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文脉与社会生活

4.4　文脉与社会生活

4.4.1　社会变化与文脉的活跃性

1）社会结构和文脉的关系

社会结构（分层)及运行理论是社会学重要的分支。一定的社会结构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结构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社会构成要素的功能发挥与实现，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不但是社会有机系统赖以展开其组织性、有序性特点的基础，也是社会互动与之交换等功能性活动赖以展开和实现的基本条件^[15]。社会结构是社会有机系统的本质，社会结构（分层）的变化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影响到文脉关系的发展演进。

社会学对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研究有两大理论渊源，从而形成两个理论传统。一个是以卡尔·马克思阶级理论，认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经济地位，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卡尔·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冲突方面。另一个是以马克思·韦伯三位一体分层论，韦伯认为在研究社会阶层时，把经济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社会的分层结构是多层面的统一体，除了经济地位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同样重要的分层属性，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影响力，这就是声誉和权利。因此韦伯主张从经济、声誉、权利三个角度综合考虑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维护的目的，韦伯三位一体分层论更多的强调了社会协调的一面^[16]。

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的精英分层理论在西方社会学界深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帕雷托认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存在是普遍而永恒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上层成员和下层成员的社会地位是固定不变的。稳定的等级结构是稳定的经济状态的产物，也代表了某种程度的僵化。而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创新、竞争、变革基础上的动态性工业社会，由于现代社会中不存在终身或世袭的阶级，因而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个人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决定的，即基于自然差别。社会成员归属哪个社会层次取决于他们天生的能力和才干，精英概念正是在天生的能力和才干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成员。

图4.7　帕雷托精英理论

来源：改绘

帕雷托试图用精英和精英循环系统说明社会系统——特别是其中政治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基本机制。他根据性质不同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天赋能力的自然差别，一个是掌权与否的社会差别来进行交互分类，得到一个理论图示（图4.7）在这个图示中，A类是执政精英，B类是非执政精英，C类是执政阶层中的庸才，D类是芸芸众生。箭头指示方向是循环路线。帕雷托指出：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级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

帕雷托的精英理论虽然是用于解释社会结构中政治系统的更替交化上，但由于社会分层结构和其运行方式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精英的个人、集团或处于精英层面的生产关系处于箭头指向的上升通道，其所带来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文脉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对文脉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促使文脉产生相应的变化，帕雷托的精英理论深刻地解释随着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对文脉及建筑风格的影响。

2）社会变革（革命）对文脉产生的重大转变

先进的建筑思想总是源于精英建筑师们对社会历史和艺术的深刻洞察。社会结构的变化、精英阶层的异军突起给苏联的建筑风貌及文脉带来深远及广泛的影响。十月革命以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前苏联建筑史上发生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大变革，这场变革中的先驱们：塔特林、列奥尼多夫、美尔尼可夫、里兹斯基以及维斯宁兄弟等人，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对艺术的执着、饱满的创作热情在欧洲掀起了一场矛头直指传统建筑观念的、享誉世界的新建筑运动。这场运动中产生了构成主义、理性主义、未来主义和至上主义等前卫建筑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动摇了传统古典主义建筑体系的根基，冲击了折中主义和各种复古流派在建筑界的统治^[17]。西方评论家称十月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是苏联建筑“雄姿英发的时代”。

图4.8　充满时代气息的构成作品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来源：西方近现代建筑史

构成主义谋求造型艺术成为单纯时间空间构成体，构成既是雕刻又是建筑造型，建筑形式必须反映构筑手段。构成主义者们把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新时代的建筑类型与评价建筑的标准作为建筑师的首要职责。第一个构成主义的代表作是塔特林在1919—1920年间为十月革命胜利做的第三国际纪念塔方案，这座纪念塔是新建筑的化身，是一首技术与艺术合奏的幻想曲（图4.8），虽然这个方案最终并没有实现，但它依然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了20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构成主义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折衷主义和仿古倾向名誉扫地，明确了建筑的革新方向。

