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瑞吉的世界体系扩张理论

第二节　阿瑞吉的世界体系扩张理论

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更是著名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于1937年出生在意大利米兰，一生中，做过车间工、实习经理、工厂经理、跨国公司经理和教师等职业；其外祖父和父亲都是纺织机、供暖和空调设备生产厂商；他在1955年父亲遭遇车祸去世后接手自家的工厂事务，但为了工厂经营又进入了米兰博克尼大学经济系学习，196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博克尼大学的新古典主义；后来，由于自家工厂经营不善而破产，他一度在外祖父工厂的车间工作；再后来，因与外祖父发生了一次争执而出走，不久加入了联合利华，并接管联合利华实习经理的工作。为了谋生，他于1963年赴非洲的津巴布韦，负责伦敦大学分校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大学学院工作，这使他有机会考察和了解非洲殖民主义状况、民族国家自由运动和劳工运动等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点燃了他的激进主义政治热情，并激发了他积极地参与非洲人民的反殖民运动，但是遭到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他于1969年回到意大利，同时进入了特兰托大学任教，1971年组建葛兰西研究小组，1979年又去了美国，且工作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斯·霍普金斯一起从事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方面的研究工作。阿瑞吉发挥自身的研究特长，从政治经济学上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他从1989年起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直至2009年6月，当月18日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因病去世。

阿瑞吉通过研究15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特征和规律性，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衰落都根源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又是资本主义霸权兴起、发展与衰落(即转移）的直接根源，因而每当资本积累周期的末期到来时，处于资本主义中心区的霸权国家都会通过金融扩张以阻止霸权力量下降，阻止自身霸权的衰落，因而这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大。由此阿瑞吉提出了一些创见性的思想:①历史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和掠夺性的经济体，以世界市场为基础，因而它又是世界资本主义；②历史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周期性变化的，呈现为生产扩张——商业扩张——金融扩张，其中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霸权危机的爆发前兆，更是霸权转移的风向标；③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违背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走了一条“非自然增长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模式，说明了世界资本主义霸权的衰退及其周期性变化都是客观的历史现象；④当今的霸权在美国手中，美国的发展道路仍然是“非自然增长式的”，因而它的霸权衰落也是必然的，而取代它的发展模式极可能是东亚的“自然增长的发展模式”。总之，阿瑞吉运用世界体系分析详细地考察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特征和规律性，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认识，诸如“世界市场社会”、“新斯密马克思主义”、“无剥夺积累”、“金融扩张”、“斯密在北京”、“社会主义是对人类的相互尊重和对自然的共同关注”等。

阿瑞吉写下了大量的论著，主要著作包括《罗得西亚政治经济》（1967年）、《全球危机的动力》(合著，1981年）、《半边缘的发展：20世纪南欧政治》(主编，1958年）、《自由主义的终结》(合著，1989年）、《漫长的20世纪》（1994年）、《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合著，1999年）、《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合著，2003年）、《亚当·斯密在北京》（2007年）等，其中后三部著作被国际学术界称誉为“我们时代的三部曲”；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15种以上的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他的论文《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1972年）、《帝国主义几何学》（1978年）、《马克思世纪还是美国世纪》（1990年）、《世界收入的不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1991年）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一、资本主义

这是阿瑞吉^[33]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主题之一。问题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受到了布罗代尔的世界历史分析的启示。他说过：“我没有跳下布罗代尔的世界历史分析的那艘巨轮，而是留在船上做这样那样的事情，虽然这些事跟船长的思想气质不相一致，却在我微弱的视力和哆嗦的双腿可及的范围之内。我让布罗代尔在世界史实的汹涌的大海上迎风破浪，而给自己挑选了一个很轻的任务，把他提供的十分丰富的设想和阐释，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的、前后一致的和言之有理的解释。”^[34]在总体上看，他对资本主义所作的世界体系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内容上:

