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第一节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沃勒斯坦^[1]（Immanuel Wallerstein，1930—）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51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并师从导师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攻读博士学位。1955年，他为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前往法国巴黎，师从年鉴学派著名的非洲问题研究专家乔治·巴兰迪尔（Georges Balandier），研习殖民主义非洲问题，当时他还去了法属阿尔及利亚、加纳和西非海岸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非洲殖民主义统治的现状。1959年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于社会学系。沃勒斯坦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聚集了众多思想激进的学者，如马尔库塞、波拉尼（Karl Polanyi）、赫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er）、米尔斯（C． Wright Mills）等著名人物，因而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思想向来有“激进主义”倾向。1968年，欧洲爆发了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很快蔓延到欧美各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率先在北美地区发起了反战游行和抗议活动，并很快席卷了北美众多城市，规模巨大，哥大成了北美学生反战和抗议活动的中心。沃勒斯坦因投身和支持学生抗议活动，被迫于1971年辞去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受聘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1976年，他又接受了霍布金斯的邀请返回美国纽约，应聘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系教授；同年他在该校创立了“布罗代尔经济、历史分析和文明研究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 of the Study of Economics 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并担任该中心主任，全面主持该中心的学术研究工作。目前他仍然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而且担任了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等数十项学术职务。

沃勒斯坦思想激进、个性鲜明、著述丰厚、理论深刻、观点新颖、影响广泛，国际学术界称誉他是当代“新左派”思想的领袖人物。在沃勒斯坦的学术活动中，世界体系分析理论的创立、完善和推广乃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沃勒斯坦在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成了“世界体系分析”正式问世的标志性著作，在随后的三十多年时间中，不仅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第二、三卷和大量相关的论文，而且用马克思主义修正和补充世界体系分析，同时又用世界体系分析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分析是沃勒斯坦的理论与方法的外在形式，而马克思主义则构成了他的理论与方法的内在精神。

沃勒斯坦的代表作包括《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4年，第二卷1980年，第三卷1988年）、《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1996年）、《自由主义的终结》（1998年）、《所知世界的终结》（1999年）、《转型中的世界体系》（2005年）、《否思社会科学》（2008年）等。

一、规范“世界体系”概念的基本内容

所谓世界体系分析，是指一种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方法，着眼于用它探索世界历史的演进特征和规律。可见，世界体系是他的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概念。事实上，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2]、西方现代化理论^[3]、依附理论^[4]都比较早地探讨了这个概念，但是沃勒斯坦却率先确证了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他说：“‘世界体系’术语常常引起对平衡和一致的联想，在我的思想中这有最深入的解释。的确，关于体系的最有趣的事情是所有的体系是如何会有深深的分裂的，它们正在通过制度化而试图限制这种分裂。”^[5]在他看来，世界体系是指外在一致而内在迥异，且被制度化的整体，迄今符合这一定义的世界体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兴起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6]，不过它也是一种历史体系或社会体系，包括亚经济体、国家间体系和文明体系。世界体系之所以是一个历史体系，是因为支持它的“制度架构同它一起成长起来”，“这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次事件”^[7]；它之所以还是一个社会体系，是因为它也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多少有秩序的共同体内的人的集合”，或者说“共同生活在某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的人的集合体”；它之所以是唯一的世界体系，是因为这个体系兴起于16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体，伴随资本主义贸易、工业、资本、军事等方面不断向外围扩张，超越了西欧的边界而走向了世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世界体系。

那么世界体系到底是实体的还是过程的？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既是实体的又是过程的，其内部结构是复杂的。

作为实体的世界体系表现为:首先，它是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体，其中半边缘是边缘区与中心区之间的缓冲区，起着“平衡器”的作用；其次，它还是一个由亚经济体系、亚国家间体系、亚文明体系构成的复杂性实体；再次，它是一个由种族、民族、阶级、种群与性别等不同要素的构成物，其中公民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最基本成分，也是基本的分析单位。

作为过程的世界体系表现为:它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衰退的演化进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产生——发展——衰退(或者“上升——平稳——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过程，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前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即“从我们的现代世界体系创始的15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的300—350年； 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或者采用两个有象征意义的年头来表述，即是从1789—1968年间； 1968年以后的时期”。^[8]这三大发展时期的分水岭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68年革命，前一个革命促使现代世界体系由弱到强的转变，后一个革命则导致现代世界体系由强到弱的转变，尤其是1968年革命以后，现代世界体系逐渐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现代世界体系的衰亡周期，它极可能到2025—2050年终止。从总体上看，世界体系不是一个直线式的阶段性过程，而是每个大的发展时期又都呈现出上升——平稳——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过程。

