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安全战略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面临的挑战

观察美国的亚太政策，人们常常看到在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差距，这在21世纪初年尤为明显。2003年底，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杰弗里・加藤（Jeffrey Garten）在一篇文章中耐人寻味地写道：“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但在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亚洲地区，它的影响力可能正在减弱。亚洲正在发生巨变，而美国的政策越来越难以跟上它的步调。……当布什展望未来时，他看到的是一个以反恐战争为主线的美国世纪。当亚洲人展望未来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亚洲世纪，其主线是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而反恐战争只是细枝末节。”^[18]历史终会证明加藤上述看法的深刻性。事实上，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有些甚至是相当紧迫的——挑战，包括如何因应中国的崛起，如何在“台独”势力日趋猖獗的背景下处理台湾问题，如何面对南北朝鲜走向和解的趋势，以及如何应付东亚经济一体化给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所带来的冲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如何因应中国的崛起便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特别是亚太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虽然“接触派”和“遏制派”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担心中国会谋求在东亚的霸权，挑战美国在本地区的地位和利益。出于这一担心，接触派在积极与中国交往的同时，念念不忘要采取防范措施，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同盟，维持一支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遏制派则走得更远，他们要求明确地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据此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作出重大调整。

然而，中国崛起对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真正挑战不是中国要谋求地区霸权，而是中国以和平、合作和建设性的方式崛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不是变得越来越好斗，而是变得越来越合作；中国不是越来越成为地区动荡之源，而是越来越成为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同邻国的关系不是越来越紧张，而是越来越改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会导致邻国的不安，明确提出要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友邻、富邻、安邻”的政策，通过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以实现双赢。中国在2001年11月与东盟达成协议，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此举引起亚洲和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被认为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上的历史性突破。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推进“10＋3”（东盟＋中日韩）进程和中日韩三方合作。2002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出席“10＋3”首脑会晤期间，向韩国和日本领导人提出了适时启动三国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的建议。200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10＋3”首脑会晤期间举行会晤，发表了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联合宣言，在东北亚合作方面取得新突破。在以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为主要宗旨的“上海合作组织”内，中国积极推进政治与经济合作，2003年该组织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对6个成员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由于中国所采取的合作和双赢的姿态，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从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更多地看到了机会，而不是威胁。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日程决定了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更加积极灵活地参与地区安全事务，以塑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在南亚、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国都对地区稳定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在南亚，2001年底和2002年初，印度议会大厦遭到恐怖袭击，印度政府宣称此事系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组织所为，印巴关系骤然紧张，两国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在此关键时刻，中国积极发挥其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使南亚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在中亚，美国发动的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战争结束后，中国慷慨解囊，为阿富汗的重建提供重要的人力和物力支持。2001年6月，中国推动成立了以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为主要宗旨的“上海合作组织”。“9・11”事件后，中国又抓住机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建设，深化各成员国间的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在北京设立了秘书处，在比什凯克建立了地区反恐中心，并于2003年夏举行了由该组织5个成员国参加的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军事演习。在东北亚，2002年10月朝核问题再度凸显后，中国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对美国和朝鲜劝和、促谈，启动了“六方会谈”的进程，推动该问题的和平解决。在东南亚，中国先是在2002年11月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继而又于2003年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还与东盟发表了《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些重大举措反映了中国愿意为维护东南亚的和平与发展承担义务，愿意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致力于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纵观历史，许多大国不仅追求强大的军事能力，而且也越来越沉溺于使用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布什政府指责中国“以一种过时的方式寻求可以威胁到其在亚太地区的邻国的先进军事能力”，似乎中国在步旧式大国之后尘。然而，不带偏见的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在淡化（当然不是放弃）其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的同时，日益强调政治和经济影响”^[19]。对国际事务一向表现出深邃的洞察力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认为，“中国不太可能把军事力量当作获得国际地位的主要工具。”^[20]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新安全观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思考，也昭示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方式。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并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21世纪初，中国又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命题。鉴于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中国提出要走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从“新安全观”的倡导到对“和平崛起”命题的探讨，表明中国致力于突破国际政治的历史宿命论和大国政治的悲剧，为国际秩序的重建铸造新的规范，为自身的发展找到更有智慧也更富有时代特征的路子。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既是基于中国崛起的方式，也是基于崛起的力量内涵，而对前者的担心甚于后者。正因为如此，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设计更多是考虑到中国会以一种破坏性和非稳定性的方式崛起。如果中国以传统的大国争霸的形式挑战美国，美国应付这种挑战会更加得心应手；但是当中国以一种和平、合作和建设性的方式崛起时，它将给美国决策者过时的思维方式和陈旧的政策套路带来棘手的挑战。

