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推到世界体系的底层

1895—1911：中国被推到世界体系的底层

●中国的角色定位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眼中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原本看起来文质彬彬、信守和约的西方绅士们，突然间都撕破脸皮前来趁火打劫。德国占领青岛强租胶州湾，沙俄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法国强租广州湾，日本占领台湾……美国姗姗来迟，却提出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政治精英眼中，整个外部世界风云突变，当中日战争暴露出帝国的软弱无能之后，西方列强似乎都在磨刀霍霍向中华。

在这残酷无情的世界中，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自己是多么的失败和落后，面临着即将亡国灭种的危险。从康有为到章太炎，从维新派到革命党，都将中国比喻为任人宰割的印度、波兰或者缅甸。谭嗣同“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和一幅描述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时局图”广为流传。在如此强烈的生死存亡关头，维持在器物层面的变革已经不能实现自强的目标，这意味着改革只能更加深入，在“国防现代化”之外，还要搞“政治现代化”。康梁发起的维新变法，从政治目的上看还只是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政权。而孙中山与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目标已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竟是要一举终结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共和国。

●此时的中外关系

面对外部世界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外交处于仇外和媚外相互交替的混乱状态中，中外关系动荡不止。今天我们仍然难以想象，一个明明已经朝不保夕、风雨飘摇的老大帝国，竟会同时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八个国家宣战。这个国家的军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残杀堂堂的外交官，肆无忌惮地枪杀和劫掠无辜的外国侨民和本国同胞（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无论是器物还是秩序都被砸了个稀巴烂。19世纪最后的这一年，似乎整个世界都成了中国的敌人^[22]。

然而，当这种疯狂的行为遭到迎头痛击之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居然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厚颜无耻的话来。20世纪的第一年，清政府又似乎突然间彻底沦落成为西方列强的走狗。一时仇外一时媚外，如此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的对外政策，只能让人感觉这个国家已经陷入失常状态。除庚子赔款等少数事件外，“理性”两个字已经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中彻底消失了。

不过，在这一时期，中西交流的层次大大加深。相对于洋务运动时期中西交流主要局限在军事、科技和外交方面来说，这短短的十余年间中西交流的范围空前扩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交流无所不包，甚至1899年就有人在《万国公报》上介绍了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这种交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西方的大量著述被大规模翻译和引进中国，尤其是近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学说，从而使民主、独立、民权、平等和自由等观念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播。中西交流加深的另一个表现是留学风潮的兴起。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掀起了留学海外的热潮，其目的地主要是日本。1896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只有13人，1906年已经达到约13　000人，将近10年前的1　000倍^[23]。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对后来的中国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邹容、陈天华、蒋翊武、孙武、唐继尧、阎锡山、蒋介石、蔡锷、何应钦、蒋百里、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等，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系和国内因素

造成中国对自身认识剧变和中外关系动荡不安的首要原因，乃是随着世界体系文化突变而来的全球势力范围争夺战。德国的统一本已引发欧洲老牌强国的担忧和不安，若非俾斯麦长袖善舞五球不落，欧洲协调恐怕早已有终结之危。不料德皇威廉二世继位之后，全盘改动俾斯麦之对外政策，其对列强的强硬态度和在非欧地区的扩张势头令其他强国无不瞠目结舌，继而警惕，乃至敌视。在西方国家内部本已艰难维持的洛克文化，在19世纪末迅猛退回霍布斯文化，列强私下重整军备与暗中结盟，无不是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在对外政策的主导上，强烈的民族情绪取代理智和冷静的思考，强硬的军方取代温和的外交人员^[24]。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更多的资源和战略地带，列强在亚非拉地区撕去温情脉脉的面纱，在全球展开的殖民地分割和势力范围竞争登峰造极，对中国这块大肥肉自是难以放过。

不过，对中国冲击更大的是日本的崛起和侵略行径。西方列强再如何强大贪婪，终究不过是为了在华牟取更多利益，并无将中国完全殖民化的能力和意愿。可日本方明治维新，国内便有“征韩”和“南进”的讨论，足见日本此时对周边的侵略野心。一败涂地的甲午战争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迅速激发了当时中国开明人士的巨大挫折感和紧迫感。而这也是中国大批年轻学子远赴东洋的重要原因——如果能知晓这个小岛国迅速崛起的秘诀，便可以用来拯救这个即将败亡的国家。

日本崛起和甲午战争惨败同时还导致中国内政的剧变——意识到中西制度水平差距的新生政治力量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力进行变革，而执政能力低下的顽固守旧势力反而主导了内政外交的变化。甲午战争的惨败终结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官僚通通靠边站，李鸿章甚至一度被解除所有职务，再次被起用后又被发配去广东当“省长”。在慈禧的授意下，刚毅、徐桐等保守派掌控了朝政大权。戊戌变法之后，新生政治力量逐步转向清政府的对立面，留在清政府内部的立宪派和改良派也长期受到守旧势力的压制。这批守旧分子，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爱国贼”。他们一贯反对屈服，坚决主张抗战，主张将所有洋人赶出中国，光大国粹^[25]。于是便出现了这样极具讽刺性的场景：顽固势力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八国宣战，但结果却要已经失势下台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来收拾烂摊子。在这批昏庸无能的守旧官僚的操控下，持不同改革方案的政治精英们都已经对清政府开始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