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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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社会物质生活反映出的是人们的等级差异，是判断人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上层社会的物质生活较为富裕，而下层社会的物质生活困顿匮乏，有的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甘肃近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总的状况是衣物粗拙，器用古朴，用具匮乏，食物单调。甘肃近代社会贫穷，普通老百姓的服饰仅以裹身遮丑而已，贫寒人家无裤穿的情形比比皆是。

社会物质生活_甘肃近代社会史

社会物质生活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最基本的内容为衣、食、住、行。传统社会物质生活反映出的是人们的等级差异，是判断人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上层社会的物质生活较为富裕，而下层社会的物质生活困顿匮乏，有的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甘肃近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总的状况是衣物粗拙，器用古朴，用具匮乏，食物单调。另外，由于各地区环境的不同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人们的物质生活又有各自的特点。物质生活作为人生存的基本前提，它最终体现出的是区域文化的内涵。

一、服饰

1．汉族的服饰

汉族传统服饰款式单一，上衣有衫、袄、袈等样式。衫，为单衣，又称为汗榻，长至膝盖，颜色多为青、蓝、月白，质料有土布、麻布、褐布等，绸缎甚少。大多在领边、袖边、襟边、下摆镶其他颜色的宽边，缀绣彩锦。以后衫逐渐演变为短至臀部，较窄，边上不绣彩锦的样式。袄褂有里子，也称为褂子，款式同衫。单里子的为夹衣，春秋穿着；内装棉花、麻、羊毛等绒的为棉袄，冬季穿着。还有皮袄，男性在冬季穿着。袈袈为无袖，样式同衫，略窄，有单、棉、夹之分。肚兜为上方下圆，上绣各色图案，有口袋，男女老少皆穿，贴身护在胸前，上下各有带，系在脖颈、腰后。钻钻子为无袖内衣，多套头穿着，有单、棉之分。下身穿着有裤子、套裤、裙子、短裤等。裤子为无腰的大裆裤，裤腿宽大，脚脖子用线绳扎住，颜色有青、蓝、绛、紫等，质料有土布、麻布等。夏为单，春秋为夹，冬季为棉。套裤古称绔、胫衣，套在裤上的外裤，没有裤裆，只有两条裤腿形状，分夹、棉、皮几种，以棉为多，用于御寒，多为老人冬季穿着。裙子多为妇女出嫁时穿着，上绣彩图，质料为绸缎。短裤为贴身穿着。鞋有猫儿头鞋、云头鞋、双梁子鞋、草鞋、麻鞋、缎靴子、皮鞋等样式，男子在春夏秋三季多穿圆口单布鞋，冬天穿棉鞋。女子穿绣花的木头高跟鞋，大脚妇女则穿平底鞋。袜子为白布缝制，妇女用白布包裹，套上袜套。山区妇女和男子多用腰带，束腰劳作。男女的装饰品有荷包、针扎（也叫针插）、银镶象牙、牙签子等。

清末男性均留长辫，夏天头戴瓜皮帽，冬天头戴毡帽。姑娘未出嫁前梳两条辫子，或一条辫子坠后，出嫁时将头发盘成发髻。发髻的花样很多。妇女的首饰有头饰、耳坠、手镯、戒指等，金饰品较少。妇女衣着样式比较丰富，贫家妇女多穿短褂长裤，用带子紧束裤角，冬天多穿单裤，很少有穿棉裤的。富家妇女夏天多穿单长袍，冬天穿棉袍，质料以绸缎、丝绒、毛呢等为多。妇女多在大襟的纽扣上系一个针扎，随时缝补。除了以上记述的普通装束，近代学人所著的《到西北来》一书详细记载了陇西人的穿着：在陇西无论男女，各个都在肚子下面吊着一个刺着红绿花的大荷包，现出半截在衣服外面。袜子的后跟也都补上一块三角形的青布，刺绣着红绿花露在鞋外。而在渭源一带，富裕人家的妇女到冬季喜欢用绸缎缝制帽子，名为“昭君带”，外饰以银制各种绣像如十八罗汉、三十六天神、七十二贤士像镶列于帽，以制作精细为上品，互相夸耀，视为闺中珍品。

传统社会对服饰以“上不袒胸露臂，下不赤足裸腿”为美，主张男女有别。富裕人家穿绫罗绸缎，服饰花样多。普通人家均穿粗布、褐、麻等，服饰品种单一，仅遮丑保暖而已。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移风易俗，剪发、易服、放足成为社会变革的新风尚。这些新风尚先在城镇推广，城镇的男人剪掉辫子，公务员及学生穿黑色或其他颜色的制服，即中山服，质料是褐布兼有。妇女甩掉裹脚布，恢复天足，时髦女性流行穿短旗袍，袖亦略宽，外加小大衣，单履丝袜，甚为时尚。相对而言，农村在服饰上的变革比较缓慢。单就裹脚习俗来看，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才彻底消灭了这种陋俗。

