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始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对策

池尾爱子

导　言

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在政府、议会、媒体相互影响的微妙关系中形成的。若置身于美国之外很难对其准确把握，即使是政策专家也难以客观评论。然而，一般认为，有经济学知识的人如果身居美国，是能够较为准确地掌握美国经济政策的。在美国的媒体中，全美公共电台（NPR）和民间媒体（电视台、报纸）分别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2008年3月至2009年6月末，我曾在美国居住，因此想利用在美国的感知，对其金融危机进行解读，从而挖掘规避经济危机再次发生的对策。

一、危机的蔓延

2006年末，美国住房价格停止暴涨后，次级住宅贷款（subprime loan，面向低信用人群的住房贷款）开始出现大量拖欠还款的现象。其后，在世界范围内上市的与次级贷款捆绑的证券（住宅贷款担保证券）价格纷纷开始下跌。到2007年以后，持有这些证券的金融机构相继出现亏损，其中一些金融机构被迫破产倒闭，金融危机便开始蔓延。

科尔奈在2009年的著述中，曾评价过2007—2008年间各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大规模政府救助（bail-outs）措施。从时间顺序而言，金融危机是从欧洲开始初见端倪的。2007年8月9日，法国的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冻结了四个对冲基金（hedge funds、Parvest Dynamic ABS、BNP Paribas ABS Euribor、BNP Paribas ABS Eonia）。2007年8月，德国产业银行（Deutsche Industriebank）、德国萨克森地方银行（Sachsen Landesbank）爆发危机，并接受了政府救助。不久，英国的北岩银行也接受了政府救助。2008年9月，美国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同年，美国各大金融机构都接受了政府救助。各国以下金融机构均接受了政府救助。

美国：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美国国际集团（AIG，即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主要经营保险业务）、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花旗银行（Citigroup）、美国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等25个金融机构（政府救助金超过10亿美元）。

英国：劳埃德集团（Lloyds TSB Group，简称TSB）、哈里法克斯银行（Halifax Bank of Scotland，简称HBOS）、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简称RBS）。

比利时：富通银行（Fortis）、德克夏银行（Dexia）、KBC集团（KBC Group）。

法国：德克夏银行（Dexia）、人寿保险公司（Crédit Agricole）、法兴银行（SociétéGénérale）、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

德国：西部州立银行（West Landesbank）、德国产业银行（Deutsche Industriebank）、拜恩州立银行（Bayern Landesbank）、商业银行（Commerzbank）、不动产金融公司（Hypo Real Estate Holding）。

爱尔兰：爱尔兰银行（Bank of Ireland）、爱尔兰联合银行（Allied I-rish Banks）。

卢森堡：富通银行（Fortis）、德克夏银行（Dexia）。

荷兰：富通银行（Fortis）、ING集团（Intemationale Nederlanden Groep）。

政府救助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可能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的风险，但其中却潜藏着科尔奈所说的“软预算”及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证券化是引发危机的导火索。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欧洲各国在实行住房贷款证券化时同样导致了住宅价格的上涨。

二、美国的次贷问题

次贷，是向优质贷款（prime loan，低风险的优良贷款）对象以外的、本不能成为贷款对象的人群进行的住宅贷款，是一种成为呆账、拖欠还款风险极高的贷款，因此，其平均贷款利息也较高。这种贷款在最初的几年所需还款很少，甚至在最初1年的还款额度为零，而一旦超过一定期限（到达无法偿还的程度），就会增加还款额度。进一步而言，放贷机构运行该制度的前提是预期到房价会持续上涨，人们将买入的房子卖掉便可获得超过借贷的资金额。人们通过购买高档住宅，在1—2年后转手卖掉，便可以除了还款之外还能赚到一笔资金，这笔资金足以用来再购买一套与自己收入相匹配的住房首付。本来这种希望通过住宅泡沫来偿还贷款的融资是不被允许的。2008年7月，修改融资规则后，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的蔓延趋势才得以遏制。

美国的住宅景气就是从金融机构向“不该放贷的人放贷”后才开始迅速产生泡沫的。这一说法源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08年5月初的某电视台谈话节目中的观点。其实，早在2007年9月，美国也有学者指责金融机构对社会的责任重大，却在向“不该放贷的人放贷”。但是，他们并未提议应该对这些看似外行的放贷机构进行管制，只是呼吁任何金融机构都不应向“不良对象”发放贷款。从中可以感到美国尊重“个人自由”的价值观。

而且，这些“不应该进行的融资”被捆绑起来一并进入证券市场后，引发了另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但绝大多数持有该种证券的人却对此毫无察觉。评估机构（rating agency）还把这些不良贷款的证券评为AAA等级（优良）。因此，这些评估机构后来也被追究相关责任。

