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相关研究及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继列宁主义产生之后，在“十月革命”的强烈震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模式开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来到中国，并非以学术或学科的形式，而是以政治、社会运动亦即中国革命的新思想的形式直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也正是适应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之需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建设，相关研究及其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国外著名理论家著作

早期马列经典著作传入中国，是从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向中国社会著文译介开始的。“五四运动”以后，为适应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需要，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特别是其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又直接抓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克服译自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着力于自行编译出版工作，接着又根据改革开放新需要重新修订和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

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后不久，于1921年9月21日秘密成立人民出版社，开始陆续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单行本；1938年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专门组织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相继推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8卷等经典著作和一批单行本和专题文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差不多比较重要的马列经典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还有梅林的《马克思传》和其他一些马列经典作家的传记也都翻译成了中文。

1949年，党中央组建了中央俄文编译局。1953年1月，中央批准把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宣部有关部门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主要从俄文版翻译、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首先出版的是《斯大林全集》，随着《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于1953年11月出版问世，拉开了这一浩大工程的序幕。《斯大林全集》中文版从1953年到1958年共出版13卷；1962年出版《斯大林文选》上下册；1979年编辑出版《斯大林选集》上下卷；1985年在《斯大林文选》基础上重新编译斯大林在1934—1952年间发表的著作和讲话，编辑出版一卷本《斯大林文集》。《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从1953年开始，1955年12月开始出版，1959年共出38卷，1963年全部出齐39卷；其间于1960年还出版了4卷本的《列宁选集》第1版，1972年将该版补充调整、重编重校后出版第2版，1995年根据原文修订发行第3版；1975年，开始组织编辑《列宁文稿》，从1977到1990年，共编译出版《列宁文稿》17卷；从1984年到1990年底，中央编译局根据1982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我国自行编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决定，陆续编译出版60卷本《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2001年以后，根据1991年以来新发现的列宁文献又编译出版两卷《列宁全集补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从1955年开始，1956年底第1卷问世，历经“文化大革命”干扰，至1985年底出完全集共50卷；其间，1972年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编辑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出版发行；1986年7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我国自行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该版以第1版为基础，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为蓝本，并参考德、英、俄等其他版本，自行编译重新出版，计划全集70余卷，到21世纪20年代出齐，从1995年发行新版开始，迄今已出21卷；1995年还根据原文修订发行新版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2004年4月，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工作正式启动，同年8月，5卷本《列宁的专题文集》的编译工作也正式启动，这两部文集于2009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

在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著作全集、选集或文集的同时，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和政府还适应当时思想建设、文化活动和理论研究之需，有针对性地出版发行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单行本和专题文选。还与之相应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著作，以及许多国外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重要著述及其思想演进和他们的生平事业等著作文章。

（二）设置马克思主义专门研究机构并主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在中国，出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机构是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的。最初有专门刊载发表马列主义作品的编辑部门及其红色刊物，有学习、探讨、研究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组织机构基本上带有自发性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设置马列主义专门的学习研究机构成为党的建设的自觉的组织行为，还有兴办各种形式、适应各种需要的马列主义学习、教育、研究的讲习培训机构，特别是开展经常性马列主义教学科研活动的党校、团校等等。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马列学院，就是全党中央一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科研机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正确性，决定了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性。为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广大党员群众、培养干部，新中国诞生前后，党中央一方面调整、巩固和完善原有的，尤其是延安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制度及其组织机构，另一方面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要求设置创建宣传、学习、教育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机构。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党中央作出决定，建立高级党校——马列学院，任命刘少奇为院长、杨献珍为教育长，7月26日招收了第一批学员。同年9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规定了包括党校和研究室在内的“健全党委”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最先重建的是人民出版社（1950年），最早成立的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斯著作编译局（1953年）。1951年初，党中央颁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规定由各级党校负责党的理论教育、理论宣传和理论指导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党校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到1954年，全国建立起了各级各地高级、中级、初级党校、城市夜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等，构成了党校教育的全国梯级系统结构。此外，1953年成立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斯著作编译局是全国最高级最权威的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编译出版机关，其下设除马列经典著作编译部外，还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步成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中央编译出版社等部门机构。伴随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专门科学研究机构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1949年11月1日，由郭沫若任第一任院长的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于1953年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当时4个学部中最大的一个，该部涵盖了马列主义理论学科。1958年以后，该学部名义上是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单位，并于1977年5月建立了由胡乔木为第一任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专门研究机构。2004年，中共中央启动实施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乘此东风，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于2005年底成立，紧随其后，全国数十所高校也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中心或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呼应，全国各地也建立起社会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推动了全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活动。为适应新中国在高等院校开展马列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需要，高校专门的马列主义教学科研机构也随之建立，最有代表性的是1964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所马克思主义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因而诞生，该所虽经“文化大革命”冲击，但又于1978年得到恢复。随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机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与这些专门机构交相辉映的是众多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社团及专家学者队伍和刊物，显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及其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兴盛。由中央编译局主管的全国性学术社团“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及其刊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杂志，在马克思主义学科方面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是其中尤为突出且成就显赫的一个方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资源建设上的辛勤工作和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在学科建设上也功勋卓著。此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高校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上也功不可没、成果辉煌。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经历了“由分到合”的大体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较为侧重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研究，为以后的综合或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和条件。这一时期重要成果有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等。这种“分析”性的研究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收获季节，先后出版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史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专题史等教材、专著上百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史的各种文献史料和传记年表也大量翻译出版。20世纪60年代中，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研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发展实际上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把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为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带动各方面、各层次的科研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产生了一批影响全国的研究成果，如《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列宁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学说史》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4卷本、《马克思主义诞生史》、《马克思主义形成史》、《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150多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以及《毛泽东思想史》和《邓小平理论史》等。此外，部分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南斯拉夫学者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英国学者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等。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领域愈益拓展，研究的问题和产生的成果已经广泛涉及诸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历史人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3个国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苏南冲突、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和东欧剧变等，还有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危机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等。