第一，资本主义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呈现出自身演变的过程性，它是一个过程。阿瑞吉虽然没有否定这种“过程性”，但是倾向于将这种演变特征解释为体系的扩展性。以他之见，布罗代尔的理解富有启示意义。“具体说来，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设想为一个三层结构中的最高层面。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就如‘在所有的等级制度中那样，上‘层’倘若没有它们依赖的底下两层就不可能存在’。最低一层，直到最近还是最宽的层面，是一种极其基本的、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他将此称为‘物质生活’层、‘非经济层’，是资本主义扎根而实际上又根本渗透不进去的土壤……在(这个最低层面）之上，是市场经济的有利地带，密布着不同市场之间的横向联络线路。这一定程度的自动协调通常把供应、需求和价格连接起来。接下来，在这个层面旁边，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个层面之上，是反市场地区，那里猛兽出没，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里——今天跟过去，跟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一样——是资本主义的老家……一个在不同市场之间布满横向联络线路的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经济，早在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制度崛起在市场经济层面之上以前，已经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内部深处出现了。”^[35]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揭示了如下内容:其一，资本主义既不同于物质生活，也不同于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奠定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历史社会体系；其二，资本主义沿着“横向联络线路”扩展开来，“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自动协调”供应、需求和价格等各种历史社会要素，以便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三，这里暗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霸权扩张为核心动力的。一句话，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扩张的结构体，这也是阿瑞吉的资本主义。

然而阿瑞吉与布罗代尔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阿瑞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和现代国与国之间体系的全面发展有着紧密联系，这是对布罗代尔的分析所作的推进。他说：“布罗代尔把金融扩张看做资本主义重大发展的结束阶段的观念，使我能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生命期(布罗代尔称作漫长时期）分成更能操作的分析单位，我把它们叫做‘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虽然我把这些周期按照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命名(如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但是周期本身指的是体系的整体，而不是它的组成部分。”^[36]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各个阶段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组织，比如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它们并非单一要素体，而是由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策略和结构在其形成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而形成的，而且这些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策略和结构往往处于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位置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资本主义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结构和进程”^[37]。实际上，政治国家的体系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和秩序。比如城市共和国——热那亚，它的体系特征是:其一，资本主义战争和立国体系；其二，构建“均势机制”，通过它，“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独自或联合的方式减少绝对的或是相对而言与它们竞争对手的保护成本”来发展资本主义；其三，通过战争和立国领域来发展劳资关系；其四，以城市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向外扩张，发展远程贸易和巨额融资，促使战争商业化。总之，不论世界资本主义在其产生时还是在其扩张中，都与政治国家的体系结构分不开。然而国家的结构性调整机制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根本动力。那么什么因素是这种动力呢？

第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以阿瑞吉之见，推动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动力因素集中体现为霸权与金融扩张。就霸权而言，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得以扩张的保障性力量。阿瑞吉曾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扩张并没有沿着四五百年前铺设的单一轨道前进，而是通过一些道岔，转向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特定综合体铺设的新轨道。借用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一个说法，这些主要的综合体——17世纪的荷兰综合体、19世纪英国综合体，以及20世纪的美国综合体——都起着‘铺轨机’的作用……它们在把这一体系引向新方向的同时，也都对之有所改变。在荷兰领导时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确立了新兴欧洲国家体系。在英国领导时期，主权国家的欧洲中心体系扩及全球。而在美国领导时期，世界体系的影响和渗透力进一步增强，已不再以欧洲为中心……领导者及随之而来的体系变化都是世界霸权概念的重要特质。”^[38]换言之，无论荷兰和英国还是今天的美国，“霸权都是‘造成经济和政治力量特别集中……的长期竞争性扩张’的结果”^[39]，也是其扩张的力量保证。

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各方面都实际地支持霸权的存在，并且阻止人们反对霸权。然而霸权是世界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变化的关键性力量，还不是唯一的力量，因为“霸权不只是纯粹和简单的支配，也不同于这种支配:它是附加的权力，由于支配集团具有领导社会向一个方向发展的能力，这个方向不仅为支配集团的利益服务，而且从属集团也认为它有利于更普遍的利益，支配集团的这种权力就自然累积”^[40]。因此霸权国必须有能力“引领多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在追求一种普遍利益。这种意义上的领导权膨胀了支配国的力量”，这将使得体系中的各单位能够突破各自的利益界限，“克服各个国家只追求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不顾需要从体系层面来解决体系层面问题的这一倾向”^[41]，从而保障整个体系扩张的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霸权时代的体系扩张本身也经历了一场破坏性的结构变化。总之，从深度发展上看，无论霸权转移还是体系扩张的加深，都取决于“全系统金融扩张”（systemwide financial expansion）。