当美国担心中国会沿袭传统大国的行为方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和利益时，中国正在理念和实践两方面表现出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绝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也给美国在亚太地区传统的安全安排带来了挑战。季北慈（Bates Gill）认为，“从许多方面看，中国成功的外交策略和推动‘新安全观’的举动可以被视为北京为在该地区提出一种堪与华盛顿的安全框架相对应的另一类安全体系。”^[21]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安排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同盟和美国的前沿驻军，它过分强调美国主导和军事因素的作用，带有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鲜明印记。中国倡导的“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安全模式淡化军事因素，强调共同安全，注重平等参与，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这两种模式在理念和实践上都大相径庭。前者虽然有美国强大实力的支撑，但属于过去时；后者虽尚未蔚为大观，但却生机勃勃。

中国力量的上升还会导致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并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影响力。随着中国以一种负责任的、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地区事务，随着中国与本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的加强，他们会越来越重视同中国的关系，视对华关系为推进其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虽然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对华关系会取代对美关系，但对华关系的加强无疑会减少他们对对美关系的依赖，并在某些地区事务上同美国拉开距离。这里两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亚太的两个盟友韩国和澳大利亚。近年来，韩国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十分迅速，中国已在2004年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韩两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也极为接近，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维持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保持密切接触和磋商。在此背景下，韩国朝野越来越重视同中国的关系，韩国的“中国热”一浪高过一浪。2004年4月进行的一份舆论调查表明，63%的韩国执政党（开放国民党）国会议员认为韩中关系比韩美关系重要。在韩国出现的“疏美亲华论”认为，21世纪不再是美国的世纪，世界秩序呈美国、欧洲、东北亚三足鼎立之势，而中国是东北亚举足轻重的国家，它不仅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而且成功地促成六方会谈，并能够对朝鲜施加积极的影响，因此21世纪韩国外交的重点应该从美国转向中国^[22]。

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传统的政治与安全伙伴，在美国的地区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日本一起，构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南北双锚”。布什政府十分重视澳大利亚在实现美国亚太战略利益方面的作用，希望堪培拉在一系列地区安全问题上充当美国的积极追随者。尽管自1996年开始执政的保守的霍华德政府也将维护澳美同盟关系视为澳大利亚优先的外交课题，在地区事务中积极追随和配合美国，但在对华问题上逐渐同美国拉开了距离。近年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2004年，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已取代美国成为澳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澳经济学家估计，2004年对华出口对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澳大利亚人今后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中国的发展。”^[23]与中国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使澳大利亚越来越重视对华关系，不希望因同美国的同盟关系而影响其在对华关系中的重要的国家利益。《澳大利亚人报》主编保罗・凯利（Paul Kelly）认为，澳大利亚对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担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反对美国将其在亚洲的意图定义为“遏制”中国，因为这意味着强硬的美国单边主义的抬头，或者意味着吸纳美国的亚洲盟友加入地区性遏制计划。对澳大利亚来说，最可怕的局面就是不得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二是台湾问题。澳大利亚对台湾并不承担法定的义务。“一个中国”的政策极少在澳大利亚受到质疑。美国应该认识到，一旦台海地区爆发冲突，澳大利亚充其量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很可能只是发表一个声明。保罗・凯利警告说，“如果美国出现更加支持动武、更加无保留的亲台湾路线，就无法排除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出现裂痕的可能性。”^[24]保罗・凯利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澳大利亚官方的印证。2004年8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Alexander Downer）在访华期间表示，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亚不一定要自动启动《澳新美安全条约》，加入到帮助美国人“保护”台湾的行列^[25]。2005年3月，针对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唐纳重申，澳美同盟协定不会迫使澳大利亚参与美国卷入的所有战争。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也对唐纳的说法给予肯定，并在各个场合反复强调，介入台海冲突不符合澳国家利益。2005年7月，霍华德访问美国，他在与布什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同美国和中国有着不同的关系。但我对中美关系持更加乐观的态度，我知道两国的领导人理解在台湾问题上常识的重要性，承认两个社会之间存在着哲学上的差别。”^[26]华盛顿尽管对澳大利亚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在对华问题上同美国拉开距离的做法感到不快，但却不得不面对现实，2005年9月，美国军方、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向到访的澳大利亚一个议会代表团表示，在台海爆发美中冲突时，不指望澳大利亚会自动提供帮助^[27]。

