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国家建构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冷战的胜利与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娱乐、广告这些“软实力”得以实现的。在冷战后时代，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其中，随着国家形象越来越符号化，媒体也越来越有能力塑造国家形象。同时，在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传媒也能帮助一个民族国家确立“我者”与“他者”。

一、传媒塑造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存在于一般人心中关于一个国家的整体评价与感情的综合体，并非软实力的简单拼凑相加，而是各种构成软实力的要素相互交融的结果，是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同时，构成国家形象的诸多要素不仅仅只包括软实力，它具有整体性和多维性，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大国，并不仅仅依靠军事与经济实力，更依靠各种类型的“软实力”的组合力量。比如美国，它不仅在经济、军事与技术上占有优势，同时也控制着人们的态度、观念、语言和生活的模式。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业实际上支配着全球的传播体系，拥有全球话语权，在有关国家形象的塑造上扮演把关人的角色。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那样特别关注国家形象问题。

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系，而长久以来这些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介行业中的形象往往是残缺、负面以及带有歧视性的，国家形象这一“软权力”的缺失造成了国家利益实际上的受损。因此，这些国家特别注重国家形象的研究，而作为构建国家形象重要渠道的媒介，也受到特别关注。

国家和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政府，通常认为国际传播是一个美化国家形象的工具，用于宣传其人民、政治、文化和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他们自己所想象的社会来夸大范围和宽度地讲述“国家”故事。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影片发行、网络、新闻场所、新闻日志、搜索引擎、社会新闻网等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国家间争夺奥运会、世界杯、F1赛车举办权及其他全球性的体育和文化活动，其目的并不仅仅是要促进体育或者文化事业，而是要宣传他们的国家形象。广告和公共关系在代表国家剔除负面新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多种形式的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和改变国家的大众媒体和新媒体，而且也能够丰富和改变国家的形象。

一国的国家形象通常是可以被塑造，或曰被经营的。具体而论，一国的国家形象塑造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过程。如果从一个纵向发展过程的维度来分析，它又可分为认识、构建、推广、维护、调整等不同的侧面。国家形象的认识，是指对国家形象的理解的具体深化。国家形象的构建，是指建立新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的推广，是指普及新构建的国家形象，或使之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国家形象的维护，是指维持或巩固已有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的调整，则是指对既有的国家形象的改进和完善。

传播行为早于政府行为。但是，当国家、法庭、监狱等国家强力机关建立以后，传媒即开始了国家化、政治化的进程，尤其自16世纪以来，即古登堡印刷机发挥影响并开启大众传播以来，传媒在国家发展与政府运作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传媒与政治开始密不可分。通过特定的媒介来传播信息一直是旨在解决利益冲突、维护政府集团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政府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传媒在强国指标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直以来，传媒的变迁与文化演进、民族特性密切相关，并进而影响国运变迁。尤其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传媒往往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传统书业与欧洲诸国启蒙运动、印刷刊物和法国大革命之间渊源颇深。

就国际层面而言，大众传媒已成为权威性的信息源和国际事务强有力的参与者或执行者，国家形象主要是通过国际传播来塑造的。具体而言，大众传媒在进行国际报道和时政评析时的侧重点、态度和方式等都影响着公众舆论对国家形象的评价和定位。因此，有人把大众传媒当成国家形象的“促销者”、“催化剂”或“定型剂”。可以说，大众传媒不仅是公众获知外部世界资讯的渠道，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某一国家的认识、看法和态度，而且是一国形象进入国际社会的重要通道。

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往往拥有强大的传播工具和畅通的传播渠道，其传递的信息是从强势向弱势的传递，因此，信息流动是不均衡的。发达国家由于传播理念、新闻体制以及新闻报道方针和技巧的不同，出于政治目的和国家战略的考虑，往往有意识地对其他国家进行消极的、揭露性的报道。而新闻传播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流量，信息源单一化，难以影响另一国大众对本国的准确了解，从而在一些国家的民众心中形成了消极的国家形象。

