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所面临的问题

第六节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所面临的问题

美日同盟的调整和加强是克林顿政府亚太安全战略最重要的一环，它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对日战略的两个基本目标：将日本继续留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内，防止东京奉行独立的安全政策；利用日本巩固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地位，以更好地对付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所发生的危机，因应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华盛顿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强化美日同盟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上述目标，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美国强化美日安全纽带的动机主要是让日本承担更多的义务，在地区安全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日本安全角色的提升，东京希望在防务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日本发展自己的侦察卫星就是一个例子。在1998年8月朝鲜发射“大浦洞”导弹后，日本迅即作出了要发射4颗侦察卫星的决定，而这意味着日本将拥有自己的太空情报搜集能力。日本的这一步骤是与美国的传统立场相抵触的。长期以来，美国为了保持日本在防务上对自己的依赖，既要掌握日本的“核保护伞”，又要掌握日本的“情报保护伞”。对于日本的上述决定，华盛顿最初的反应是否定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科特・坎贝尔（Kurt Campell）在东京表达了反对的立场。然而，在对日本的决定作进一步的分析后，五角大楼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日本决意要发展自己的侦察卫星，美国将很难加以阻止。随后，华盛顿不再反对东京的这一计划，只是要求美国的制造商能在这4颗卫星的生产中分一杯羹。与此同时，美国也注意到了日本在外交上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和自以为是的态势，包括在199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拒绝在联合宣言中使用“道歉”的措辞，1999年3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向进入日本海的2艘可疑船只进行追击和开枪射击，以及小渊惠三政府不顾美国的态度决定将2000年的8国首脑会议放在冲绳召开，而华盛顿则担心此举将重新激发人们对美国在冲绳驻军的不满。日本在防务和外交上显示出的新姿态引起了美国的担忧。1999年春夏之交，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召集情报分析人员、政府官员和日本问题专家研讨日本的战略意图。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正在奉行“两面下赌注”的策略，一面加强同美国的安全关系，一面又在谋求更为自主的安全政策，这样一旦因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下降而导致日美安全纽带松弛，日本将得以自处。与会者认为，上述趋势和美国政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如既希望看到一个强大和活跃的日本，又不希望它过于强大和在所有的领域都活跃，以及认为日本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结盟——使得美日同盟的管理越来越复杂^[60]。事实上，日本既要依靠美国的保护，同时又要增强自主性，谋求大国地位，而美国既要利用日本，又要控制日本，这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会长期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激化。

90年代中期东京和华盛顿调整与强化双边同盟的努力还隐含着这样的企图，即建立美日主导的地区秩序。要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需要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日美安全关系的调整提升了日本的安全角色，而在经济方面，日本的重要作用似乎本来是不成问题的，至少在约瑟夫・奈设计美日同盟调整时是这样。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日本在拉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作用的有限性。由于80年代形成的“泡沫经济”的破产，90年代初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97年度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7%，是23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日本银行坏账更高达6 000亿美元。1998年6月，日元急剧贬值，跌至过去7年9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普遍希望日本能够承担起经济大国的责任，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展开救市行动，以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尽管日本出资190亿美元帮助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但日元的大幅贬值使本地区国家深感失望，它表明日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承担为地区经济救急救难的义务。不仅如此，人们还怀疑日本此举是要趁机捞一把，通过日元贬值来促进日本的出口。在此情况下，人们普遍担心这将导致亚洲出现新一轮的货币贬值，从而加剧困扰地区和世界金融市场的混乱。所幸的是，由于中国坚持人民不贬值，并大力帮助香港维持其货币稳定，这一最坏的可能才没有出现。日本的表现使美国大为不满。克林顿政府虽一再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改革金融体制，但奇迹并未出现。舆论认为，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在于国家和企业都没有彻底解决“泡沫经济后遗症”的勇气。“政治家说这是官僚的责任，官僚说这是金融机构的责任。”^[61]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银行危机得不到解决，而政府在改革问题上又优柔寡断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1998年组成的新一届政府对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实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在此情况下，美国朝野对日本的指责声不绝于耳，对中国负责任的行为则大加肯定。美国前驻日大使曼斯菲尔德（Michael J.Mansfield）在克林顿访华之前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坦率地批评说：“虽说日本是亚洲的核心，但日本却不想去适应新的时代。好不容易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了，可是在金融等各项问题上，日本仍不想很好地正视现实，这一点与美国在90年代初发生不良债权大骚动时的情景一样。”曼斯菲尔德敏锐地指出了东亚变化着的政治经济动力，“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正在增强。虽说是相对而言，但日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这两方面都在下降。”^[62]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夏天的中国之行中，也一再称赞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的表现。然而华盛顿始料未及的是，其对日本公开的批评和对中国的赞扬，加剧了东京对美国“轻视”日本的担心和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不满，日本朝野普遍流露出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日本问题专家迈克・格林（Mike Green）发现，这种情绪是10年来最为敌对的^[63]。