也就是说，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和扩张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金融扩张都引发了世界资本主义霸权的重组，这是在根本意义上的重组，“一方面，金融扩张暂时使衰落中的霸权国家权力膨胀，阻止着体系崩溃的趋势”^[42]； “另一方面，金融扩张扩大和深化了国家间、企业间的竞争和社会冲突，它把资本重新分配给那些允诺有更大安全性和更高回报的新兴组织，因而加强了”^[43]体系自身的调整力量。换言之，霸权以及霸权转移都取决于金融扩张的周期性变化。实际上“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扩张表明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已经从一种体制转换成为另一种体制。它们是‘旧’体制不断被摧毁、‘新’体制同时被创建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44]。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金融扩张阶段”极可能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终结期。显然这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终结论是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消灭资本主义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因而无产阶级革命是终结资本主义的最根本手段。而阿瑞吉则把金融扩张视为资本主义时代终结的力量，视金融危机为这种终结的标志。在他看来，目前的金融危机是深重的，对于资本主义自身来说，是无法解决的，它逃脱不了自取灭亡的命运。然而阿瑞吉的理解其实是把资本主义的灭亡理解为它自身的自然而然的“寿终正寝”。

第三，资本主义的演变特征。阿瑞吉认为，资本主义自身的500年历史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是线性演变史，而是呈现为结构性扩张的周期性变化。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的演变史表现为体系性扩张、周期性变化、金融性危机三大特征。

其一，体系扩张。一般而论，体系扩张是指资本主义在地理空间上由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不断地渗透和拓展，形成一种“核心区—边缘区”两极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过阿瑞吉的体系扩张还包括生产扩张(又称“工业化”）、贸易扩张(又称“贸易帝国主义”）和金融扩张(又称“资本积累”）。他认为，马克思早就讨论过这些内容，因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可以被解释为不光描述了单个资本主义投资的逻辑，而且也描述了作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这种格局的中心方面是物质扩张时期(资本积累的MC阶段）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CM'阶段）的交替更迭。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45]。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扩张只是形式扩张，重要的是它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扩张，后者切实地推进并且保障了前者扩张的持续发生，使得资本主义能够按照自身的结构性扩张方式不断地增长。也就是说，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核心层次，决定了其他两类扩张得以发生和维持下去的先决力量，这正是布罗代尔所说的: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标志”^[46]。

其二，周期性变化。我们一般所说的周期性变化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可是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周期性变化是广义的，包括了体系积累的周期性变化、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贸易的周期性变化等，其中体系积累的周期性变化又是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生命期的周期性变化。阿瑞吉将体系积累的周期性变化称为“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其意义在于要将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为一个大的“体系积累周期”。就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言，它不仅在整体上是一个大的体系积累周期，而且它的进程还可以识别为四个体系积累周期，且“每个周期都以在世界规模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主要机构和结构的基本一致为特征”，比如，①“热拉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②“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③“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贯穿到20世纪初期”；④“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当然，这些“体系资本积累周期是互相重叠的”，且持续的时间一般都超过了一个世纪之久，因而它们几乎都是一种“漫长的世纪”^[47]。它不同于布罗代尔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因为后者都是“以经验为依据的不确定的理论性概念，出自对商品价格长期波动的观察”，阿瑞吉的周期以“金融扩张”为依据来划分资本主义体系积累的变化周期，之所以如此，考虑到“资本主义兴起和长期价格波动之间关系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关于世界体系的研究”^[48]。因而揭开价格波动的周期性是必要的，不过“价格逻辑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似乎也不是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东西”^[49]。