一些敏锐的美国观察家已经觉察到上述变化。美国前驻泰国大使默顿・阿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和前驻韩国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th）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的一些邻国仍然担心中国，而让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做法仍然对它们有吸引力，只要这样做的代价不是太高。“但是，从长远看，中国的邻国认识到，就像必须根据天气状况的变化作出调整一样，它们必须对中国正在增强的力量作出调整。”^[28]美国军方的研究人员也坦率地指出：“美国必须认识到，虽然该地区的国家希望美国平衡——或者至少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日益壮大的影响，但是它们可能不想卷入任何遏制战略。”^[29]尽管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对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感到担心，但是中国这种影响力的获得既非通过军事手段，亦非强加于人，它在本质上是国家利益关系变化的结果。

与中国的崛起这一带有历史趋势性的结构性的挑战相比，台湾问题是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一个程度较低然而却同样棘手的挑战。布什政府执政的第一任期内，从“以台制华”的冷战思维出发，大力加强对台湾的政治与军事支持，可以说，布什政府是中美建交以来最亲台、对台湾支持力度最大的一届政府。在美国的支持甚至是怂恿下，陈水扁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推行渐进“台独”路线，大力“去中国化”，强调台湾意识，为“台独”制造社会文化条件。陈水扁连任后，誓言要在第二任期内为台湾制定一部新“宪法”，这表明“台独”势力的日程已从“文化台独”转向“法理台独”，以最终突破两岸关系的底线。面对日益猖獗的“台独”势力，中国大陆严正表明，将不惜一切代价粉碎“台独”。这意味着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期。由于美国长期插手台湾问题，台海危机很可能也会导致中美关系的危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2004年12月坦承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的地雷”，正是基于其对台海严峻形势的认识^[30]。

对美国来说，台海形势的发展正在挑战着其在台湾问题上长期奉行的“不统、不独、不战”的基本立场。在现存的台海政策框架下，美国在同两岸的关系中（与中国大陆是正式的外交关系，与台湾是非官方的然而却是实质性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但是随着“台独”势力的膨胀，美国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华盛顿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台湾，这意味着美国很可能会卷入一场台海冲突，与中国兵戎相见；要么明确反对“台独”，并以实质性的行动阻止陈水扁的政治冒险。如果美国在台海与中国对抗，那将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一大败笔，因为如同朝鲜战争导致了亚洲冷战的降临和中美两国20余年的敌对一样，中美台海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使本地区陷入分裂和紧张，美国将在很长的时期内面对一个敌对的中国，其在本地区的地位和利益也会遭到中国的顽强的挑战。如果美国坚定而明确地反对“台独”，那意味着美国不得不放弃其名为“一个中国”、实为“一中一台”的双轨政策，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性和自相矛盾之处将大大减少。事实上，在陈水扁的“台独”冒险路线的刺激下，布什政府已试图厘清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自2002年10月以来，布什本人在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多次表示“反对台独”，鲍威尔国务卿也在2004年10月的北京之行中公开强调，“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继续是我国的政策，是我们坚决奉行的政策”。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也在2004年12月表示，《台湾关系法》只要求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维持足够的兵力以慑阻中国大陆攻打台湾，但没有要求美国保卫台湾^[31]。这些重要的表态就是要向陈水扁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提醒他不要在“台独”路线上走得太快太远。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继续奉行“武台”、“卫台”的政策。美国坚持要台湾购买布什政府在2001年4月宣布的售台武器，继续推进同台湾的军事一体化，竭力提升台湾军队的作战能力。美国还会继续增强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以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威慑，阻止中国在必要时对台使用武力。此外，美国也要求日本加强同台湾的军事联系，提升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安全合作，让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更好地配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布什第二任期内着力在政策层面解决台海冲突爆发时日本如何向美国提供支持的问题。日本也会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积极介入台湾问题。“美日（中国）台安全同盟”将越来越实质化。在台海局势趋向严峻的形势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越来越深。