甘肃近代社会贫穷，普通老百姓的服饰仅以裹身遮丑而已，贫寒人家无裤穿的情形比比皆是。“民国十八年七月，县署派员下乡催租，道逢雨，衣渐湿，仓猝间遇一田家，推其门而入，见老妪拥被坐，旁有大闺女，约十三四岁，面墙坐，烂羊毛一张遮其下体。乃谓其父日：‘令爱已长成，家虽贫，岂无数尺布以顾羞耻乎。’田父垂涕而告日：‘我娘才做了一条小衣，因公款急如星火，脱下来变钱，老人旦如此，又何论乎儿女。’使铁石人闻之，泪亦涔涔下也。”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用较多的篇幅描述了甘肃近代一些地方的贫穷状况，谈到：在河西等地，大姑娘无裤子穿的情形十分普遍，有些一家五六口人，轮流穿一条裤子，而流浪街头的孤儿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景况十分悲惨。

2．少数民族的服饰

甘肃近代的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有各自的民族特点。以藏族来看，藏族男女的服饰样式单一，男装为圆领长袍，袍身短及膝盖，袖宽大及膝，袍无纽扣。穿袍时袒露右臂，将前后两襟提至膝盖，用宽带紧紧束腰，所有用物都装在衣襟里，衣襟有口袋之作用。夏天内穿衬衣、单裤，上半身皮袍卷至腰间，尤其是女子在干活时多如此。女子皮袍样式与男子略同，惟袖短仅及腕下，袍长及脚踝，冬夏不穿裤子，冬天从臀部以下用带子把皮袍系住，以御寒。贫寒者冬夏不换单裤。足不穿袜，只穿长筒靴，夏天赤足，穷人在冬天则用羊毛或皮子裹住脚，借以御寒。富裕人家内穿白色的绸衬衫，右臂的衬衫白袖露在外边，皮袍子上缝以布或绸面子，大领上镶有织锦，边上镶有水獭皮，甚为体面。皮袍质料分等次，珍贵的有水獭皮、猞猁皮、狐皮、豹皮等，质地好的为羔皮，细软、光滑、柔顺，多为头人穿着。皮袍上缝的面子和镶的布边一般都是红、黄、紫三种颜色。

男子头顶盘着辫子，有的剃去周围的头发，或头顶上留一束头发，扎成辫子。帽子有高圆尖顶的毡帽和狐皮、水獭皮帽等。平日多携带短刀和长剑，身背长枪，骑马巡视，入夜，衣服兼作被褥，席地而睡。藏族未婚妇女梳两条辫子，已婚女子将头发从前额分开，结发百辫，装在背后的辫套里。辫套从头颈拖至脚跟，至腰时，用腰带系住，以防坠落。富裕人家妇女的辫套上缀满了饰物，有数十个黄琥珀、红珊瑚，再缀上数十枚袁世凯头像的银元、黄铜片、银碗等；一般人家妇女的辫套上只缀些扣子、贝壳、铜石、琥珀、玛瑙等。通常一二个月梳一次头，每次费时一日，晨起用茶杯盛水蘸水洗脸。男女都带耳坠，大如汉人之镯，更有坠两串珊瑚悬及肩上的。靠近西康一带的妇女在头上各置一个碗形的银饰，背后挂些轻便的饰物。妇女多佩带铜制的挤奶器，也当饰物。不论男女，平时出行均备有毡衣和毡帽，以防风雨。僧人一律用枣红色的长布裹身，上身穿没有袖子的背心，下身用红布裹至齐脚，冬天里面加穿皮毛背心和毡围裙，衣服没有领袖。

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衣服样式质料和汉族略同。所不同的是，男女都喜欢穿长袍，头戴白帽或黑帽，女子戴包头的布，或戴盖头。回族妇女的盖头比较短，长及肩下，而东乡族和撒拉族妇女的盖头长及腰际。有的不论在家或外出都戴盖头，有的只在外出时戴盖头，在家便戴一顶便帽。盖头分绿、黑、白三种颜色，女孩七八岁多戴绿盖头，出嫁后也多戴绿盖头，中老年多戴黑盖头，也有戴白盖头的。一些地方的穆斯林妇女也有裹脚的习俗。甘肃近代各民族中，经济条件较好的属回族，这在服饰上也有反映，回族男女的服饰比较整齐，赤贫褴褛者较少。

