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化与人民币国际化

相比汇率变化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向性影响，人们更关心汇率的变化对人民币国际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货币从较低国际化程度走向较高国际化程度的过程中，一种走软的或者不稳定的货币是不大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至少是时间更漫长，道路更曲折。人民币即便在2015年底加入了国际一篮子储备货币，并在特别提款权数量比重上超过了英镑和日元，但对人民币来讲，汇率变化或者哪里飞来的货币战概率，还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

人民币保持稳定

汇率的变化尤其是人民币一次有限贬值，其实是不应该引出人民币走软的结论的。近年来，人民币一直处于比较坚挺的状态，我们只要约略地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出于多种原因，从2006年起，人民币一直在升值，总的计算，十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对欧元升值22%。2015年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不到6%，至少还有16%的升幅还在，这算什么疲与软呢?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要有货币的自主定价权，汇率变化必然表现为有升有降的一种波动状态。这不仅是正常的，也显示了中国金融市场化的一种进步。对于这种市场变化，与其说人们对人民币本身走势关切重要，还不如说对人民币国际化走势关切更重要。

但是，人们也看到，就是人民币在2015年幅度不大的一次主动贬值，引起的波澜已经不小。各种对中国经济的猜测和对人民币走向的消极判断真有点漫天飞，中国经济崩溃论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焦点，资本外流史无前例地开始出现，尽管后来开始“止血”，并以藏汇于民来解释这种外汇储备减少的现象，但也不是虚惊一场。如果中国金融当局不淡定，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经济基本面不给力，并具有对经济转型中对外贸拉动经济作用有所减退的清醒判断，也许事情会是两个样子。面对事实上出现的国际货币战发生的心理战格局，中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是继1998年处理亚洲金融危机取得成功的又一次不算特别小的胜利，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继续有条不紊地推进创造了颇为主动的条件。

作为信用密集型产业，一种货币的力量来自信用和信心，尤其在诸如金本位、银本位或者石油本位消失或者走向几近完结的时候，它所能依靠的唯一靠山就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走势和基本面。一种货币的贬值与升值，值钱到什么程度，从来是同经济运行状态紧密相连的。美元暂时停滞在一个阶段里的升息是这样，人民币汇率最终保持相对稳定是这样，对各国货币走势的基本判断也基本是如此。

一种货币的国际信用和信心与国内信用和信心也是一致的。无论哪种国际储备货币，它的最大、最基本的市场还是本国市场。人民币走低，购买力减弱，受损的还是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这在致力于消费拉动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讲是不可能与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人民币从根本上讲，不仅目前不存在进一步贬值的基础，也不存在根本动机。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发生较大贬值，虽然也会刺激出口，但作用是有限的，实际贸易利益也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赔本赚吆喝”的结果，最终出现企业微利和无利运转，生产者利润摊薄，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结果。这对致力于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同样不会是一种选择。

人民币持续贬值，也意味着此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只会是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一段临时出现的插曲，至少它被刺耳的货币贬值的炮仗声打断了，湮没了，不知何年何月再次发声，这也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尴尬局面。如果我们还能进一步看到，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在进发，而“一带一路”的发展在事实上也不能建立在美元“寡头”完全操控的金融基础上，而需要更多地建立在多种货币良性互动的国际金融基石上，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种的人民币，必须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迈出更为勇敢的步伐。维护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稳健与金融活力，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建设性因素。

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发布了一份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的研究报告，列出了真正影响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五大因素:经济规模、宏观经济政策、资本账户放开、弹性汇率和金融市场发展。他认为，中国在前四个指标方面表现不错，最后一项有些严重滞后。这其实是人民币国际化面对的真正挑战。良好的金融市场才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以本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人民币计价和跨境交易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发展滞后的金融市场会成为人民币国际金融地位上升的瓶颈，需要加大金融改革和其他市场改革的力度。

中国的国债和企业债市场也相对狭小，交易量比较低，股票市场规模也不算大而且比较动荡。尽管如此，人民币已经踏上了储备货币之路，除了在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占有10.9%的比重，一些国家的央行已持有或计划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中国央行也与34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未来三五年，中国资本管制进一步放开，将会在全球贸易和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总体还是看好的。在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有效推进的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步履进一步加快。2015年10月，在伦敦发行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并与德国证券交易所签署了合建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中欧所”，这为国际投资者开辟了人民币使用的更宽渠道。同年11月，中国外汇交易所又开展了继与新元、欧元、英镑与新西兰元之后的人民币与瑞士法郎的直接交易。紧接着，俄罗斯决定首次发行人民币国债，中韩货币展开直兑。远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宣布，人民币成为该国的法定货币。此前，津巴布韦由于2009年发生恶性通胀放弃了本国货币，开始使用美元和南非兰特等多种外国货币，人民币成为该国的法定货币，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信誉进一步提升。

人民币的国际信誉进一步提升，相对稳定人民币汇率是一个重要的运作目标，更加直接地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2015年底到2016年初发生的世界金融动荡和汇率异动中，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起遏制投机资本的“阻击战”，及时购进大量离岸人民币，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走向有了调整与变化。在当时的情境下，防范美联储升息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是国内经济与金融安全的重要目标，也是防范潜在金融风险向国际市场空间进一步扩散的重要战术目标，是为了保护人民币国际化锋芒不会受挫的临时举措。香港地区人民币国际化渠道集中，是资本投机者做空离岸人民币的最好的工事修筑选择之地，人民币国际化产品形式相对较多，联系广渠道广，衍生品发达，资本云集，又有“沪港通”“深港通”直通内地资本市场，守住了香港离岸人民币防线也就守住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底线，守住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市场。