其三，金融危机会直接导致霸权转移。从以上分析看，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一个本质特征。问题在于，金融扩张既是体系资本积累的，又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就意味着它的每一次周期的末尾阶段都将是危机时期；关键还在于这种“危机”不仅构成金融扩张本身的阶段性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引起体系本身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往往又是以资本主义霸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为特征的。对此阿瑞吉的解释是:当“体系的容量和动态密度的增长超过了造就体系扩张条件的特定霸权综合体的能力”时，“只有比原有霸权综合体具有更强体系能力的新综合体出现，才能最终克服随之而来的自我加强的无序，创造出新体系扩张的条件”^[50]，直至“最终导致新霸权的产生”； “随着新兴霸主带领体系走向体系各单位之间更大的合作，一个新的霸权循环开始了”。然而还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每个循环都在两个主要方面与原有的霸权不同:与旧霸权相比，新霸权国家的组织能力更加集中，它对体系的容量和动态密度进行重组，使之比以前更高”^[51]。这就像马克思曾经描述的那样：“资本由衰落的中心向新兴的中心流动，是衰落的中心想要获得新兴的中心积累起来的大规模剩余资本的一种手段。”^[52]不过马克思描述的“这种流动是过去一切金融扩张的特点”，与最近的金融扩张却是不相吻合的，比如日本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后30年的金融扩张中获得了爆炸性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新的中心”；与之相比，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力量却不断下降。这恰恰证明了“资本从那个衰落的中心向这个新兴的中心流动”，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这种情况也说明了20世纪后30年的金融扩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过程中的最后一次，预示了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本身开始走向了末端，迈向自身的终结，在此之后，虽然也会开始新一轮的金融扩张，但是它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的开始。

第四，资本主义的扩张路径。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阿瑞吉从政治经济学要素的变化状况上把握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路径，这包括自由贸易、资本与国家政权结盟、计划与市场的联合等，它们在体系积累的进程中成就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扩张。

其一，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缘起于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比如城市共和国热那亚之所以成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中心，是因为它得益于当时兴盛的资本主义商业； 17世纪的荷兰资本主义同样也兴起于当时兴盛的资本主义商业。虽然热那亚和荷兰在随后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退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但是它们的“撤退”并非因为资本主义商业出现了某种衰退，而是因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和争夺所致的后果。事实也是如此。每当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崛起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心时，也都经由资本主义贸易的发展而获得了更快、更好的发展，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贸易的发展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随着商业交易的快速增加，资本主义经济的地盘可以突然成倍扩大。整个地球成了这种经济的组成部分。”^[53]这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英国崛起得益于其全球性贸易的快速膨胀。然而人们应当明白，英国资本主义贸易经济是血腥的、残暴的、罪恶的，因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实际上干了许多与自由贸易宗旨相悖的勾当，一句话，英国资本主义走了一条自由贸易帝国主义道路。阿瑞吉也说过：“(英国）体系积累周期与前两个周期的不同之处。一个情况跟‘帝国主义’有关，一个情况跟英国统治和积累体制的‘自由贸易主义’有关。”^[54]当然英国资本主义“只是重复了早在作为一种积累形式的历史资本主义同时成为一种生产形式之前业已确立的模式”，唯一的不同就是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一种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性质的自由贸易模式。在这种模式的驱动下，“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主要都不过是旨在增加资本价值的手段；然而，贸易和生产的扩张届时往往会迫使利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的价值”，其实所有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和生产扩张都往往会迫使利率下降，因而损害它们的主要基础”^[55]。根据马克思和斯密的理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机构内部的竞争不断加剧^[56]，进而加剧资本的日益集中，于是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了，这样一来，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本性非但未被清除反而固化了。霸权国家“只有把贸易体系的疆域不断在空间上往前推进，那些进行扩张的机构才能为发现前方更加有利可图的机会创造条件”^[57]。由此来看，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得以可能的重要路径之一。

其二，资本与国家的结盟。这是资本主义发展通常选择的一条路径。历史告诉我们，不与国家政权结盟的资本，是不可能做大的，无论热那亚和荷兰时代，还是英国时代，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都一直与国家政权建立某种联系，以期获得国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学者自嘲自己的国家政府是一个特殊的“董事会”，总统或首相扮演了“总资本家”角色。阿瑞吉认为，资本与国家在历史上总是处于一种辩证的动态关系中，比如15世纪的热那亚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源头，皆因为热那亚国建立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像威尼斯国那样坚持以政权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两国之间的斗争以威尼斯取得胜利而终战，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热那亚却未受到政权的严格控制和限制而充满了发展活力，与之相比，威尼斯国的资本积累体制因国家政权的深度渗透而陷入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从而导致自身缺乏变革精神和动力。“结果，热那亚资本家阶级逐渐控制了一个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独一无二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体系。无论他们在哪里开始贸易活动，热那亚人都处于‘少数’，但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这个少数建立了一个坚实而又现成的体系。”^[58]荷兰资本主义通常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这也根源于荷兰立国之本义，是为了保障其资本主义商业的不断扩张，虽然荷兰最终因自身的国力有限而丧失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但是其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世界影响却是深远的。而在其历史上，国家政权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为使命，为其发展保驾护航。英国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恰恰得益于其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使其资本体系在全球范围不断地扩张。人们还看到，英国资本到了哪里，它的军队就会跟进到哪里。今天，虽然英国政治势力走向式微，但是其自由贸易体系与政权结盟的体系却被美国资本所继承和发展。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的新保守主义政策都是想方设法推行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即便在今天的金融危机冲击中，美国政府仍然以维护其资本扩张为目的而设计了一系列治理危机的政策和措施，虽然这些东西对于治理危机的效果是有限的，但是在保护其资本扩张上仍然具有强劲的效力。

