文章，引发了广泛的争论，那场著名的辩论脱离了“形似还是神似”的巢窟，第一次赋予建筑及其环境以文化关联的意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突破僵化理论桎梏的“第一朵报春花”。各种译作的出版不断推动了理论繁荣，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其他流派如高技派、白色派、新乡土主义等不断拓展了人们的理论视野。从本质上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1955年方针强调了建筑理性（功能和经济），限制或弱化了建筑的文化属性，它的积极作用是深刻体现了当时国情，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后世理论的发展 ^[20]。而各种理论探索的实质是人们在理性以外，还原文化对于建筑的重要意义，“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强调了工具理性，因其文化价值的缺失，其表述也逐渐模糊。“补课”也催生一些理论研究成果 ^[21]，仔细阅读这些理论成果，发现都会有一根明显的文化主线。这些本土的建筑理论探求应该理解为是对1955年方针的文化层面的超越，反映了一种文化觉醒和自觉追求。同时也增加了新一代建筑师成长所需要的理论营养，脱离了“在可能条件下”的干瘪状态，为建筑实践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其次是实践的突破。理论的繁荣带来了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化的觉醒反映在对建筑风格的追求上。1955年方针的导向性限制了浪费，但当时“建筑的风格、流派、个性、特色实在难寻，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也没有出现”^[22]。在新的时代，经济高速发展为建筑实践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可能条件下”的经济短缺束缚在多数重要建筑中已不存在，逐渐松绑。著名华裔建筑师在设计中享受到的宽松放任的经济条件在当时广受艳羡（1982年香山饭店）（图8.2），国内的大师也机遇相当（1985年阙里宾舍）（图8.3）。同时，业主的气派与需求，“50年不落后”“与世界接轨”“成为标志性建筑”“和谁都不一样”等要求使得建筑师们在创作中早已淡忘“可能条件下”的警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理论，建筑风格逐渐多样化，京派、海派及广派建筑风格的出现，在改变建筑陈旧落后面貌、极力追求时代感的同时，也与原有的建筑方针渐行渐远，1955年方针逐渐被边缘化。

当今时代，全球化趋势、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以及文化观理念等持续影响着城市和建筑的走向，城市和建筑面临的诸多挑战，早已不是“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那般单薄。一方面，通过对各种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发展，建筑师们都极大地突破了原有的核心建设理论（1955年方针）；在建设实践中也脱离原有的方针，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理论指导城市建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建筑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巨、形式之新，令世界瞩目，这些都不是“在可能条件下”产生的，而是面临新时代建筑人的理论创新勇气和实践自觉开出的璀璨之花。另一方面，城市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千城一面”引发城市特色危机、“非理性设计”导致城市文化衰落、“建设性破坏”造成城市文脉断裂、“功能至上”缺失城市人文关怀等，基本上都是文化缺失的问题。可以说文化缺失成了1955年方针的致命伤，使其无力应对当今各种复杂的城市弊病显得漏洞百出、苍白无力，已经成为理论空壳。

图8.2　北京香山饭店

来源：自摄

图8.3　曲阜阙里宾舍

来源:自摄

时代在进步，但中国的核心建设理论（方针）没有跟上。

现在城市的诸多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国家核心建设理论的缺席造成的。现今许多学者都在探讨理论的缺失，呼唤具有时代性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这个理论实际上应该是国家层面的核心理论，新时期的核心理论的建设是当今城市建筑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8.3.3　文化主导：新时代中国特色核心建设理论的探索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改革开放后的建筑实践已和原有的方针貌合神离，而且在这些实践中已逐渐涌现出一些共识和成熟的经验，只不过没有总结上升到核心理论的高度。方针作为国家的核心建设理论，应有明确的导向性和适当约束力，特别是应有理论勇气，对症下药解决当今中国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个核心理论不仅是设计工作的方向，也应成为各级规划管理部门的工作指南，方针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起到其应有的理论作用。同时，理论是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我们期待新时期的核心建设理论，是用于解决当今和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建筑问题，并不愿意让其成为永远的进行时，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

应该说“适用、经济、美观”三原则是建筑普遍规律，只是表述内容和所引申的含义较为宽泛，针对性不强，对当今国内的各种建设乱象有欠约束力，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显现的诸多弊端缺乏明确的建议或制约作用。三原则在新时期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形成国家的核心建设理论来形成正确的导向和具有约束力的方针，避免“千城一面”、杜绝“非理性设计”、防止“建设性破坏”和克服“功能至上”等现在城市建设中的各种弊端，以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筑风貌，这是一个普遍的愿望。

对于“适用、经济、美观”三原则，在可持续思想下，学者们对于前两点容易或者已经达成某种共识 ：适用是没有异议的重要建筑法则。而“经济”不仅是指建筑造价，是要求树立建筑全寿命周期概念。那么，表述的关键就在于新时期的建筑该如何形成“美观”，实际上争论的焦点也正在于此。而不容乐观的是当今新建筑创作中对“美观”追求的两大误区：一是片面强调建筑造型的视觉冲击力所形成的“美观”，功能让位于形式，放大了技术作用以至新奇特建筑盛行。另一方面，非理性设计泛滥，示范效应产生的克隆建筑和缺乏文化意蕴的低俗建筑比比皆是，丧失了建筑学真实意义的“美观”。

当代意义的“美观”追求是什么？既然“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越来越使人与传统的地域空间相分离，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建筑环境趋同，建筑的文化多样性遭到扼杀”而导致了“建筑魂的失色”^[23]，那么技术和文化对于美观产生的因果关系就显得至为重要，就应从逐渐形成的关于“文化和技术”的共识来正确分析，从而找到“美观”的中国特色新时代内涵。

