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国内有关生态文明的研究成果

(一) 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建设途径

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理论视野以及不同的关注点出发，提出了生态文明内涵、生态文明建设价值取向、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内容及建设途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等方面的内容。纵观学术界对有关生态文明领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路径，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介绍和引用。

总结理论界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界定，本书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横纵向视角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纵向历程来看，文明发展史从原始文明演进到农业文明，再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进一步发展到生态文明。对于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例如，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还是后工业文明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哪一阶段，学者观点不一。但在时间序列上，许多学者都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 (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申曙光在《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一书中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但同时也承认在发展阶段上，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兼容。陈学明学者也持相近的观点，认为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一个顺序递进的序列。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及生态文明四大文明的横向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三种不同的观点。生态文明是比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更高一级的概念，是其他三种文明的总称; 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并列的概念; 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既是并列概念，又是更高一级的概念。所谓生态文明建设，是指以生态规律为行为准则，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的方法，依照生态系统管理的原理，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维护生态正义为根本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健康型文明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可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义是科学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环境良好、资源永续和生态健康; 适用范围覆盖所有主体、全部领域和各个环节; 根本方法是生态化; 基本手段是制度化。

国内众多学者对生态文明的建设途径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说法各异。总结起来着重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的生态文明建设团体、以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城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以技术更新创新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以适度消费和节约消费作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消费模式; 以生态和环境作为主要施法领域的生态文明基本法的建立和以生态优先作为主导的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等。我们一定不能忽视生态经济建设，一定要把生态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所谓生态经济，是指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为目的的经济。它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业、生态旅游业、环境保护业等。刘延春提出，有必要对我国现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要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宪法，在根本法上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丁开杰等人认为，生态环境治理的范式要转换: 从治疗入手到预防入手、从局部治理到整体治理、从政府管制到多元治理。郭强提出，要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观念的转变虽是软性约束，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大前提。生态文明观念普及要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切实增强“环境是最稀缺资源，生态是最宝贵财富”的意识，有生态建设紧迫感、危机感。刘爱军等人选择环境立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入点，认为立法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重点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法治化的第一步，并提出生态文明立法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二) 有关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研究

学者们根据生态文明内涵、生态文明调节对象和生态文明构成要素等不同初衷，构建了适用于不同领域 (如国家层面、省域层面、区域层面、县域层面和城市层面等) 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虽然众多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生态文明指标、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生态文明评价指标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等诸多提法，但目的是一致的，即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总结生态文明建设的不足与经验、改进并完善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在为早日形成公众认可的相对统一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而努力，并在实践中积极地探索着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1) 在中央层面或非指定领域有关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研究。2008年7月，中央编译局和厦门市合作完成并发表了国内首个“生态文明建设 (城镇) 指标体系”，同年12月，环保部出台了《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朱松丽和李俊峰等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俞可平先生关于生态文明定义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广泛领域的生态文明系统构成 (包括生态环境是表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意义和价值的载体; 生态经济是体现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物质基础; 生态制度是维护生态文明的秩序保障; 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价值基础)的4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梁文森主要从经济发展效率等8个方面，构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并相应设置了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关琰珠等人在《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目标—系统—状态—变量—要素5个层级的资源节约系统、环境友好系统、生态安全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4个一级指标和32个具体指标体系。张静等人紧扣生态文明的定义、思想和内涵，确立了包括人口发展支持系统、资源节约系统、环境保护系统、经济社会支持系统4个子体系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其中包含了26个单项指标。白杨等人提出生态环境友好、社会经济和谐、体制机制完善及公众意识觉悟4个一级指标28个具体指标组成的生态文明建设及评估指标体系。周江梅等人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出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建设“两型社会”，推动中国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目标，提出了3个层次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即第一层次包括经济、社会与生态3个类型，第二层次分为9个指标，第三层次设置了38个具体指标。

(2) 在省域层面有关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研究。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ECCI课题组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探索，建立了全国首份综合性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等20项具体指标，构建包括“总指标—考察领域—具体指标”3个层次的中国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课题组依据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对我国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状况进行了科学的量化评价，发布了中国首份综合性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这一报告引起了社会广泛反响，有报道称: 从此“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定量化时代”。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等人从生态效率 (指生态资源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它是产出与投入的比值) 的角度提出了生态文明水平评价体系。侯鹰等人通过专家咨询法，结合区域现状，建立了适用于北京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即包括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行为、生态安全、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6个方面的相关内容研究，对于北京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和确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借鉴。

(3) 在区域层面有关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研究。廖杰等人将长株潭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系统层 (即长株潭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 (即自然环境优美宜居、经济繁荣健康稳定、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生态理念发展普及等内容) 和指标层 (即具体指标) 等，涉及3个领域的23个具体指标，并对长沙、株洲、湘潭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课题组，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领域，把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分为理论型和操作型两种类型，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理论型指标体系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5个领域，共涉及42个具体指标。操作型指标体系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社会与生态环境3个领域，共涉及20个具体指标。