其三，市场与计划的联合。曾经有过很长时间，人们以为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甚至在今天的西方，仍然有人持这样的观点。重要的是阿瑞吉看到了世界资本主义走了一条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道路。他曾说：“形成我们时代的资本积累的策略和结构，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它们起源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节约逻辑内部新的成本内部化。正像荷兰体制通过保护成本的内部化，而将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从热那亚体制向前推进了一步那样，也正像英国体制通过生产成本的内部化将这种过程从荷兰体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那样，美国体制通过交易成本内部化又从英国体制再向前迈进了一步。”^[59]这段话从表面上看叙述了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特征，可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市场与计划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都能够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所谓“成本内部化”实则是指经济活动中的“计划”及其角色功能，所谓“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实则是指经济活动中的“市场”及其角色功能，且二者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之中，单一的自由贸易与单一的计划经济都不利于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正因如此，尽管单边的自由贸易在英帝国内部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它在“建立伊始，世界就开始抛弃它了”^[60]。正如波拉尼曾经说过的，“市场经济的典型体制通常只有在伴有保护主义措施的情况下才可能被采用”^[61]。远的有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帝国实施的高度保护主义贸易和干涉主义政策，近的有美国自二战时开始施行的罗斯福新政和干预主义政策。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认为，更自觉、更集中地进行计划的德国企业制度已超过英国的制度而成了先进资本主义的典范”^[62]。德国的成功说明了市场与计划的有效组合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路径，而它的经典例子是二战时期成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不是简单地取代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平衡了计划与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权重，使得计划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性手段而被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地遵循着，这也是20世纪中后期世界资本主义得以长期地平稳发展下去的重要原因。

二、反体系运动

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体系运动是指发生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民众抗议活动，它们的斗争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内容展开的:一是外围地区国家和民众抗议中心地区国家推行不平等、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贸易制度；二是中心地区国家的一些民众抗议体系内的不平等、不公正社会经济制度。不过阿瑞吉对反体系运动的思考包含一些特色性的见解。我们在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评述。