美国之所以难以在台湾问题上“忍痛割爱”，关键在于美国政治精英视台湾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提出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重大变化，中美关系也今非昔比，但“台湾属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的观念在美国保守政治精英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美国领导人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支持“台独”，另一方面又大力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提升美台军事关系，看似矛盾，实乃这一观念作祟使然。然而，这一冷战观念正面临着新的冲击。首先，随着两岸经济交往的加强，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不断攀升，台湾的经济前途也越来越维系于大陆。目前大陆已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吸收了台湾三分之一的出口，到2004年底，台商在大陆投资达1 000亿美元，占台湾海外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虽然两岸政治僵局短期内难以突破，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台湾未来将不得不同大陆实现某种形式的政治妥协。2005年3月，具有强烈的“台独”背景、曾在2000年台湾大选中力挺陈水扁的台湾奇美集团创始人许文龙发表“退休感言”，声称“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人民都是同胞姐妹”，强调“台湾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搞‘台独’只会把台湾引向战争，把人民拖向灾难”^[32]。无论许文龙这一表态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它折射了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大势，这就是两岸由经济融合到政治融合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台独”势力和美国的亲台势力为抗拒这一趋势，积极推动“美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但即使这一设想能够成为现实，两岸的人文和地缘联系以及经济互补性决定了台湾仍将决定性地依赖于大陆。其次，中国大陆更加灵活和建设性的对台政策将会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5年，台湾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连战对大陆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亲民党和新党领导人也率团来访，他们与大陆领导人达成了一系列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共识，展示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巨大空间。这一系列积极互动有助于使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形成更加务实和理性的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台独”势力推行挑衅性和对抗性的两岸政策的政治基础。最后，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发展壮大，中美利益的相互依存也会不断加深，美国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实现越来越取决于与中国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这意味着美国对华打“台湾牌”的空间在缩小。如果有一天台海局势的发展迫使中国政府向美国摊牌，要美国在台海两岸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国决策者很可能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考虑，不得不从根本上修正以台湾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的做法。

朝鲜半岛正在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也在挑战着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冷战时期，这里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冷战结束后，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利益集中交汇点，美国要通过对半岛的控制防止其他大国在东北亚的势力扩张和挑战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美国一直视它同韩国的安全关系为美国在亚太安全安排的主要内容之一。199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称：“正如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那样，我们同韩国的安全关系对维持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稳定依然起着中心作用。……即使在朝鲜的威胁消除之后，美国也打算为了维护地区安全而同韩国保持强有力的防务联盟。”1998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强调，美韩同盟“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一切外交、防务和经济活动的基础”，“韩国总统金大中公开表示，即便在朝鲜半岛实现统一后，维持双边同盟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仍具有重要价值。即便当朝鲜已不再成为威胁时，维持同盟与驻军仍然将有助于维持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33]。美国的战略谋士们深信，保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和继续将半岛置于美国的地区安全框架内是实现美国亚太战略目标的关键。2000年南北朝鲜领导人会晤传出金正日赞成美军继续留驻朝鲜半岛的消息，曾使美方甚感得意。

然而，朝鲜半岛的一系列变化正在冲击着美方的如意打算。首先是南北朝鲜的和解势头加强。冷战终结后，南北关系一度曾出现解冻的迹象。但后来由于朝核问题的突出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去世，南北关系陷入停滞。1998年金大中出任韩国总统后，致力于推行与北方和解与合作的“阳光政策”，朝鲜方面也予以积极回应。2000年6月13日至15日，南北领导人在平壤会晤，这是朝鲜半岛分裂55年以后的首次首脑会谈，双方签署了历史性的《北南共同宣言》，共同承诺为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努力。2002年卢武铉当选总统后，继续推行南北和解政策，南北关系进一步改善。双方同意分别向对方开放7个港口，开通东西海岸的两条主要道路，铁路货运也将于2005年正式开通。南北高级军事官员还举行会晤，商讨如何防止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生武装冲突的问题，并就具体措施达成了协议。此外，双方还同意停止在边境地区进行敌对宣传。其次是韩国国内反美情绪的上升。冷战时期，共同的战略利益需要掩盖了韩美之间的分歧。冷战结束后，韩国自主意识的强化，驻韩美军犯罪案件的频频发生，韩国民众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不满，以及韩美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这些都导致了韩国反美情绪的扩散和激化。2002年两名韩国女中学生被美军装甲车轧死事件更使反美情绪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到韩国社会的几乎所有阶层，其中以韩国青年学生的反美情绪最为激烈。与老一代不同的是，他们不太关注国家安全问题，而更关心民族统一问题。他们认为，美军在韩国的存在不仅导致了南北分裂状况的固定化，而且阻碍了南北重新统一的进程。卢武铉政府对南北关系和美韩关系的处理更多地反映了年轻一代的立场。