理性主义以建筑美学为设计原则，以感觉为基础追求建筑形式的表现力，力图使建筑形象理性化、雕塑化，强调空间体积的特殊意义。至上主义强调与人的视知觉相联系的感知逻辑，在观念上以抽象艺术和无主题艺术为宗旨，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同色彩的点、线、面、体的相互杂合。这些前卫建筑流派在摆脱原有建筑体制、革新建筑观念上是一致的，体现了社会结构变化后，精英阶层所带来的建筑风格的变化，在抗拒古典的同时，构成主义、理性主义、至上主义等学派以简洁清新的建筑形象引领了另一种建筑风格的来临，形成了新时代的文脉关系并风靡世界。

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的建筑文脉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后，代表了精英阶层的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随后的民国政府在建筑领域开展了对“中国固有式”的追求，在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条件下使中国建筑展现了新时代的特征。1949年后，代表精英阶层的无产阶级取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十大建筑以及其后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相应的文脉变化和追随，这些例证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文脉的影响及其产生相应的表征关系（图4.9）。

图4.9　中国固有式建筑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

来源：自摄

3）社会新兴阶层形成对文脉产生的影响

社会新兴阶层形成因为其生活方式和经济地位的改变会对文脉关系产生相应的影响。14世纪末，西欧的一些国家由于耕种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城市商品生产大为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也较快地发展起来。资产阶级作为当时的非执政精英，处于上升通道中，为了动摇对封建统治和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掀起了“文艺复兴理论”。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基础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教会统治一切的宗教观，提倡资本主义阶级尊重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使城市建筑由于生活的变化而产生改变，随着资产阶级的上升，世俗建筑成为主要的建筑活动。资产阶级的府邸和象征城市与经济的市政厅、行会大厦、广场、钟楼等建筑类型层出不穷，更主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赋予了这些建筑以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面貌——文艺复兴建筑风格。它在反对封建、倡导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指导下，提倡复兴古罗马的建筑风格，以之取代象征神权的哥特风格。于是古典柱式再度成为建筑造型的构图主题；同时为了追求所谓合乎理性的稳定感，半圆形券、厚实墙、圆形穹顶、水平向的厚檐也被用来同哥特风格中的尖券、尖塔、垂直向上的束柱、飞扶壁与小尖塔等对抗。在建筑风格上文艺复兴讲究整齐、统一与条理性，而不像哥特风格那样参差不齐、富于自发性与高低强烈对比。这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新兴阶层对文脉关系的影响。

同样，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高峰以后也对城市面貌和文脉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市形态也在宋朝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自汉唐以来形成并沿用的传统封闭的里坊制度被打破，百姓再也不用随着“里正”的鼓音而被夜闭。社会分工的日益加深使百姓的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生活节奏加快，里坊制度封闭冷清的街巷被各种客栈、酒肆、作坊替代，主要街道的两侧充满了各种交易形态，一派车水马龙的形象。如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一般，整个城市形态呈开放性格局，城市文脉也就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图4.10）。

图4.10　清明上河图显示的城市文脉的改变

来源：中国建筑史

4.4.2　生活习俗与文脉的丰富性

习俗对文脉的产生及发展有根源性的影响。习俗本身是一个很广博的范畴，广义的习俗涉及原始的禁忌、原始宗教，甚至涉及道德的起源，产生了原始道德，又派生出宗法、伦理等。宗法制度是具有民族性的种群道德观，伦理更是直接来源于原始道德。狭义的习俗就是指民间的、具有区域性和传承性特征的民众风俗习惯，它既是生产生活经验、知识技术和技能的累积，又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现象与规律的认识，包括对信仰的传承。无论是广义或狭义的民俗都对建筑的型制、色彩、规模等产生了深刻地影响，也直接关系到文脉的产生及其发展。

1）生活习俗的文化活力

原始禁忌是原始习俗的重要内容。原始人刚刚脱胎于动物界，各个方面还保留着动物的某些特性，由于认识、抗御能力极为低下，文化心理也不健全，原始人在面对自然界的一些突发现象时，巨大的恐惧心理产生了崇拜，在崇拜之下产生了约定俗成的原始禁忌，靠原始禁忌躲避灾难。禁忌“是完全拒绝做某些事情。有些事情是绝不能做的，根据群体经验，如果做了这些事情，必然给个人和群体带来灾难甚至毁灭，这种恶果经常是直接的，至少是很快发生的^[18]”。原始人群体“生活在一个危险环境中，这样的环境里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暴露的，任何一种不履行义务的行动都会被人抓住，因为这种行动对群体的存亡是至关紧要的^[19]”。这决定了原始人必然形成一些维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习俗，没有这些习俗惯例或不遵守，原始人群体就会遭受巨大的灾难。原始社会早期，在氏族社会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禁忌是不可更改的，不需要有任何理由或论证［3］，违背禁忌事例是非常罕见的。禁忌具有超社会的约束力，这种习俗禁忌逐渐演变成为群体的责任，原始人发展到人类阶段，是以遵守其群体的习俗禁忌为条件的。

