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世界体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模式”——以阿瑞吉和《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为中心的探讨

郦　菁

作者简介：

郦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伯尼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2008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讨论逐渐成为中国学界和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时间真是异说竞起，莫衷一是。但大多数的讨论概念化程度较低，缺乏理论的支持，多为就事论事的应景之作，更不能指导实证研究的展开。总体来说，相当一部分的理论在拒绝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同时，都过分强调了本土经验，从而很快滑向“中国独特主义”（Chinese Particularism）或曰“中国例外主义”（Chinese Exceptionalism），没有深入分析“中国模式”的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内在逻辑的可能关系，也较少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来审视“中国崛起”，且与已经成熟的、经过实证检验的一般社会和政治理论没有达成相应的连接。另一部分理论固然没有陷入这种极端相对主义，也注意了与经典理论的对话，但不是囿于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问题研究的框架，就是陷入威权主义与民主化文献的有关争论。这些视角基本都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学的问题意识，因而边际贡献不大。

相比之下，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亚当·斯密在北京》（Adam Smith in Beijing：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7）绝不是曲学阿世的跟风之作，而是作者面对历史变革的深沉思考。阿瑞吉是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人物，在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享有盛誉。该书作为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在众多研究“中国模式”的文献中，其独特之处在于，阿瑞吉对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发展的观察和理论总结，无不是以世界体系理论的深厚学术传统为出发点的，反过来他对于中国经验的考察又丰富了这一学派的基本理论模型，修正了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系统运行的一般运动规律，提出了体系本身流变和分殊的可能性。如此，阿瑞吉在一般理论与中国特殊经验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问世后，Verso出版社曾专门在马德里为其举行了题为“全球危机的动因，反系统运动和霸权新范式”的研讨会。然而阿瑞吉此时已缠绵病榻，无法出席了。2009年6月，阿瑞吉罹患癌症而辞世。Verso出版社评价其为“有关资本主义历史和未来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美国社会学年会（ASA）还专门举行了有关此书的专题讨论以资纪念阿瑞吉。反观中国学界则反应平平，自2009年该书翻译出版以来，只有海裔和姚洋等学者有所回应。

本文将从阿瑞吉的生平入手，简要评述其主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进一步讨论他和世界体系理论其他重要人物之间的承继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继而讨论《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基本观点，及其与世界体系理论模型的内在联系。最后，我将尝试指出阿瑞吉对当下中国解读的不足和疏漏之处，希望能为进一步的讨论厘清地基。

一、从罗得西亚到宾汉姆顿

在所谓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中，阿瑞吉的个人经历相当丰富，研究领域亦涉猎广泛。1937年，他出生于意大利一个反法西斯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和外祖父都拥有自己的企业。战后由于父亲的意外死亡，年轻的阿瑞吉决意学习经济，并接管了父亲的公司。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现实经济运行间的巨大鸿沟很快使他失望不已。在毕业后前往英属罗得西亚（独立之前的津巴布韦）继续学术生涯的那一段日子里，阿瑞吉决定性地转向了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许是受到曾当过工人的父亲的影响，也许是受到提倡“扩展个案研究”（extended case method）的亚普·范·韦尔森（Jaap Van Velsen）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感喟于罗得西亚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阿瑞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视野，并开始研究劳工“无产阶级化”是否是资本主义发展必要条件的问题。虽然此后阿瑞吉凭藉对世界体系和霸权的研究而成名，劳工问题始终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一环。可以说，非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它不仅催生了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了沃勒斯坦等重要的左翼学者，也促使了阿瑞吉学术的转变。1966年阿瑞吉因参与殖民地独立运动被捕并解送出境。很快，他又前往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与众多旅居该地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思想上的交锋与共鸣，其中包括索尔（John Saul）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另一名重要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69年阿瑞吉回到意大利，在保守主义氛围浓厚的特伦托大学孤军奋战，此后又和马德拉（Romano Madera）、帕瑟林尼（Louisa Passerini）共同创建了葛兰西小组（Gruppo Gramsci），推动工人自治运动。1973年，该小组解散后，他转而任教于卡拉布利亚，通过对当地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阿瑞吉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早期理论，提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也有数种不同发展路径，甚至和中心国家相似。这正是对沃勒斯坦和布莱纳（Robert Brenner）理论的重要修正。1978年，阿瑞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帝国主义的结构学》（Geometry of Imperalism）出版，书中第一次全面讨论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及其相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论力量。