朝鲜半岛的上述发展正在给美国的地区安全政策带来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是韩美之间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韩国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奉行对北和解与合作政策，这一政策曾得到克林顿政府的支持，后者在1999年夏根据前国防部长佩里提出的对朝政策建议制定了对朝接触政策，这一政策也使美朝关系有所改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0年10月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禄访美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朝。但布什2001年上台后，抛弃了克林顿的接触政策，对朝采取强硬姿态，公开攻击朝鲜领导人，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家，意图对朝鲜实施“政权更迭”。2001年3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美，未能争取到布什政府对其“阳光政策”的支持，韩美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开始显现，韩国朝野对布什政府感到失望和不满。2002年10月朝核问题再度爆发后，美国不断向朝鲜施加压力，甚至发出战争威胁，韩国则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此问题，反对诉诸武力。韩国一些人士公开表示，即使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美国也不能对朝发动军事打击。在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框架内，韩国的立场更接近于中国而不是美国。韩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对朝政策的选择余地。

另一方面，韩国反美情绪的上升也给美军在半岛的继续存在投下了阴影。在反美情绪的驱动下，多数韩国人希望驻韩美军撤出韩国或减少驻韩美军数量。韩国《中央日报》在2003年1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7%的受访者支持驻韩美军全部撤出或减少数量，42%的受访者认为应维持目前规模，2%的受访者支持增加驻韩美军数量。《朝鲜日报》在2002年12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1.7%的受访者赞成驻韩美军撤离，54.8%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赞成和反对的比率分别是21.3%和62.2%^[34]。在目前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当然不会要求美国撤出或大幅度削减驻韩美军。但随着南北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如果民众反美情绪依旧强烈，韩国政府将不得不要求对驻韩美军作实质性的调整。实际上，2004年布什政府做出在2005年12月底之前削减1.25万驻韩美军的决定，既是基于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军事态势调整的需要，也是对韩国国内政治情绪的一种反应。鉴于驻韩美军在美国地区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其未来的不确定性无疑是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一种制约。

从长远看，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以及韩美关系的疏远还会削弱韩国在地区事务中配合美国的政治意愿。“美韩同盟的维持以及驻韩美军的继续留存，不仅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构成了其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35]事实上，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和台湾海峡局势的日趋严峻，美国已将“吓阻”中国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中心任务之一，并希望美韩同盟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据韩国《中央日报》透露，2003年10月6日至8日，韩美双方在首尔召开了“韩美未来同盟政策构想第五次协议会”。会上，美方提出了把驻韩美军转变成“地区军”的方案。根据此方案，驻韩美军在负责朝鲜半岛安保的同时，还将扩大其作用，把驻韩美军基地变成对外的军事基地，驻韩美军的活动半径将有可能扩大到台湾海峡。美方还设想在驻韩美军中部署应急部队，或让美国本土部队短期驻扎韩国，以防台湾海峡发生紧急事态^[36]。然而，随着南北关系的改善，半岛形势的日趋缓和，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正在下降，再加上韩美关系的疏远，韩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在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中扮演“小兄弟”的角色，要打上问号，特别是如果这种角色意味着韩国有可能与中国的关系出现紧张，更是如此。2005年3月，韩国总统卢武铉在韩国空军大学毕业典礼上讲话时明确指出：“我想非常清楚地表示，在没有获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驻韩美军不应当参与东北亚地区的争端。”^[37]这是韩国政府第一次就驻韩美军战略调整所作出的正式表态。2006年1月19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在华盛顿讨论了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问题。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一方面表示“双方认识到，随着美国调整其全球军事战略，驻韩美军需保持战略灵活性”，但同时又强调：“美国承诺尊重韩国的立场，在实现战略灵活的过程中，不会在违背韩国人民的意志情况下介入东北亚的地区冲突。”^[38]这表明，韩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愿意被美韩同盟卷入同中国的对抗。在此情况下，华盛顿要利用美韩同盟作为牵制中国的一张牌，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事实上，随着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周边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力量的上升和中韩关系的加强，韩国正在探索安全政策的重新定位。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韩国通过保持与美国的密切的同盟关系以获得安全。然而，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向美国一边倒的安全定位已不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需要，韩国希望奉行一种更加平衡和主动的安全政策。一方面，韩国努力发展同中国的安全合作。首尔认为，考虑到朝鲜的改革开放、朝核问题以及黄海的安全等因素，韩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即使美国对此持不同意见，韩国也应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积极推进。2005年4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尹光雄访华期间，向中方提出了定期举行国防部长会谈、在黄海进行联合搜救训练以及就国防政策举行事务性磋商等建议，韩国还希望在中韩两军间建立军事热线。卢武铉政府认为应将中韩军事交流提升至日韩水平。另一方面，韩国鉴于东北亚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和大国关系，正在谋求在该地区发挥某种“平衡”作用。首尔希望在保持与美国的安全同盟的同时，推动建立一个包括朝鲜半岛周边各国在内的多边安全体系，而韩国将在这一体系中发挥建设性的平衡作用。韩国希望此举将有助于抑制中日地缘政治竞争的升级，阻止美国对华奉行冷战式的遏制政策^[39]。长远看来，随着南北和解以及韩国与周边大国关系的进一步调整，韩国的安全政策将越来越多地带有自主、平衡和中立的色彩。