中国曾经有五年内取消人民币资本管制的计划，这一点相信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在中国公布的“十三五”规划里，不仅提出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包括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和改革金融监管框架，推动金融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明确提出实施金融稳健对外开放，健全金融对外开放新体制。其中特别提到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提出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走出去。要求逐步建立外汇管理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逐步提高境外放款比例，拓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范围，健全本外币全口径外债和资本流动审慎管理框架，提高股票、债券市场开放程度，放宽境内机构境外发行债券以及境外机构境内发行、投资和交易人民币债券，加强人民币海外网点布局，完善全球服务网络，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境外机构的开放水平。新的五年规划给出了如此清晰的人民币国际化国内外市场对接的路线图，显示了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步履是颇为自信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程无疑是很长的，也不会是一条直线，但既然开始了，就不会半途而废，更不会在复杂的世界金融格局中畏首畏尾，首鼠两端，甚至为世界金融池里不时掀起的风浪所遏阻。

人民币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诚然会在崛起的过程中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贸易计价和金融交易中介的作用，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绝不是取代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甚至不会刻意追求成为美元那样的霸权或者次霸权的地位，因为那是没有什么终极意义的。一种主要世界货币的形成，有其历史的规律和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它要担当更多的国际金融良性发展的义务与责任，而不仅仅是利己的一种币种。循名而求实应当是人民币国际化努力的方向，只要所谓“超主权货币”没有出现，任何国家的主权货币都有权在世界货币的篮子里寻求自己的符合市场实际的价值与地位。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努力也不会是人民币独有的走向，美元与英镑已经前后走过了自己的历史进程，日元也在20世纪下半叶走过了自己要走的路，瑞士法郎则以另一种超然的姿态完成了自身要走的路，相信还会有其他货币在经济发展的努力中陆续走上不同程度国际化的道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里，应当有更多的货币构成世界金融相对稳定的货币结构框架，这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值得为之努力。

人民币估值

至少，为了自身的金融安全也为了世界的金融安全与发展，一种或几种货币要成为“安全港”中的避险货币，人们不希望再有2008年那样的因为虚拟经济过分超前于实体经济带来的人为的全球性经济风险，以致一直到现在金融危机的阴云都没有消散，但金融活动的特性和资本运动的内在追逐力量，显示了其强大的一面之下有着虚弱的软肋，或者说是天生长有的一种“阿克琉斯之踵”。周期性的大小金融危机发生乃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能见微知著及时调整，便会发生“针孔风洞”效应，更何况雷曼兄弟那样的市场“熊”在不时出没呢?一当危机闪现，一根支柱撑得起世界的金融大厦，还是由更多的支柱合力擎起，道理不问自明。因此，无论是刻意为之的货币战，还是乘乱取胜自保的货币战事实，都是违背同舟共济一般道理的一种短见的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巴望市场的特殊恩赐，需要在从不相信眼泪的市场中顽强地上路，包括不断地发育金融市场，推进金融改革，也包括及时智慧地排除偶然或必然的各种干扰。至于在市场中人民币币值究竟是高估还是低估，似乎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挥之不去的话题。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人民币曾经自动大贬值，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名义上的对美元1比1.3一直贬到1比8点多，此后开始了相对升值的过程，但那时人民币的币值升降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中国的经济开放是从“三来一补”的产业加工模式起步的，不仅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不能再低的低端，跨国公司也在这种劳动利差中攫取高额回报，人民币的大贬值不仅苦了中国的“农民工”，也会降低他们的回报率。因此，在人民币估值高低开始越来越成为一个话题的时候，实际牵动的是各个方面的利益。

在一段时间里，有人提出人民币币值严重地低估了，甚至至少低估了30%左右。这种声音时高时低，成为中美贸易的一个摩擦点，一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市场需要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业产品继续大量进入，对冲消费能力大幅下降的“消费短缺”，有关人民币估值过低声音的“分贝”才降低。但是，美国经济在有些缓过劲来的时候，旧话重提，但方向来了180度的大转变，不是希望人民币币值高估而是希望它的币值继续低估，要把前几年人民币被迫升值的幅度最好全部找回来。使用的一种办法，就是借着美联储加息的国际货币心理预期效应让你自动就范。

造成这种戏剧性变化的，自然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今非昔比，制造业早已超越了来料加工的初始打工阶段，开始进入以创新驱动为未来走向的制造业发展阶段，并且具有高低通吃的某些过渡性特征。人民币估值高了，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全球性市场竞争，估低了，也不利于传统但又是目前市场不可或缺的产业外向发展。美国的专家们其实也不知如何去看人民币的币值高低对他们的行业利弊，除了继续维持贸易壁垒的看似有效的作用，也就更多地求助于货币战预期效果的一种赌博或博弈结果。

一种货币特别是走向世界货币市场的潜力货币，其估值高低应当是由市场贸易规律所支配的，也是在贸易实践中接受检验的。一般地说，一国出现大量贸易逆差，其货币有可能估值高了，出现大量贸易顺差的则相反。当然最理想的是取得相对的平衡。中国每年有将近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说明人民币的估值多少还有点低。这种势头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有金融专家说，如果据此评估美元和人民币哪个估值过高了，很可能不是人民币而会是美元。

重要的还有，货币币值的升降和坚挺度来自经济的坚挺度和结构韧性与弹性，不是谁想怎么操作就可以操作得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市场本身长就的。可以顺势而为，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横加扭曲，一定要较这个劲，也就变成事实上的欲操纵者，也可能小有斩获，但最终会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