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教育探索

第二节　新中国的教育探索

一、社会主义教育的纲领和方针

（一）社会主义教育的纲领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巩固和发展老解放区的教育，改革国民党统治区的旧教育事业，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新的教育制度。

1949—1956年，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很快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是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为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我们的建国纲领，除了规定国体、政体之外，对中国的教育工作也作了规定：

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并对教育的方法、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了详细论述。

（二）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

教育部于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结合讨论教育部1950年上半年工作计划，研究解决一些全国共同性的问题。会议确定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

“以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这是钱俊瑞副部长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讲：“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事业。”

本着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应当比旧中国更加先进、更加发展的精神，作为第一步，要用几年的时间来恢复原有的教育事业的规模，并得到一定的发展。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时写下了：“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二、影响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事件

（一）影响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1956年，中国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科学的任务。当时，中国尚缺乏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是在实践中探索着前进的。在教育方面，1956—1957年间作了有益的探索，其间也有教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5月26日在怀仁堂向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者作报告，阐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告经修改发表于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人民教育》于1956年7月号发表评论《略论教育科学中的百家争鸣》，号召就教育科学中的问题开展争鸣。“评论”号召，克服思想障碍，开展学术争鸣，使教育科学在不久的明天赶上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1.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实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当然是受了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苏联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教育目的，中国则把它作为教育方针，该方针提出后，在教育界引起了争议。1956年围绕着全面发展的问题再次发生争论，从1956年8月至1957年3月，仅《人民教育》就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人民教育》杂志的编者认为争论的中心在于：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是不是可以结合、需要结合；两者相结合可不可以成为新的教育方针；如果新的方针得到肯定则还要讨论如何实施。经过争论，分析了前一阶段贯彻全面发展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解，肯定了教育工作中实施因材施教的必要性。

2.新中国发展教育的方针政策

在1956年教育事业大发展之后，拟定1957年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时就引发了争议。1957年1月，《人民教育》发表的文章指出，“今年（1956年）的计划显然有些冒进了”。1957年教育事业发展的计划速度低于1956年，因而在一些人中就有议论，认为1956年冒进了而1957年又保守了。对此，苏人发表了评论。他认为，中国教育发展并不是波浪式前进的。到1957年6月，形势有了变化，提出了办学问题上的两条路线问题。《办小学的两条路线》一文回顾了抗日战争时期老解放区批判旧型正规化的历史，以证明两条路线的存在，并且指出1948年8月以后教育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又表现出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把办小学包下来，引起群众不满。接着批判了几种思想，首先是“群众办学不正规影响教育质量”。该作者认为，经费可以用社员变工、合作社解决和集体义务劳动等办法来解决。作者要求教育行政干部重温历史、从中汲取教训。《试探怎样贯彻群众办学的方针》则是谈实际贯彻群众办学方针的。作者认为小学教育不能“包下来”，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可以把普及小学的义务教育搞得更好，还提出不应该统统要求“正规化”，坚决反对“正规化”的保守思想。作者认为，只要坚决贯彻群众办学的方针，坚决走群众路线，根据群众的需要、自愿和可能，因地制宜就会有成效。这两篇文章是一种信号，预示着1958年教育大跃进的到来。

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学术争鸣是一种新气象。但所发表文章的水平并不十分理想。争鸣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没有深刻的研究自然难有高水平的争鸣。可贵的是有了开端，遗憾的是争鸣未能长期坚持下去。

3.学制改革

1964年春节（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毛泽东对教育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等等。由于思想上缺乏应有准备，教育行政部门只能是采取应急性的一些措施，如在高等学校里学习解放军成立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少而精”的原则精简教材，研究学制改革问题。同时，大力推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

4.对教育阶级属性的认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发表的一篇纲领性文献。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在教育界是有深远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肯定和鼓励。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中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对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进步进行了肯定。鼓励知识分子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总的精神是积极的，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时受“反右”的影响增加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论述，并把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当作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的原因，这就不符合实际了。

（二）影响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事件

1.教育界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酝酿已久的。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指示》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整风开始，党是诚心诚意听取党外人民的批评意见的。教育系统是整风运动的重点单位之一，许多教师参加各级党委统战部和学校党委组织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和群众座谈会。大学生也起来鸣放。他们揭露了大量问题并向党组织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由于党中央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遂于6月8日开始反右派斗争。教育界也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之一。在毛泽东看来，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其中与教育界直接有关的独特内容是批判“教授治校”、“撤销学校中党委制”。

反右斗争中，集中批判由黄药眠执笔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这个文件对今后的做法提了四点建议：一是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任务是党内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核心。二是建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三是建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四是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地吸收教职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文件对上述四点建议都作了一些说明并提出了具体建议。批判者认为这个建议对党和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大学的活动范围，设立各种委员会是要使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最后消灭。其最终目的是使高等学校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

现在再看这些历史资料，应当说当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存在的。党在学校中如何实现领导是值得研究的。中国是到1961年制定《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六十条）中才对高等学校中党的工作作出比较明确、具体的规定的。

2.《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公布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教育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教育工作需要一个全面的建设纲领。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系统阐述了中国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以及教育事业发展设想，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教育的纲领。《指示》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老解放区的经验和建国以后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以苏为鉴创出新路，并能服务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指示》的直接后果是推动了1958年开始的教育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60年代，纠正“左”的错误时，曾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对其部分内容作过修改。1964年，毛泽东曾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这里说的方针路线应是1958年《指示》中所确定的方针路线。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指示》仍然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