甘肃近代穆斯林的服饰也受到宗教变革的影响。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部门在东乡族的社会调查资料记载，民国初期，在东乡族聚集区，“当时妇女的上衣流行假袖，在肘到袖口间，用红、绿、蓝各色布缝成数段，并在假袖各段上绣有花边，一方面美观，另一方面使人觉得好像穿着数件衣服。以后由于宗教关系，衣服变得朴素了，并普遍戴上了盖头”。“约在四十年前，妇女是不戴盖头的，只戴包头布。后来马家军阀统治时，新教扩大了势力，妇女才戴上了盖头。”“男子留不留胡子及留的多少，教门中并不干涉。新教传人后，才硬性规定要留大胡子，有了大胡子，出门到兰州、凉州、河州、青海等地，都可得到保护。因此，有‘胡子是路票’的说法。”

二、饮食

1．汉族的饮食

甘肃气候干旱，粮食作物有小麦、稷、黍、包谷、豆类、土豆等，人们习惯上将小麦称为细粮，将稷、黍、豆等称为粗粮。川水地区普遍种植小麦，旱地和半旱地种植稷、黍、豆等作物。甘肃将稷称为谷子，亦即小米，黍称为糜子，即黄米。磨的面分别称为谷面、糜面。川水地区多食用小麦，旱区多食用谷类。蔬菜品种与今天当地所产蔬菜略同，春夏秋季节可吃到新鲜蔬菜，冬季多以咸菜、油泼辣子、晒干菜和腌制的酸菜为主。农闲季节日食两餐，农忙季节日食三四餐，田里劳作的人后饷有加餐。肉食很少，普通人家平日很少食用，只在年节时才可吃到。汉族多食用猪肉、羊肉、鸡肉等，基本不吃海鲜。

传统面食品种丰富，花样繁多，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风味饮食。面食以面条为主，馒头、花卷、饼次之。面条有许多种制作方法，有擀、拉、揪、抻等，形状有长、短、片、菱、宽、细等。馒头、花卷、饼的花样丰富多彩，尤其在时令节气里制作的花卷等更是各有讲究。一般把吃馒头和饼等称为吃干粮，即吃馍。食品的烹饪方法有蒸、烙、炸、煮、烤、熏等。日常食品有面条、小米粥、糜面疙瘩、苦养面馍、馓饭（有的地方称为搅团）、包子、手抓羊肉、饺子、腌腊肉、凉粉、锅盔、炒面等。

浆水是甘肃东部地区以及兰州附近的风味小吃，味酸，可代醋。浆水讲究汤的味酸清雅，面条的筋道爽口。夏季食用可清暑解渴。富有地方特色的饮食还有：羊杂碎泡馍、兰州烤乳猪、牛肉面、陇西腊猪肉、腊羊肉、火腿、烧鸡粉、担担面等。传统名吃还有陇西的“金钱肉”，是难得的佳馔珍肴，是用公驴的生殖器（俗称驴鞭）部分腌制加工后的成品，色泽红亮，切片后形似古代的钱币，故名。传说早在唐代，陇西金钱肉就作为贡品，进贡朝廷。陇东各县人们用发面拌油制作棋子块，炒熟便可，称为棋子豆豆，为远行男子携带，路途食用。大部分出远门的男子多带锅盔或炒面，俗语均称为干粮，供路途食用。除了日常饮食，凡婚筵、节日或其他喜庆活动，便设筵席。筵席各地讲究不一，一般来说，菜讲究双数或十全。以见于资料的陇西宴式为例，有巩昌十二体，汉席有水八碗、八碗、全十道、十二体、十四体、十八体、二十四体之分。其中巩昌十二体的菜肴顺序是：先是茶点招待，名日下马点心，然后依次上十二道菜，最后上汤。该菜肴尤其讲究汤的制作，民间有“戏子的腔，厨子的汤”之说。

男子多吸旱烟、水烟，某些地方偶有女子吸烟的。甘肃兰州附近生产烟叶，有“兰州水烟甲天下”之说。甘肃近代种植罂粟，许多人吸食鸦片，有关内容将在“社会问题”一章里叙述。酒多为自制，民间自制酩馏酒，年节时分饮用。多数人喜饮副茶，喜欢熬煮，称为罐罐茶，有客人来，必熬罐罐茶招待。陇东干旱少雨，某些地方掘井难见滴水，常用水窖蓄水。水窖深数尺，窖底环壁镶石，夏天贮备雨水，冬天扫雪存放。

传统饮食进入城镇后，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风味，花样繁多，品种丰富，许多颇具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享誉一方。小担担走街串巷叫卖小吃，担桶四周绘画着兰兰州秦腔名角的脸谱像，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街景之一。

2．少数民族的饮食

少数民族饮食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回族、撒拉、东乡等民族的饮食有一些宗教方面的禁忌。禁忌吃猪肉、自死之物的肉和反刍之物，禁止吸烟喝酒等。饮食的其他方面和汉族略同，回族的饮食制作得比较洁净。