三、金融问题的处理和报道

在制定经济政策的问题上，美国政府、议会、媒体三方的关系极为微妙，考察处理危机中的两个例子，就可发现全美公共电台（NPR）、民间媒体（电视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加州印地麦克银行（Indy Mac）的国有化

本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加州印地麦克银行（Indy Mac）的处理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参议院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将落款为6月26日的公开报告提交给美国储蓄管理局（Office for Thrift Supervision，OTS）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报告非常担忧加州印地麦克银行由于经营恶化给纳税人和借款人造成重大风险。7月12日（周六）早上8点，全美公共电台简洁地报道称：加州印地麦克银行将于14日（周一）开始着手国有化的工作，因此，周末将停止ATM取款机和刷卡业务（debit card network）。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加州印地麦克银行没有经过审查就擅自进行住房贷款业务。这是由于他们认为房价会不断上涨，只要卖掉房子就可以还清贷款。但是，事与愿违，实际情况却是不但房价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持续上涨，而且还出现了泡沫崩溃。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这种融资本来就是不应该进行的。从此以后，美国处理金融破产的工作都集中在周末进行。

14日（周一），美国公布了新的次贷借款规则，要求放款人必须审核借款人的收入与资产，在确认其有还款能力后再予以借款。此后，美国金融问题恶化的蔓延趋势得到遏制。美国储蓄管理局指责是舒默议员整垮了一个银行，迫使其破产，但其实这种带有责任感的行动是应该得到肯定的。抱着在1—2年后卖掉房子的想法而贷款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数依然在扩大。因此，美国现在不仅追究了那些将这些债券变成证券卖给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责任，而且也在追究那些评估机构的责任。

（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

2008年9月15日，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根据联邦破产法第11条申请破产，美国与其他国家就该事件的报道大相径庭。17日，美国某有线电视台播出了由当局协助拍摄的金融问题特别节目，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雷曼兄弟的破产意味着金融问题的处理工作结束。批判贪欲（greed）的声音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的。但是，2—3天之后，日本的《经济新闻》及其他报纸网站上是用“雷曼冲击”的字样来报道雷曼兄弟的破产案的。英国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FT）也使用了“信用市场处于冻结、收缩状态”（Credit market is frozen）的说法。而且，金融及经济危机在继续蔓延。2009年1月3—5日，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Allied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ASSA）如期举行了年度大会，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信用市场的冻结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议题。在大会第一天的金融问题会议上，有人说明了金融衍生产品CDS（Credit Default Swap）和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与次贷问题具有密切关系）的构成与区别。大会还公布了各种显示景气衰退的成套数据。CDS对于当事者来说起到了保险作用，但并非真正地化解风险（risk，即发生意外事件的概率），而是在积累风险，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它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是保险，而是一种风险家用高回报率作赌注、通过高风险获取高利润的商品。

4月29日，瑞典中央银行的总裁斯蒂芬·英韦斯（Stafen Ingves）在杜克大学的演讲会上作了发言，这是我在美国所能听到的极其有限的近似批评当局政策的声音。^[2]瑞典并没有加入欧盟（European Union，EU），是非欧元圈国家。英韦斯总裁拥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工作的经验，还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Chairman，Federal Reserve Board，FRB）的主席伯南克（Benjamin Bemanke）共同发表了论文。他披露了2008年以来信用市场的相关数据，强调像瑞典这样的小国由于受到雷曼兄弟破产的影响而受到了十分严峻的考验。他还批评美国交易人（traders）的工资体系太过短视，指出在金融机构的运营上还存在很大问题。其实，他事前的讲演题目是“90年代瑞典的住宅泡沫及其始末”，后来他认为“瑞典是一个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而美国不同。因此，这两个国家无法进行比较，也无法论证哪个国家的情况更为严峻”。

克鲁格曼则主张雷曼兄弟不应该破产而应该得到救助。该观点是其在日本的月刊杂志《文艺春秋》（2009年4月号）上明确提出的。克鲁格曼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能够批判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

1月20日，民主党取代共和党上台。可是，金融危机的对策问题被推后处理，其结果是激烈的选举战所导致的迟延问题比政权交替本身影响更大。6月17日，奥巴马总统在讲演中主张，“自由市场的力量是美国进步的引擎，是史无前例之繁荣的源泉”。关于规制改革，他暗示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政府的金融稳定网站（financialstability.gov）不断地发表了一般难得一见的具体详情。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财务长官（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在19日政府委员会议上发言的时候讲道：“如果早些实施这一改革，雷曼兄弟就不会破产。”这一说法后来被反复地报道，与2008年9月17日的政策判断相比发生了很大转变。