上述发展至少在两方面挑战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前提。首先，冷战终结后亚太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方面的，这意味着那种过分强调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安全挑战、甚至置安全于经济之前的思路部分地缺乏现实感；其次，90年代日本经济所出现的问题暴露了日本在本地区的力量和作用的有限性，它意味着仅靠美日同盟并不足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地区秩序的支撑，特别是一个力量不断上升的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建设性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在此情况下，与90年代中期一边倒地主张加强美日关系的局面不同的是，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强调发展中美日三边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前驻日大使曼斯菲尔德指出，由于亚洲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的变化，“由日美中三国分担责任、为东亚稳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产生。”^[64]美日同盟调整的设计者约瑟夫・奈认为，东亚的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市场经济和多样化方面取得的进展，取决于日美中三国关系。他强调说：“日美继续保持密切关系是东亚稳定的关键，这对于日美中三国都是有益的。但是，日美两国各自也应与作为这种三角关系中‘一角’的中国发展双边关系。”^[65]哈佛大学教授、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的傅高义（Ezra Vogel）指出，冷战的结束和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已经在亚洲推出了一个“三国并存的新时代”。中国、日本和美国同时成为亚洲强国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只有中国、日本和美国取得了力量均势的稳定，并在对付这一地区的危险方面达到高度一致，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才有可能实现。”傅高义批评在这三个国家间建立富有建设性的三角关系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他认为1997—1998年中美元首互访和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66]。不过，在主张发展三边关系的意见中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认为应发展中美日等边三角关系，另一种则主张在维持美日密切关系的同时改善日中和美中关系，确保美日关系这条边始终比美中关系的边要短。两种看法的分歧在于华盛顿应如何拿捏同北京和东京的关系的分寸，掌握处理三边关系的政策技巧，而它们的共同点则是认识到中日之间正在发生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意识到这种变化对亚太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对美国地区战略的挑战。

那么，美国在调整和强化美日安全关系的同时，又是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的呢？

【注释】

[1]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2]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3页。

[3]同上书，第60页。

[4]新华社东京1996年3月29日电：“日防卫厅官员称日美安全体制是亚太地区稳定因素。”

[5]“修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指导方针’的背景和课题”，《产经新闻》1996年4月8日。

[6]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第392—396页。

[7]“外务省在重新确立安全体制方面打算推进战区导弹防御构想”，《产经新闻》1995年2月25日。

[8]《日本新防卫大纲》，新华社《参考资料》1995年12月28日，第46页。

[9]晋林波：“美日同盟再定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第37页。

[10]富山泰：“美国对日美安全条约‘重下定义’的目的”，〔日〕《世界周报》1995年10月17日。

[11]时事社：“外相和防卫厅长官同美国防部长会谈”，1995年11月1日。

[12]杨运忠：“日美首脑会谈前两国关系面临的课题”，新华社《参考资料》1995年11月11日，第29—30页。

[13]冈崎哲也：“面临转折的日本安全政策”，《朝日新闻》1996年4月15日。

[14]《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全文》，新华社《参考资料》1996年4月19日，第19—23页。

[15]“日美政府发表致两国国民书”，新华社《参考资料》1996年4月20日，第17—19页。

[16]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关系》，第48页。

[17]Joseph S.Nye，Jr.，“Coping with Japan，”pp.11 3-114.

[18]转引自冯昭奎等著：《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19]俞宜国：“1996年日美关系三大特点”，新华社《参考资料》1997年1月8日，第16页。

[20]冯绍奎：“日美安保体制与日本的大国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8期。

[21]史蒂夫・格莱恩：“日本军方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变得更加好战，从而使美国感到高兴”，《华尔街日报》1996年5月15日。

[22]“美日同盟计划研究会两主席致日美首脑建议书”，新华社《参考资料》1997年3月25日，第49页。

[23]船桥洋一：“有事合作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朝日新闻》1996年4月15日晚间版。

[24]中西辉政：“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构图的改变与日美关系”，《朝日新闻》1995年11月18日。

[25]新华社东京1996年3月29日电：“日防卫厅官员称日美安全体制是亚太地区稳定因素。”

[26]“美日同盟计划研究会两主席致日美首脑建议书”，新华社《参考资料》1997年3月25日，第48页。

[27]詹姆斯・奥尔：“要维持美日同盟，日本必须采取灵活政策”，〔日〕《世界周报》1996年12月3日。

[28]Ralph Bunche Institute on the United Nations，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Revitalizing the U.S.-Japan Alliance：Report of WorkshopⅡ，”p.9.