第一，反体系运动的性质。这种运动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运动呢？它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还是其他阶级领导的社会运动？在阿瑞吉看来，它不能被视为阶级斗争，虽然阶级斗争和民族反抗运动都是为了寻求民众自身的解放，都是组织民众的一种社会力量，但是它们二者并不相同。阿瑞吉总结道：“在过去几十年间，在关于民族解放与阶级冲突之间——民族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存在着三种明显不同的观点。民族斗争被视为类似于阶级斗争，因为每一次革命运动都会将被压迫者组织起来，并且随着运动的胜利，根本改变世界规模积累过程的社会结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还被视为具有历史相关性，并因而具有理论相关性，但由于二者历史轨迹不同，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一种通过扩展和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的国家间层面而趋向于再生产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另一种则通过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而趋向于消灭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我们认为，上述关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第一种观点是一种意识形态观点，第二种观点是一种政治观点，第三种观点是一种历史理论观点。”^[63]不管怎样，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世界历史的一种组织力量”^[64]，与阶级斗争是不同的。一方面，阶级斗争不仅客观地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而且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体系转变的日益显著复杂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一转变进程又“由于使阶级斗争过分囿于国家体系关系结构的变化而日益背离自己的目标”^[65]。这样一来，人们不仅不愿意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而且更不愿意承认它的历史作用，甚至讨厌和反感去讨论阶级斗争；与此不同，民族解放运动并没有遭遇过类似的“反感”。如果一种社会运动被定义为非阶级斗争的解放运动，那它就不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和讨厌。民族解放运动为的是消除体系内的不平等问题，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破坏力量”，为的是解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武装”，建立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世界体系，所以“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无疑是现代世界体系政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布尔什维克表明自己是工人阶级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领导者，而共产主义是19世纪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的派生物”^[66]。然而这两种运动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阶级斗争作为反压迫的斗争，是一种反国家体系的斗争，只要民族解放运动追寻政权国家的独立，那么阶级斗争就必然会出现在其中。因此“只要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就会有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会在世界体系所有国家内部持续存在，而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一些制度关于其国家疆界内不存在阶级斗争或不再存在阶级斗争的声明只是毫无分析内容的意识形态声明。阶级斗争的现实社会基础在现存的所有国家内部都没有消失，包括那些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政权的国家”^[67]。他还认为：“用E． H．卡尔的话来说，‘当革命事业在西方没有效果，而在亚洲的肥沃土壤上开花结果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俄国）革命现在不仅被视为在最落后的西方国家反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且还被视为在最先进的东方国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萨米尔·阿明在其理论著述中评价欧洲中心主义的神奇威力时得出了必要的结论，西方‘先进’的无产阶级将社会主义作为‘礼物’带给边缘地区‘落后’大众这一景象并非‘不堪忍受’——它只是为历史所否定。”^[68]总之，反体系运动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不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还是民族解放斗争，都是反不平等的斗争，但是民族解放斗争是以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为斗争目标的，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是以反政权国家的不平等为目的的。

第二，反体系运动的困境。阿瑞吉认为：“反体系运动在当代的困境基本上就是阶级和地位集团概念所陷入的困境。因此，如果不首先以世界体系观点重新思考这两个概念，我们便无法历史地或前瞻性地分析反体系运动。”^[69]为什么要强调“阶级”和“地位集团”在理解反体系运动困境中的作用呢？所谓“地位集团”是指道德秩序的载体，是一个价值范畴，因而同一“地位集团”的人们具有一致的道德秩序和价值准则。关键在于，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集团”往往排斥市场机制而选择“垄断”；阶级则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经济利益范畴，同一阶级的人们并不一定具有一致的道德秩序和价值准则。阿瑞吉突出这两个范畴的分析意义，旨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阶级结构和地位集团的变化，及其造成了反体系运动的分化与困境。在今天的欧美国家中，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分化为金领、白领、蓝领工人阶层以及赤贫，其中又以白领和蓝领居多，形成所谓的“中产阶级”，实则是中产阶层，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了。与此相应的变化也发生在地位集团上，具有垄断能力的地位集团也不仅仅只有大资本家联合体，还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乃至政府机构等，它们对反体系运动的控制力和破坏力远大于传统意义上的地位集团。这一切都为今天的反体系运动制造了很多障碍和麻烦，极大地限制了反体系运动的空间扩张和爆发程度。从当前形势上看，反体系运动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其一，尽管各地反体系运动此起彼伏，但是大多数运动在多数情况下“在极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因为“被压迫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太虚弱了，无法不断地明确表达他们的反抗”。^[70]

其二，被压迫者对压迫的过度忍耐和采取软弱的斗争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规模、削弱了运动的威力，因为反抗运动往往发生在“压迫变得特别深重，或当期望被严重地愚弄，或当统治阶层权力发生了动摇”之时，且人们在运动中采取“包括造反、骚乱、外逃”等斗争方式，这些斗争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多不过部分地有效”，有时完全没有效果。

其三，人们对“压迫”的定义在理论上是模糊的，也是不统一的，造成了对斗争对象和目的界定不明确以及斗争策略不得力、方向摇摆。问题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民族运动则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虽然斗争的目标都指向夺取“国家政权”，但是社会主义运动意在夺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权力，而民族运动着眼于某个国家权力，由此如果它们发生在同一地方，那就会陷入争夺群众支持的竞争之中。

其四，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在边缘地带国家和民族之中，而民族运动往往在中心地带国家之中，因而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在边缘地带，因而对中心地带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冲击很小；相反，那些发生在中心地带的民族运动往往直接地冲击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五，自19世纪以来，反体系运动一直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在客观上留下了薄弱环节，为反“反体系运动”者所利用。

