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与蔓延

三、北京律师：扩张与蔓延

律师在帝国时期的中国从来不存在。以往百姓惹上官非会找讼师或讼棍帮助，但讼棍和律师不属同类。⁽⁸⁾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律师暂行章程，正式引入律师行业。将民国首二十年（1912—1931）在律师会员名册内的律师事务所地址制作成为地理信息地图，以空间分析民国北京律师群体的建立，分布和蔓延，结果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建基于西方法律理念的律师服务是如何发展和普及的。如图12—图15显示，北京第一代律师群体（1912—1916）是发迹在北京城南城的外一区和外二区，随年代发展律师群体便向北京城的北部和东部扩张，当中让我们看见法律服务在短短20年间普及至大半个北京城，对一个传统贱讼和蔑视以讼务为业的社会来说，这个发展殊不简单。律师群体的建立，分布和蔓延反映了法律文化在近代中国都市化过程中的发展，同时反映了新式法律服务如何在社会间普及。

图12　1912—1916年律师分布

图13　1917—1921年律师分布

图14　1922—1926年律师分布

图15　1927—1931年律师分布

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律师群体起初都选择在北京南城的外一区和外二区附近开展业务，而且经过20世纪20年的空间蔓延，外一区和外二区附近仍然是律师事务所的主要经营区域。外一区和外二区，即今天北京市的前门大街横越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一带，100年前该区是工商业汇聚经营之地，亦是会馆和庙宇最多的地方。会馆除了是各地旅京同乡见面、商人旅京留宿联络之地，亦是各行各业招聘人手、见证工商交易、商议重大事务，甚至调解商务纠纷的地方。⁽⁹⁾而北京的庙宇更是超越了宗教的功能，成为百姓聚会，举办市集，买卖货品，休憩娱乐的地方。⁽¹⁰⁾从图16—图18观察，比较北京城的工商店铺，会馆和寺庙的位置分布和律师所在地的分布，不难理解为什么民国北京律师，特别是始创阶段的律师业，要选择在外一区和外二区开业，因为外一区和外二区附近一带是全北京城工商业和市场交易最旺盛的地方。将律师所在地的布局放在会馆的地图再行观察（见图19），可以说律师的位置是和会馆位置紧密相连，而且有近百名律师在律师会员名册内的登记地址更设在会馆之内，律师业的发展如何与市场经济发展相连的情况在此显露无遗。

随着律师人数增加，律师业逐渐向传统工商业区以外的城区蔓延。可是北京城那么大，他们如何选择其他营业地方呢？将律师所在地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的地点和警察派出所的地理分布一同观察，便可知道一点线索。观察图20的空间分布形态可以得知，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当律师群体慢慢从外一二区往北京城的东北方向扩散时，多聚集在警察派出所附近。由此可以推断，当工商业不能容纳全部法律群体时，不少业者会选择前往另一个生意源头开辟业务：警察派出所。根据当时律师公会守则和律师章程，律师的主要任务除了商业服务以外，便是出庭代理诉讼和撰写状纸。在地方辽阔交通未及现时便利的北京城，律师不选择在邻近法院的地点营业方便出庭代讼，而选择在派出所附近开业，明显是为了方便其主要业务的进行，而主要业务并非律师公会守则和律师章程列明的出庭代理诉讼或撰写状纸，而是守则和章程并未有列为律师任务，但传统以来都属于讼师的主要功能和委托人的主要服务素求：即和捕吏打点和交涉⁽¹¹⁾，这批律师的选址说明，这比案件成为正式法院诉讼案后的出庭业务更为重要，反映法律服务消费者对律师功能的认识和律师的自我认识，某程度上仍受传统使用讼师的法律文化所影响。

图16　1909年和1929年会馆分布

图17　1932年工商业店铺分布图

图18　1928年和1936年寺庙分布

图19　1909年会馆和1912—1916年律师分布

从以上有关新兴律师行业的分析研究，我们能够知道至少有三个因素影响着当时北京法律文化的发展轨道：第一是移植进来的西方法律理念和制度。律师在中国能够成为自由职业和独立选址经营是法制和理念移植的结果。第二是法律传统的影响。律师不选择在法院附近而选择派出所附近开业，亦不忌讳承接讼师的工作，反映百姓对律师功能的认识，和律师的自我定位，某程度上仍受传统使用讼师的法律文化所影响。第三是市场经济的影响。我认为，近代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有重大区域差异，上海律师业会比北京的律师业发展较顺利，而北京亦相信会比内陆二、三线城市领先，原因是近代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和城市的都市化，市场经济和工商业文化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看上海20世纪20年代律师如何服务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如何令律师群体的社会地位提升⁽¹²⁾，和看北京律师一直集中在北京南城商业区会馆区经营便知一二。

图20　1925—1931年律师和警察派出所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