藏族的饮食以牛羊肉、炒面为主，喜食半熟之肉，亦有生食的，副食有酥油、牛奶、酸奶、奶渣等。常食用的食品为糌粑，用炒面和酥油在碗里捏拌而成，也称为藏粑，也有喜欢在碗里放一块酥油、一撮炒面，再浇以滚烫的茶水，冲散食用的。藏族人人随身携带木碗，藏在胸襟里，到亲戚朋友家吃饭，就拿出木碗，吃完舔干净，再装回衣服里。成人多腰挂吃肉时使用的小刀。喝水时，绝不用自己的碗下水桶舀，而是用公勺舀起到入碗里。禁忌公共器具触口。藏族喜欢烟酒，烟酒为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烟分为旱烟和鼻烟，烟袋、烟盒为人人皆备；酒多为自制，酒醉必歌。藏族人家宴请客人吃饭时，宰羊款待，主人只陪聊天，不吃，宴席结束后，主人即送客人出行，没有不妥的感觉。在土官家里，宴请客人的饭菜是汉藏兼备，有包子、面条、手抓羊肉、粉汤等。拉卜楞寺的僧人在诵经作法事时，用大米、蕨麻、葡萄、牛羊肉、酥油五种食品在大锅里熬煮，称为甜粥，视为珍膳。

三、居住

1．汉族的居住

汉族的居住特点体现出环境对人居住方式的影响，各地因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了风格不同的居住样式。主要有这样几种居住样式：陇东的窑洞、陇南山地的“板屋”、中西部地区的土坯房、陇南汉藏交接地区的石碉等。房屋一般依地势而建，多喜坐北朝南，北屋冬暖夏凉，为正屋，由老人居住兼接待客人，东屋次之，西屋再次之，南面多为牛马棚和猪羊圈。盖南房的地方多为土地狭窄。城镇贫民区不分房屋的朝向。房屋的质料、格局反映出社会的贫富差异，一般人家居住在土坯房或简陋的窑洞里，中户人家的住房多为土木结构，而富裕人家则盖数院砖木房屋，院院相连，有的还有二层楼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甚为气派讲究。讲究的房屋格局有所谓的品字行、钥匙头等。庄户人家看重修大门，民间有“穷修门面富修灶”的谚语，用土坯或砖砌。中西部大部分人家住平顶房，东部和陇南山地为单坡式和双坡式的住房。会宁以东民间多以板覆屋顶，再以瓦压之。

陇东黄土高原的窑洞是很有特色的民俗建筑。窑洞有单层的，也有两三层的，分明窑和暗窑。明窑建在陡峭的黄土断崖上，在崖上挖成，互不相通，有三孔、五孔、七孔、九孔为一院的，多为单数，中间一孔为主房，作为宾客室，称为客窑，两侧对称，为家中成员居住或做厨房及柴草房。暗窑称为地坑，也称为地窝子，在较平的地方挖一四方坑，面积有一院落大小，然后在四壁向里掏挖成若干单窑。大门是从院落外的地面上斜掘成洞后通入院落里，成为过道。院内可养花。暗窑从远处望去是不见人影，山岭起伏，似无村落，近看才见人家。暗窑是很有特色的甘肃黄土高原民俗建筑。无论哪一种窑洞，都是冬暖夏凉，它们是人们适应了黄土高原植被稀少、土质疏松的自然环境特点后建造的。有人曾根据窑洞的特点，撰对联形象地描述：“非房非屋非楼阁，如宫如殿如洞府”，横批是“冬暖夏凉”。近代在兰州以东的黄河峡上，有人凿山而居。有关资料记载：“由兰州乘筏过峡，见黄河滨之山，其上有土人穴居焉，凿山而栖，其穴甚高，无梯，但有木杙两枚，插于孔中，凡由下而上则逐渐移杙，蹑而上，及由上而下，亦然，山足有舟，所以渡河，间有穴外设门，门上留孔一，以置枪，其防御密已。”

民间绝大部分住房都砌炕，炕占房间的2／5。炕分土炕和木炕，土炕是土块泥巴砌的，上铺以麦秆，再铺席子或毡，用麦粟等秸秆和柴草、树叶为燃料；木炕用砖块砌成，上面架上木板，只限煤和炭作燃料。一般人家都用土炕，富裕人家才用木炕，木炕比土炕干净方便。炕在民间并不只是睡觉，它还有许多功能，上面摆个小方桌可以会客、用饭，架上小木机可以纺纱，妇女的女工活，诸如绣花、缝补、捻线、纳鞋底、剪窗花等都在炕上完成，可以说妇女的大多数时间是在炕上劳动度过的。房屋里的摆设也反映出贫富差异，富裕人家除了生活必需品，还摆放装饰品和奢侈品，一般人家则仅为生活必需品，有箱、柜、桌、椅、锅、风箱、案板、笊篱、蒸笼、菜刀、盘子、擀杖、粗泥碗、瓦盆、缸、背篼等。穷苦人家仅有几件简单的用品，有些人家几乎是家徒四壁。