(4) 在城市层面有关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研究。何天祥等人提出了包含生态文明状态、生态文明压力、生态文明整治和生态文明支撑4个一级指标的城市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申振东教授综合考虑了贵阳市的现状、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和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衔接等多方面因素，设计出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指标体系，即包含生态经济、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基础设施、生态文化和廉洁高效6个一级指标和33个二级指标。杨学伟等人依据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提出的《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所提出的要求和评价的标准，确立了由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保护和生态文化等一级指标、2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湖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王晓欢等人在研究西安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及预测研究中，建立了由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4个一级指标、27个具体指标组成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马道明等人在研究常州市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时，提出了由公平的社会生态、高效的经济生态与和谐的人居生态等6个一级指标和53个具体指标组成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王贯中等人提出了包括生态宣传、生态教育、生态行为、生活行为、环境质量、环境管理制度和政府工作绩效7个一级指标和36个具体指标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周传斌等提出了包括自然环境和建筑等5个一级指标和23个具体指标组成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能够看出，研究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成果较多，丰富了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研究视野，但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归纳和提炼取舍。根据上述生态文明指标体系设计的意图，将生态文明指标分为引导性指标、评价性指标和综合性指标三大类。生态文明引导性指标是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能够起到引导作用的指标，如生态文明规划指标、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等。生态文明评价性指标是指对生态文明建设状况进行评价的指标，是建设后的评价指标。引导性指标与评价性指标的区别在于: 前者是生态文明建设之前的预估指标，后者则是生态文明建设之后的评判指标。但两种指标也不是完全分开的，生态文明评价性指标可进一步完善下一次生态文明引导性指标体系的制定，两者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正是由于引导性指标与评价性指标之间的这一特性，学术界才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指标。因此，本书采用了综合性评价指标的提法和含义，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概念，整合评价性指标、引导性指标，用以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现阶段成就与得失，以期更好引导下一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

为了使本书指标体系中具体指标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说服力，在总结上述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笔者深入搜集了专业学术期刊系统中涉及生态文明指标的学术论文，并对众多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进行了出现频度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排在前16位的具体指标依次为: 人均GDP、万元GDP能耗、空气质量优良率(指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的比例)、城市绿化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森林覆盖率、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万元GDP水耗、生态环境投入指数 (指生态环境投入占GDP比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有效保护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R＆D经费占GDP比重。从具体指标的出现频度上可知，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的研究视角中，生态文明建设指标都具有一定的动态对象的特定性和静态指标的普遍性，见图1－2。

图1－2 生态文明指标频度统计

(三)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预警研究

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预警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投资失控、消费急剧膨胀，阻碍了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的现象，学者们才开始研究宏观经济预警理论，探索构建相应的预警指标体系，对经济波动及其走向进行了分析、预测、预警。之后，有些学者又进一步研究了某一部门、某一领域和某一专业的预警问题。1987年，陶骏昌主编的《农业预警系统与农业宏观调控》中系统地阐述了农业预警的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农业系统预警的一般过程。1993年，张泽厚等人结合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求和经济运行的特征，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研究，在分析经济运行态势和解释经济运行中的警情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以经济波动为核心的短期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的框架和实现手段。王慧敏提出了引入理性预期的ARCH模型，对宏观经济预警模型进行了修正。之后的预警研究进一步延伸到了金融、财政、食品、水利、能源、生态安全等多个领域，研究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政府相关部门对于相关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并积极地参与其中。1987年，东北财经大学受国家统计局委托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宏观经济预警研究研讨会。1988年，国家信息中心经济信息部与吉林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共同研制了经济景气监测系统。1990年，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监测和预警模型”并开始运行。1993年，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日报社，以卡斯特经济评价的名义，在经济日报上创建栏目并公布预警结果。1997年，中国经济景气中心研制出了国民经济指数。

然而，生态文明建设预警研究尚属较为前沿的研究课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学者把预警研究与环境问题相结合，提出了环境预警评价指标体系。陈国阶等人论述了环境影响预警评价的概念，并以环境质量确定预警标准，建立了不良状态预警、恶化趋势预警和恶化速度预警的数学模式，同时，给出了三峡水利工程环境影响预警评价的实例。苏维词、李久林对乌江流域内的39个县域的生态环境做了预测评价，就流域内的工程建设、资源开发、国土整治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分析和评价。赵雪雁研究了西北干旱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预警系统，构建了包括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经济指标在内的生态预警指标体系，探讨了城市进程中的生态预警和预警程序，从而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危害西北干旱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问题寻求解决途径。乔丽探索建立了一套矿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将层次分析法、确权系数理论和协调度模型引入矿区生态文明评价，设计了一套矿区生态文明评价模型，进行了定量分析，运用静态协调发展水平和协调发展动态指数对矿区生态文明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了评价，运用灰色模型对矿区生态文明发展进行了预测。这些研究对于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而可借鉴的理论基础。现阶段，国内关于生态文明的预警研究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本书在参考前人关于生态文明预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生态文明预警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