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重要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强调在消灭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共产党要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任务，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又进一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必须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有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萌芽。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要实行这个方针。毛泽东认为，党的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不要走他们走过的弯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需要妥善解决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正确处理各个方面的关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基本方针，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要正确地遵循这一思想和实行这一方针，需要在认识上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旧中国留给我们的经济遗产相当可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性的工业只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却占了90%左右。他说：“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3]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分析中国革命的优点和缺点入手，进一步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基本状况，指出：“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也很不平衡，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957年1月，当时担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在一次讲话中专门讲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问题。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4]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正确的决策，首先来自于对所处时代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和判断。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宣布：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虽然我们还有解放台湾、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等艰巨任务，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对当时和其后一个时期国情的判断，对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这是中共“八大”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八大”决议的分析和判断，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点非常低、生产力发展十分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凸现了出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无疑，这样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和发展战略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任务，毛泽东始终热情关注，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1955年10月，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1957年3月他在南京的讲话中，还讲过一段很有创见的话。他说：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分几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这里，“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同邓小平后来讲的本世纪达到小康水平相似；一百年才能“了不起”，那就是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

1959年底，毛泽东在杭州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形成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完整提法。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5]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同时，周恩来在报告中还重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拿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6]这就比较完整地概括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

1956年5月，党中央在总结反冒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并在总结“一五”计划头三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55年底，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地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和行为。为了组织好1956年的生产建设，制定切实可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刘少奇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和反对冒进，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等许多有关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有关报告中，根据实施“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对这个经济建设方针又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认为，第一，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中共“八大”接受了周恩来报告的基本总结，肯定了我国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得到解放，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有可能高速度的发展生产力，如果对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些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4）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强调，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他特别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是一个严重教训，要以此为戒。他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这里，毛泽东辩证地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在他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集中论述了他关于重视发展农业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农业关乎国计民生，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他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他在这里提出的“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是经济学上一个深刻而独特的命题，为开辟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确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到60年代，他更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于这个总方针，从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论述，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内涵是：既要搞好生产资料的生产，加快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要搞好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这就是毛泽东一向主张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经济建设思想。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5）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针对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随后，国务院在1956年5月召开全国体制问题会议，拟定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初步草案。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的讲话都阐述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要思想。1957年初，中央指定陈云主持财经五人小组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半年多的调查、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提出了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1957年12月7日，他同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的谈话中，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认为，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要允许处在非法状态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场”合法化，变成地上的，合法雇工，可以开夫妻店，也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还可以吸引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他甚至提出可以在一定时候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在分配方面，鉴于苏联的教训，他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这时，陈云还就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就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苏联经济的具体模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作的创造性的构思。

（6）关于管理体制改造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借鉴苏联等国的经验，针对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他认为，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力，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同时又要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对向企业扩权的问题，他提出，应当有“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要有点“独立王国”。他曾提出支持在一些工业、交通运输部门试办托拉斯的倡议等等。

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作为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方针。这就把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思想加以制度化。当时，毛泽东把这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不只限于企业管理，而且也是作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防范国家机关和管理人员中滋长官僚主义的一项重大措施提出的。

（7）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考

毛泽东曾十分赞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提法，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他认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他还突破斯大林把商品范畴只限于生活资料的经济理论观点，认为商品的范围包括生产资料这种讲法比较好。他主张商品经济要搞长久一点好。他强调，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他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他认为只要很好地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说：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他反复强调，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利的工具。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在中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他认为，所有的经济单位，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扩大再生产。毛泽东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