其六，通过反体系运动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渐渐地陷入了普遍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制度中，腐败之风日益盛行，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反体系运动的正义性和进步性。

其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反体系运动的参加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革命热情高涨，可惜革命意志脆弱，在热闹一阵之后就渐渐消停了，持久性严重不足。

其八，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东剧变，导致20世纪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陷入全盘失败之境；而资本主义则乘势而上，抢占地盘，开疆拓地，开启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正因如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全世界都将资本主义化。

第三，反体系活动的前途与社会主义。伴随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中走向有史以来的最低潮状态，那么民族解放斗争是否也呈现出这样的情景呢？人们的回答可能是肯定的。虽然当代世界体系中仍然存在着局部地区的骚乱、动荡，乃至战争，但是诸如索马里战争、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目前中东乱局等，都不是民族解放斗争，更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西方殖民主义维持其资本主义霸权所制造的混乱，用阿瑞吉的话来说，这些乱象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霸权(尤其是美国霸权）走向终结的孤注一掷、垂死一搏。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运动也长时间地停顿下来了。之所以如此，皆源于：“第一，欧洲左派的前进动力和一定程度上成功的组织形式所赖以产生的条件已经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本身所完全破坏……第二，目前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反体系）趋势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欧洲左派传统组织中心之外。”^[71]

不过，阿瑞吉认为，伴随经济一体化和新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发展，资本运动集中在金融领域和跨国公司组建与运行上，又直接加剧了世界规模的资本运动方向，也进一步恶化了业已形成的世界两极分化，因此反体系运动在今天转变为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文化观与欧美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之间的斗争。基于这样的形势，未来的反体系运动将要作出怎样的抉择呢？他还提出：“我们的的确确亟须重新制定战略，也许还应包括意识形态，以及世界反体系运动家族的组织结构。我们知道这会给体系本身和现状的操纵者制造客观矛盾，但它为反体系运动制造的困境几乎同样严重。因此我们不能依靠进步的‘自动性’；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对我们真实历史选择的批判分析。”^[72]我们知道，人们首先需要搞清楚这种“历史选择”的正确方向和策略，有组织地团结“世界反体系运动家族”中的成员，形成一股强大的反体系运动的真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们真实历史选择”而言，“马克思的元素”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共产党宣言》曾论述道：‘由于道路简陋，中世纪市民的联合需要几个世纪，而由于铁路的出现，现代无产者的联合只需要几年时间。’从这一论述到现在已将近150年了。然而其意义丝毫没有削弱。但是必须以当代的观点来理解。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使150次左右黑人示威以及更多的公众反战运动得以相互联系的是电视，这也是为什么格林纳达行动(格林纳达:面积和人口不及纽约州北部一个县城的1/2）的指挥官命令——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不允许有随军记者对这次入侵进行采访报道。《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的问题，即地理上分散的人们联合的物质手段仍非常重要。这些手段本身以及其物质形式本身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反体系运动将会发现，其团结和统一的形成和破坏受制于最新的社会关系中介手段。”^[73]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决意去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那就得采取“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式，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我们确定‘进步’与否的方式。简而言之，问题是——假定我们共同地、积极地致力于促进这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某种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转变”^[74]。

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及其危机

这是人们在当代经常被问到的一个理论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人们往往用马克思理论去解释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和《马克思世纪还是美国世纪》中也像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比如坚持用马克思理论来阐释当代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源、实质和走向等内容；另一方面又挑出马克思理论的缺陷和不足。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何在呢？它又有什么样的理论缺陷呢？