在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中，日本被置于首要位置。在小泉内阁执政的几年里，美日安全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加强。布什政府也许会将美日同盟的深化视为其任内亚太安全政策最重要的成果。然而，从长远看，这种过分依靠日本的战略很可能会被证明是缺乏远见的。从日本国内政治状况看，虽然对保持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存在普遍支持，但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小泉在外交和安全上对美一边倒的做法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小泉政府派遣自卫队赴伊拉克问题上，将近一半的日本民众持反对意见。未来的日本政府是否都能像小泉政府那样一味追随美国，是很成问题的。另一方面，亚洲特别是东亚国际政治的现实决定了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的主要空间是在经济和政治上，而不是在安全上。无论是朝鲜半岛还是中国抑或东南亚都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抱有警惕心理，它们都不希望日本过于活跃地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因此，华盛顿大力提升日本安全角色的做法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一现实的制约。

最后，东亚地区经济联系的加深和一体化的发展也会挑战美国现存地区安全战略的基础。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上的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由于需要美国的援助、投资、技术和市场，这些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采取了对美国“搭便车”的政策。然而，21世纪初东亚形势的变化正在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许多东亚国家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使之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1世纪初所发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和“9・11”事件的冲击使得东亚国家对美出口普遍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率所带来的旺盛的需求，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导致的关税下调和进口限制的放宽，东亚各国对华出口大幅增加，对华出口的依存度也大大上升。2003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04年，中国再次超过美国，分别成为韩国和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已成为韩日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东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也十分迅速。2003年，中国从东盟成员国的进口超过日本，成为东盟的第三大出口市场。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其次，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区内经济联系的加强，东亚的一体化也在21世纪初起步。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来自诸多渠道。首先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建立的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内的合作，这一合作框架越来越具有实质性，目前已在包括外交、经济、财政等领域建立了12个部长级合作机制。其次是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的“10＋1”合作框架。这方面的进展更快。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2005年7月，中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双方将于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这一协议。日本也与东盟在2002年签署了2012年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再次是中日韩之间的合作。2003年10月，三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签署并发表了历史性的《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同意推进经贸、文化、人员交流、政治与安全等14个领域的合作。最后是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如日本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自由贸易协定等。活跃的、多形式的区内经济合作使东亚的经济融合达到较高的水平。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截至2003年，东亚地区的区内贸易额已占到该地区总贸易额的54%，直逼欧盟64%的比例，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46%的水准^[40]。