四、现代美国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政策

关于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督、管制方针，可以从纽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NY）的P.梅林所著《费雪·布莱克与金融革命的设想》（Mehrling 2005）一书中得到启示。该书是以金融工程学者布莱克的评传为主线展开的，其内容最适合于了解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布莱克曾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金融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一，布莱克（Black Fischer）从事的研究与实践活动（戈德曼—塞克斯投资银行的社内咨询服务中心）给金融领域带来了重大变化；其二，他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却于1995年去世，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笔记、活动记录及书信等研究资料；其三，他拒绝参与投资长期债券资本市场（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等。而且，有超过100人的重要学者和实业家共同协助了梅林的听证调查，其中包括长期债券资本公司LTCM的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C.Merton）（二者都是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布莱克在理特管理顾问公司（Arthur D.Little，ADL，美国剑桥）共过事的特里诺（Jack Treynor，CAPM的创始人之一，实业家）、对布莱尔给予重要影响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lexandier Mundell）、原戈德曼的罗伯特·爱德华·鲁宾（Robert Edward Rubin）等人。^[3]该书反映了美国的研究环境，布莱克与芝加哥学派的共同点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信息量十分丰富。

梅林该书之所以能够写入大量与金融理论相关的专业知识，得益于以下几点。欧洲曾围绕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唐纳德·麦肯齐等社会学者所著的《关于经济学的社会研究》、《经济学的表演（performativity）》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麦肯齐在《是发动机而非照相机：金融雏形如何形成市场》（Mackenzie2006）中，讲述了金融、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核心——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历程，并通过对相关人员的采访，解析了金融企业家们为废除各种规制而在华盛顿组织（美国国会）院外活动的过程。期货商品贸易早在18世纪日本大阪、堂岛的谷物市场上就存在了，但芝加哥的期货商品贸易在成交总量及总额方面都大大超过其他国家，这是其显著的特征。当初，社会学家并没有将金融理论与经济学区分对待。而经济学家、经济学史学家梅林却将资本价值评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作为如同北极星般的重要基准，引导出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将一直关注市场的金融学者从经济学者与计量学者中明确地区分开来。经济学家和计量学家主要是对各自所关心的问题构筑不同的模型，从而解决问题。资本资产评估模型（CAPM）基本上将特定股票（如j）的预期收益率分为两项，即无风险资产的利率、用风险的市场价格与市场风险进行标准化测量的风险量的累积。如果给定无风险资产的利率、市场投资组合的分布、股票j与市场投资组合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算出个别股票j的预期收益率。

布莱克的本科是在哈佛大学读物理学，后来他顺利地升入该校研究生院，但中途退学。不久后，他转学到马萨诸塞工科大学（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并对“人类与计算机共同生存”课题产生了兴趣，最后在应用数学领域获得了博士学位。从1965年开始，他在ADL公司工作，一边学习资本资产评价模型（CAPM）与金融实际业务，一边从事金融咨询指导，同时还参加哈佛大学商务管理研究生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1）的学习及MIT的研讨会，经常到研究室学习交流。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参加了针对构建大规模的宏观经济、金融门类模型（即所谓的FMP模型：由FRB、MIT、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开头字母组合而成）而举办的弗朗哥·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学术研讨会。莫迪利亚尼在利用计算机构建大型计量经济模型时出现了错误，梅林对此未加注意，但这引起了布莱克的察觉，而且他也经历了许多相同的体验。莫迪利亚尼在1969年致力于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s）的工作，布莱克也开始描绘固定汇率废除后应该出现的浮动汇率的蓝图。^[4]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等人对资本资产评估模型（CAPM）的稳定性进行了研究，证明该模型的功能并不稳定，在实际的证券市场上常常出现一些它不能完全说明的不规则现象（anomaly）。但是，金融工程学者们并不拘泥于理论的验证，而是在不断地努力阐明那些理论模型无法说明或者是偏离了理论模型的不规则现象，探讨导致不规则现象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理论模型。导致不规则现象的因素，有以下几种（大村·俊野2000等）：（1）制度（周末证券市场关闭。周末往往处理金融机构的破产业务。会计在年度末往往处理亏损业务。存在错误或不正确的税制）；（2）规定（限制最高贷款额度等）；（3）区别于专业信息交易人的流动性交易人（需要兑换钱的交易人）和间接交易人（没有足够的信息只靠他人信息做交易）的存在。至少对于布莱克而言，现实不是按照理论模型来运作的，不规则现象的产生是由制度、规制、间接交易人的存在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将布莱克与芝加哥学派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芝加哥学派支持由法玛提出的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即“证券价格形成会正确地反映对价格产生影响的所有信息”。但是，在证券分析中，却以“市场并不完全”为前提，辨别超过市场价格的证券，然后进行自营盘套利交易。托雷纳（J.Treynor）否定市场效率假说。布莱克则欲阐明CAPM与效率市场假说都成立，认为“只要没有可信的反驳凭据，就应该相信市场是有效率性的”。在芝加哥大学任职以后，布莱克于1973年与MIT的斯科尔斯共同发表了包括被称为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概率过程的随机动态模型（stochastic dynamic model）。由此人们通过使用可以利用的变数而计算出期权手续费（option premium），这在期权交易中逐渐成为常识。布莱克参加过芝加哥学派核心人物密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研讨课。弗雷德曼在1968年12月给即将上任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写信建议其在就职演说中加入“废除固定汇率制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内容，遭到尼克松的拒绝。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已经预测到浮动汇率制时代必将到来，并致力于普及“废除各种规制推动市场的自由化改革”理念。在这一点上，理论模型派的布莱克拥有很多共识者。