1979年，阿瑞吉赴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成为了沃勒斯坦等人创建的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彼时宾汉姆顿群贤毕至，是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坚强堡垒。阿瑞吉亦是这个学术团体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他敏思好学又谦逊有加，在坚持世界体系的宏观视野和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又有自己对世界体系起源和流变的独到见解。其间阿瑞吉和沃勒斯坦、阿明及弗兰克等多有合作，著述颇丰。宾汉姆顿对于阿瑞吉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激荡和学术上的进益。他还遇到了日后的终身伴侣和学术伙伴贝弗莉·席尔瓦（Beverly Silver）。后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资本主义研究视野下的劳工问题，著有《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两人在1999年曾合编了《世界体系的混沌和治理》一书。

二、漫长的二十世纪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4年由Verso出版《漫长的二十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阿瑞吉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也许十年磨一剑并不能恰切地概括这本巨著诞生的艰难和重大意义。阿瑞吉自己曾坦言，他为这本书整整准备了二十五年！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漫长的二十世纪》是阿瑞吉的集大成之作。此后的《亚当·斯密在北京》正是建立在此书对世界体系运动规律的判断，特别是对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认识之上的。

简单来说，阿瑞吉想要回答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资本积累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周期运动。马克思本人对资本积累的分析，主要着眼于单个企业内部的运动规律，只是到了《资本论》第三卷才涉及系统范围的问题。他借助一个平均利润率概念来解释系统运动，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此外，他对金融部门的关注也流于浅表，只是认为金融分享了工业企业的剩余价值创造。阿瑞吉的基本理论图景固然逃不开经典的M-C-M'模型，但他之所长恰在于开拓了这一模型的时空维度。阿瑞吉从纷繁芜杂的史实中发现，资本在世界经济系统内部的积累是一种周期性的钟摆运动，并且伴随着历史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这种运动往往以金融资本的形态开始，其间转换为产业资本，最后又以金融资本而终。金融资本占优的时期，资本相对集中，资本的流动性提升，逐利理性泛滥；而产业资本占优时，资本流动性降低，竞争加剧，技术理性盛行。与这种资本的历史形态变化相联系的是资本在地理空间中的转移。

资本积累的周期运动（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的形成、巩固、解体和重组。阿瑞吉认为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最早形成于13、14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此后经历数次解体和重组。世界体系往往诞生于系统混沌之中：企业间竞争加剧，利润压低，国家间军事斗争频发，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系统整体失序；随后，某些民族国家完成适应系统需要的组织结构和政治模式调整，逐渐获得霸权；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系统重获秩序，社会矛盾缓和，企业间竞争趋缓。然而，霸权将不可避免地再次走向崩溃，系统也随之面临新一轮的调整。每一次系统的重组都催生了更为强大的霸权，将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纳入系统，而系统持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在阿瑞吉的这一世界体系发展模型中，葛兰西所提出的“霸权”概念是阿瑞吉一个核心。如果说强权基于绝对的武力和强制，霸权则进一步包括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导力。换言之，霸权国家必须使本国人民和系统内其他民族国家相信，它代表了普遍利益。如此，系统的秩序和发展才成为可能。阿瑞吉认为，资本主义长久的生命力也许正是来自于霸权的适应性和系统周期调整，但系统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可避免地加深。