表现在民居的建造各地方有不同的禁忌。这些禁忌影响到材料选择、布局形态，装饰存在，甚至建造过程等各个方面，形成当地独具特色的文脉特征。如山东聊城东昌府一带方圆百余里的农村，盖房子不能使用槐木，因为“槐”字是由“木”和“鬼”二字合成，担心用槐木建房会有鬼作乱而使得主人不安。汉民族常见的民居装饰“悬鱼”，本意是用“悬鱼”遮盖两块薄风板交接处的拼缝，出自对“火”的禁忌采用“悬鱼”以压之，因为有鱼就有水，以水压火，便不会有失火之忧，同时与“余”谐音，有“吉庆有余”之意，颇受百姓欢迎。再如一般大门不能正对着道路，尤其是一条大路，担心气太足，享用不了会给家里带来不利，如果因地形所限无法移开时，需要在门上书写对联“泰山石敢当（上联），箭来石敢当（下联），弓开弦自断（横批）”来防“冲”，这都体现了禁忌对文脉的影响。

道德起源于习俗。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起源的观点很多，不同的理论流派都做出过相应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根植于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根植于人们进行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关系的需要，因此唯物史观认为道德根源于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是道德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决定道德产生的要素如社会关系、实践活动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前提下发生发展的。但并不是经济关系一经确立，道德就直接产生，道德的产生最终只能从经济关系中找到根源。特别是道德的最初发生，物质利益关系的冲突与矛盾，人类最初只能靠习俗和一些原始宗教以及酋长的威望来维持其生产和生活秩序，在这些维持社会秩序的因素中，习俗和原始宗教中的部分内容逐渐形成了人类最初的道德，其中习俗在人类道德最初形成中的作用尤为重要。

人类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原始人的习俗到共同制定道德规范的发展过程。前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季塔连科在分析原始人道德起源时指出：“原始人行为的道德调节，是通过习俗、传统、禁例、生产仪式和节日仪式来实现的。因此氏族制定道德规定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原则，它的简朴和威力，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选择的结果。”道德并不是伴随人类的产生而形成的，在人类的初期是没有道德观念的。“原始人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进化期，慢慢地成为今天的人类。在这一过程人的意识也在不断发展，原始人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发展某一特定阶段的习俗总和，人类最初的道德，就是由这些习俗演化而来的。”

原始道德实际上是成功的习惯做法。随着原始道德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渐走向成熟文明，于是关系某一族群道德行为操守的宗法制度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相应产生发展，而伦理更是直接来源于原始道德，以至于人们在谈及伦理时，往往会把它和道德相联系。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中：宗法制度就是一种伦理制度，也就是道德（图4.11）。

2）宗法伦理制度对文脉的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着令人惊诧的广度、深度和世所罕见的丰富性及多样性。比较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最具人类社会性、最强调社会秩序性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以伦理思想作为根基，形成了内涵丰富、成就辉煌、风格独特的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并深刻地影响到文脉关系。