随着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化，东亚国家对发展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设立由“10＋3”成员的学者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研究东亚合作的前景。2001年，该小组向第5次“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题为《迈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提出应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目标，并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具体建议。2002年11月，“东亚研究小组”向第6次“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最终报告，强调“建立‘东亚共同体’符合各国的利益和愿望，同时也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领导人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一报告。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首脑特别会议发表的《东京宣言》也提出，“双方将致力于建设东亚共同体”。2004年7月1日，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成员国外长在雅加达会晤，决定2005年在马来西亚举行首次东亚峰会，以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虽然有关各方尚未就“东亚共同体”的内涵和发展方式达成明确共识，但综合各方面的观点看，“东亚共同体”是有关国家对东亚一体化进程提出的高级目标，主要是从机制化建设入手，以深化区域经济融合、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为重点，同时加强社会、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个政治上协调、经济上合作、安全上共赢的东亚国家全面合作的机制^[41]。2005年12月14日，首届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举行，东盟成员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了此次峰会。会议签署的《吉隆坡宣言》认为，东亚峰会可以在地区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前在12月12日召开的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年度会议也提出，将继续以10＋3机制为主渠道，由东盟发挥主导作用，共同致力于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这一长远目标^[42]。虽然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仍处在摸索阶段，地区各成员国的想法也不尽相同，但东亚走向一体化的大势已定，前进的车轮已经启动。

那么，上述发展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的下降，将减少美国在政治和安全上影响这些国家的筹码。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处理其与美国的政治与安全关系时，将更多地从这些关系本身出发来考虑，而不必或较少顾及经济因素。不仅如此，如同前文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上升，它们可能会在处理同美国的安全关系时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中国因素，避免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过于密切而损害它们在对华关系中的利益。其次，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将渐渐地加强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并促进各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从长远看，这一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同盟的纽带。首届东盟峰会没有美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东亚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出于这一担心，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公开表示，美国不认为有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必要。他还警告说，虽然主权国家有这样做的自由，但它们的行动不应损害美国同亚洲朋友间的“良好而牢固的关系”^[43]。美国一些保守的国会议员和思想库人士更指责中国作为东亚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其意图乃是要将美国从东亚排挤出去。他们没有看到东亚的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大潮下的产物，是东亚国家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明智选择。他们以“零和”思维看待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的地区利益之间的关系，以静止的眼光看待亚太地区秩序，这使得他们很难客观而开明地对待东亚的这一发展趋势。然而，不论喜欢与否，东亚的一体化趋势将继续发展，新的地区秩序也会应运而生，而美国的亚太政策则不得不逐步适应这一变化的现实。

【注释】

[1]Barry R.Posen and Andrew L.Ross，“Competing Visions for U.S.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Winter 1996/1997），pp.5-53.

[2]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p.5.

[3]符泉生：“从克林顿旧金山讲话看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3月18日电。

[4]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s of America，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September 30，2001，p.4.

[5]Ibid.，“Foreward”，p.Ⅳ.

[6]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1.

[7]G 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 f f airs，September/October 2002，Vol.81，No.5，p.49.

[8]Henry A.Kissinger，“America's Assignment，”Newsweek，November 8，2004，p.34；Michael H.Armacost，“America's Role in Asia in 2004：An Overview，”in A merica's Role in Asia，The Asia Foundation，2004，pp.3-4.

[9]Harry Harding，“Contending American Views of the Asian Security Order，”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ecurity Affairs，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Tokyo，January 2 425，2001.除了这里提到的4种地区秩序观外，Harry Harding还提到了第5种——“遏制中国”，但作者认为它与“同盟体系”在政策理念和手段上基本相同，故将二者合而为一。

[10]这12项共同目标是：保障日本的安全，加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及维持应付影响美国与日本的突发状况的能力；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寻求有关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包括其核计划、弹道导弹活动、非法活动及朝鲜绑架日本人的人道主义问题；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欢迎中国在地区及全球扮演一个负责任及建设性的角色；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鼓励中国改善军事事务的透明化；鼓励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扮演建设性角色；通过北方领土的解决，达成俄日关系完全正常化；促进一个和平、安定和充满活力的东南亚；欢迎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区域合作，强调开放、包容、透明的区域机制；劝阻造成不安定的武器买卖和技术转移；维持海运安全。参见吴广义：“美日安保：跨出双边范畴”，《世界知识》，2005年第6期，第28页。

[11]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3—544页。

[12]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255、259页。

[13]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51、255页。

[14]罗伯特・罗斯：“美中和睦：大国政治、影响范围与东亚和平”，《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第10页。

[15]孙晋忠：“美国对华政策新动向”，《瞭望》周刊，2005年第12期（3月28日出版），第47页；Douglas J.Feith，“Freedom，Safety and Sovereignty，”Remarks 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Washington，D.C.，February 17，2005.http://www.defenselink.mil/policy/speech/feb＿17＿05.html。

[16]U.S.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p.13.