第一是文化共识。“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于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24]。《北京宪章》重塑了建筑文化观，强化了建筑的文化共识。毫无疑问，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建筑形式的意义传承着历史文化信息，没有文化的建筑是苍白的，后现代建筑正是基于此展开了对冷漠的、没有文化表情的现代建筑的批评。

在文化和“美观”的联系上，首先，文化产生建筑意义，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建筑意义。文化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文化赋予建筑形式深刻丰富的内涵及外延；文化存在地域差异，由此产生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导致了建筑形态的多元，传递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其次，建筑意义上升为“美观”，不同的建筑意义达到不同的美观效果。建筑意义赋予人们以丰富的文化联想而产生情感共鸣，满足当地人民的文化审美标准并上升到“美观”的高度，因为每个人是降生于先他之前而存在的文化中的，每个人的美观直觉只能是从他们所熟知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印证，这是文化本能。可见，虽然审美有一些共同基准点，但不同地域文化产生的“美观”却是千姿百态的，故而历史文化名城都有各自特色，没有“千城一面“现象。从各地建筑评选中也可以看出，人民群众认可的美观建筑总是传达了浓郁的地方文化底蕴。

城市和建筑文脉代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轨迹，是文化的积淀和载体，文化是文脉的内核及灵魂，是故曰“建筑学是地区的产物，建筑形式的意义与地方文脉相连，并成为地方文脉的诠释”^[25]。换言之，建筑形式意义产生的“美观”是千姿百态的，它根植于地方文化并成为其最好的表达，因此在新时代建立正确的“美观”原则，应强化文化的重要作用，催生健康的美观建筑，这应该是一个共识。

第二是技术共识。技术推动了建筑的发展，历史上许多健康流派的产生都源于技术的进步；但技术双刃剑效应也引发了普遍担心，北京的“巨型结构游戏”正是这种技术的夸张表演，至今获得的认同感却每况愈下。对待技术的正确态度是不同地区的不同建筑，采用相应的适宜技术建构，来形成技术和建筑美的双向同构关系，优雅的金茂大厦凝结了高技美，洱海双廊许多别致的地域建筑也有适宜的乡土技术美，因此在成就“美观”的技术因素上，“植根于地方文化的多层次技术建构” ^[26]的真知灼见准确地阐述了人们的技术共识。

总结以上观点，“地区文脉”主导和“适宜技术”应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美观”内涵，结合“适用、经济”的新内涵共识，新时期中国特色的核心建设理论可形成如下表述：遵循可持续发展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适用观念，注重建筑全寿命经济过程，采用多层次的、适宜当地的技术策略来建构表达各自特色的地区文脉建筑。简化之，可称为：“实用，经济，适宜技术推地区文脉美。”

新14字理论以可持续思想为基础，赋予三原则新的时代精神内涵。在新的“实用、完整经济过程和全面技术观”共识下，以文化为主导树立健康的“美观”原则，形成新的建设理论来积极应对城市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同时，“推”和“地区文脉美”的双向同构关系，表达了紧迫感和适当的约束力，以期倡导文化多样性，坚持差异来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未来建筑环境，从而推动现代建筑地区化，地区建筑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

【注释】

[1]阎小培.城市发展的未来趋势[J].国外城市规划,1998(4): 35-40.

[2]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3]吴良镛.“山水城市”与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纵横谈[J].建筑学报，1993(6).

[4]鲍世行，顾孟潮.城市学与山水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250-254.

[5]郑光复.“山水城市”是什么方向[J].新建筑，2008（3）.

[6]荷兰.“无汽车城市(Car-free cities)”网站资料[EB/OL].http://www.carfree.com.

[7]Beatley T.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The Elements of a New (Improved) Paradigm[J].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1995,9（4):383-395.

[8]王如松.城市生态学[M]∥马世骏.现代生态学透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1.

[9]Roseland M.Dimensions of the Future: An Eco-city Overview Eco-city Dimensions[M].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7.

[10]沈清基.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M].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11]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12]黄光宇，陈勇.生态城市概念及其规划设计方法研究[J].城市规划，1997(06):17-20.

[13]徐宗威.中国建筑创作的形式与走向[J].新建筑，2012（6）.

[14]布正伟.建筑方针表述框架的涵义与价值[J].建筑学报，2013,1.

[15]金磊,等.“适用、经济、美观”的建筑方针是“遗产”也是“国宝”[N].中国文物报，2012-10-19（006）.

[16]布正伟.建筑方针表述框架的涵义与价值[J].建筑学报，2013，1.

[17]王军.城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8]王军.城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9]邹德浓，张向炜，戴路.引进外国理论之再思索——写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J].世界建筑，2008（6）

[20]张钦楠、张祖刚.现代中国文脉下的建筑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5.

[21]改革开放以来，部分中国建筑师和理论家在建筑理论体系方面的不同探索，来说明建筑理论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总结有如下理论：1.彭一刚，建筑空间组合论，1983年。2.侯幼彬，系统建筑观初探，1985年。3.窦武，试探建筑理论系统，1987年。4.吴良镛，广义建筑学，1989年。5.余卓群，建筑设计理论，1991年。6.沈福煦，建筑理论的理论，1993年。7.布正伟，自在生成论——走出风格与流派的困惑，1999年。8.郑时龄，建筑批判学，2001年。9.张钦楠，试论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2001年。10.汪正章，建筑创作学的理论架构，2002年。——摘自：张钦楠，张祖刚.现代中国文脉下的建筑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2]邹德浓，张向炜，戴路.引进外国理论之再思索——写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J].世界建筑，2008，6.

[23]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4]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5]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6]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