宗法伦理制度使建筑体现等级和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中国比较突出。自周代以来就强调尊卑有序的统治秩序，战国末年的《易经》最早阐述了社会伦理思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伦理思想不仅涵盖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也在建筑上留下明显的等级印记。伦理思想作为一种规范社会成员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而存在，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的作用并深深制约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群体布局和单体建筑的规模、体量、建筑颜色、建筑式样及装修等。中国传统建筑的等级制度体现了中国的伦理秩序传统，各种不同等级的建筑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建造形制，从建筑的屋顶形制到开间、斗拱甚至装饰都必须符合建造者的身份，否则就是“僭越”，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伦理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建筑是与古人生活最为密切的物质产品，利用建筑等级制度来区别居住者的身份等级是最为常见的。最早的《周礼》就通过礼制等级的秩序达到礼治的目的，详细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城市尺度：“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堂阶制度也有等级区别：“天子之堂级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唐之后的等级差别和礼仪制度更为严格，《唐会要·舆服志》记载：“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檐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乌头大门；六品七品以下堂屋，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宋史·舆服志》也有类似记载：“天下庶士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之外，毋得为四铺作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漆梁柱窗牑雕铸柱础。”《大清会典》规定：“公侯以下，三品以上的房屋台基高三尺，四品以下至士民房屋台基高一尺。”可见历代对各阶层人士宅第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

图4.11　文脉与习俗关系图

来源：自绘

中国传统建筑的式样和装修也体现了社会等级秩序。传统建筑的屋顶等级由高至低依次是庑殿、歇山、悬山、硬山，重檐级别高于单檐。清代彩画按等级高低依次是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斗拱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有构件，其组合的繁简程度也是区分中国传统建筑等级的突出标志。中国古代建筑色彩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装饰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人的信仰和社会等级。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颜色有着不同的内涵，其反映的社会等级在各个时期也不同。先秦礼制规定帝王宫殿柱子为红色，诸侯柱子为黑色，大夫柱子为青色，士的柱子为黄色。汉初奉行黄老“无为”思想，以黄色为尊，影响至唐；色彩等级在唐以后稳定下来，由高至低依次是黄色、红色、黑色（图4.12）。

图4.12　群体行为方式对文脉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来源：桂北民间建筑

在中国各地因材料、建构技术、经济水平、社会情况（是否需要防御措施）的不同，民居住宅形态异彩纷呈，但其形态的产生和选择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宗法伦理制度的深刻影响。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的追求下，中国人对住宅有一段至为深刻的论述：“夫宅者，天地之枢纽，人轮之轨模”，前一句是住宅的自然属性（连接天与地的枢纽，多么高的评价），后一句是它的伦理属性，把住宅提高到人轮轨模的高度，将宗法伦理制度的行为准则深深地复刻在民居之中。如我们熟知的北方四合院民居、福建土楼民居、徽州民居等都是宗法伦理制度制约形成的典型代表。

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作为习俗关系的大宗，是文脉的隐形构成，深刻地影响到城市、建筑形态并形成了相应的文脉关联。可以说：中国城市、建筑及其所表达的文脉关系是受宗法伦理（习俗）影响而形成的典范。

3）心理行为方式的作用

习俗也和心理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关联并影响到文脉关系。民居形态及其文脉表达不仅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也受到地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是民族的心理行为方式。其中很多行为方式又和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等级区分”“男女大防”“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等行为方式就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特征，在几乎所有的民居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建筑痕迹，对建筑的布局、流线设计都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影响到了建筑的形态并表达出相应的文脉特征。

作为习俗禁忌的延伸，心理行为方式与原始崇拜和原始宗教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定的文脉表达。如云南及湘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均有火塘崇拜的习俗，构成了丰富的、各具特色的火塘文化^[20]。火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对火依赖从而感激敬畏，逐渐产生了火神崇拜（图4.13）。日常生活中将火引入室内，设置火塘保存火种终年不熄；火塘就是火神的所在地，也是火神的象征，左右着家人的幸福和灾难，虔诚的祭祀成为家庭重要祭祀活动之一，由此形成了丰富的火塘文化，又依据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传统，使民居建筑产生了各种不同布局，体现了不同的文脉特征。^[21]

图4.13　各具特色的火塘文化

来源：桂北民间建筑

再如四川泸州江安县夕佳山黄氏庄园，其流线设计和功能布局明显地体现了伦理道德和心理行为方式的影响。黄氏庄园在其中轴线上按“等级区分”原则设置了上、中、下三个会客厅，分别用于款待雅士高人、接待一般宾朋、处理租赁土地的乡邻事宜，三个会客厅处于不同的功能组团中严格分开使之不能相互干扰。女眷用房置于上、中客厅之间、戏楼之北，完全独立并设置单独通道连接绣楼和饭厅等生活区，方便生活且与外人可“避而不见”。这些匠心独具的流线安排都是伦理和心理行为的使然（图4.14）。