斯科尔斯一直任职于芝加哥，布莱克却于1975年秋调到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MIT），1984年又转到戈德曼—塞克斯公司，成为该公司的第一位金融分析专家（quants）。该公司的合作伙伴鲁宾（第二届克林顿政权时的财政部长）作为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创建人之一，在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发表之前就拥有丰富的经验。布莱克聘用其他金融分析师，开发以计量金融理论为基础的模型，并对模型开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布莱克还采用了考虑到人机接口（man-machine-interface）的计算机程序，以减少间接交易，提高经济效益。他推出了由人来制定战略通过使用计算机的自动化交易程序进行买卖的设想，雇佣年轻的程序设计人员大约用了1年的时间推出了华尔街的首个自动交易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1987年10月19日，证券价格与期货价格暴跌，交易数量暴涨，超出了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处理能力，交易、结算甚至就连联邦储备制度中的电信结算（FRS）都受到影响而迟滞，因此人们将此称为“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布莱克认为，“凭借交易的混乱及其对投资家带来的心理影响，就可以充分地解释证券暴跌的机制”，“原本这是可以控制在综合了信息成本和间接交易人等因素的扩张均衡模型之内的”。

1994年2月，来自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的约翰·麦利威特（John Meriwether），与199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莫顿·霍华德及斯科尔斯联手成立了“长期资金管理公司”LTCM。他们的自营盘套利交易（arbitrage trading），是使用自动化程序进行的，该程序利用价格与原本价格之间的差价获取利益，反复进行大量的琐碎交易。他们原本只有10亿美元的资金，但在布莱克去世后的1997年12月已高达75亿美元。然而，1998年8月，俄国政府宣布暂时停止支付对外债务，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重大混乱，LTCM在风险控制上遭遇失败。出乎意料的事件不断发生，9月23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麦克道诺夫（William J.McDonough，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New York）召集向LTCM提供融资的各大金融机构，要求他们进行救济性融资，各大金融机构则要求以接受LTCM的残存资产为条件代替LTCM进行结算，最终以此平息了事态。前文也已提及，布莱克坚决拒绝加入LTCM，其原因在于他看出这种业务的“风险过大”，认为“这种业务要想维持就必然伴随各种密切相关的重大风险”，当爆发风险危机时是否能够彻底处理好这些风险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

由上可见，当下金融危机的对策，应当重视由政府难以适应缜密的自由市场而带来的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以及由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能（security）引发的问题。美国的政府以及金融界，除了强化监管之外，似乎并没有积极地鼓励导入规制。在强化监管中，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提出的庞氏金融骗局（Ponzi finance scheme，传销型金字塔金融骗局）是违法的，而且，该骗局在起初阶段就引起了部分国会议员的注意，但对骗局的揭发却滞后了，而且还因此带来了重大损失，人们对此感到万分遗憾，值得深刻反省。

然而，美国人却普遍认为对被视为科学研究成果的金融业施以规制，是对发明及其营运权利的剥夺。与其采取规制金融业的措施，倒不如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使他们购买在自己每月可支付范围内的房屋，也可以对证券评估机构进行严格的管制。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严加防范异常及违法行为的发生，以避免其对市场及其参与者带来重大影响。从LTCM的破产教训来看，与有可能引起异常状态的人交换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五、科学研究成果的利用与社会风险管理（Social riSk management）