霸权问题又和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命题相联系。阿瑞吉对这一主题的论述继承了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并斟酌消纳了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等世界体系阵营外部的理论传统。他认为，迄今为止出现过的四个霸权，除了最早的热那亚为城邦国家外，其余三个均为民族国家，它们分别是17、18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方面，世界体系的特征形塑了霸权国家，另一方面，担当霸权的民族国家本身的特质也改变了系统本身。通过翔实的历史分析，阿瑞吉进一步指出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两种谱系：领土主义逻辑（TMT'）和资本主义逻辑（MTM'）。前者追求领土的扩张，以大不列颠帝国为代表；后者追求资本的积累，以荷兰和美国为代表。不同的逻辑往往有不同的政治话语、贸易原则和企业组织方式，既是对前一霸权的反动，又极大地形塑了当时的世界体系，当然也有自身的弱点和隐患。

一言以蔽之，阿瑞吉希望通过对前后相继的资本积累周期的比较分析，来探索世界经济体演化的动因和模式。在此基础之上，或可继续梳理纷繁的线索，对当下的境况和资本主义的未来有一些更为全面的认识。换言之，缠绕阿瑞吉整个学问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为了理解当下，更为了塑造未来，首先要向后看，甚至上溯至13世纪资本主义的起源。当我们阅读《漫长的二十世纪》时，尽管作者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学养鲜有其匹，但往纵深里，最引人入胜的、最能打动人精神和心灵的，还是那种掩藏不住的热切关怀和执着追索。这是严谨的史料分析和小心推理所掩藏不住的。

三、沃勒斯坦、布罗代尔与阿瑞吉

虽然阿瑞吉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影响甚深，但从根本上来说，《漫长的二十世纪》更多的是一个布罗代尔主义的作品。正如阿瑞吉本人以及查尔斯·梯利所评价的那样，布罗代尔的皇皇巨著固然叫人折服，但他始终没有一个成型的理论框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更喜欢提出一些折衷的看法，以至于连篇皆是局部理论，而从来没有一个总体的理论。实际上，沃勒斯坦本人也是从布罗代尔出发的，他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型即是对布罗代尔理论的一个提炼和发展。布罗代尔在看到沃勒斯坦的作品之后才更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并由此激发出其后的一些作品。尽管如此，两者在一些关键的理论点上仍有相当大的分歧。首先在资本主义的定义上。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基于劳动分工，并以世界贸易为基础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布罗代尔认为整个经济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文明、市场和资本主义，其中资本主义垄断了金融资本，攫取了其他两个层次创造的财富。在这一点上，阿瑞吉显然是沿用了布罗代尔的定义，他曾明确指出，他的研究限于顶层的金融领域，而对市场和物质文明用力甚少。第二，对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起源地，两者看法也不尽相同。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16世纪欧洲西北部，而布罗代尔则认为是13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分歧。沃勒斯坦之所以关注西欧，是因为他在农业生产组织的变革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随后才是长距离贸易的发展和三级世界体系的形成。而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金融资本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最初并不在强大的领土型国家（territorial state）内部生长，而是成长于边缘的城邦国家，或者说成长于主要民族国家的缝隙之间（interstitial origin）。阿瑞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一书中显然遵循了布罗代尔的城邦国家起源和金融起源说，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发轫于热那亚。最后，沃勒斯坦认为从16世纪至今只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是世界体系的近代模式），虽然它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心不断转移。而布罗代尔和阿瑞吉认为从13世纪以来，已然产生了数个前后相继的世界经济体，或言世界经济体已经历数次变形，每一次都以金融扩张始，又以金融扩张终。阿瑞吉进一步阐明了每一次周期运动在霸权形式、意识形态和经济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异。这一分歧，实际上是对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动因的不同认识。