图4.14　夕佳山黄氏庄园

来源：自摄

群体心理行为方式对建筑形态和文脉关系也有较大影响。侗族和苗族都能歌善舞，喜欢户外活动，村寨一般都有较大的广场，建有鼓楼、戏台。在广场上举行宴请宾客、欢庆节日，裁断乡邻纠纷等社会活动。同时建风雨桥以满足多雨时节人们的户外活动，如交易、聚会等，这些由群体行为方式产生的建筑形态表现了深厚的文脉关系和民族文化内涵，在各地展示民族建筑的公园之中，鼓楼和广场以至于风雨桥都作为了“侗乡苗寨”的文脉符号。

4.4.3　文脉的民族性

文脉是通过一个民族的城市、建筑以及相应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来表达的，无论哪个民族，其城市、建筑本身就是人的行为方式和群体社会生活的物化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总和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真实反映，这些都深刻地揭示了文脉所具有的民族性，可以说民族性是文脉的根本属性之一。

文脉的民族性品格是通过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地域特征来表达的。文化是文脉的内核和灵魂，任何文脉形式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作为文脉的表达载体，任何民族所各有的地域空间特征又深深地反映在文脉之中，从而使文脉具备了强烈的民族性特征。如乌鲁木齐二道桥国际大巴扎，就充分体现了文脉民族性特征。在民族性的表达上，正如设计者所说：“……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寻找结合点，创作出既现代又有传统文脉、有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原创性、个性当作建筑中最有生命力的因素。”（图4.15）

图4.15　色达所传递的文脉民族性特征

来源：自摄

文脉民族性的特征首先体现在大巴扎的总体规划布局上。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民族的城市中，清真寺和大巴扎是占城市机能中枢地位的两种场所，分别展现了建筑精神和物质的两个层面的内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规律习惯，其城市布局形态必然呈现不同的特征，这是文脉显性构成的重要内容。巴扎既是商品集散地，也是人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交流场所，清真寺是寄托信仰所在，更是重要的城市功能构成。在总体规划中，在大巴扎内设有清真寺、民族欢乐广场及歌舞表演场，这体现了对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民族生活方式、信仰的尊重，不仅对当地少数民族以及对语言、信仰相近的中亚等国具有强烈的市场亲和力，也在总体布局中较好地体现了文脉的民族性特征。

其次是大巴扎的空间形体组合上也表达了文脉的民族性。伊斯兰和新疆维吾尔建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建筑空间多变，简单的几何体型经组合后变化多端，其光影对比、虚实相间、形体错落的构成手法与现代建筑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形体组合上根据功能的要求进行空间布局，自由灵活，不拘泥于形式，不刻意追求对称效果。在大巴扎的空间形体组合中刻意追求了这些民族性的文脉特征：形体错落有致，光影对比强烈，具有很强的雕塑感，空间变化层出不穷。许多伊斯兰空间构成的独特手法贯穿其中，如拱、圆顶、廊和简洁墙面几何形体的巧妙转换，半圆拱、圆顶、平尖拱的大量重复强化了人们对伊斯兰建筑的总体印象，在空间形体组合中建筑语言的运用正如设计者所说“建筑传统借鉴定位于中亚、新疆，它们有共同的空间构成状态，易取得人们的认同。特别吸取维吾尔建筑形体多变、自由灵活、大街小巷巴扎街市的特色而引起人们对传统的回忆。”^[22]这些深刻地印证了建筑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文脉因素所具备的民族性特征。

邦克楼是伊斯兰建筑文脉特征最明显的表达符号。它不但是宗教崇拜的心灵图腾，而且空间构成上也是建筑群体的视觉中心，在伊斯兰建筑中起到空间的控制作用，其功能是通风、宣礼、眺望、纪念、心理上制高点追求等综合需求，是不可缺少的民族性文脉构成符号。在大巴扎的设计中，设计者淡化了其宗教含义，创新性地将邦克楼这一传统伊斯兰建筑文脉符号以现代观景塔的面目进行了崭新的表现，使之具有了新的生命力。70米高的观景塔和伊斯兰建筑中的邦克楼有着同样统领全局的构图中心的作用，但形式却完全不同，塔顶的形状借鉴了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的卡梁塔，塔身的图案则直接借鉴了吐鲁番的额敏塔，观光塔的塔顶由于有现代化的楼梯、电梯以及观光功能而扩大，这样“观光塔从功能、空间构成到历史文脉的切换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23]在这里，所谓“历史文脉的切换”，其实质就是文脉的演进，文脉链条的形成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样也深刻地蕴含了文脉的民族性特征。