总之，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为单位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并用它来研究现代世界体系的演进特征和规律性，这样一来，确立“世界体系”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就明显了:其一，世界体系取代了传统的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它们在不同语境中都被当做“分析的单位”），并被确立为研究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唯一合理的分析单位”；其二，世界体系分析将分析方法的历史性和体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超越结构和历史的矛盾”，并走向“一种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视域，成为“一种研究社会现实的单一的认识论方法”。^[9]

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是社会形态

沃勒斯坦认为，我们有过两类分析单位——国家和社会形态，可是它们都不具有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只有世界体系，才能对世界历史的演化特征作出有效的解释。

国家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且概念含义不明确，指称对象往往不能确定，况且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帝国体系是短暂的、混乱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帝国具有明确的世界历史意义，国家至多具有一个地域史的解释力度，不能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分析单位。世界体系大于国家(乃至帝国），它包括了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亚体系，它将人类社会分为前世界史和世界史两个阶段。前者是地域史或民族史，以国家演变史为代表；后者是世界史，以世界经济体的演变史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人类迄今以来“唯一的社会系统”，也是真正的世界体系。

同样社会形态也不能充分地解释清楚人类史的演变特征，更何况传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史理解为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逐次更替的过程，可是这又怎能说清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于一个历史时期呢？另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相对长的时期内是稳定的”，可同时它的社会结构却不断地发生着周期性变化，呈现为“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10]。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被解读为世界体系就显得更符合其实际进程特征。对此沃勒斯坦总结性地描述道:“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个我们所说的欧洲世界经济体产生了。它不是一个帝国，尽管它像一个大帝国那样幅员辽阔，并带有其某些特征，但它却是不同的，又是崭新的。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体系，而且这正是现代世界体系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因为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事实上，它的范围(很难说是边界）囊括了帝国、城邦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由于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它还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最终(我们将会见到）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11]

那么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到底有哪些本质特征？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一书中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十二条，即:“（1）无止境地积累资本是其推动力。（2）劳动的轴对称分工，其中存在着核心—外围的紧张关系，因而有某种形式的空间性的不平等交换［不一定是阿格里·伊美纽（Arghiri Emmanue）早期的界定］ 。（3）半周边地区的结构存在。（4）与薪金劳动相伴的是大规模的、源源不断的非薪金劳动。（5）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界与包括主权国家的国家间系统的边界之间的关联。（6）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起源早于19世纪，或许在16世纪。（7）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于地球的一部分(主要在欧洲），后来通过连续不断的‘合并’扩展到整个地球。（8）世界体系中存在着霸权国家，但完全的霸权或没有挑战的霸权时期是短暂的。（9）国家、种族团体或家庭的非原始特征就是持续创造和再创造。（10）作为体系组织原则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有着基本的重要意义。（11）反体制运动的出现同时削弱和增强了系统。（12）循环周期和世俗趋向的模式是系统固有矛盾的具体体现，它解释了我们目前生活其中的系统危机。”^[12]这些特征都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已经明确阐述的前提和观点”而“不是真理的列表，更不是一些信念的清单”。^[13]

还需要明确的是，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经济因素的集合体，而是同政治国家和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系，经济因素是世界体系的构成基础，其中政治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以及各类社会文化都是世界体系的加强元素，它集中了经济要素、政治要素、文化要素等全部社会资源。换言之，世界资本主义是我们在其中“毁灭了各种在历史上存在的共同体”又同时“拥有合约的义务”、“产生了新的共同体网络”，它是由单一世界经济体、多重国家间体系和多元文化间体系共同构成的“多重的、有意义的共同体”。^[14]一句话，它就是由多种亚体系组成的共同体。正因此，“现代世界经济体是而且只能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三、重新理解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问世后的很长时间里，被西方人看做“乌托邦”的代名词，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在现代世界舞台上却成了现实的社会运动和生活模式。沃勒斯坦由此提出，社会主义不是某种纯粹的社会理想，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反体系运动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替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另一种“新世界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应当从意识形态、反体系运动和世界体系上进行。

第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沃勒斯坦在《自由主义之终结》一书中提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关于理想社会的虚幻描述而不是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主义在1848年对它实施改造后，社会主义才摆脱空想性而成为了现代思想史上“三大政治意识形态”^[15]之一。尽管传统马克思主义把空想社会主义视为“早期无产阶级意识和利益的先声，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造现存社会、建立理想的新社会的愿望”^[16]，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说。其一，空想社会主义源于对原始资本积累的抗议，以平等主义为主导价值观，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是在经济领域中延续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使得社会主义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其二，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政治主体”；而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找到“无产阶级”。其三，空想社会主义不了解技术现代性正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反倒把希望寄托在技术现代性上；而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批判资本物化、劳动异化的利器。其四，空想社会主义限于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政治批判和物质批判。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17]。这种社会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而且是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马克思主义赋予社会主义的政治使命正是如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8]列宁说：“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19]共产党人要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党的核心任务。可见，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并由理论走向实践，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的思想基础。