尽管阿瑞吉于布罗代尔处获益匪浅，但他的理论是极具原创性的。正如他与大卫·哈维合作的访谈录中所说，布罗代尔固然是一座资本主义研究的宝库，然而你若仅仅跟着他漫步历史，很快就会迷失其中。布罗代尔会把你带往如此众多的方向，只有通过别的思想家来阅读他才能找出头绪。可以说，阿瑞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学和形态学的基本模型在完整性和系统性上已超越了布罗代尔。

四、亚当·斯密在北京

如前所述，尽管阿瑞吉于历史用功很多，但他的基本旨趣还是面对当下的。在《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最后一章中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元离岸市场发展所带动的新一波金融扩张将引起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战后建构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危机。或者用布罗代尔的话语来说，金融化又将带来“资本主义的秋天”。在该书的结语处，阿瑞吉又对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状况作了大胆的猜测。他认为，未来或将在以下数种路径中展开：系统失序，长久陷入混乱；美国和新近崛起的日本联合，维系霸权统治；甚至日本最终取代美国，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然而9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陷入长期衰退，很快使阿瑞吉的预言丧失了根据。但伟大的错误总是胜过平庸的真理。阿瑞吉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东亚崛起对世界体系重组的意义何在？在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之后，他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并继而将关注点转向了中国。于是，在2008年初美国金融危机的前夕，阿瑞吉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问世了。虽然该书在逻辑的严密性和理论的原创性上不及《漫长的二十世纪》，但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还是建树颇多。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进一步论述了美国霸权衰落的表现，后半部则探讨了中国崛起的问题。

阿瑞吉对所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亚洲时代”（New Asian Age）的讨论，首先基于他对亚当·斯密经典理论的重新解读。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念，历来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滥觞。而在阿瑞吉看来，政府充当“守夜人”，任由企业自由竞争的基本模式只是自由主义一厢情愿的断章取义。在斯密的理论乌托邦中，政府并非无为而治，而是要促进市场充分竞争；其根本目的不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留待逐利的精神来创造世界，而是要通过竞争耗尽一切超额利润，提高全民的福祉。因此政府非但不该退出经济领域，而且要建构并维系市场，并主动保护劳工的利益，提高普遍的福利。而政府的规模也并非越小越好，而是要维持适当的规模。

阿瑞吉认为，中国近三十年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正在接近斯密的理论蓝图。这得益于两方面的制度遗产。一方面是较长时段的政治传统。以儒家文化为基本意识形态的国家系统，向以社会的稳定和平靖为政治目标，反对资本和市场对社会的侵蚀。因此，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对社会的过度剥夺，都是国家在制度上加以限制、意识形态上加以反对的。国家本身的制度传统及其承担的社会功能也是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阿瑞吉提到，明代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清代实行囤粮制度，均对养护民生、稳定社会并限制资本的破坏作用功莫大焉。因此，中国在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之时，实际上已经继承了一种特定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即国家承担“社会保护”的功能，国家控制市场，限制资本的力量。另一方面，阿瑞吉重新诠释了毛泽东时代的制度遗产。众多解释晚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家喜论“历史的转折”，但社会基础的形塑和转变总是比政治和政策的周期更为长久，影响也更为深远。阿瑞吉以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普及程度和医疗等社会政策的广泛有效为例，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经济起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长期以来的“群众路线”和执政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也为改革初期从农村突破奠定了基础。此后中国虽然逐渐转入城市改革，但乡镇企业依然是农村经济的支柱之一。再加上土地并未私有化，这都促成了一种“无剥夺积累”（accumulation without dispossession）的发展模式。

基于上述因素，阿瑞吉认为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正是斯密模型的一种可能的历史实现形式。前现代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加之社会主义时期的政策遗产和对于社会基础的改造，使国家依然承担着社会保护的功能，而社会并未因参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被过度剥夺。同时，中国政府秉持渐进主义的稳健策略，开发庞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充分竞争，兼顾社会稳定和就业的创造，既维护了新生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又防止了前者把竞争压力转至劳动者和消费者。那么，这种“斯密主义的新亚洲时代模式”与阿瑞吉此前的理论和世界体系的一般模型又有何种联系呢？作者在书中似乎并未明言，只有多处散论，因此仍需要进一步的梳理。