3.教育大革命

1958—1960年是中国“大跃进”的时代。教育领域也是一样，各种教育事业，如民办、社办教育都在大发展，可以称之为教育事业大跃进。也有人称之为社会主义教育建设高潮。按照中央的说法，实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是一场大革命，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教育大革命”。

1957年毛泽东批评教育部门有脱离政治、不抓思想工作的倾向之后，教育部门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曾开展了关于红专问题的大辩论、关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大辩论、批判资产阶级专家路线、自我学术批判。

从1957到1958年间，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经历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从老教师、青年教师到学生都得参与，要彻底暴露各种丑恶的思想，自我批判并接受群众性的批判。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必然伤害一批知识分子，老教师是首当其冲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也难于过关。在这次运动中师生暴露的思想，到1959年下半年“反右倾”时，就成了批判的对象，以致一批师生被整。

“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在1958年九、十月间达到了巅峰，一些矛盾也明显地暴露出来。毛泽东最先冷静了下来，着手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纠正错误。11月23日武昌会议上，他就提出要“压缩空气”，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毛泽东的带头对教育界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使教育事业局部得到调整。

4.教学改革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纠“左”转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受此影响，教育界也开始反右倾，鼓干劲，并把教育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形势下，1960年春就把教学改革问题提到了全国的议事日程。改革包括学制改革、课程改革。

5.教育与“反修、防修”

1962年又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各个领域就开始抓阶级斗争问题，特别是1963年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化以后，毛泽东更认为我们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在国内复辟。教育要服从、服务于“反修、防修”的需要，强调阶级斗争必然会在教育界发生深刻的变化。

《人民教育》1963年10月号同时发表三篇文章，拉开了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序幕。批判是在带有很大盲目性的情况下发动的，一直延绵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涉及教育的许多重要方面，如对“母爱”教育的批判，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批判，不指名地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列举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等。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了舆论、奠定了基础。

6.高等学校“四清”运动

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在一次涉及教育的谈话中，他说：“阶级斗争是你们（学生）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到工厂去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是大学毕业”等（《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曾由高等教育部转发，要求所有高等学校都认真加以讨论和贯彻）。

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文章中列举了毛泽东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的15项政策、措施。其中第九点是关于文化教育的，文章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科学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此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了全党的任务，更是教育界的大事。为此，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当年毕业生中50％左右实行劳动实习。劳动实习以体力劳动为主，可适当组织他们参加“四清”、“五反”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在城市搞“五反”。同时，高等学校也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高等学校师生参加“四清”一方面使师生接触了农村，了解了农村，另一方面在“四清”中又受到“左倾”思潮的熏陶，把一切问题都提到阶级斗争这个纲上来认识和分析。这就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走资派”准备了思想条件。

三、“文革”对社会主义教育的全面破坏

1966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社会主义教育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使他对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错误判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敌我，以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只能用“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打倒“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错误的理论、政策和方法，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的活动提供了机会。他们煽动个人崇拜，打着“革命”的旗号，推行极“左”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战线开刀的，“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他们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煽动青年学生起来“造反”，揪斗“走资派”，使社会陷于动乱之中。他们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的成绩，炮制“两个估计”（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他们在“斗、批、改”的口号下，打击革命的知识分子，搞乱教育理论是非，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自然要遭到一批干部和革命师生的抵制、反对。

“四人帮”被粉碎后，教育界拨乱反正，使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在1976年结束了。但是，纠正“左”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中国又徘徊了两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解放思想，决定废止“阶级斗争为纲”这一与社会主义实际情况不符的口号，决定把全国工作的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邓小平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探索，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即邓小平理论。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工作。逐步建立了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一）“科教兴国”：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战略定位

在“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口号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被视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因而，对新中国成立初17年的教育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破坏了社会主义教育，影响了一代人的健康成长。

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处于什么地位、应发挥什么作用，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邓小平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根据邓小平理论，中国已将科教兴国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职以后自告奋勇抓科学和教育。经过批判“两个估计”、恢复高等学校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的制度等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教育。

中国共产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央作出了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各级领导都要抓教育等一系列重要决策。

在1997年9月召开的第十五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在“十五大”上，科教兴国战略是作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敏锐地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再次动员和号召：“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这是党中央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新的动员令，标志着中国科教兴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98年3月，新一届政府成立。这一届政府把设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任务，成立了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由朱镕基总理任组长。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教育部于1998年12月24日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务院于1999年1月13日转发该计划；二是1999年6月，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并于6月13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设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

（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基础性、全局性和前瞻性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新时期任务，提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会议高度评价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把教育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按照实际需要，逐年增加教育投资，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开始从战略高度思考教育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道路探索途中的一个伟大的认识和开始。

（三）用国家意志规范教育发展：加强教育法制，依法治教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依法治国。”国家事务管理的法制化，必然要求教育也要加强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教。

教育法制建设是国家整个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教育立法、教育行政执法、教育司法、教育法制监督、教育法律意识的普及和教育法学研究等方面。随着国家整个法制建设的逐步展开，20年来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五、21世纪中国教育的主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1999年6月15日，全国第三届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一决定总结了中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更强调了中国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决定》严肃地指出：“面对新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素质教育是一种理想。教育事业是一项具有理想性的事业，没有理想的教育是不存在的。教育理想是教育活动的指南，是教育行为的向导，也是动员人们为之努力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理想，素质教育首先提倡的是在教育中每个人都得到发展。其次，素质教育提倡的是在教育中使每个学生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全面发展。同时，素质教育倡导每个学生富有个性的发展。素质教育也是一种价值观。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P253

[2]李国均、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P11

[3]李国均、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P66

[4]《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P10

[5]《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P8

[6]李国均、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P73

[7]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P383

[8]蔡元培：《教育独立权》，见《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P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