2．少数民族的住所

定居在洮岷山地的藏族多住碉楼，十分富有民族特色。碉楼皆为立体式，砌石为墙，层累而上，高度两三层至五十层不等，顶为平顶，以曝晒农作物。普通碉楼均为两层，上层为人居住，下层放置农具或圈养牲畜。洮岷山地的藏族也有住木屋的，木屋用木头建造，如箱笼一般。这里也有一些藏族住土房，土房和汉族的土坯房基本相似。

游牧为生的藏族以帐篷为屋，帐篷是用牛羊毛擀制而成的毡搭建而成的，多为黑牦牛毛毡，故又称为黑帐房。蒙古族的蒙古包为白色，故称为白帐房。帐房冬暖夏凉，长约十二至十五步，宽约六至八步。其搭制方法是将一梁架于两柱之上为脊，张幕其上，垂地四周用木桩固定。帐篷除了门的其他三面外围均用草和泥土砌成高约半尺的短墙，以堵雨水泻入。一顶帐房即为一家，小部落不过10顶帐房。帐篷内用泥块从门口到迎面的里面砌成高约1尺的矮灶，将帐房分为两半，也有用箱具隔开的。以左为上首，供男子居住，另外再放置些生活必需品；右面为女子居住。客人来访时，请进帐房入座左面。游牧的藏族和蒙古族的日常生活用品很简单，只有几个箱笼，盛一些生活必需品。

四、出行

传统社会路况、交通工具、设施等都很落后，人们出行十分不便。甘肃地域辽阔，沿途村落稀疏，一日之程，有尖站、宿站之分。尖站多面点，供吃饭；宿站多车站，供住宿兼吃饭。路分官道和便道，官道较为平坦，便道则曲折坎坷。交通工具有马、驴、牛和轿子、铁轮、木轮、人力车等。乡民出行多骑驴或马，骑驴者尤多。缠足妇女外出时，常携女抱男骑坐驴背，丈夫或父兄照顾伴随。妇女乘骑出门一般都用手帕遮面。富裕人出行多乘车或轿子。山区有一种交通工具叫架窝子，又名扇子、骡轿，用两匹骡子先后赓行，背负双杆，中驾轿窝，下为绳兜，可铺褥子，放置箱物，人坐卧其上，上搭篾篷，旁边有赶骡的人。

黄河横穿甘肃，成为人们远行的天然屏障，在今天白塔山附近有金城关渡口，历史悠久。近代这里仍然是穿越黄河的必经之道。《辛卯侍行记》详细地记载了兰州黄河渡口浮桥的情形：“以二十四舟亘河中，舟各相距一丈五尺，架木以联之，棚以板，围以栏。两涯铁柱四，木柱四十五，铁索、棕麻草绳各相属。每年冰解时搭桥，需人数百，或在岸，或在舟，或乘皮筏。巨绳系舟从上流缓放，舟系大筐四五，盛以石。候舟至恰好处，则掷筐于水，舟稍定，即绳缆交加，如此一一牵缀而桥成。压以巨铁，索舟得随水高下。夏、秋盛涨时，经理失宜，仍虞冲散。舟工经费每年二三千金，不敷修理，由皋兰县赔垫。冬至后，河将冻，冰块自上流下，大如房屋，即撤桥，缓则糜烂矣。”冬至时节，河面封冻后，官府出城要举行祭冰桥仪式。届时，在封冻的冰桥上，撒五谷泥土，车辆人马才可以从上行走。惊蛰以后，河面消解，又用船连成浮桥。宣统元年（1909年），黄河浮桥附近建成黄河铁桥一座，从此结束了黄河浮桥、冰桥的历史，两岸可以自由畅通，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甘肃黄河流经地区的人们乘坐用牛羊皮制作的皮筏出行或贩运货物。皮筏是很有地方特色的水上运输工具，材料有羊皮筏和牛皮筏。其制作方法是，将羊皮或牛皮剥下后，扎住四脚和头尾，充气而成。最大的牛皮筏需要120张牛皮，筏身长25米，宽7米多，船上有6把桨，载重20吨～30吨；最大的羊皮筏需要600张羊皮，筏身长22米，宽7米多，备6把桨。长途运输用大皮筏子，短途运输便用小皮筏子。上可从西宁出发，下可达包头，许多是从兰州到包头的，从兰州到包头最快需要十一二天。兰州附近的皮筏生意，最初多为回民经营，后也有汉民参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兰州从事皮筏生意的有50多户。他们多使用羊皮筏，牛皮筏因成本高等因素而逐渐被淘汰。近代羊毛交易活跃时，皮筏用于运输羊毛，有的牛羊皮筏里面可以填充羊毛，这样，运输量就增多了。