五、斯密—东亚模式与世界体系理论

首先要指出的是，斯密—东亚模式固然也是一种发展市场、积累财富的方式，或者用阿瑞吉的话来说，是通向财富积累的“自然道路”（natural path to opulence），但并非是“资本主义”倾向的。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从来都是内向性的（introverted），这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外向性（extroverted）精神本质有别。彼时的中华帝国只具有温和的扩张倾向，维持以东亚地区为基础的朝贡贸易系统。这既非某种领土主义逻辑（TMT'）”，亦非“资本主义逻辑（MTM’）”，而是以文治教化和政治的考量为要。因此，以中国为首的东亚贸易系统极少战事，国民富足，边疆平靖。而同时期欧洲民族国家间军事竞争日益激烈，其后与工业化、资本主义发展结合，最终走上对外扩张的发展道路。这一切并未在东亚发生，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东亚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尽管晚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美国霸权控制下的世界体系的基本逻辑和分工策略，也不再把国内市场作为唯一的经济政治目标，但上文述及的“非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传统却始终是两股暗流，形塑着诸多系统特征和国家—社会—市场的基本关系。因此，与很多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下的论断不同，中国实行的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范式，也并未和其他南方国家一样，完全受制于华盛顿共识。中国所走的显然是一条不同的路。

假使如阿瑞吉所预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于美国霸权的衰落而再次陷入混沌状态，而中国逐渐成长为新的霸权并重建世界体系，新的体系必将带有这种“斯密—东亚模式”的诸多特质，并加上“非资本主义”的国家间关系和发展道路的烙印。换言之，新的系统极可能跳出了原有的“钟摆运动”，改变了系统发展的基本动力学，这已不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周期，而是系统本身的变迁了。或者，系统陷入更深的无序状态，西方的霸权和前一个周期的诸多结构特征和政治话语以更微妙的方式长期存在，但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国家市场关系必然将新的因素带入系统，有可能在不断的斗争中达致一种新的平衡。不管是何种未来，金融资本的时间空间运动作为系统最深层的动力这一点也许会有根本的改变，因为“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强调政府的社会功能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必和金融资本的垄断性质相龃龉；而“通往富足的自然路径”亦不再倚重金融行业。另一方面，阿瑞吉早年通过对罗得西亚的研究指出，“无产阶级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道路的“非剥夺积累”正是另一个极好的例子。

六、何谓中国模式？

《亚当·斯密在北京》是“研究中国崛起对世界文明间关系之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它对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因为中国已成为当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所带来的异质因素必然会改变体系本身的运作逻辑和根本的动力学。因此，我们如何强调这本著作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然而，阿瑞吉在中国学术界并未激起太多的回应，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学者对其马克思主义学术渊源的诸多误解，另一方面恐怕是由于该书前面部分的理论论述貌似艰深可畏。另外，阿瑞吉对中国的解读主要基于对二手资料的研读、提炼，因而仍有多处对中国现实的误读，甚至实证资料并不支持理论之处。这些也是产生种种误解的原因之一。

首先，阿瑞吉对于斯密的解读是相当可疑的。斯密对于国家—市场关系的理解也许并非政府承担社会保护功能，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福利。实际上，斯密对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如何实现社会整合和防止社会失序，是有别样的看法的。他认为这需要依靠道德秩序，而非依靠政府，因而才有了后来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在他看来，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后来哈耶克在论及“自发秩序”时认为，道德是和市场同构的一种自发秩序，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问题。因此，以斯密作为理论资源，是别求新声，还是一种误读，还有待商榷。