第一，在反体系运动上，马克思主义能够解释中心区西方发达国家的左派运动，却无法解释清楚边缘区欠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阿瑞吉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中重获影响力，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危机。他说：“自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过渡学说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就从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停地向其日益扩大的边缘地区转移。到60年代后期，它的传播中心已经变为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越南、古巴和葡属非洲殖民地，这些国家的社会现实与《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理论很少有共同之处。这时，在美国陷入越战困境和学生造反的共同冲击下，马克思主义返回了第一世界。但当西方激进人士开始阅读《资本论》的时候，他们却很难找到它与他们关心的政治问题有什么关联。”^[75]他还引用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哈维是这样说的：“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很难发现《资本论》第1卷与当前主要的政治问题有直接联系。我们需要列宁，才能从马克思的角度理解在越南发生的那场如此惊心动魄的帝国主义战争……要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我们关心的各种问题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往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或某些魅力人物，如毛泽东或卡斯特罗）树立起信仰才行。这并不是说文本中没有引人入胜的内容，例如从考察商品拜物教中产生的非凡洞见，阶级斗争如何从马克思描述的资本积累原始形态下改变了世界的卓越眼光……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资本论》与日常生活之间没有多少直接关联。”^[76]紧接着阿瑞吉就提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虽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中国、越南、古巴以及葡属非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发展特征和规律性，但是却能够正确地解释60年代以后的西方国家的“左派”运动状况。他还强调道:“但是，认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第一世界的日常生活之间没有某种直接联系并不完全正确。”^[77]因为在这个时期的欧美地区，爆发了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反体系运动——“1968年革命”，它确证了马克思《资本论》在考察当代阶级冲突问题上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本来属于左派运动的意识形态，可是却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运动缺乏解释力，这也说明“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胡志明或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这条鸿沟只有依靠对马克思主义整体历史的信仰行动才能填平”^[78]。

第二，在世界一体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洞见性的预见，但它至今并没有变成现实，反倒是斯密的预见在今天成真了。阿瑞吉提出:马克思的理论“是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这个理论富有洞见地预见了今天对‘全球化’的理解，但作出了错误预测，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及……将使世界‘变平’。事实上，马克思对世界即将变平如此信心十足，以致他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理论建立在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前提下，在这个世界上，劳动力完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都在大致等同于其生产成本的价格上自由交换”^[79]。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发展的假设并没有经得住经验的检验”^[80]。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性地假设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然而今天的世界发展并非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仅资本主义没有占领全球所有环境，而且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既不平衡也不一致，即便是市场经济，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市场经济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主要以“国家市场经济”为特征，走了一条“自然的”发展道路；西方市场经济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则推行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走了一条“非自然的”发展道路，这种差异性只能说明世界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马克思假设的那种“平面世界”，仍然长时间处于“弯曲世界”的发展状态中。这恰恰是斯密理论预见的世界局面。

第三，在资本逻辑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它的剥削性，却倒置了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还因此误解了斯密。阿瑞吉告诉我们：“我经常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十分严重的疏忽。它有一个不论在知识上还是历史上确实都不够严谨的逻辑跳跃。这个观点是，对于资本，我们今天所说的性别、种族、民族等都无足轻重。对于资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剥削的可能性。因此工人阶级中处于最可剥削地位的群体就是资本要剥削的那个群体，而不必考虑种族、性别和民族带来的歧视，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这并不能得出，工人阶级中不同地位的群体就会简单接受。实际上，恰恰在无产阶级化成为普遍现象并且工人成为资本支配的对象的时候，他们将利用可以识别的地位差距组织起来，以争取资本家的特殊待遇。他们将根据性别、民族或种族等动员起来，争取资本的特殊待遇。”^[81]其实对于资本，马克思把斯密的资本逻辑改变为“商品交换公式C—M—C'”^[82]，这其实是把斯密的生产投资的致富逻辑改变为资本投资的信用逻辑，在马克思的逻辑上，斯密的公式实际上被简化为M—M'；在货币权力上，斯密把与货币相联系的权力简化为“购买力”，而马克思则认为这种权力实质上是货币“无休止”的积累能力。总之，由于“马克思的全部关注都集中在阶级力量上”，他不同意斯密在《国富论》出版后关于“资产阶级有能力以牺牲国家总体利益为代价，把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强加给国家”的主张，而是提出“在某些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变得与国家利益一致了，也就是说，以资产阶级为旗手的资本主义道路开始‘被看做和被表现为国家一切能力发展的……原动力’”^[83]。

以上分析表明，阿瑞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误解。他也像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敬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误解了它。比如，①在全球化问题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误解为马克思主张“世界变平”；②在革命问题上，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误解为马克思主张“世界无产阶级化”；③把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研究误解为马克思只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④在贸易问题上，误解了马克思只重视远距离贸易而轻视短距离贸易。诸如此类的理论，表明阿瑞吉对马克思理论的误判是存在的、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