[17]Condoleezza Rice，“Remarks at Sophia University，”Tokyo，Japan，March 19，2005，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5/43655.htm；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http://usinfo.state.gov/ mgck/Archive/2005/Sep/2 2769678.html；查克・哈格尔：“美国须明智处理对华关系”，http:// usinfo.state.gov/mgck/Archive/2005/Aug/1 2519303.html。

[18]Jeffrey Garten，“Bush Behind the Smiles，”Newsweek，October 27，2003，p.32.

[19]Bates Gill，“China's Growth as a Regional Economic Power：Impacts and Implications，”presented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December 4，2003.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3hearings/written＿testimonies/031204bios/batesgill.htm。

[20]Henry A.Kissinger，“America's Assignment，”Newsweek，November 8，2004，p.34.

[21]Bates Gill，“China's Growth as a Regional Economic Power：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22]〔韩〕李元烨：“‘疏美亲华’：韩国的热闹话题”，《世界知识》，2004年第14期，第39页。

[23]戴军、王鸿刚：“澳大利亚很看重中国”，《环球时报》2005年10月17日，第10版。

[24]Paul Kelly，“Australian for Alliance，”The National Interests，No.71，Spring，2003，pp.8 794.

[25]“澳大利亚不愿在台海‘玩火’，台当局大失所望”，雅虎中文网，http://cn.news.yahoo.com/ 040823/55/25835.html。

[26]Sam Coates，“Leaders Affirm United Front on Terrorism，”Washington Post，July 20，2005，p.A3.

[27]英国广播公司：“澳大利亚不会军事介入台海冲突”，2005年9月22日，转引自《环球时报》2005年9月26日，第6版。

[28]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Foreign A ff airs，Volume 82，No.4，July/August，2004，p.127.

[29]詹姆斯・普日斯图普：“亚洲巨人已经崛起”，香港《南华早报》2003年12月23日。

[30]“Interview with Charlie Rose on PBS，”Richard L.Armitage，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DC，December 10，2004，http://www.state.gov/s/d/rm/39973.htm.

[31]“Interview：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L.Powell with Anthony Yuen of Phoenix TV，”Beijing，China，October 25，2004，http://usinfo.state.gov/eap/Archive/2004/Oct/2 6277540.html；“Interview with Charlie Rose on PBS，”Richard L.Armitage，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DC，December 10，2004，http://www.state.gov/s/d/rm/39973.htm.

[32]许文龙：“退休感言”，《联合报》2005年3月26日。

[33]U.S.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February 1995，p.10；U.S.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November 1998，pp.22，62.

[34]“韩国《中央日报》：调查显示韩国内反美情绪高”，新华网，2003年2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gjsm.htm；“对美国民意的调查”，〔韩〕《朝鲜日报》2002年12月22日，第15版，转引自苏俊燮：《冷战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与驻韩美军的未来》，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50页。

[35]王传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美韩军事同盟”，《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5期，第19页。

[36]徐宝康、黄晓峰：“美驻韩军队往西调”，《环球时报》2003年10月22日第1版；“美国防部决定台湾发生紧急事态时向半岛外派遣驻韩美军”，共同社华盛顿2005年1月14日电。

[37]http://news.china.com/zh＿cn/international/1000/20050308/12154833.html.

[38]“美国国务院表示美韩关系进入新时代”，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2006年1月20日，http://usinfo.state.gov/xarchives/display.html.

[39]刘复晨：“中韩军事热线年内要开通”，《环球时报》2005年4月18日第3版；Shim Jae-yun，“‘Balancing Role’Focuses on Possible China-Japan Conflict，”Korea Times，March 31，2005.

[40]曹明：“东亚峰会：谁的角色在变”，《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2月19日，总第257期，第20页。

[41]周宁：“‘东亚共同体’构想及其发展”，《世界知识》，2004年第10期，第51页。

[42]外交部网站：“首届东亚峰会签署吉隆坡宣言”，2005年12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xwlb/t226397.htm；“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吉隆坡宣言》”，2005年12月12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xwlb/t226055.htm。

[43]“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L.Powell：Roundtable with Japanese Journalists，”U.S.Department of State，Office of the Spokesman，August 13，2004，http://usinfo.state.gov/eap/ Archive/2004/Aug/1 36374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