第二，作为反体系运动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0]沃勒斯坦也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发生，可是他对这个运动的指认是异质的。依他之见，如果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从“第一期”进到“第二期”，那么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即社会主义运动就应当被看做“第三期”。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确是多数人参加的大规模运动，但它只能被看做反体系运动，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不公正”、“贫富分化”等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抗议活动。在他看来，19、20世纪发生了诸多抗议活动，尽管斗争形式不同、规模不等，但是运动基本上都是这种反体系的；即便1917—1989年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过是第三世界人民抗议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区对抗中心区的斗争。他在《新的反体系运动及其战略》一文中提出，大多数人都相信，社会主义是边缘区人民的福音，可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实践这个福音，因为它并没有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格局。1917—1989年社会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插曲。在1991年之后，苏东的许多人觉得选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返回”正常世界，他们放弃与中心区相对抗的政治路线，迅速向中心区靠拢。

为什么沃勒斯坦有这样的认识呢？这主要根源于他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思维。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反体系运动是边缘区抵制中心区的渗透和入侵，寻求平等发展的斗争。因此这类运动在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至多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发展”的抗议。可见，沃勒斯坦的反体系运动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而趋向改良。在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解决方式；而对于敌我矛盾，实施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仍然是必要的。社会主义走向实践，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运动，还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可是沃勒斯坦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形态，是不准确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它可能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活状态一起早就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如果说它是一种社会形态，那么它只可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在未来历史进程中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未来衰亡:比较分析观》一文中写道：“如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界定一个状态是封建主义，第二个状态是资本主义，第三个状态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时，也只有这时我们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国家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状态而直接从封建主义阶段‘跨跃’进入民族发展的社会主义阶段吗？”^[21]这就是说，已经出现的不是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它不会与资本主义相并存；即便我们把它视做社会形态，也不可能是并存的，因为社会形态是阶段论范畴，意指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独立的阶段；何况人们经常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先进的社会历史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可能出现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世界体系，它既不是重新分配的世界帝国，也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是社会主义世界政府（world-government）”^[22]。尽管“我们世界的现实——正处于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体系转变的早期阶段”^[23]，但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必定是由支持“这种转变”^[24]的人们所掌握。

不过沃勒斯坦对未来世界的“蓝图”没有一个清晰图像。他不仅坚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衰亡，而且矛盾地强调很可能有几个类型的世界体系，也可能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而代之。关键在于这种“取而代之”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是经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自然而然地老死。这使根源于沃勒斯坦的学说充满了矛盾:一边借口阶段论是进化论而拒绝之，另一边却用进化论指证这个“世界体系”是自然而然地进化的；一边借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世界经济体系而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论，另一边却用“社会形态”论指证这个世界体系是历史体系和社会体系。总之，对沃勒斯坦的社会主义观确实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

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努力的思想结晶，其理论主题复杂多样，内容博大精深。那么如何“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在世界体系分析的指导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早在1848年问世时就超越了“马克思的学说”的视域，成为一个“理论共同体”，它包括: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弥赛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称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时期兴起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摒弃了“弥赛亚主义”并转变成政党的政治意愿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又称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爆炸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努力寻找“自我的乌托邦”，在教育科学的名义下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多重理论，这是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由意识形态、政治纲领和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理论共同体。

第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讨论，早在沃勒斯坦之前就有了。伯恩施坦、曼海姆等人早就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问题在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虚假的观念体系”？当然不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本来面目和实际状况，它虽然是意识形态的，但它属于真正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学说。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伟大理论，它不是单纯的世界观而是现代政治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沃勒斯坦从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上理解了马克思的学说，可他却从否定意义的意识形态上理解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指责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可见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有所不同，沃勒斯坦在意识形态理解上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排除在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外，进而提出:列宁主义是威尔逊主义的“变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是专制主义、苏联帝国的霸权意识。不难看出，沃勒斯坦不只是误解了斯大林思想而且误解了列宁主义，乃至误解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沃勒斯坦在《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衰败后之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这样写道: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它描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行动原则、目的、策略，带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具体地说，它一般包括四项内容:①确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②要求工人阶级建立一个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组织性强、政治立场坚定、群众基础好的先锋队式政党组织；③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至关重要的途径；④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把建设社会主义与“寻求国家发展”结合起来。以此为据，沃勒斯坦把历史上的列宁主义称做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类型，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或苏联共产党）夺取和管理国家政权的政治纲领，通过发挥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组织城市暴动和军事行动，推翻了旧国家政权，并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第二个类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的马克思主义”，它主张和平斗争和走议会道路的政治行动纲领；第三类型是斯大林时代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它为苏联帝国的政权和扩张设计了一种合法性基础；而第四个类型是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共产党所坚持的“葛兰西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主张进行那种“文化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视做今天西方国家共产党的一项关键的“政治抉择”。^[25]沃勒斯坦还强调，在政治纲领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忽视如下内容:一是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各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不曾动摇过。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26]，只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各国社会主义者就能愈来愈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目标。^[27]二是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是复杂的，因而不能用某些国家共产党所奉行的“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和否定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三是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历史上却出现过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纲领。