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有力地推动了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历史分期及其发展阶段、时代主题、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催生了一批重要著作，如龚育之等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讲座》，杨春贵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50例》，王怀超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纲》，李崇富、姜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150年》，黄宏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史》，周振国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干部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材料选编》，中央编译局等编著的《解放思想史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读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读本》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纲要》等。

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2004年，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组建了24个主要课题组与基地课题组，其中由中央编译局牵头承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教育部、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200多名专家学者，设置18个子课题，开展了阵容的“集团”式研究和建设工程，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马克思主义名著译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丛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著作和刊物。

改革开放30多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发展最为突出的历史时期，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历史分期以及马克思主义通史、分期史和专门史等学科基础领域的研究得到全面展开，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史、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期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等重要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获得了丰硕成果。

（三）把马克思主义纳入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动因之一，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是在高校、党校、团校以及科研机构的教育教学部门中得以开展的。各级党校、团校为应用、宣传普及教育党员、培养干部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课程建设，这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而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适应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刚一诞生，党和国家就着手实施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一是成立相应的教学研究机构，二是组织、建设、培养教学研究队伍，三是设置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并进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早在1949年10月8日，当时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就规定文法教育学院的学生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1950年8月，当时的政务院决定在全国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政治课。1952年10月，教育部根据政务院的决定，提出高校政治课具体设置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3门课程，并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1953年2月，教育部要求将“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并明确规定各类高校及两年以上专修科的二年级学生必修“马列主义基础”课程。1954年，全国高校马列主义课程又调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4门课程。1957年以后，高校原开设的“联共（布）党史”改为“国际共运史”，“中国革命史”改为“中共党史”。1962年教育部确定了在高校开设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3门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方案。1980年7月，历经“文化大革命”冲击的高校恢复正常，在坚持原有3门政治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对文科还开设了“国际共运史”。为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新要求，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高校逐步兴起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为主旨的思想教育热潮。1987年3月，国家教委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日益深入的客观需要，提出并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两课”新方案，前者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课程，后者包括“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人生哲理”等课程。1998年6月，教育部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改革高校“两课”体系，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教育课程。2005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8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决定》精神，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决定将前述“98方案”课程设置调整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党的十七大召开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又改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总结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课程设置的发展，可以看到它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上述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在高校的设置及其沿革，属于面向所有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这一广泛的需要，是推动高校及科研机构针对这一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直接动因。除了相应机构和师资队伍的建设，就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大类学科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的学科专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硕士、博士学位点的设立和建设。为适应课程建设、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及其高学位点建设的需要，全国各高校相继成立马列主义教学研究部门，由马列主义教研室实施马列基础课程的教学。为解决高校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对师资的需求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于1956年成立了马列主义基础系，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先后设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马列主义学科专业，旨在为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培养师资和研究人员。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反映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在一次次思想解放热浪的推动下，无论是组织机构和人才资源的建设还是课程、专业、学科建设，其水平都不断提高，规模都不断扩大。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学科整合为法学门类所属政治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设立硕士点和博士点。跨入21世纪之后，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更为重视，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2004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强劲的东风鼓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飞速航行的风帆。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将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由隶属于政治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上升为隶属于法学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5个二级学科。2008年4月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使其二级学科由5个增加至6个。2005年以来，全国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与之相应，适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教育教学需要的教材及相关著述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以空前的速度提高和增加。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已经成为一个由马克思主义通史、马克思主义国别史、马克思主义分期史、马克思主义专题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等具体研究方向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具有丰富的学科内涵和广阔的研究领域。