回族经商者常年出行在外，多骑马骡。藏族出行也多骑马牛，良马每小时可行15公里。藏族不论男女都善骑，不能骑马牛者会遭到部落内人们的耻笑。平常运输多用牦牛和犏牛，牦牛毛长及地，身小角大，顽劣不好驾驭，可负100公斤，日行二三十公里；犏牛身高力大，毛短性锐，可负150公斤，日行三四十公里。

五、民间生活的相关内容

1．币制

币制在人们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属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容。因此，本章节对近代人们的持币情况也作些简要的介绍。清朝以银元为本位币，主要流通两种质地不同的货币：一种是银元，即银币。以“两”为单位，分别有“半两”、“一两”、“二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等类型；一种是银锭，有大锭如船形，重五十两，上有“元宝”字样，民间称为元宝；中锭如锤形，重十两；小锭又称银锞或锞子，重一至五两不等；另一种是铜圆，由宝巩局铸造，分别有“当十”、“当五十”、“当一百”几种类型。铜圆在省城兰州和某些大县流通；铜制的方孔钱，也称为制钱（俗称麻钱），作为银币的辅币流通，以“文”（或纹）为单位，一千文是一串。其他辅币还有角银（通称为钱）等。

清代各省都设铸钱局，清世祖在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颁行各省，开炉鼓铸。清康熙三年（1664年），移陕西布政使司于巩昌府（今陇西县），五年改为甘肃布政使司，从此甘肃巩昌始铸钱。“清初各省皆置局铸钱，而局名下一字均用地名，故在巩昌者，局日宝巩。其后省会移兰局，亦随之，而宝巩之名不改。”巩昌所铸铜圆，正面铸“康熙通宝”四字，背面铸“宝巩”两字（亦有说只铸“巩”字）。清后期各省相继停止铸造钱币，巩昌所铸的铜圆，渐渐废弃。同治回族事起，为了接济军需，地方印行了一些钱票，但因缺乏信用，声誉不佳，影响流通，亦废弃。有关资料记载：“至左文襄公来甘，银每两可易钱票三百缗，易制钱则仅一千七八百文。文襄饬藩司，凡钱票千文，以制钱六文收回，截角不许行使。民初清理藩署旧档，空屋盈塞，垒垒皆此物，毁之数日乃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广东开始铸造“当十”光绪元宝铜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全国铸造铜圆的省有12个，不久各省又相继停止铸造铜圆。甘肃则没有铸造铜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甘肃藩司、臬司和兰州道的彭英甲欲筹办甘肃官银钱局，经多方筹措资金，终于开办。该局只从事银票的发行和现银的兑换，发行的银票称为“龙票”，无利可图，只是比较方便百姓。民国3年（1914年），甘肃官银钱局改为官银号，收回原来的“龙票”，又发行四种一两、二两、五两、十两的银票。当时民间仍沿用清的元宝、制钱等，后为“袁世凯”、孙文头像的银币代替。张广建主政甘肃时携带大量铜圆，从此甘肃市面上才流通民国铜圆。初期铜圆仅流通兰州市面，且仅为“当十”面额。当时百枚左右的当十铜圆可兑换一枚银圆。省城兰州以及交通便利的大县除了流通银两、银币、铜圆，还有宝巩局（在今陇西县）铸造的“当十”、“当五十”、“当一百”的铜圆，找零钱时偶尔使用的制钱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甘肃各镇守使都谋生财之道。民国11年（1922年），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为张广建的胞弟，自幼过嗣给舅父孔家，故姓孔）从湖北汉阳周恒顺机器厂订制了一套铸币机器，并在汉阳招收了技工，在天水城外设厂铸造铜币。1924年开始铸造，仿效四川铸造“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铜币（币面字样和四川铜圆完全一样）。当时每五个制钱可铸“当五十”铜圆一枚；每10个制钱，可铸“当一百”铜圆一枚；每十三个制钱，可铸“当二百”铜圆一枚。总计1串（一千个）制钱，可铸造出值近两万制钱的铜圆，民间统称为“大板”。这些铜圆制作粗糙，很难和四川的铜圆相媲美，但很快在陇东各县流行，并出现在兰州市面上。以后因铜币制作粗糙，致使私人偷铸者纷纷仿造，严重地扰乱了地方币制。

1920年，陆洪涛任甘肃督军兼省长后，仿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铸造铜圆的先例，在兰州设厂铸造“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铜圆。该厂用红铜为原料来铸造铜圆，最初铸造出的铜圆比天水的质量好，后因铸造量过多，材料紧缺，便往里掺加沙子，致使质量低下，流弊丛生，民间称为“沙板铜圆”。民间牟取暴利者竞相设炉私铸，遂使“沙板”泛滥。后陆洪涛一面令将“沙板铜圆”以兰平银一两，按二十串收回销毁；一面又从天津购进小印花机数部，将收回的沙板重新铸造为当十铜圆，以收尽沙板铜圆为止。