二、传媒确立“我者”与“他者”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印度难得的宽容精神是最重要的财富。这种宽容精神，就是不仅能容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宗教，而且还能够容忍不同的族裔乃至文化，甚至某些制度。有了这种宽容精神，就能够海纳百川，将各种优秀的人才吸纳进这个富有活力的共同体内，使其迅速地发展壮大，并超越其所在时代的一切对手，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然而，国际社会仍是无政府状态，国家身份的建构仍是主流叙事。

在全球化媒体的文化叙事中，全球性符号意象构建的国民情调为人们提供了羡慕、希望、冲动的对象，但同时，自我身份确认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对文化同化的恐惧和对文化认同的希望构成一个冲突的力场。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芭芭的话来说，在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中，“作为认同原则，他者给予某种程度的客观性，但它的再现——无论是法律的社会程序还是俄狄浦斯的心理过程——都是矛盾的，暴露一种缺乏……这是一个替代和交换的过程，为主体镌刻一个标准、规范化的地点。但是，那种向身份的隐喻的接近恰恰又是禁止和压抑的地点，恰恰是一个冲突的权威”。“他者”与“我者”的界限在此泾渭分明——当然，任何主体的存在，都依赖与他者的某种关系，因为身份经常处于建构和发展之中。

“他者”既是民族国家建立的根基，也是国家巩固、种族整合的催化剂。民族国家经常妖魔化“他者”，以使民族主义长久不衰，并获得国民毫不动摇的忠诚和支持；作为想象的、抽象的共同体，民族情感得以不断向深入推进的一个途径就是不断强调与他者不同的真实或想象的共同点。

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还是作为文化性的综合体，“印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和不断发展的秩序。作为南亚中心的“印度”，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

政府更迭会引起一个民族基于真实或想象的集体身份认同的变化，“他者”在创建和保持民族身份过程中的作用却是一贯而持久的。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数度王朝更替，承受历史与地理的变革，“印度”已不再是传统的印度。

以近代时空为例。处于19世纪的英国殖民话语场下，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曾固化了印度的被殖民历史。为使其殖民统治合法化并长期维持下去，大英帝国利用各种“经典”文本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殖民话语场。在这个话语场中，印度人被塑造成下贱的“他者”，并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作为这块土地上的“我者”的印度反而一度被边缘化和被迫失语，没有说话的机会。在不断抗争以至建国的过程中，印度向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场发起了反击，揭发了大英帝国“文明使命”的谎言，暴露了殖民话语内部的矛盾，通过质问、挪用、消解欧洲中心主义话语，以及深入探讨后殖民身份问题，昔日的“贱民”们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由于“阈限空间”内部存在的差异，他们的声音表现出多样性特征，而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声音则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后殖民抵抗话语。

除了政府教育、政治人物行为、教科书之外，“他者”的概念经常通过大众传媒来塑造和重复。在实行民主制的国家，虽然传媒在政府的控制之外，但是，媒体从业人员大多已经将“我者”内化并通过日常工作呈现出来。实际上，每个媒体话语都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文本。文化认同绝不是对一种先在身份的确认，也绝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总是一种身份形象的生产，和在接受这一形象中主体的改造。因此，无论是安德森提出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还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互为主观”是突破封闭体系发展前进的前提，都是对全球化／本土化及由此展开的文化同质化／异质化冲突中绝对二元界线的拆解。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媒体的出现如同一波波浪潮，后浪淹没前浪，将通信和娱乐业渐次向前推进。而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就没有经历这一过程，所有媒体同时呈现在了他们面前，几乎在同一时间，普通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可以看电视、打游戏，并开始网络冲浪。而这些媒体的作用叠加，以巨大的推动作用给印度社会带来了快速变化。

急速的转型，也给国家和个人在自我认同上带来迷茫。媒体不只是广泛探讨这类问题的平台，也是塑造新印度——一个大步奔向现代化的国家形象、向全印度乃至全世界展示的平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