美国持反对管制金融市场的意见占据多数派的地位。2008年秋，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见，即在共和党政权之下，由于民间部门经营不善而导致了金融危机，即使政府及公共部门接管，也由于是由相同的人类进行运作而未必能够加以改善。对此，2009年春天，在民主党政权之下，有很多人反对管制在金融工程与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商品开发与市场创造。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振兴科学研究并在社会领域运用其成果，是值得积极鼓励的事情。因而，反对管制的论调就更加凸显出来。

2008—2009年，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报道可以发现，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仅政府不习惯于管制工作，金融机构也不愿被管制。那些接受政府应急贷款（bail-outs）的高管们，因有契约作保障而心安理得地领取高额奖金，这引起了纳税人的普遍反对。在这种局势中，要想在中长期的制度改革规划中导入适当的规制，就需要“外压”（foreign pressure），同时也需要来自外部的建议以顺利地推进管制工作。

而且，从社会风险管理的视角而言，导入并实施必要的管制措施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人们都认为由次贷引发的无力偿还住房贷款等问题，是源于对于那些无法承担风险的人提供了使其承担风险的融资而导致的。在应用科研成果之时，应该首先判断有可能发生的社会风险，然后再进行妥善的管理与规制。

参考文献

［1］池尾爱子（2008）：《美国的次贷问题》（7月18日，9月13—14日、22日）、《政治与选举相互推进的美国金融危机》（10月2—3日）、《期待11月15日的国际金融会议》（11月4日）、《错误预测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们》（10月16日）。上述文章见全球论坛（GFJ）政策宣示板块：http://www.gfj.jp/jpn.htm.

［2］池尾爱子（2009）：《科学研究成果的利用与社会风险管理》（3月15日）、《关于有毒资产的价格评估》（3月22—23日）、《关于雷曼兄弟的破产》（7月28—29日）、《现代美国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政策》（8月7—10日）。上述文章见全球论坛（GFJ）政策宣示板块：http://www.gfj.jp/jpn.htm.

［3］科尔奈·亚诺斯（Kornai Janos2009）：《软预算制约与世界金融危机：来自某东欧研究者的警告》，《经济研讨》8·9月号（649）：66—71.

［4］克鲁格曼·保罗（Krugman，Paul2009）：《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格林斯潘的大论争》，《文艺春秋》（4月号）。

［5］MacKenzie，Donald（2006）An Engine，Not a Camera：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Cambridge，MA：MIT Press.

［6］Mehrling，Perry（2005）Fischer Black and the Revolutionary Idea of Finance.New York：Wiley.今野浩监译、村井章子译：《金融工程学者费雪·布莱克》，日经BP社2006年版。

［7］村野孝监修（1972）：《国际货币体制的长期展望》（1985年的世界贸易，第2卷），至诚堂。

［8］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1993）：《日本银行金融年表》，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

［9］大村敬一、俊野雅司（2000）：《证券投资理论入门》，日本经济新闻社。

［10］茨安格，S.C.（Tsiang，S.C.1987）Polak，Jacques Jacobus，1914-［2004］In Eatwell，J.，Milgate，M.and Newman，P.（eds）The New Palgrave：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London and Tokyo：Macmillan and Maruzen.

［11］特里芬，罗伯特（Triffin，Robert 1960）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The Future of Conwertibil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村野孝、小岛清监译：《金钱与美元的危机：新国际货币制度的提案》，劲草书房。

［12］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www.imf.org

［13］US Government on Financial Stability financialstability.gov

（作者：早稻田大学教授。译者：王美平、尹晓亮）

【注释】

[1]本稿是作者在2008、2009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

[2]瑞典中央银行（Riksbank）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赞助商。

[3]鲁宾在民主党克林顿（Clinton）政权时代的1995—1995（Bush）担任财务长官，并开始准备制订《期货交易现代法》。在共和党布什政权下负责处理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的保尔森（Henry Paulson）财长，原来也是戈德曼公司的。可见，戈德曼—塞克斯作为民间银行向美国两大政党均输送了人才，并由此在经济界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4]荷兰出身的J.波拉克（Jacques Jacobus Polak）对最初的SDR创意作出了重大贡献（（Tsiang 1987））。20世纪60年代有关国际通货的论争中最值得注目的是特里芬的《金钱与美元的危机》（Triffin 1960）。他发现由美国一国的货币充当国际通货的制度中存在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后来被广为人知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s Dilemma）。日本早在1958年主要欧洲通货恢复交换性之前，日本银行就开始逐个增加指定通货，因此没有产生此类问题（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1993）。是日本有关新的国际通货体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