[29]“克里斯托弗就美对华关系发表演讲”，新华社华盛顿1996年5月17日电。

[30]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第117页。

[31]“时事社报道《日美两国首脑会谈要点》”，新华社《参考资料》1996年4月19日，第17页。

[32]Hisahiko Okazaki，“China：Function of Japan-U.S.Alliance，”The Daily Yomiuri，August 28，1995，p.5.

[33]“宪法解释是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障碍”，《产经新闻》1996年5月27日。

[34]“美日防务合作安全协商委员会指导方针回顾进展报告”，新华社《参考资料》1996年9月22日，第16页。

[35]《读卖新闻》1997年9月24日，转引自刘江永：“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何以令人忧虑”，《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第7页。

[36]“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于巨良主编：《日本军情瞭望》，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257页。

[37]吉田清久：“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决定‘协调机制’”，《读卖新闻》2000年9月12日。

[38]刘江永，“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何以令人忧虑”，《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第8页。

[39]薛君度、陆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40]于巨良主编：《日本军情瞭望》，第253页。

[41]社论：“将推动安全保障合作的新指针”，《读卖新闻》1997年9月24日。

[42]Yoichi Funabashi，Alliance A drif t，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9，pp.38 6-387.

[43]1997年底秋山因防卫厅内发生贪污事件而辞职，台湾为感谢他在这一关键时刻的“贡献”，出资10万美元资助其赴哈佛大学进修。——“‘台国安局’外泄密件显示台曾花巨款收买日军政要员”，《联合早报》2002年3月26日。

[44]于青：“众院通过‘新指针’之后”，《人民日报》1999年4月30日，第7版。

[45]朱锋：“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与日本政策动向”，《当代亚太》，1999年第9期，第10页。

[46]“日本《周边事态法案》”，新华社《参考资料》1999年5月26日，第12页。

[47]时事社1999年4月20日电：“日本政府发表统一见解就周边事态的认定追加两种类型”。

[48]吉姆・曼：“随着美日关系的发展，中国已经有所察觉”，《洛杉矶时报》1999年5月5日。

[49]共同社：“发生质变的日美安全保障”，1999年4月29日至5月1日；本田忧：“亚洲太平洋圆桌会议对日本的关注”，《朝日新闻》1999年6月9日。

[50]共同社：“发生质变的日美安全保障”，1999年4月29日—5月1日。

[51]“日报说日本向可疑船只射击意在敲山镇虎对中国产生牵制作用”，新华社《参考资料》2001年12月28日，第1页。

[52]“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新华社《参考资料》1998年9月22日，第12页。

[53]宫本信生：“日俄关系的重要性为何仅次于‘日美关系’”，《中央公论》1999年2月号。

[54]中岛香织：“以美日同盟为杠杆的战略性对华接触——与中国交往的战术”，〔日〕《世界周报》1999年4月6日。

[55]古森义久：“发生了变化的日中关系”，《产经新闻》1999年2月7日。

[56]吴寄南主编：《站在新世纪入口的日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6页。

[57]“外务省在重新确立安全体制方面打算推进战区导弹防御构想”，《产经新闻》1995年2月25日。

[58]Stephen A.Cambon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tre Missile Defence in North-east Asia，”Survival，Vol.39，No.3，Autumn 1997，pp.6 6-67.

[59]“美暂不考虑邀台湾加入TMD”，〔美〕《世界日报》1999年2月13日。

[60]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Japan's Evolving Strategic Calculus，”June 16，1999.

[61]社论：“不信任感产生的消极连锁反应”，《每日新闻》1998年6月13日。

[62]岩村立郎：“日美中新世纪”，《朝日新闻》1998年6月9日。

[63]“Between Guns and Economics，”Economist，November 28，1998，Vol.349，p.28.

[64]岩村立郎：“日美中新世纪”，《朝日新闻》1998年6月9日。

[65]约瑟夫・奈：“竞争、牵制、平衡的力学——日美中不等边三角关系”，〔日〕《读卖》月刊1999年1月。

[66]傅高义：“中美日三角关系有利于亚洲的稳定”，《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9月18日。