1926年，国民军入甘平定孔繁锦后，接管了天水铸币厂。1927年，刘郁芬将厂迁往兰州，在旧日的举院建甘肃造币厂。年底，开始铸造银元和铜圆。该厂的原料是甘肃军阀马廷勃、马廷贤的窖藏白银，有200多万两。用民国3年（1914年）天津铸造袁世凯头像模型铸造面值1元的银元（民间叫做‘老人头’），还铸造了一些孙中山头像的银元（1930年3月，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军东下时带走了，没有在甘肃省内流通）。此外还铸造宣统皇帝（溥仪）像的银元，流通于藏区，标为‘藏元’；还铸造“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铜圆，布告全省流通。省政府规定银元的兑换，以1银元折合兰平银8钱。该厂设监督掌握全局。监督历来由甘肃省当局亲信或地方头面人物担任，在西北军入甘后（1928—1930年），由冯玉祥的部属担任；国民军离甘后，在甘肃省政府八大委员共同执政时期（1930—1931年），由地方士绅担任；陕军孙蔚如部人甘后（1931—1933年），由孙的部属担任。蒋介石统治时期（1933—1935年）改为厂长制，取消了监督。甘肃造币厂建立后，铸造的铜圆多在市面上流通，但比较大的买卖仍然用银两，零碎的买卖也有用制钱的。以后市面上主要流通铜圆、银元、钞票、制钱等。

民国以来建立的甘肃官银号发行的银票，是作为金属货币的辅币流通的，初期因业务经营不受政府的干涉，金融和政府财政分离，尚能维持正常发行。1920年以后，财政当局开支浩繁，时常短绌，多次向官银号透支，借以挹注，总额达300万两之巨，使官银号不堪重负；还有私人借账未清等原因而导致该号歇业。1924年甘肃银行成立，发行了三种七钱二分的银元票，分别为1元、5元、10元，并于票面印有“每元合兰平银七钱二分”字样。以后省钞信用渐著，因携带方便，且折合银数超过票面银额，纸币信用，日益稳定，民间也开始小额使用。1926年，国民军在张家口的银行在兰州设立了分行，命名为西北银行，发行钞票，刘郁芬限令收回甘肃银行发行的银元票。民国18年（1929年），又改甘肃银行为甘肃农工银行，专门发行铜圆票，尽数收回甘肃银行发行的银元票。国民军东归后，西北银行和甘肃农工银行的班底成立了富陇银行，福陇银行滥发钞票，问题百出，到民国21年（1932年）福陇银行停业。这些银行先后发行的纸制钱票（龙票、银票、银元票、铜圆票、银元券、铜圆券、钞票），虽然问题很多，但总的来看，信誉还是比较好，携带方便，基本保持了市场银根的稳定，这一时期兰州等地的物价波动不是很明显。

1933年4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通令全省停止使用银两，改银币为合法流通货币。规定折合标准为：原银7．15钱，折合币1元。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财政部令各省地方银行发行钞票，取代银币、铜币，以纸币为法定货币（一般称为法币），废除银本位币，禁止银元流通，并限期银币持有者到银行足额兑换法币，国家收缴白银。此后法币在甘肃市面上广泛流通。同年，甘肃造币厂宣告结束。甘肃省政府开始推行法定的货币政策，统一发行纸币。当时地方不能发行1元以上的钞票，只能发行1元以下的辅币券。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三种票券，以后又发行面额200元、400元、500元、1000元、2500元、5000元的票券，接着国家银行又发行1万元、5万元、25万元、100万元、500万元的巨额钞票。前后发行了119种票券，一律统称为法币。

1939年6月，甘肃省银行成立，以后甘肃金融才和中央基本货币的流通趋于一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解决财政危机，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抗日战争胜利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物价飞涨。民国32年（1943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金融崩溃的局面，发行所谓的“金圆券”，并规定金为本位币。金圆券面额为1元、10元、2000元、5000元、1万元、5万元、15万元七种。金圆券1元相当于原来纸币的20元。民国34年（1945年），“金圆券”也开始贬值，又发行了“关金券”，1元换300元纸币，但经济的溃退已经无法挽回了，“金圆券”、“关金券”形同废纸。当时在甘肃兰州，理一次发也要240万元，1斤普通茶叶，售价84万元。由于纸币贬值，银元重新在市场上流通，甘肃省政府又发行了1元银元作为辅币，但终因原料缺乏，机器老化，后因解放大军压境，铸币厂停工，马步芳将机器设备和职工带到西宁。

需要指出的是在比较偏远的山区，近代货币的变化和影响不太明显，民间交易多用银币、铜圆和制钱，甚至许多地方仍然存在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另外甘肃在军阀自铸铜圆的时期，一些地方还流通他省的铜圆。比如陇南部分县流通四川的铜圆，陇东流通陕西的铜圆，玉门等地也流通来自绥远的铜圆。外省货币流通本省，使本省的金融更加混乱。因各地货币的比价不统一，受害的最终是普通百姓。