即使我们承认引用斯密在理论上具有合法性，这个基本模型仍未涵盖国家和垄断资本（包括自然垄断）的关系，而这恰恰是中国当下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亟待理顺的重大问题。当竞争机制不再是抑制超额利润的有效途径时，国家又有哪些政策手段？在一些学者看来，国有企业不怕做大，亦不怕垄断，只要其超额利润能为社会所共享。实际上，所有制并非如诸多经济学家所说是根本问题，组织形式亦非关键，重要的还是国家、资本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联合。第二，在阿瑞吉的理解中，晚近三十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似乎是一个整体，它一方面承接了传统的文化资源和政治经济模式，一方面又是毛泽东时代诸多政策的结果。然而，这种“整体性”的前提尚有待证明。至少可以指出的是，这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并不秉承相同的逻辑，基本的国家—社会关系亦不相同，政策遗产也必然有异，因此，笔者认为，不能用一种笼统的“斯密—东亚模式”或更抽象的“中国模式”一言以蔽之。

实际上，阿瑞吉所言的某些特征，比如政府建构竞争市场，保护农村社会基础，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民收入等等，似乎更多的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政策图景。黄亚生在其《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极富洞察力地指出，80年代的很多改革政策相当开明大胆，极大地调动了以广大农村腹地为基础的民间企业家精神，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已经很难想象。而90年代的政策转变很大，尤以上海的发展最为典型。按照黄亚生的看法，这一时期转而注重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依靠国家投资和引进外资，有时甚至不计经济的和社会的成本。国家对农村地区课以重税，金融政策亦向沿海城市倾斜，结果是农村破败，三农问题突出，曾经繁荣一时的乡镇企业纷纷衰落。而普遍的收入水平也一直停滞，党政系统腐败增多，城乡差距转而扩大。黄亚生对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社会后果有所论述，对80、90年代的政策分野认识亦大体不错，但问题的根源却并非如他所说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道路”。他在著作中忽略了90年代也是国内私人资本极大发展的阶段，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在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展开，影响十分深远。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资本（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外资）之间达成了短暂的政治联盟，而对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加以控制。照此看来，这一时期基本是不符合阿瑞吉所谓的“斯密—东亚模式”的。

另外，阿瑞吉也没有注意到乡镇企业在90年代后期的普遍衰落，因而其“无剥夺积累”的说法也一样值得商榷。90年代的新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当时的中国改革基本在朝向新自由主义道路迈进。这一判断如果放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看是恰当的，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身包含了市场逻辑和威权主义逻辑的结合，而这正是当时中国的基本状况。

当然，新左派并没有考虑到国有企业改革和“抓大放小”政策的后果，所以也没有预料到下一个十年间所谓“新国有企业”的崛起，以及中央财政盈余和社会政策的再调整。黄亚生主张的是一种改革的两阶段论。然而晚近几年似乎又遵循了不同的政策范式，可以认为是一个新的周期。自2005年以来，国家与社会政策的重新启动用力甚多，农业税减免、医疗保险体系废止之前的过激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重建、开发西部和东北工业区等等都是修复社会基础、纠正前一时期市场化策略的重要政策。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最近也撰文称这些政策调整为中国政府的“左转”（left tilt），代表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当然他亦指出这也许只是温和的中期调整，以临时性的措施居多（policy improvisation），诸多社会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不管怎样，这些政策和“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似乎符合阿瑞吉对中国模式的基本想象。

总而言之，中国晚近三十年的改革并没有统一的逻辑，也没有一个明确、既定的目标和模式。前后三个十年主要政策领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国家角色不尽相同，其社会后果亦有别。这部分的是由于地方实验主义和“摸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部分是由于政治精英斗争的结果。因此，阿瑞吉试图用一种“斯密—东亚模式”来概括，似乎是力有不逮的。易言之，尽管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GDP跃居世界第二，所谓的独特的非西方的“中国模式”似乎在政治上没有成型，在社会层面也未定型。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仍没有制度化，主要社会阶层的关系仍没有理顺。因此我们所见诸种情形以及理论上的总结只能说是一些过渡形态。