第三，色彩、材质、装饰等建筑手法是重要的文脉构成因素，同样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性特色。如在色彩的选择上，如果用各色瓷砖满贴以显其华丽，势必会在如此大规模尺度的建筑中显得杂乱无章，所以在设计中并没有滥用色彩，而是借鉴了现代建筑色彩的简洁统一，采用简明的砖红与白色。白色是维吾尔人最崇尚的色彩之一，砖红色是由建筑材料的需求出发选择的，同时也符合新疆少数民族对色彩的审美要求，因为新疆的沙漠、戈壁环境下形成了当地人民对于这类色彩的独特审美心理倾向。简化并凝练色彩的民族特征，以丰富的体块和光影对比来凸现建筑本身。处在周围纷杂的街景对比下，更显出其独特个性，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图4.16）。在色彩的民族文脉表达上，正如设计者所言：“色彩、材质用砖红色，既不是古罗马的砖红，也不是中原的青砖色，而是特定的地域特色，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地域的宣言。”^[24]

材质和装饰在设计中也是体现文脉民族性特征成功的一笔。砖一直是伊斯兰建筑最熟悉且性能发挥最优良的外墙材料之一，工艺砌砖始于两河流域延至中亚而达到其技艺的顶点。如建于公元9世纪末布哈拉的萨曼陵，是全部用工艺砌砖构成的经典之作，新疆的库车大寺、吐鲁番的额敏塔也都是工艺砌砖的优秀传统古建筑。大巴扎外墙采用工艺砌砖，更能彰显文脉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但考虑到环境污染和耐久性等因素，设计者采用了质地、色彩进行了改进的土红色耐火砖，使这种既经济又能获得特殊艺术效果的地方性材料焕发了光彩，凸显了民族性文脉特征。“它的有变化的色泽及斑点形成的墙面有一种厚重的肌里感，凹凸排列形成的图案光影效果极强。”^[25]外墙上除了工艺砌砖装饰外，还有十二木卡姆的大型浮雕，木卡姆这种维吾尔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即兴抒情歌舞形式，也表达了文脉的民族性特征（图4.17）。

第四，大巴扎在经营方式上也体现了文脉的民族性特征。经营方式是民族群体行为的浓缩，是习俗的延伸，表达了群体的心理行为模式并深刻地影响到文脉关系，是文脉重要的隐性构成内容之一。在这个建筑物中，设计者已经将在这个建筑中活动的新疆人的“民族、地域特色的魂”融入其中，因为有新疆人独有的商业环境营造氛围，才会被真正的新疆人认可与欣赏，同时得到世人的瞩目，那种人头攒动、商品琳琅满目、叫卖风趣等穆斯林独特的经商方式，灌注于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的每一个空间，淋漓尽致地显露民族特色。同样是现在的大巴扎，设想如果将里面的商户全部换成温州商户，那么这个建筑也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效果，因为建筑失去了民族的“灵魂”，它的空间营造、功能布局、审美取向等都是为新疆“民族风味”商业、餐饮、娱乐业服务的，故而经营方式所蕴含的群体的心理行为模式也深刻地表达了文脉的民族性特征。

图4.16　文脉的民族性的充分表达

来源：整理、翻拍

图4.17　乌鲁木齐二道桥国际大巴扎所反映的文脉的民族性

来源：自摄

在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地域特征的纵横坐标里，交汇指向了文脉的民族性特征。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特定的地域空间里进行各自的文化创造，他们各自不同的习俗及其衍生物——道德、价值观，民族精神及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的复杂交汇，其具体的物化表达如城市建筑便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呈现的文脉关系也是丰富多彩，但这些各具特色的文脉关系如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指向都是其各自代表的民族，即文脉所具有的民族性特征，强烈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是文脉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