2．面粉的加工

在传统社会，加工面粉十分不易，主要用石磨和水磨。石磨又称小磨，分人力小磨和畜力小磨，人力小磨盘较小，直径一般为70厘米，重约200公斤；畜力小磨由骡马牵引，磨盘较大，直径为129厘米，厚为15厘米，重约400公斤。一般由两匹骡马轮流拉磨，另雇筛面工专门筛面。畜力小磨有营业性的，有家用的。大户人家自备畜力小磨或人力小磨。村落里都有公用小磨，或同族内有公用小磨，或家里就有小磨。水磨在河流上建成，由水力冲激木轮，木轮牵动水磨运转研磨面粉。水磨磨盘直径约150厘米，厚约15厘米，体积可达0．28立方米，重达1000公斤。临近水流的村庄多用水磨，水磨比小磨要省力方便，其转速为2秒一圈，而人力推磨是20秒一圈，畜力拉磨则是10秒一圈。人力磨和畜力磨一般每小时磨面5公斤，而水磨则每小时磨面75公斤。兰州的水磨沟就是因建有水磨而命名的，永登县庄浪河畔的徐家磨、张家磨都是因建有水磨而命名的。凡私人经营的水磨，须向官方纳税。每座营业性的磨坊，需雇用三名雇工，雇工的工资用面粉支付。雇工非常辛苦，在水磨多的地方，竞争激烈，要自备礼品到大户人家去请磨户，并负责粮食和面粉的运送。兰州黄河流经地区，面粉加工还使用船磨。船磨是在黄河设船，安置水磨，由水流冲刷木轮转动研磨。

机器磨面出现后，传统的磨面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民国23年（1934年），甘肃造币厂附设面粉部，意欲装设磨面机器，后因故没有如愿。直到1940年7月，省政府才建立了西北机器面粉厂，该厂以资本10万元在萃英门内的甘肃机器厂装置了面粉机器，动力用电，洗麦及晾干仍用人工，每日出麦150袋。从此兰州开始了机器磨面的历史。1942年1月，中国银行雍行公司设兰州面粉厂，全部工序由机器操作，每日出面粉350袋。1943年，又有私营的民生面粉厂成立，有资本2万元，每日出面粉30袋。到40年代，兰州共有3家机器面粉厂，这些面粉厂从乡村收购粮食进行加工后，再售给市民，另外还承揽附近农民的粮食加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兰州有水磨90余家，小磨250余家，机器磨3家。机器磨每日生产面粉9万公斤。

传统社会人们照明用铜灯、陶灯等灯具，清油做燃料。藏族多用酥油点燃。生活燃料多为柴草，富裕人家冬季可烧煤炭和木炭。近代城镇的富裕人家可烧煤，一些贫穷的市民仍然用柴草做燃料。

3．度、量、衡

度量衡是民间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具，甘肃近代各个地区的度量衡不相统一，官方和民间也各有其法。大致来看，度量衡的官方标准和民间标准混合使用。度多用手按之，或以步度之，以丈大略，似不差多少。土工以官尺的七寸为一尺，木工以官尺的八寸为一尺。民间量地，以步度之，度田的方长短斜圆，尽算在内，以此折算，买卖双方均无异辞。民间布的买卖用匹计算，一匹等于今天的20米，或以布的口面的长度来折算之。民国以后，度逐渐用公尺来丈量，当时人们认为公尺者，乃公家所定的缘故，实际是西洋的度法。

量以斗、升计。斗、升均用木板制作，为上下是方形，侧面是梯形的木匣。1石等于10斗，1斗等于10升，1升等于10合，1合等于10勺，1勺等于10撮。各地斗升的容量不尽相同，按公制看，1升等于5公斤，10升为1斗，一斗则为50公斤，也有1升为2．5公斤的，一斗为25公斤的，还有每斗为16公斤，1升即为1．6公斤的。比如镇原3斗为兰州地区的1斗。

衡有炭秤、百货秤、盐秤三种。顾名思义，炭秤为秤炭的，盐秤是秤盐的。炭秤为木条筐，底小口大，一般底宽0．27米，口宽0．4米，高0．83米。百货秤以今16两为0．5公斤，城乡一律，并无畸重畸轻之殊。各地民间集市的衡器并不统一，在大的集市，牙行专门从事斗行、秤行等的买卖交易活动。他们通过和官府的关系来包办行市，缴包金，从官府手里包了斗和秤后，雇人过载，从中收取过载费。在藏族聚居区，人们的交易活动基本停留在以物易物阶段，购布以布的口面为基本单位来丈量，购盐以碗为度量标准来进行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