（四）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全球性精神财富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持续发展的重大历史内容，这一历史内容既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主流和主线，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上的重要特色和重大成就。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又坚持走自己的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实践原则；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贡献，首先在于延续和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其次在于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1.学习、研究、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开创和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所产生的创新性理论成果。这样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的著述和党的重要文献之中。学习研究和出版这些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无疑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及其历史发展研究工作的首要和基础的条件。1945年，当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毛泽东著作以及相关中央文献就成了党内外学习、研究和出版的主要思想政治资源。1950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1951—1960年期间陆续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此版经修订后于1991年推出第2版。1986年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20世纪90年代，经中央批准，将《毛泽东选集》1～4卷以外的重要文稿比较系统地选编成《毛泽东文集》出版，从1993—1999年出齐文集1～8卷。承载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著作《邓小平文选》于1983年出版第2卷，1989年出版第1卷，1993年出版第3卷，1994年又出版第1、2卷的第2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基本认识，从1980年到1995年，还陆续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陈云文选》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上述著作还翻译成英、法、西、日等外文出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2006年出版了3卷本《江泽民文集》和《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等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的重要著作和文献，《江泽民文集》还发行了俄文版。

2.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其发展的。与党的思想建设相伴，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发生的历次思想路线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思想斗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坚持实践检验的科学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实现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党内会议及其文献资料无不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斗争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发展理论的史实。尤其是历次党代会，是反映党的认识不断提高的历史刻度表。一些解决了时代重大课题的党代会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飞跃的标志，党的七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把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纳入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这几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在认识上实现的历史性飞跃，都是党认真地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和提高全党认识的结果。在党的历史上，如此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发展理论，对人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影响的史学成果，一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者催生了毛泽东思想，后者铺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广阔道路，这两个决议不仅是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而且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史提供了科学、权威的史实依据和方法论范例。

3.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由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现实需要驱动的，其实质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开始就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在具体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其理论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和理论研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自此，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总是同具体实践课题相联系，但却是每一个历史时期必须首先解决的思想理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问题，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题，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一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中形成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初期，如何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开辟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有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继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因而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继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基础上，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新课题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而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出并实践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思想，不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引向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升到新的境界。

4.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断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既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又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仅成为宣传、学习的对象，而且成为研究、发展的对象。自从毛泽东思想纳入党的指导思想并指导党的实践获得重大成功以后，它成为党内外、国内外人们学习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它遭到林彪、“四人帮”等实用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歪曲损伤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恶意诋毁之后，通过学习研究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从而捍卫并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和推动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课题。这不仅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的许多机构和学术团体，而且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78年，国内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论文达1万余篇，著作1300余种；1978年以后更是难以计数，如《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毛泽东思想史稿》《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史》《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等都是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大型丛书。改革开放以来，对邓小平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愈益深化扩展。党的十四大以后，从1993年2月1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全国首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开始，邓小平理论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各地。研究围绕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和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等课题，成效显著。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论大纲》《邓小平思想研究》《邓小平思想发展概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邓小平思想研究丛书》《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等，都是质量高、影响大的研究成果。自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后，研究这一理论体系产生的必然性、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以及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也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如《党的性质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与时俱进的理论新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创新与超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研究》《“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等。党的十六大以后，对科学发展观及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短短几年也取得了一批重要而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如《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中国和平发展与国家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解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读本》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2]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是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发表于1895年的《纪念共产党宣言》、1896年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中很有影响。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67页。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写道：“《奥地利工人历书》将发表考茨基写的我的传记，我看过这篇东西，做了修改和补充，因此，在涉及事实方面，以后如有需要，可以使用它。”

[4]《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5]《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

[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7]《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页。

[9]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施坦以1848年革命为界，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在这次革命以前，马克思受布朗基的影响而带有革命性；这次革命以后，马克思的观点就带有和平进化倾向了。

[10]《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11]《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2]《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13]《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4]《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15]《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