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方针的探索与改进

二、新闻工作方针的探索与改进

建国初期，新闻工作怎样适应新时代的特点、满足新时代的要求，是摆在当时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新闻工作方针的探索与改进，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主持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明确指出，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中共中央、中宣部、新闻总署、新华总社又颁发了一系列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5月1日新闻总署颁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等。

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被确立为新时代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为了加强新闻工作与社会实际、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各省、市委机关报实行“采编合一制”，报纸编辑部不再笼统地分设编辑、采访、通讯联络3大部门，而是将采访工作与编辑工作合而为一，设立国内政治、工商、农村、文教、文艺、国际新闻、理论、群众工作等部（或组），并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此外，各新闻机构还加强通讯员工作，建立广泛的通讯员网。1951年，《人民日报》的通讯员由原来的200多人迅速发展到万人以上。《人民日报》还编印出版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作为培养通讯员的重要园地。各新闻机构还建立群众性的读报小组，加强报纸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与交流。1950年5月，《人民日报》在全国组织起读报小组2101个，并在报纸版面上开辟了《读报组反映》、《读报组活动》等栏目。作为广播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措施，广播收音网普遍建立。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设有专职或兼职收音员，收听或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报道，向群众介绍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重要节目。根据1950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各报还进一步加强读者来信来访工作，确立了全编辑部人员都有责任关心处理读者来信的原则。各报不仅扩大读者来信专栏的篇幅，还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来信突出地编发在一版或新闻版上，一些报纸的副刊还把读者来信作为主要内容，注意发掘来信中生动丰富的内容。《人民日报》自1952年起将原《读者来信》专栏扩大为专版，1953年后逐月在报纸上公布“读者来信来访处理情况”，详细列出了每月读者来信来访的件数、人次以及来信利用件数和其中内容的分类统计数等。《人民日报》编辑部还善于从中寻找线索，将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采用评述、综述、答读者问的“信箱”等多种形式发表。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建国初期新闻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新闻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从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高度阐述了报刊批评的重要意义，并决定“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5]

《决定》公布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率先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据统计，《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性报道或文章，1949年为347篇，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其中1951年至1953年3年中，日均刊登批评稿超过4篇。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人民日报》等各报开设起《人人检举贪污浪费》、《人人都来检举贪污行贿》等专栏，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攻势。在继起的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反违法乱纪活动的“新三反”运动中，各报将报刊批评与整党、整风活动结合起来，报道了许多典型案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对于压制批评的行为，各党报予以大胆的揭露与抨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打击报复学生、压制批评事件披露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使黄逸峰案得到严肃处理，黄被开除出党。《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还担负起指导各级党报开展批评的重任，在地方报纸开展批评受阻时勇为地方报纸撑腰。1953年2月，《人民日报》报道了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到官僚主义严重阻碍的情况，点名批评了阻碍报纸开展批评的中共鞍山市委及市委书记，提出希望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督促鞍山市委进行检讨，在职工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望把处理结果写给本报”。

但是，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批评言辞过于偏激、报道内容失实等，甚至违背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1953年春，广西《宜山农民报》擅自在报上批评中共宜山地委。事后，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批评《宜山农民报》的错误做法并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在复信中明确提出了“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原则：“不经请示，不能擅自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同党委会的争论。”^[6]195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提出了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展开、批评必须正确、批评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3项基本原则，从而使报纸批评工作进入了有序轨道。

在探索与改进新闻工作方针的过程中，新闻界还努力学习与借鉴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1950年1月4日，《人民日报》开辟《新闻工作》专刊，每两周出一整版。其创刊号上发表的《编者的话》称：在创建我国人民新闻事业中，有一个便利的条件，这就是可以“大量地利用”苏联的“丰富经验”，“本刊愿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方面，作有系统的努力”。至1950年12月止，《新闻工作》共出26期，刊登了译介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和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文章近30篇，后被辑入三联书店推出的《怎样领导党报》、《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等“新闻工作丛书”。进入1954年后，新闻界出现了对口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高潮。1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率领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真理报》，3月初回北京后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访苏收获的文章，后被汇编为《学习〈真理报〉的经验》一书出版。7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率领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广播事业，回国后编印了《苏联广播工作经验》一书。年底，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率领新华社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塔斯社，回国后也编印了《塔斯社工作经验》上下两册。与此同时，苏联新闻工作者也多次应邀来我国访问，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1954年10月，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应邀访华一个月，多次在北京等地举行专题报告会或座谈会，这些报告和座谈记录后被汇编为《苏联报刊工作经验》一书。此外，人民出版社还在1954年至1955年间翻译出版了《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一、二集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辑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等学习用书。苏联报刊上的文章也被大量转载，仅《人民日报》在1950年就刊登了30多篇从苏联报刊上选译的文章，后又开辟《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在当时确实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对苏联经验盲目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错误。由于《真理报》自称是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并从不登“更正”，因而《人民日报》也提出了“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口号。《人民日报》还盲目模仿《真理报》，每天一篇社论放在一版头条位置，大多“无的放矢”；国际新闻报道不客观反映国际形势，片面性严重；在新闻业务方面的具体表现是新闻越写越枯燥、标题越做越单调、广告越来越不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