第三，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沃勒斯坦曾说，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爆炸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解路向，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沿着科学主义路径把马克思主义视做千真万确的科学理论，这反倒把马克思主义从科学导向教条主义的非科学。他认为，在苏联东欧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名副其实地成为新型的学科而进入国民教育学科体系；在现代西方科学文化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早在19世纪中叶“出场”之际就激烈地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而且深刻地启示和激发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型，马克思主义还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应作如下修正: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他还在《开放社会科学》和《否思社会科学》的进一步思考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总体”研究方法已经显示出对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创新的强大活力。他认为，在学科教育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既是一门学科教育，又属于整个教育学科体系的思想资源；在学术研究上，马克思主义遵循了总体性辩证法的科学要求，广泛地汲取了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开辟了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充满活力的研究方法，因而当人们期待多学科融合的教育体系时，往往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28]。由此可见，西方现代教育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封锁由来已久，甚至连它成为一门教育学科都是不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不能宽容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共享西方大学教育资源和良性地变革大学学科教育体系。如果身处“开放知识时代”的当代西方大学教育不能宽容马克思主义，那么它就违背了现代大学精神的宗旨。因此整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是有效地变革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大学学科教育体系的合理选择。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29]，“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30]。列宁说过，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落后于实际生活”，而“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31]。

从上述分析看，沃勒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既有一些新意，又有一些不当。因此，我们应当给予具体的评判。

首先，在意识形态、政治纲领和社会科学界面上辨别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纠正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的某些混乱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西方学者）往往把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完全等同起来，甚至用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代替了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这样做是建立在它们二者的一致性上，但也忽视了二者的差异性，恰恰这种“差异性”蕴涵了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内涵和功能。人们在差异性理解中不难看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集中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理论内容，而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行动目标、方案、原则等实践内容，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实现和展开，它们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说。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则着眼于揭示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结晶不会受制于某种学科视界而必然地站在社会发展的整体视界上，探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演进特征和规律。可见从社会科学视界上能够揭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学科视界上狭隘地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它错误地用学科取代了科学。

其次，辨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间的内在差异，突出了“马克思的学说”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理论贡献。沃勒斯坦在意识形态视界上，把“马克思的学说”确定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把列宁主义确定为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把斯大林主义确定为苏联帝国的霸权意识，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意识形态；在政治纲领视界上，他认为列宁主义属于通常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纲领，斯大林主义恰恰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纲领，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左派”激进主义的政治纲领；在社会科学视界上，他着重考察了“马克思的学说”的文化归属问题，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从学科视界上肢解马克思主义反倒没有抓住它的本真内涵，提出应当超越学科视界而站在社会科学的整体视界上——即从文化性和学术性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学说”的科学性，肯定马克思学说对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变革意义。不过沃勒斯坦在差异性理解上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消极成分。一是通过夸大差异的存在意在制造马克思学说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把作为整体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生硬地撕裂开来，达到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根本否定；二是通过夸大差异而意在否定经典作家思想间的继承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囚禁于“马克思的学说”之中，达到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这是我们研究沃勒斯坦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警惕的内容。

再次，辨别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沃勒斯坦说过：“马克思不时地被宣告已死亡，而又常常被宣告已复生。诚如任何一位具有像他这样的有声望的思想家一样，在目前形势下，他的著作是首先值得重读的。”^[32]

尽管如此，沃勒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仍然带有某种意义的“过时论”。比如，在剩余价值的来源上，他认为马克思的判断过时了，因为今天的剩余价值不再来源于工人们的剩余劳动，而是来源于“不平等的交换”和国际化分工、乃至科技进步；在阶级斗争的作用上，他认为马克思的判断过时了，因为今天世界的斗争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各种反体系运动，它本质上是一系列民众纠纷，并且已经成为了今天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在资本主义危机问题上，他认为马克思的判断也过时了，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不再是经济危机，而是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并且这类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历史资本主义的致命威胁等等。所有这类理论都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深层研究，揭示其理论实质和错误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