最后，再回到阿瑞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运动规律的研究。他最精彩的论点，也是他与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等其他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细致研究了历史上相继崛起的霸权国家如何将其本身的特质带入系统，从而使每一个发展周期都具有不同的霸权话语、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模式。例如，美国作为最近也是最强大的一个霸权国家，其道德和文化领导力来自对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和民主化浪潮的支持，以对抗英国的“领土主义逻辑”。而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企业就逐渐发展出横向一体化的公司组织模式。阿瑞吉认为在特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这种组织结构比英国式的小型企业和德国式的纵向一体化都更为成功，从而奠定了美国的经济基础。那么，如果按照阿瑞吉的逻辑，中国将成为新的系统重建者，或至少是混沌系统中诸多争霸的权力中心之一，则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什么呢？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中华帝国的政治术似乎可以用来建构新的霸权话语。其“非资本主义”的特性和注重社会稳定、和谐的政治目标也许是对前一个周期的一种反动。而且，其理论资源和政治实践的丰富性也极可观，足以成为一种新的霸权话语，促使中国攫取道德和文化上的领导力。然而，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何种新的经济组织模式呢？对于这个问题阿瑞吉似乎没有回答，也一时无法回答，因为至今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制造业，虽然最近几年产业升级的速度也颇为惊人。换言之，中国并没有独特的经济组织模式和商业模式来解决目前全球经济体面临的诸多问题。某种程度上，阿瑞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预言日本的崛起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当时日本的确表现出了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即美国学者讨论甚多的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尽管部分学者后来强调这仅是福特式大生产制度的一种更隐蔽的形式而已，一般学者还是承认日本的确推动了组织学意义上的革新。而从目前中国的状态来看，某种组织革命似乎还没有任何迹象。中国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也许可以成为新经济组织形式的基石之一，但目前来看言之尚早，且国有企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尚未制度化，各地亦在改革实验中。

七、结语

世界体系学说，特别是阿瑞吉的著作不仅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动力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也是解释中国崛起的有益资源，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以及中国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冲击和贡献提出了独特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体系的长处在于进行系统分析和历史比较分析，因而偏重于整体性和结构主义的解释。这正是目前诸多零碎思考所缺乏的。阿瑞吉把中国崛起这一事件放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产生、发展和更替这一长时段的周期运动中加以考察，并与过往的中心国家在基本的政治经济逻辑、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等多方面加以比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另一方面，此派理论主要关注结构性的政治经济动因和宏观的制度变量，往往把文化因素简单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分析，因此也有它的内在局限性。目下对于中国如何建构“软实力”、如何利用和重塑传统政治文化和学术资源的讨论也是一个重要话题，但世界体系理论对此似乎力有不逮。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更为细致的理论梳理，寻找新的切入点和理论线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一简短的理论评述得到一些暂时的结论。首先，在提出“中国模式”问题之前，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长期囿于西方学术的基本范式，中国只是西方一般理论的特例而已。而此后的“中国模式”研究又过度强调了中国特殊论，疏于和社会科学成熟理论和西方经验的连接。讨论中国问题，必须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迁和发展相联系，必须具有历史的和比较的视野。一方面要强调本土经验，另一方面也要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展开对话。再者，所谓的“中国模式”也许并未成型，过于急切的理论概括有可能陷入诸多“过渡特征”的迷雾。依照世界体系理论，中国目下也许并不完全具备成为新周期运动领导者的所有特征和结构性要件，尽管它逐渐展露出多种优势。当然，我们也不能被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所束缚。由于非西方因素的参与和主导，世界体系周期运动及其逻辑本身也许将发生衍变。并且，“中国模式”也许并非是一元的。就目前来看，不同的发展时期和不同的地理区域都有可能带入“中国模式”的多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